第十五章 文化与神经症

    即使是最有经验的分析师，也会在分析中遇到新问题。对于每个病人，他都要面对他从未遇见过的困境，面对那些很难辨别、更难解释的态度，面对种种难以一眼识破的行为反应。回顾前面章节里所描述的错综复杂的神经症人格结构和其中牵涉的诸多因素，这种种变数并不令人惊讶。一个人的遗传特质和————尤其是童年时期的————人生经历这两方面的差异使得相关因素的构造发生了无限的变化。

    但是，正如一开始说到的，尽管有这些个体差异，但神经症借以形成的决定性冲突总是相同的。总之，我们文化中健康人也面临着同样的冲突。我们不可能清楚区分神经症和正常，这已是老生常谈了，但仍有必要再说一次。许多读者，面对着在个人经验中所意识到的种种冲突和态度，可能会扪心自问：我究竟是不是神经症？最有效的标准在于，个体是否感觉受阻于内心冲突，是否能面对这些冲突并直接处理它们。

    一旦认识到，在我们的文化中，神经症患者受同样的潜在冲突驱使，并且在较小的程度上，正常人也面临着这些冲突，我们就再一次面临着本书开始时提到的问题：我们文化中哪些条件使得环绕在神经症内核周边的是我所说的那些冲突，而非其他东西？

    弗洛伊德只是有限地考虑过这个问题；他的生物取向缺乏社会取向的对立面，因而倾向于把社会学现象主要归因于心理因素，然后把这些心理因素主要归为生理因素（“力比多”理论）。这种倾向导致精神分析作者认为：战争是由死本能的作用造成的，我们现在的经济体制是基于“肛门期”性欲的动力，机器之所以没能在两千年前出现是因为那个时期的自恋，诸如此类。

    弗洛伊德没有看到文化源于复杂的社会过程，而主要视之为生理动力的产物，这些动力被压抑或升华，其结果就是建立起反向作用机制（reaction formations）来对抗它们。这些动力的抑制越彻底，文化就发展到越高的层次。由于升华（sublimation）能力是有限的，强烈地抑制种种原始动力可能导致神经症，因而文明的成长必然意味着神经症的增长。神经症是人类为了文化发展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这一系列观点背后所暗含的前提是相信存在受生物因素所决定的人性，或更准确地说，认为所有人类身上都具有近似等量的口腔动力、肛门动力、阴jing动力以及攻击动力。性格形成上因人而异的种种变数————就像因文化而异的变化一样，其机制在于不同个体所需要的压抑程度不同，以及不同个体所固有的不同额外限制使这种压抑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各种不同的动力。

    历史学和人类学研究并没有证实文明程度与性动力或攻击动力的压抑有这种直接关系。该理论的谬误之处主要在于其假设的是定量而非定性的关系。该种关系并不在于压抑程度与文化程度，而在于个人冲突的性质与文化困境的性质。定量因素不能忽视，但它只能评估整体框架这一个方面。

    我们文化中所固有的某些典型困境，会以激发各种冲突的形式反射在每个人的生活中，渐次积累起来就有可能导致神经症的形成。我不是一个社会学家，因而只能就神经症和文化的关系这个问题的主要倾向作一个简单的揭示。

    现代文化在经济上是基于个人竞争法则的。孤立的个体不得不与同一群体的其他个体竞争，不得不超越他们，并且常常是把别人推到一边。一个人的优势往往正是别人的劣势。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心理后果就是个体间存在一种弥散性的敌意。每个人都是另一个人真实或潜在的竞争对手。同一行业中，这种情况非常明显，不管是追求公平合理，还是努力伪装得礼貌体贴。不管怎样，必须强调的是，竞争以及与其相伴的潜在敌意，已经扩散到了整个人类关系中。竞争是社会关系中的一个主导性因素。它扩散到了男性与男性、女性与女性的关系中，不管竞争的目标是名气、能力、魅力还是其他社会价值，无不极大地损害了稳靠友谊的可能性。正如已经揭示出来的那样，它还扰乱了男性与女性的关系，不仅在选择伴侣上，也在整个优势地位的斗争之中。它还扩散到了校园生活中。而且也许最为重要的是，它扩散到了家庭环境当中，以至于孩童在非常早的时候就被打了这种预防针。父子间竞争、母女间竞争、手足间竞争，虽然不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现象，却是文化环境刺激下的惯常反应。弗洛伊德注意到这种竞争在家庭中的作用，例如在他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概念和其他假设中都出现了竞争这一概念。然而，必须补充一点，这种竞争本身并不是生理条件————而是既定文化条件的结果，并且家庭环境也并非挑起竞争的唯一环境，而竞争性刺激在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的所有生命阶段都很活跃。

    个体间的潜在敌意会不断激发恐惧————害怕他人的潜在敌意，又由于害怕他人的报复而得以加强。对于正常人，另一个恐惧的重要来源是失败的可能性。害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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