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 静与减

动一静，互为其根。”又曰：“主静立人极。”人极与太极不同。太极自无生有，人极则自有生无。羊虎同群，性不同。羊不杀虎，虎必杀羊。人为五行之秀，万物之灵。使人治其群，则驱虎于深山，善牧其羊。此则羊与虎皆所不能，唯人能之。故太极之下，唯可立人极。天地能兼生羊与虎，但不能使羊与虎必相远勿相近，唯人能之。故曰人能赞天地之化育，而与天地参。如火盛人能喷水以灭火，水盛人能筑为堤防，使水不泛滥。人能尽五行之性，以善其人群，此乃一种人文科学。何以能此，则必全人之性，存而勿失，此曰静。故主静立人极。

    人有欲，则动而向外，孟子称之曰“放心”。心放在外，则性亦渐失而不见。故曰“存心养性”。先存其心，而后性有所养。静则心不动而存。故孟子曰：“我四十不动心。”又曰：“养心莫善于寡欲。”欲与情有别，先养其性与情，则所欲皆一发于正。性情为之本，则所欲亦可一内外。务于外，求其所欲，则内失性情之正，而欲乃无穷，终不能达，亦于外物有害。如是则人生一于动而无静，与天地之一动一静互为其根者又大相违。中国人称之为天人之争。天指性言，人指欲言。宋儒曰性即理，则性欲之争即理欲之争。戴东原孟子字义疏证主得所欲即为理，较宋儒言，可谓大失之。当谓符于理乃为可欲，则始得之。

    近代科学家乃谓发明物理可以满足人欲，斯又失之。人欲日滋月长，无可满足。所谓物理，亦本于人之性情而见。以人情见物理，与以人欲见物理，所见之理大不同。如虎遇羊，认为可噬，此乃在虎有欲噬之心，非在羊有可噬之理。而虎之欲噬之心，则本于其性。性不同，斯理亦不同。人性之善，较近于羊。而人性之智，则远过于羊。故人性可以谓之仁，而羊性则终不得目之为仁。盖仁必兼智，智必待学。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西方人之学，则重智不重仁，又不同。孔子本于性情以为学，西方之自然科学则不仁无情，有失于人之全性。不仁无情而济之以学，则其为害恐将有甚于其为利矣。此诚近代国人好治西学者之所当究。

    人性皆然，何以东西方有如是之不同。孔子曰：“性相近，习相远。”西方古希腊以商业为主，商业内不足而求之外，求有得，则益进不已，遂唯见欲而不见性。然亦不得谓西方人性恶，能改其习而返之正，则善性亦自见。但少成若天性，积几千年之传统，一旦改弦更辙，亦自难。唯当就其习以为改，或主先复兴宗教，使与科学持衡得平，为其改革之一途。但如最近耶回之争，则又无奈之何矣。

    陆象山言，“人方求增，我唯求减”。西方财富权力，日增无止境。人生正当理想，亦莫如求减。权力减，财富减，庶得与贫弱日增其同情。私欲日减，同情日增，则人性渐复。或疑事减则若闲，不知人生正大有事在。居家则奉老抚幼，此属门内事。出门则爱国家，爱民族，以忠信爱其群，岂不大有事在。事在性情在生命，与在功利在物欲，所事不同。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西方人所有事，重在功利物欲，所患不在忘，在助。揠苗助长，反以丧苗之生。象山主求减，亦在求其勿助长。其门人乃一意静坐，若将忘其必有事，宜为朱子所斥。西方人求助长，印度人则求忘。濂溪主静立人极，静非忘，减亦非求无事。唯事来务助长，则必功利物欲之归矣。

    生命寓于时间，时间当下即是，亦转瞬即逝。勿可忘，忘则不觉有时间之存在。但亦不可助长，求其时之住，与其延长，与其速，与其即来，皆不可能。时间刹那即变，但变亦有常。时间永古长在，但亦倏忽即变。如婴孩以至老死，乃有新生继起，此即道家所言之自然。道家转而为长生家言，则又失其真。长生家有铅汞之术，乃引生西方之化学。但铅汞非生命，求以非生命助长其生命，西方一切现代科学皆由此。乃使此下将成为一物世界，而驾于生命之上，生命仅居次位。果使生命得替代，则此下将为一无生命之世界。人之求于物质机构者，其果如此乎？

    近人多言科学可减少工作时间。尽得闲暇，自寻快乐，岂非人类文化一大进步。然生命即工作，中国古人言，“小人闲居为不善”。于工作外求闲暇，闲暇中求快乐，人生一切堕落，一切罪恶，皆由此起。一阴一阳之谓道，工作劳动乃生命之阳面，闲暇休息乃生命之阴面，一动一静互为其根。人当于工作中有闲暇，闲暇中有工作，和合为一体。果分别为二，则无往而不失其生命之正矣。故娱乐工作亦为一体。

    中国文学自豳风以至清末，多悯农诗。而农自可乐。工附于农，不附于商，工农皆一生命表现，亦即艺术表现，亦即德性表现。西方商业社会盛行博物院，其中陈列多采自巴比伦、埃及，希腊仅居其次。尤著者乃如埃及之金字塔。凡此皆非人生工作，乃于人生外别创工作。不于工作上表现出生命，乃俯顺屈服牺牲生命以为工作，表现生命中一奴性，亦以显示当时埃及皇帝无上之欲望与权力。以一人之意志，奴役万人之生命，乃有此金字塔之制成。中国最近发掘得秦始皇墓，庶相近似。然始皇墓始终湮没不彰，不为汉后人所知。阿房宫为人所知，则一炬成灰，后世不加惜，反加快。而如四川灌县之水利工程，则修益加修，精益加精，直至于今不废。李冰父子二王庙，亦永受后人祭祀崇拜。即以灌县离堆工程与二王庙之建筑，与埃及金字塔相比，亦可见中西文化相异之一斑。离堆工程，自秦迄今两千年，杀身舍生者又何限，但皆成仁取义而去。故离堆工程遂得为中国名胜古迹之一。

    娱乐亦性情，工作者先有乐，乃可得人之同乐。金字塔乃孟子所谓之独乐乐，灌县离堆工程则孟子所谓之众乐乐。金字塔遂使埃及人永失其生命，而灌县离堆工程则使两千年来四川人同得其乐。故离堆工程乃一生命工程，而金字塔则不得称为生命工程。亦可谓近代西方科学之一切进步，多非生命进步。而中国自大禹以至李冰父子，大圣大贤，一切工程一切建设，不仅科学，亦寓有宗教教育之大生命意义在内。凡中国至今尚存之一切传统，一切建设，一切工程，皆如此。此皆中国人所谓之礼乐，乃即生命之崇高表现，而岂专在物质机械上用心者可比。

    娱乐中又有绘画与歌唱，此两事原始人类即知即能，然中西双方传递有不同。西方人绘画但求其与外物近似，如画山水，即坐山水前临摹，谓之写真。中国人五日一山，十日一水，提笔作画，乃画我心中之山水，故曰写意。写真即科学，写意乃人文。心领神会，即同是我之生命。故中国人画人物亦曰传神。西方人论女性体段重三围，中国人则曰临去秋波那一转。三围之美具体在彼身，诱生我欲。临去秋波，抽象一动，在彼亦在我，此谓之情。使其无此一转，则三围之美又与我何涉。故三围仅物质之可欲，而一转乃生命之相通。中西双方审美观念之不同又如此。近人又必谓西方重客观乃科学，中国主观非科学。但非主无客，无情不美。中国俗语情人眼里出西施，实亦一种人文科学。

    歌唱，歌者先自乐，而闻者亦同其乐，此乃生命之真乐。歌以求人乐，则歌者先无乐，闻者之乐亦复不真。诗三百，歌者先有其乐。离骚九歌，亦歌者先有其哀。汉乐府亦诗骚之流，每一歌中亦自具一番真情。唐诗人白乐天，咏浔阳江头商人妇之琵琶曲，亦以自鸣其哀怨斯始为贵。若以歌为技，为谋生一职业，斯又何贵。

    中国近代京剧，有讽有谏，有劝有惩，功在教谕风化。操此业者，固亦藉以谋生，然毕生情趣，亦寄寓其中，故不为高雅君子所弃。又演剧娱神，民亦同乐。若以演剧为纯商业，观剧为纯娱乐，则中国风俗初不如此。谭鑫培梅兰芳名震一世，但其登台，终非专供人乐。而善唱善演，亦终不如画家之闭门挥毫自得其乐之为高。此皆中国旧观念，莫不有甚深生命意义寓之。

    中国又有武功一项，如武当山，如少林寺，道士僧尼，出家闲暇，乃以习武。不为表演，不为比赛，师徒相传，积数百年，乃成绝艺。偶一用之，乃为侠义，无他心。得人崇敬，亦出真诚。清末义和团，亦本侠义心，事败称拳匪。但凭枪炮杀人灭国，恣意所欲，中国人心有不服，乃称八国联军，庄严肃穆，又何词讥之。此则史学文学分道扬镳，各自专门，记载史事不知以文学用心，乃有此弊。至于中国功夫，亦非西方所能。最近忽有人在电影中表演，大获西方人佩服，中国功夫乃成现代一专门名词。但此等功夫纯是一种生命精神之凝聚。若在电影表演，则是西方功夫，绝非中国功夫，此又不当不辨。唯今国人一经西方人称赞，又有重利可得，相习成风，则诚可悲叹矣。

    中国人传统心习，看不起机器。但机器胜过功夫，即据义和团一例可见。中国以人为万物之灵，机器则灵过于人。人转为机器操作，得闲暇，别寻快乐，乃成为人生之唯一目的。则人生之意义与价值又何在？孔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又曰：“颜子居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孔颜所乐，即在其日常工作中。西方人谓文化自闲暇来，中国则文化自勤劳来。文化即人生，人生乃勤劳，非闲暇。

    故工作当自性情来，不当自欲望来。性情中亦自有欲望，但不当为欲望而漫失其性情。性情出于天赋，亦即自然，中国人合称之曰性命。天人合一即在此。不知性命，徒求生活，则兽生禽生，生而无灵，何得谓之人生。中国人最所寻求者正在此。寻得到此，则工作闲暇快乐苦痛皆一以贯之，又何分别可言。寻不到此，而唯机器功利之为见，则人生最高境界亦唯一项机器一番功利而止。象山之言减，濂溪之言静，诸葛亮言“澹泊明志，宁静致远”。澹泊斯能减而静。孔子曰：“富贵不可求，从吾所好。”孔子之所好，亦唯心存淡泊始能明之。中国人之理想人生大率如是，而岂能语于今日之西方功利昌行之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