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文与物

人道乃大行。中国人所谓通天人合内外，亦如是而已。唯人生复杂多变，故须学乃能尽人以尽天，成己以成人，而推之于成物。而主要契机则在己。故人类之忠信，乃与万物自然之忠信大不同。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若不为己而仅为人，则于己不忠，而亦难信于人矣。

    孔子又言仁。仁亦人之性。唯忠信，十室之邑有之，仁则非学养之高不能至。忠信如人之在婴孩幼童期，仁则百年期颐，非尽人可达。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乃勉人之辞。曰“若圣与仁，则我岂敢”乃自谦之辞。孔子又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仁之达于人赖于艺。孔子当时有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则礼乐之本皆在人心之仁。周公修礼制乐，治平天下。顺一家之心斯家齐，顺一国之心斯国治，顺天下之人心斯天下平，其本亦在仁。故必依于仁而始游于艺。艺亦须学，孔子即以六艺教，其本则在仁，在人之心，在道义，而功利亦兼在其内。

    孔子又曰：“君子不器。”器则仅供人用，宁有人生乃仅供人用者。凡艺则必赖器，礼乐射御书数皆有器。然器供人用，心则用此器者。人身亦如一器，心则用此身者。人生大道必养此身以供用，非即以养此身为人生之大道。误以养身即为人生大道，一切艺皆为养此身，流于不仁，而艺遂为杀人之利器。如今之资本主义工厂机器，以及帝国主义之核子武器皆是矣。

    樊迟问为农为圃，孔子曰：“我不如老农老圃。”又曰：“小人哉，樊迟也。”农圃亦有艺，人生所不可缺。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为农为圃，岂无忠信。然仅求供用，则为小人。子路长治军，冉有善理财，子贡能言语，擅任外交使节，但军事财务外交亦皆艺。专于一艺，仅供人用，故孔子亦以子贡为器。但为瑚琏，藏于宗庙，不易使用，乃器中之贵者。而其斥冉有则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君子不器之义斯可知。

    颜渊曰：“夫子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文亦皆艺。孔门六艺，即夫子之文章。唯能博，斯可游。但必约以礼，即内心之自忠信而达于仁。故孔子称之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不限一艺，则不为一器。非无用，乃可大用。藏而不用，即吾道不行。孔子之学，其要在此。或疑此与科学现代化太不合。然如前英国首相邱吉尔，亦曾任海军部长，但非学海军出身。其在第二次大战时，岂不对英国有大用。英国最先采用中国考试制度，然专治某业，仅能出任某一部之常务次长，而部长与政务次长则非专治此业者。又如美国今总统里根，曾为电影明星，然并不以电影演员之一艺而获选为总统。则今日西方政治上之用与不用，尚亦无逃于孔子当年之理想，但不能如孔子之明白提出以教人。

    近代西方人所明白提出教人者，则以专习一艺为主。如专习广告，则专为商业骗人。专习核子武器，则专为杀人刽子手。而对于超乎群艺之上，以领导运用此群艺之一道，则转无此教，乃亦无此学，此则终成为西方文化一大病。或疑西方有哲学，不知西方哲学非如孔子之志道据德依仁游艺之学。严格说来，西方哲学亦仅一艺，可列入孔门文章之内。而夫子之文章，则非西方哲学所能尽。近人或以孔子为一哲学家，则远失之。

    中国人之学都不限于一艺。即如文学，古代如屈原作离骚，岂得谓其乃有志专为一文学家，专限于一艺。后世如陶潜、杜甫、韩愈、欧阳修，亦岂得谓其专求为一文学家，专限于一艺。诸人实皆志道据德依仁而游于艺，乃发为诗文。则亦其游于艺之表现成就有如此。西方文学如小说如剧本，则专为供人闲暇之娱乐。其故事不外恋爱、战斗、神怪、冒险、侦探等，紧张刺激，曲折离奇，出人意外，入人心中，如此而止。岂得与中国文学，上自诗骚下变为陶杜韩欧者相比。然中国亦有流传在社会下层之小说剧本，亦以虚造故事供人娱乐为宗旨，其内容，其题材，亦大体若与西方相似。然终不脱中国传统，仍存有其志道据德依仁之意味，与诗骚陶杜韩欧一脉之上层文学相仿佛。

    即如水浒传，叙述鲁智深、林冲、武松、李逵诸人，岂不一一具有孝弟忠信仁义武侠之纯真天性之流露，岂不与中国人相传人伦大道有其内在精神之相关。尤其如忠义堂一百零八位好汉中，为之魁者，独为一无才无能之宋江。此亦中国传统政治理想之一端，岂西方小说剧本中所能有。西游记中之唐僧亦然。据此一例，其余可推。又如在晚清流传之平剧，如过五关斩六将，如四郎探母，如三娘教子，如二进宫，故事各异，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生大道，亦已散见杂出。如恋爱，如战斗，如神怪，如冒险、侦探等，平剧中亦色色俱备，然孝弟忠信仁义诸德，则为中国平剧中共同所有。此则西方小说剧本中独付缺如。即偶然触及，亦不加重视。此诚中西文学一大相歧异处。

    在中国，亦非无专擅一艺者。如在战国，扁鹊之于医，伯牙之于琴，陶朱公之于商，李冰父子之于水利工程，亦皆名传一世，迄今未息。然试检之班固汉书古今人表，此诸人亦备列，乃绝不登入上三等。中国人于人品高下自有衡量，尤其如名医，岂不为历代所重。如治水专家，更属难能可贵。音乐占六艺中之第二，岂不为人人所同好。商人之见于史籍者，自春秋郑国弦高以来，亦历代有之。唯能游于此，斯为上乘。专于此，则终有不足。又如诸葛亮创为木牛流马，近人称之，谓其即如近代之机器人。然诸葛亮之为诸葛亮，岂即在此。

    今日之世界，艺之进步则已前无古人，而又一日千里，无可计量。但有艺而无道，人专一艺，则人尽为器，但供使用。今日之世界，可谓乃一器世界，而不见为人世界。重其器，轻其人，谁用其器，妄自求用，世界之乱，其端在此。诚不知何以为救矣。今当易孔子之四语曰：“志于利，据于物，依于器，专于艺。”其庶有当于今日之世。而无奈其无当于性与天道，其奈之何。

    今再退一步言之，亦可谓西方宗教亦即志于道。然其道乃为灵魂上天堂，非为肉身处人世。宗教信徒为医师为律师，亦以救人，则亦依于仁而游于艺。然凯撒事归凯撒管，则其道有限。果使主政者，从军者，治学者，经商者，亦一切以宗教信仰为主，亦一切如在教堂中作礼拜，一切以十字架为精神，则西方世界亦当早已改观。而无奈西方教徒之礼拜，之祷告，之歌颂，亦一切如一艺。其最高目的，亦仅止为一己之灵魂上天堂。而其视上帝，视耶稣，乃亦如一器一物，可以唯我之求，供我利用，则诚无奈之何矣。今再深切言之，不知有己，何从知有上帝。己如一物，上帝亦仅如一物。此真无法相喻矣。中国人所谓一天人，合内外，乃由己之心合之一之。己不立，则何天人内外之有。故孔子之言志道据德依仁游艺，非善通于中国学术，中国之文化者，亦诚无足以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