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四 进与退

初贾谊，抱有政治理想，而不得意于进，后世群尊之。次有董仲舒，同抱有理想，同不得进，后世亦尊之。公孙弘拜相封侯，极一时之显荣。而曲学阿世，后世乃无称。三代以下，唯恐不好名。贾董之名，贾董生前岂知。但后之学人，宁退不进，乃群以贾董自勉自慰。

    故秦汉以下两千年之中国传统政治，纵多不符理想，而终有一政治理想存藏于社会之下层，使上层政治领袖心知愧怍，有所羞耻，有其廉节，而现实政治亦遂不致于大坏。如曹操有述志令，不敢身受汉禅，不得已而貌为周文王。此亦有一种内心潜力隐作主宰。争权争位，亦必曲折以赴，不敢明目张胆，肆无忌惮以为之。故在中国历史上，伪君子常多于真小人，此亦文化传统之潜力有以致之。

    耶稣言，凯撒事凯撒管。既降生为人，尘世百年，不能无所作为，亦不得尽诿为凯撒事。为凯撒者，亦不得尽符于理想。西方自古希腊起，学人各务为一专家，如文学、哲学、科学等，不关心政治。即构思立论及于政治，亦非有心从政，实因其亦并无从政之机会。政教之分，早不自耶稣始。在如此情势下之政治领袖，乃多如凯撒。希腊时代有苏格拉底，罗马时代有耶稣，皆受极刑。教人者与治人者，常可有大冲突，故学人常自居一旁，自守一职业，直至今世犹然。如大学教授，即以传授专门知识为己任。而政治活动，则另有人为之。大学演进逐渐有政治经济法律外交诸课程，然亦皆如专门知识，备现实政治界引用，亦如孔子之所谓器。而君子一观念，则为西方人所无。

    政治领袖如何产生，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由多数选举决定。而多数民意，则仅为一种欲望，非可谓即是政治理想。此等欲望，要得要不得，又如何来达成，则仍待政治领袖作决定。西方政治领袖又必定期改选。也有在其任内引发内战者，如美国林肯总统时之南北战争。唯一般有志政治活动者，多好进不好退。结党竞选，成为政治一大事。而政治领袖此种不好退之心理，其从政之或私或偏，亦所难免。

    即如最近英阿福克兰战争，本因阿根廷当局身处困境，借出兵福岛以转移国人之视听。英国亦自有困境，当局者本受群情反对，正该引咎乞退。乃转因出兵获胜，又得安于其位。故政治本在解决问题，而西方政治则多引生问题。政治非以求安定，转以增动乱，其病则在此。西方人好争平等，重法不重礼，于上位政治领袖称为公仆，亦不特加尊视。一旦退，即鄙夷如常人。故在位必凭其权力多求表现，即多滋事端亦所不惜。心理不平常，斯其表现亦宜然。

    王荆公得宋神宗尊信，擢为首相，推行新政，亦其平日之政治理想所寄。反对者群起，荆公终亦乞身引退。而神宗尊信不辍。既复起，又乞退。旧党用事，尽废荆公之所为，而荆公隐沦在野，亦唯以吟咏自遣。此亦中国政治家传统风格。即其前，范仲淹庆历变政，亦遭反对而退，亦宁静如荆公。一部中国二十五史，以政治为中心，而尤以不得志而退居下僚，乃及隐沦在野者为其主干。人心重视从政，但不看重做官。从政乃以行道，做官则以求贵。能以做官与从政分作两项看，此亦中国儒家修身养心一大要端。

    故中国传统，身居高位，必务自谦抑。尤其为一国之君，更不轻易表达其自己之主张。即如秦始皇帝焚书，亦下政府公议，而出丞相李斯之奏请。在历代政治文件中，唯皇帝诏旨最无浮文费辞，不夸张，不阐扬，只简单扼要一表示。绝少有政治上之大理论大发挥。政治上之大理论大发挥大文章，则尽在奏议中。而宰相大臣亦少此类文字。大奏议则多出新进后起下僚低位。后世传诵者，亦不为帝王之诏旨，而必为臣僚之奏议。此亦中国政治传统精神之所在。奈今人则尽以帝王专制四字诃之。此亦自表达其不读书无知识而止，他又何言。

    今人一依西方，好言平等。唯政治则显不平等。中国人称选贤与能，又称贤者在位，不贤则不得高踞人上。然使其人果贤，苟居上位，则益当不敢以贤自负，必更自谦下。贤君则敬其宰辅，贤宰辅则敬其僚属。苟其倨傲自肆，即不宜踞上位。至少当貌为谦下，乃得有安居上升之望。此乃中国传统政治风气，亦传统政治心理所使然。故中国传统政治必尚礼，礼主敬，不仅当敬其在上位者，尤当敬其在下位者。在上位，既受人敬，斯亦不得不益谦。此亦中国尚礼精神之一种精义所在。故中国人又提倡尊君，而今国人则斥之曰帝王专制。必对人不尊，乃见为平等，斯诚无礼之至矣。

    近代西方民主政治必自露头角，广自宣传，到处演讲，认为非我莫属。意态自傲，恬不为怪。及其出膺大任，既有种种法制束缚，又有议会从旁监察，加之评议。果使其以谦退自居，将不得成一事。故西方政治家必当有傲气，有霸道，法治则所以防其傲与霸。中国重礼治，好让，所以全其谦。西方好争，无法则益以长其傲。风气相异，乃其心理相异，据此可见。

    中国人在谦退中，实有一番自尊。西方人在争傲中，其内里实含有自卑。其中尚有心理深处，今不深论。唯中国人反己自问，能自知己尊，则乐此不疲矣。西方人务外，反诸己，则常感自卑。此乃双方心理有异。今日国人备受外力压迫，乃亦常有自卑感，故崇慕西化而不知耻。专言政治，在下者不知尊其上，而在上者亦无自尊求退心，则政治自宜西化，再无旧辙可寻。新政治，旧心理，俨如河汉之隔，又乌得以新政治来推论旧心理。

    今全国十亿人口，使不先教以尊上，则政治何由得统一而安定。然又必社会同识尊贤更胜于尊上，乃使贤者甘居下不争居上，于是乃能使社会下层高出于政治之上层，而政治亦得其安定。中国人群知尊君，乃其尊孔尤胜尊君。即为君者，亦知尊孔。而治孔学儒家传统者，又率重政治尊上位，斯则中国秦汉以来二千年长治久安之道之所寄。大群相处，人心感召，成为风气，尊贤尊上，遂为中国人最所重视之两要项。中国自秦汉以下历两千年，政风学风，常此相沿，迄无大变，虽遭衰乱，仍得复兴，此谓之政教合，但亦当深究其所以合。孔子之所以成为至圣先师，常受国人崇拜，中国之所以成为广土众民大一统之民族国家，其传统文化之所以常照耀于当世，为其他民族所莫逮，则亦唯此之由。今则人心变，风俗变，政风学风均随而变。学者不复以人群治平大道为己任。出仕从政，视为一己之私业。争权谋位，与经商谋利，致富致贵，成为人生中两重要专业。又受社会重视，群奉以为趋新之西化。而西方世界，自两次世界大战，迄今未百年，每下愈况，前车屡覆，后车终蹈前轨，无可改辙。危机昭彰，举世不安。诚使国人能于旧传统之政风学风，大体稍有领悟，重加研阐，或不仅可以救国，亦将可以救世。孔子曰“后生可畏”，或终必有迷途知返之一日，企予望之，企予望之。

    （三）

    人生有快乐当求，但亦有苦痛当避。唯快乐每在外，不易知，不易求。苦痛则即在身在心，既自知之，亦当易避。并有寻求快乐而转增苦痛者，亦有避免苦痛而即感快乐者。寻求快乐在遇事知有进，避免苦痛在遇事知有退。中国人生每在求其易，求其退，而不在求其难与进。此亦中国文化一要端。

    男女各有求。在恋爱中求快乐，其事实不易，故西方文学多悲剧。夫妇和合，而快乐随之。其事在我，较易著手。中国小说戏剧中多以团圆收场，亦教人退而则求其易也。父母子女，不和不睦，苦痛易生。兄弟姊妹，离心离德，快乐亦自远离。故中国人以齐家为修身要务，亦即教人求快乐而已。商人重利轻离别，为一时求利而轻离其家，斯则苦痛即随来，而快乐则可望而不可即。

    人有志在求利，而离家去乡，一时不感其苦痛者。亦有安于家乡，而一时不感其为快乐者。则贵有知者之善为指示，善为教导。中国则得天独厚，以农立国，安于家乡，其乐无比，而其事亦易知易得。如古希腊以海屿为生，所得于天薄，不如中国，固易知。而如印度，则得天似较中国更厚。身披一衣，即可御寒。手摘一果，即可饱腹。生事易足，而转亦感人生之多苦。生老病死，莫非人生苦处，乃求涅槃。佛教虽有种种高深理论，虽尽求避免苦痛，而终亦无快乐可得。耶教虽亦知寻求快乐，但不求之于人生之当世，而求之死后之天堂，则亦终非人生之正道。

    中国人虽知求快乐，而西力来侵，乃亦有快乐难求之感。西方人求富求强，乃使我有贫弱不能自安之苦。今日国人乃明白自认为后进国家，尽其所能以追随西方而前进。而今日世界形势，已明见前进无安乐之望，则当奈何。而国人对自己传统文化之亲敬心，则更为不可忽。举其要而言之，则仍当知退不求进，知易不求难。我当不求富，仅求贫而安。当不求强，仅求弱而存。不求如美如苏，同为世界大强国，而仅求得喘息之余地，则庶可矣。

    即以战争言，则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何谓不可胜，我以广土众民十亿人口之大国，而又有累积五千年文化传统，使有自信，即为不可胜矣。以前如蒙古满洲，皆以异族入主。然仅掌握我之政权，不能转变我之社会，彼则一意师法我之传统以为治。今日则其事大不易，西方人不能移来我土，仅求我之服从。如最近俄国之于波兰即其例。故最近世界已可使人不再有亡国之忧。一国之亡，转增天下之大忧。如中东之巴基斯坦即其例。自欧洲两次大战后，而天下形势已变，此一层不当不知。

    我既无亡国之忧，又何必定求强。但如当前日本之不求强而尽求富，则断无美好前途可言。今日立国，尽可求为一中等国家，即人亦可尽求为一中等人，斯则为当前最可安而易求者。今日当前之最大问题，则为如何移易国人之慕外心为自信心。此须有人来作提倡，而其提倡则必有当前实例，使人易知易从。

    吾当前国人果当何以自处，亦非无例可求。主要当戒者，在莫过分夸耀他人，自居为专家先知，而徒淆国人之视听。果肯人人以中国人自处，人人以中等人自处，则庶乎近之。

    近日有一惊人大罪案之发生，即抢劫某银行之独行大盗是也。方其案未破，人人认为此大盗不知系何等人物。及破案，则亦一计程车司机。识其人者，亦以寻常人视之，乃不知其能为此一大罪案。其犯此大罪，亦仅为不甘为一寻常人而已。人人不甘为一寻常人，此乃当前世界人类一共同心理，而种种危乱不安，则胥由此起。苟使人人皆肯安心为一寻常人，则世界自可改观，而中国传统文化则唯此是尚，即所谓中庸是也。人人肯为一中人，肯为一庸人，则社会自安，天下自平，无他道矣。

    立人如此，立国亦然。百年前之大英帝国，自不当以一中等国视之。然今日已降为一中等国。果能即此自安，亦尚有其前途。而当前之英阿战争，即英国人不肯以一中等国自安，此下后果尚难预言。要之，为祸不为福，则似可预言者。人人分析英阿之战，率以其所使用之武器言，不知尚有两国人民之心理作用，则更为重要。今日人人言平等，但亦人人知有不平等。阿根廷自不能与英国作平等看，此虽阿根廷人亦自知之。故其双方相战，而阿根廷人之勇气乃可倍加于英国人之上。即如美国在南越之战，其所遇北越人，作战心理之强，亦何尝不如此。即当前苏俄之在阿富汗，亦有如此心理之对比。再就第二次世界大战论，日本军队之对美军，则奋勇有加。中国军队之对日军，则亦如日军之对美。就当时中国人心理言，非不知日本之军备武装视我远胜。然而彼亦学习西化，与我相似，心有不服，斯则顽抗难驯。果使中国军队与美英对垒，衷心崇仰，佩服已至，则不知仍能保有此一腔愤慨敌情否。唯当前人类同尊西化，而仅求平等，少如中国人之虚心热忱，一以自卑为怀。遂使强者有其弱处，弱者有其强处，非武器一端之所能衡量。故今西方人竞言平等，已使此世界难安于不平等之处。战争如此，商业亦然。今日世界经济不景气，亦有此等心理作用之存在。此亦中国人所谓中庸之道。且勿太尊视所谓先进国，太轻视所谓落后国，而一以中庸之道对付，宜亦可少其差失矣。

    今人又好言自由。其实循乎中庸，则其自由亦易而多。必求超乎中庸，则其自由亦难而少。如一中等财富之家，则自由多。必为一上等财富之家，斯其自由必随而少。家如此，国亦然。一中等国家，其自由转多。力求为一超等大强国，其自由亦必减而少。如今美国，于英于以色列于日本，皆可谓其亲善之邦。然其于此三国，所拥有之自由又几何。即如其最近之对中国大陆与台湾，首鼠两端，捉襟见肘，亦见其左右之为难。要之，今日全世界已同趋于西化，则天下唯有分裂，不和不让，相争不已。一若唯有美国，唯有民主自由，乃可和合天下，而重归之于一。则不知到此时亦尚有中国之存在否。今则自居为后进国，唯美国之马首是瞻。到那时则岂不又将并此国家与民族亦相随于尽，而唯美国之巍然独存于一世之上乎？要之，今日国人只求站在美国一边，其意若谓国内之错综复杂，自可迎刃而解。固不知吾国人之是否抱此期望，而据今日之言论行事为判，则一似非此亦无他途之可期。今日国人亦尚言文化复兴，然所谓文化，亦有一准则。不合西化，不合美国，已尽屏于其所谓文化之外，其他复何言。中国人言物极必反，当前西方文化，亦可谓已到极而必反之程度，而国人则不知情。

    然则今日国人思路之变，实已到达一急需之境。百年以前，国人唯慕西化。百年以来，世变已亟，而国人之思路尚不变，则何以为适应。中国实为一中庸性之民族，不喜走极端，好易而不喜难，好退而不喜进，此亦似为我国民性之弱点。然处当今之世，则转见其优处。今日为国人计，当勿好高，勿骛远，勿求速，勿求全，务尽一己之实力，唯期一己之安心。勿求为人上人，勿图虚名，勿希奇功，脚踏实地，步步为营，乐天知命，不知不愠，各求为一普通寻常之中庸人。则极其所至，最低限度，宜可无大灾祸之来临。试细读中国古圣先贤，上自孔孟，下迄程朱，凡所教人之言，莫不如是。若必轻鄙前人，争为时髦，居心浮薄，宜非福泽之所归矣。日日言现代化，则唯有随现代以俱尽，其他则无可期。国人其尚加警惕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