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九 平常与特出

矣。西方今日之科技，亦属一种智慧，而总有其不识大体不得大体处。故乃对其大体为害甚大。

    孟子以伊尹为圣之任，伯夷为圣之清，柳下惠为圣之和，其任其清其和，亦皆得谓之识时务。则识时务不仅为俊杰，抑更可为圣。孟子又称孔子圣之时，则变通任清和而随宜使用，尤更为识时务。识时务即识大体。孔子之赞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行与藏即任清和之更迭变换而使用，此之谓圣之时。孔门唯颜渊能有之。子路仕于卫而死，复何所成？冉有仕于季氏，季氏富于周公，孔子曰：“冉有非吾徒，小子可鸣鼓而攻之。”是子路之善治军，冉有之善理财，其在具体事务上之智慧，虽可谓未必差于孔子，而其对时务之笼统大知识，则距孔子甚远，皆不得谓之识时务。孔子作春秋，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而春秋之一褒一贬，游夏之徒不得赞一辞。是游夏在文学之科亦不得谓之识时务。不知又历几何世几何人之会合攻专，而始有春秋三传之结合。孔子又称管仲，曰：“管仲相桓公，不以兵力。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则管仲宜亦可谓之识时务。但自有孔子，而孟子则曰：“乃吾所愿，则学孔子。”“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是则天子之事即时务乃王道，管仲则仅为霸道。孟子王霸之辨，为此下两千年中国儒道所承袭。可见知与识大不同。知有管仲，岂能即识王道。知治军理财一切文学之变，又岂能识王道。知仅是一分别名辞，识则必达于笼统境界。王道乃笼统之更大者，又岂专务政事文学者之所能识。

    今再严格分别言之，则识最居首，慧次之，智又居其次，知则最当居末。书曰：“非知之艰，行之唯艰。”而孟子以不学而知为良知。但人断不能不学而有识。俗有云“有眼不识泰山”，则有眼能见不能识可知。故国人每以学识连言。而智慧见闻则皆从学功夫中所当有。此四字之大分别乃如此。而西方人似乎仅重一知字，此亦其文化相异之基本所在矣。

    近人竞慕西方，亦崇其个人主义与功利观点。此须用智慧随时随地随事随人作具体分别之应付，俾易于有得。如冉有可谓理财专家，而孔子曰非吾徒也。孔子所言，乃为人生大道，虽若笼统，然易世以后，季孙之富终于何在。则孔子之言，岂不信而有征。今人看法则不同，认为冉有之后当求另一冉有继之，则季孙氏不患不长富。故唯求变求新，但求进步，不肯求所当止。人生千变万化，岂有一可止之境。西方社会与西方人生，自希腊至罗马，至近世之英法，而至当前之美苏，变则变矣，然希腊罗马乃至英法，其一时盛况皆不可得而止，岂美苏当前之盛境独可止。人心不定不静不安，纵亦有虑有得，然不旋踵即失之。孔子曰：“虽百世可知。”此知则即是识。由识自能有慧。个人主义与功利观念尽在眼前，宁论百世。故西方传统重当前之智慧，不重笼统之知识，此则与中国大异。近人以笼统讥中国，亦此意矣。

    孔子言“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又言“去兵，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其言兵与食，皆具体易知。言信则笼统不易知。但死生乃宇宙生命大自然一体之两端，人生亦然。希腊、罗马、英、法、美、苏，虽极一时之富强，其民皆有死，岂不易知。但生必有死，又死必有生。耶教所信，乃信在上帝天堂，不信及于尘世。中国人则信人同此性，人同此心，人同此德，人生大道乃本此心此德而立，可永存不息。故己之一生，即存在通达于他人之生命中，而有其不朽。果得有此信念，虽若笼统，即可信人生之不朽。而西方人不之信。民信而立，所立者即其位。故中国人必求正名定位，又岂西方人仅争平等之所能知。中国民族之立于宇宙间，则广土众民已绵亘五千年之久，此非孔子所谓信而有立之确证乎。则中国人所言虽笼统，亦皆有具体分别可证，亦唯国人之善体之而已。但若必求说明，则千言万语终有不尽不明处，亦唯反求之己心而可得。亦幸国人共识之。

    （三）

    平常乃一笼统语，而中国人则最重平常。安分守己，乐天知命，平平常常做一人，其中即可有杰出人。不安分，不守己，不乐天，不知命，不平不常，只想做一杰出人，则人而非人，绝不得成为一杰出人。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此一语七字，在中国流传甚广，影响亦甚大。但孟子意乃指尧之好贤，舜之孝，尧舜之让。指其德性，不指其地位事业与功名，尧舜德性，平常人所同有，故平常人同得为尧舜，非不能。但孟子也说人有所不能。孟子曰：“天之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饿其体肤，劳其筋骨，违其心志，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可见人是有所不能的。如尧舜为天子，出任人群大任，岂人人能之。

    尧舜为人，史迹荒远，难以详考。但知尧为天子，闻舜至孝，嫁以二女，遂得舜之详。适逢洪水为灾，擢舜摄政，又以天子位让之，舜又以让禹。果使尧为天子，洪水未兴，则尧亦平平常常过了，那能成得像今所传之尧。次言舜，无势无位，生在一平常家庭中，亦仅得做一平常人。乃不幸父顽母嚚弟傲，生在一不平常的家庭中而舜还想做一平常人，能孝能弟，于是历尽几多曲折艰难，而终以大孝名。经尧物色去，获禅天子位。同是在一不平常环境中，成得一不平常之杰出人。

    再次言禹。其父鲧亦当是一平常人，并非一恶人坏人，所以尧使之治水。果使他是一恶人坏人，尧也不会使他来治水。舜殛鲧，而使禹。禹既先知其父治水之失其道，又念其父被殛，乃尽心力以治水，以赎父之愆。是禹亦在一不平常之处境下，而得成一不平常之杰出人。乃亦受舜禅为天子。果使无此洪水大灾，鲧与禹亦自在一平常父子标准下，不失为一平常人。但鲧禹又焉得乞求天降洪水，以期己之不平常。

    今再就此三人论。治水大业成于禹，但非在上之尧舜授以此大任，则禹亦无以成其业。尧舜之于禹，正如孟子所谓天之降大任于是人。尧舜之德，实已上通于天。天生斯人，即赋之以斯德。故人皆可以为尧舜。但孟子继杨朱墨翟而起，其时则杨墨之言盈天下，天下不之杨则之墨，人人不愿为一平常人，斯诚一世之大忧。故孟子乃曰“人皆可以为尧舜”。其意即犹谓人人能做一平常人，即已为尧舜。尧舜亦只是一平常人，无烦勉求杰出。孟子乃唱导天下以人人尽所能行之一正道，乃为平常人立教。谓平常人尽不平常，如舜以若是之父母而能孝，则平常人又谁不能孝。以尧居天子位遇艰难能让位，则平常人又谁不能让。孝与让，皆平常人德性所俱有而俱能。孝且让，斯即不平常矣。若必求如舜之为大孝，如尧之能以天下让，时运环境不同，则孔孟亦所不能，其他人亦谁欤能之。故孟子自称则曰：“乃吾所愿，则学孔子。”但并不言愿学尧舜，亦不言人皆可以为孔子，则孟子之深义亦大可寻求。

    人生必当为一平常人，但平常人中，又必当有杰出人。唯不能寻求违异于平常以为杰出，唯当在平常中能杰出。杨墨则务求违异于平常以见其杰出，故孟子指示一正道，即平常亦即杰出，如尧舜是已。如禹如周公如孔子，此亦皆杰出，则非尽人能为，此须进于学，成于才，乃能达。志学求达，此乃极平常事，为平常人所当勉。孟子曰：“我四十不动心。”即犹如孔子之四十而不惑，此即志学勉达后所成，但岂平常人所能。此则已见在平常中杰出，而岂事业功利名望地位之所谓。当知此等在大群中既不能平，又不能常，虽若杰出，存心于此，则绝非人生之正道。

    庄老道家则只教人为一平常人，不教人为一杰出人。老子曰“绝圣弃知”“绝学无忧”。为一平常人，归而求之有余师，固不待学。佛教东来，教人学释迦，亦求为一杰出人。中国高僧如生公，则谓一阐提亦具佛性，顿悟成佛，乃与佛教大义有违，生公之说，实旁采孟子义。及唐代禅宗继起，乃有即身成佛，立地成佛之说，则远非佛教之本义。佛教必求出家，尽屏人事，反己求之，庶得不学而能。若求为孔孟圣贤，在大群中做人，或将出任天下之大任，则焉能弃家而绝学。

    南宋陆象山言：“尧舜以前曾读何书来。”不教人读书，以一平常人，得为尧舜则可。以此为六祖慧能，求成一佛，亦无不可。但绝不能在平常人中，为一杰出人，出任天下之大任。当知象山教人不读书，在当时已为不平常。所以，不见有大害，因同时有朱子。朱陆门人互通声气，治象山之学者，常有朱子学在旁作警戒，故得规矩无大差。及明代王阳明，在龙场驿历尽艰辛，乃问使孔子亦如我今日，当作何处置。遂发明其良知之学。但阳明此一问题，在当时实是一极不平常之问题。以一平常学者来作问，当问我学孔子，当如何来效法始可。今谓果使孔子处我境，亦只得如此处。则未免自视太高，太杰出了。此等想法，乃使人不能真杰出。若问我处孔子境，亦得如孔子般处否？则其间自当有学。要我学孔子，乃一平常人想法。要孔子亦如我，此乃一杰出人想法。此后阳明离去龙场驿，出任政府重任，乃有事上磨练之教。则已知人当在事上磨练，不能仅凭良知。然事上磨练已不易，仍当先在学上磨练，惜乎阳明在此终未有大发挥。

    继阳明而起者，有王龙谿王心斋，专以阳明良知之学来教平常人，乃二王亦见为杰出。尤其如王心斋，本一摆地摊之小商人，其在乡任教，陶匠樵夫，皆闻其风而起。殆皆上承孟子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义。然天下尚有大任则恐非龙谿心斋之教所能尽。更降而有罗近溪，乃至有李卓吾，则离题更远。卓吾本一政府官吏，乌得摇身一变即为一佛徒。以卓吾之才情，入深山中为佛徒，亦得为慧能，为一代宗师。何得身披僧衣，仍预尘事，仍滞仕途仅凭一己良知，岂得尽弃人世规矩历史经验于不顾。即昔之狂禅，亦不若是之狂。孟子仅言人皆可以为尧舜，并不曾言人皆可以仅凭一己之良知。后人之言良知，实已非孟子所谓之良知，孟子所言乃一平常语，而后人之论，则甚为杰出。亦已不待论而知。

    禹治水有大功，不得谓人人可以为禹，而中国人则认立德尤在立功之上，其义深矣。继尧舜禹而起者，有商汤周文王武王周公，文王之德尤在汤武之上，而周公则最难为。使武王不遽死，或成王年已长，或管蔡不如是之无道，则周公尚不若是之难为，亦无以成今传之周公。唯周公兼德业于一身，有似于禹。但禹治天灾，周公则处人事，其难则犹甚于禹。孔子志道志学，乃独以周公为其最高之准则，曰：“甚矣，吾衰也，我久矣不复梦见周公。”斯见孔子一生志业之所在。

    孔子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则十室之邑皆有忠信之德如孔子，但不能如孔子之好学。好学必先立志，即人人立志好学，亦不能人人如孔子。但孔子又曰：“道之不行，我知之矣。”是孔子已知其道之不能行，而犹学不厌教不倦。其门人弟子则曰：“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孔子之贤于尧舜者何在，此则值后人之深思。孔子亦居平常位，为一平常人，而已能与尧舜同跻圣人之列。则果使孔子亦居尧舜之高位，当尧舜之大任，尧舜又何得与孔子相比。墨翟继孔子起，亦立志好学，但曰：“非大禹不能为墨”，则又岂得人人而为禹。杨朱继墨翟而起，又唱为我之学，拔一毛利天下不为。杨朱宜非一不学无志人，然欲尽人如杨朱，斯亦甚难。而当时则杨墨之言盈天下，天下不之杨，则之墨。此则当时学风尽求为一不平常人，而不计其可能与否。故孟子曰：“乃我所愿，则学孔子。”则因孔子为学之造诣虽不可企及，而孔子为学之路向则仍不异于平常人。仅曰“三十而立”，又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此非平常人之所想望乎。是则孟子之学孔子，亦非求超出平常为一杰出人可知。

    今日之世情，则人人尽求为一杰出人，再不愿为一平常人。争富争贵者不论，即日常游戏，参加一运动会，亦必求列为冠军。人人又尽加以荣誉奖励，则世道所趋，更何可问。人人能为之事，我不能不为，此乃平等而不自由。人人不能为之事，我亦不能为，而必求能为，此则自由造成不平等。此亦中西文化相异一要点。而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之说，乃误解为人人皆可杰出为世界第一人之想。而不知最杰出者，仍当不失为一极平常人。则误解孟子义，其为祸之大，乃必有出乎李卓吾之上者。而今人治学亦正不以李卓吾为怪，而更有重加以崇奉而取法者。世道人心如此，使孟子复生，不知又将何以为言。此诚大堪警惕矣。

    （四）

    中国人好言心，人之相知，贵相知心。但心有深浅厚薄高低之不同，因此杰出人要得一知己不易。

    西汉初贾谊，少年杰出，汉文帝赏识了他的陈政事疏，但同时朝廷先进绛灌之徒都不赏识他。文帝无奈，命他为长沙王太傅。贾谊屈居远僻，不免自伤悼，自比屈原。再见文帝，作长夜谈。文帝说，久不见贾生，自谓进步了。再见贾生，乃知仍不如。但当时朝廷形势依然，乃命其为梁少王太傅。梁王出猎，坠马身死。贾谊亦忧伤不寿。一代伟人，遽此长逝。数十年后，司马迁为太史公书，以贾谊与屈原同写一列传，贾谊遂成此下两千年来，中国历史上一杰出人物。

    使贾谊于文帝世，果得大任用大作为，恐亦未必有大成就大建立，使其名望地位更远超于今传之上。贾谊亦幸而仍为一平常人，乃更见其为一杰出人。此则诚学者所当深切以思，恳挚以玩之一途。

    北宋苏东坡与王荆公，各为诗文来批评贾谊。东坡作贾谊论，说他修养不足，政治前途须耐心等待，忧伤遽逝，岂不可惜。荆公作诗咏贾生，则谓贾生因梁王坠马未善尽师傅之托付，遂自忧伤而卒。两人批评大不同。谁得贾谊内心之真？贾生初赴长沙，或亦自伤不遇。待其再见文帝，仍不识文帝心情，一意只在自求进取，那亦无足深取。荆公之评应得其真。今姑不论贾生，即就荆公东坡两人之批评，亦自见两人之心，深厚浅薄高低之不齐。单就两人在其当时之一切表现言，即把他们批评人的来批评他们，亦宜不太离谱。

    余尝深玩荆公之诗文，较之其并世前辈欧阳六一，同辈如曾子固苏东坡，亦绝不少杰出处。而荆公特多受当时与后世之诟病，此亦因其得神宗之赏遇，过分杰出于寻常之上之故。此亦学者知人论世之所当深思。倘以邦国相拟，今人之议论，岂不于美苏为集中特甚，亦以其地位杰出之故。明白得此一番道理，则中国之特能于衰后转盛，亡后复兴之所以然，亦可研思以得矣。

    今再以美国论，人称美国为一移民国家，其国中各处移民杂居。英伦最先移民，实属少数。但彼等乃美国之主人，乃处处必求杰出于其他移民来此之上，此实美国前途殊堪忧虑之一端。而何以善其后，则不仅深谋远虑所未及，抑且亦少明白提出认为一问题。是诚堪忧虑之更甚矣。又如苏维埃远自俄罗斯彼得大帝以来，以俄国较其他欧洲现代国家为落后，一意追求前进，迄今仍专求杰出，不甘平常，乃其立国最大之病根。

    中国人则时时处处教人为一平常人，又时时处处每以杰出他人为虑。此诚一极平常，而又极杰出之一大道理。“贫而乐，富而好礼”一语，则更寓精义，更当实践勿违。当知贫应是人生一平常状况，富则乃属人生一杰出状况，故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岂务求争前唯恐落后者之所能体谅其心情。此诚值得提醒国人崇慕西化者之再加深思。

    民国以来，批评成风，尤好批评古人，号为文化自谴。而孔子遂为批评最高对象。打倒孔家店，口吻浅薄，号为新文学。当时论语受批评最普遍者有两章，一为女子小人为难养，一为子见南子。此事在当时子路已怀疑，但孔子不自表白。人之一心，岂能事事自加表白，此亦见己心之无深度无高度。故孔子对子路亦仅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孔子他日又曰：“人不知而不愠。”老子亦言“知我者稀，斯在我者贵”。中国人不求人知，乃为人生一要端。子路伉直善改过，其从孔子忠诚不变，偶有怀疑，当已冰释。及卫乱，孔子在鲁，早知子路之不归。子路死，孔子自哀曰“天丧予，天丧予”，若其恸颜渊。则子见南子一事，孔子子路已绝无芥蒂可知。在鲁在卫在陈在楚，亦绝不有为见南子而稍减其对孔子之敬礼，何期两千年后，乃成为批评孔子一好题目。即此见批评者之浅薄，于孔子曾何损。

    某年前，有十数大学生见余，谈及中国文化传统。余告以当稍读几部中国书，论语尤当先读。一女学生即问，孔子言“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何义？则此一语受国人疑难已历数十年未变。余告以此语当注意难养二字。若母若妻若女，岂得认为仅受我养，又复难养。又岂得谓近之不逊，远之则怨。则此章女子显指家中佣仆，不指凡天下之女性。余家一女佣，正如孔子言，甚感其难养。诸位崇慕西化，今台北家庭雇女佣者日少，渐已接近美国，而孔子已先两千五百年言之，岂得为此一语，遽弃论语而不读。

    近年来则风气又变，古人已不值批评，乃转对同时人批评。批评他人，不啻即表扬自己。风气如此，自己即同在受批评之列。知名度愈高，受批评亦愈烈。人与人不相敬，不相信，又何以成群而相安，更何相乐之有。

    西方人重人事，不重人心。一事之是非从违，乃不得不以多数人意见为定。而多数人之心则率浅率薄率低，深厚与高度则仅可从少数人心求之。故当前西方民主政治，实是一平常人政治，非中国古人所追求之贤人政治。使贾谊从事竞选，参加会议，必不得多数赞同。此层在近人中，唯孙中山先生一人提及，但亦绝不为大多数崇拜孙先生者所称道。中山先生言知难行易，而唯知心为尤难。但人群相处互不知心，则又何以自安而自乐。

    既知己心之可贵，斯知知心之难求。所以中国古人说：“得一知己，死而无憾。”然人不知我无可责，己不知人斯可惭，亦可耻。父母不知我，无可责。我不知父母，当自愧自疚。此舜之所以成为大孝。所以知人为贵。能友一国之士，友天下之士，而犹不自足，乃求尚友千古，此为中国人处人处己之最高理想，最高态度。中国文化之最高可贵正在此。人与人相友，何与人与人互相批评，其间究当作何分别？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颜渊最能学孔子，正为颜渊能自知于孔子犹有不知处，故曰：“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不知为不知，斯为颜渊之知。故周濂溪言学颜渊之所学。濂溪不敢言学孔子之所学，而濂溪遂亦卓绝于千古。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者正在此。而今人则岂肯自承于孔子有不知，仅以能批评孔子自负。人心人道如此，可慰抑可乐？

    今人好学西方，如希腊之亚里斯多德，曰“我爱吾师，我尤爱真理”。今人亦当谓“我爱古人，我尤爱真理”，岂不即已西化。真理则在亚里斯多德之一己，不在其师柏拉图，此之谓自由平等独立。东施效颦与邯郸学步，则非西方人所贵。今以颜渊之学来学西方，则又当为西方人之所惭所耻矣。

    孔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今当易其辞曰“西方无所学，必也争乎”。罗马与希腊争，英法与罗马争，美苏又与英法争，善学美苏则当与美苏争。批评自己中国古人，又曷若能批评西方之更为西化？如参加西方运动会，即在能与西方争。今全世界无一处不相争，即美苏亦无奈何。国人求现代化，莫如不让而争。古人已死，与我无可争，转移目标，始为善学。美国行民主政治，苏维埃则为极权统治，唯中山先生乃创为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斯则可谓善学西方者。不知国人以为如何。

    孙中山先生亦为中国五千年历史上一杰出人，但同时实亦是一平常人。论其生前实绩，辛亥革命成功，身居临时大总统位共几月，即谋和让位于袁世凯。及再起革命，偏据南土，又共几年，即北上与张作霖段祺瑞谋和，而病逝北平。其创立之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皆待后人为之实现完成。故中国人论人生，必在大群中有其历史绵延，中山先生一生之意义与价值即在此。其所唱之民族主义，或亦以此为要。愿国人之崇奉孙先生者，其再熟思而深发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