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八 性与命

    （一）

    中国人言性命即犹言人之生命。实则性命二字，当作分别观。中庸言：“天命之谓性。”人性禀赋于自然，若天所命。人之为生，贵能知性兼知命，而善加保全，并加发扬。诸葛武侯曰：“苟全性命于乱世。”乱世性命不易保。苟全则指其他一切于不计，唯求全其一己之性命，则正见其事之不易。饥思食，寒思衣，亦性亦命，而一身温饱，不得谓之性命之全。

    性与命之分别，性在己在内，而命则在天在外。孝亦性，在己之内。所孝为父母，则在外。人之父母各不同，此皆天所命。舜与周公，父母兄弟各不同，斯即命不同，但其孝则同。舜处境之艰，远异于周公。而其孝，乃若更大于周公。

    中国人又称不孝曰不肖。实则舜之不肖其父母，即其孝。周公圣父贤兄，求肖若更难。则所谓不肖，实非谓其不孝。尧子丹朱，舜子商均，同称不肖。一则不能肖于其父之为大圣，一则不能肖于其父之担当当时天下之大任。其所谓不肖当如此。非谓其不能孝。若不能孝，则不唯不孝其父，并亦不肖于人矣。抑且尧禅舜，舜禅禹，乃禅以天子之大位。丹朱、商均当仍居于其父尧、舜所传邦国诸君之小位，为当时一诸侯，非废为一庶民。此虽史所不详，亦可推而知。而丹朱、商均之孝其父母，或尚更胜于常人。此可不再论。

    由上言之，境有顺逆，行有难易。舜处逆境，其孝若难实易。周公处顺境，其孝若易实难。丹朱、商均处境更顺更易，而实更难。故性与命有别。孔子志学周公，而其处境则较周公为难。故周公得成为一西周，而孔子不得成为一东周。后人处境，多似孔子，少似周公，故师孔子，不师周公。孔子乃为至圣先师，而周公则否。故周公之政治事业，虽大于孔子，而文化事业则为逊。此则不在其性，而在其命。

    故人文修养有两大原则，一曰尽性，一曰安命。诸葛武侯言：“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而刘先主三顾之于草庐之中，武侯遂不得不出。推荐武侯者为徐庶。徐庶母见拘于曹操，徐庶不得不北上以侍其母，乃无一辞一行以终其身。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徐庶之与诸葛，在三国时代，一出一处，诚可谓知命而安之两大贤。中国历史类此人物，不惶枚举，此皆中国传统人文修养之所成。

    宋儒张横渠西铭，以事天地与事父母并言。而曰：“富贵福泽，将厚我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生我顺事，死我宁也。”富贵之与贫贱，一顺境，一逆境，皆天命，皆当顺受。此即孔子之所谓知命，亦即孟子之所谓尽性。尽性乃所以顺命，而知命则所以尽性，故性命虽别，而尽性安命，修养则一，非有异。今人或不知尽性，而仅求安命，或不知安命，而仅求尽性，则胥失之。

    知命乃知其外，尽性则尽于内。人生内外一体，不能有外无内，亦不能有内无外。尽内所以事外。如孝，如凡五伦之道皆然。人相与则为伦，人不能无伦，不能离伦以为人。伦在外属天，顺事之，则本性。喜怒哀乐爱恶欲谓之七情，果无外，则何来有情。而情则在己心之内，方其未发谓之中。发于外，乃谓之和。人之五伦其相处亦贵能中和，能内外和合而为一。于人如此，于天地万物亦如是。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其主宰则在己之一心，尽性安命，非有二也。

    昧者不察，认为喜怒一在心，不悟吾心仅能喜能怒，而所喜所怒则在外。乌得有能而无所，有心而无物。释迦主外不见物，即内不见心，此为大涅槃。但此为死道，非生道。儒、佛不同。曾子曰：“死而后已”，横渠曰：“殁我宁也。”自古皆有死，然死道即在生道中，唯生乃有死，故死道亦生道之一。人生贵求生道，死道乃亦兼在其内，此孔子之所谓执其两端。

    西方人唯求所喜所乐之事，而不知能喜能乐之己。仅求之外物，不重其内心。不知有能喜能乐，乃亦不知有当喜当乐。一切科学发明，仅求可，不求当。故重功利而轻道义。以外在之命为敌，而不知以内在之性为主。有敌无主，则争亦成空。故凡人之喜怒哀乐。皆当一内外，兼能所。喜不专在外，亦在内。有能喜乃知所喜。不有所喜，亦何见能喜。外面一切空，己亦不存在。庄子曰“至人无己”，此非真谓无己，乃谓无人己之分为无己。贵能和于人以成其为己，有己无人，则必并己而失之。

    故外面一切存在，实皆存在于己心。而己之心则并不专存于其己，上自千古，下迄千古，人同此心，则此心乃千古万古心，非一时一己心。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舜与周公，与历代之孝子，其心同。中国人以孝为道为德。道在外，行之千古。德在内，存于一己。则己即千古，千古即己。道德即人之性命。性得于一己，故曰人性。命行于千古，故曰天命。行于千古，在外有命，使人不得不安以顺之。但顺之即若主之，则若命之在我。张横渠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如舜与周公是已。

    孟子曰：“口之于味，目之于色，耳之于声，鼻之于臭，四肢之于安逸，性也，有命，君子不谓之性。仁之于父子，义之于君臣，智之于贤者，礼之于宾主，圣人之于天道，命也，有性，君子不谓之命。”孟子性命之辨，亦即庄子所谓内外之分。后人言：“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先后之辨，亦即内外之辨。口、目、耳、四肢之欲，皆本于天，是亦性。于此求之，即后天而奉天时。仁孝之于父母，此亦人性，亦禀赋之于天。父顽母嚚，舜不违其孝，乃成为大孝。孝乃人之同行，舜之孝则后天而奉天时。然其孝乃有人之所难能，则为先天而天弗违。上古尝有不葬其亲者。群不知葬，己亦不之葬，此亦后天而奉天时。唯见父母之尸，狐狸狗食之，蝇蚋咕嘬之，而心有不安，乃归反摞犁而葬之，此则亦是先天而天弗违。天何尝教人葬其亲，故人之葬其亲，乃先于天之意，而天亦不之违。然此不安之心，则亦出于天。而葬亲求安，则非天之命。故孟子曰性也有命，而君子不谓之命。天非以葬父母命我，乃本我性而葬我之父母，则我之于天，可谓乃先意承志，横渠之所谓为天地立心亦此意。

    至如埃及之金字塔，则在尼罗河旁，另创一新天地。若谓死魂复归，则保留木乃伊即可，又何必建筑此金字塔。此亦违于人性。一人所好，非人人同好，则不谓之性。人文然，物质建设亦然。虽亦有当于物质之性，而无当于人文之性。则此等建设，并无当于天地人三者会合之总体。只是在人文社会内，别创一特殊之形与质，而与人文总体则有碍。近代科学演进，种种发明宜可援此推说之。中国万里长城，则保国卫民，本之人之性。因天地自然大形势而立此边防，亦可谓之天命。故游万里长城，所见乃天地大形势，与土石物宜中，而人心人力隐焉。当从国防之意义与价值上论其是非得失，与埃及金字塔大异其趣。金字塔则唯见人力，不见人心，除收藏木乃伊外，并无其他一切之意义与价值。又乌得以伟大建筑一观点，与万里长城相提并论。

    天地之大德曰生，人群之生，不得不谓之天意。人有群则不得不立之君以为治，人属平等，谁为君，谁为臣，天未立此分别，人自立此分别，而天亦不之违。人之贤愚，天亦未为人分别，亦人自加分别。教人为贤勿为愚，亦先天而天弗违，亦即横渠所谓之为生民立命。

    人之生，有父母。长大成人，则可离父母而独立。此亦天命。故子女之独立为生，乃后天而奉天时。而心有不安，遂终身侍父母，创为孝道。此则人性，非天命。然性由天赋，故孝为天道。实则人自创之，而天弗违而已。故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此皆大圣之立德，亦即大圣之先觉而先知。故继往圣之绝学，乃可开万世之太平。

    舜父顽母嚚，而以大孝化之，亦即化其父母之天。荀子言人性恶，唯可化性起伪，舜之父母终与舜相和谐，即其化性起伪。化而起之者则为舜。是荀子言亦有验。唯舜之父母，终亦可化可起，此可化可起者即其性，即亦天之所命。则孟子言人性善亦非无据。唯荀子据舜之父母为标准，孟子则据舜为标准。荀子化性起伪之伪，即人生之有为。天属自然，人属有为。以有为变自然，则自然不能无违，此则为性恶论之无当。

    西方古希腊自始即为一商业社会。须先知外面需要，再由我来制造。宋人端章甫适诸越，则唯有饿死而归。故商业必依外以定内。心理习惯所影响，故其科学哲学皆主向外求。虽知有天人之分，而不知有性命之辨。注意偏在孟子性也有命之一面，以个人主义之物质生活为重。至于孟子命也有性之一面，如仁之于父子，义之于君臣，则非其所重。而智之于贤者，圣之于天道，则更非所知。故其所谓智，亦仅向外寻求，即此以为贤，非中国人之所谓贤。既无贤，斯无圣。故西方文化，乃有天无人，有命无性，有外无内，有自然无人文。此终人心所不安，乃言自由平等独立，皆主向外抗争。本无内而求有一内，诚不自然之至矣。

    故西方知有个人生命，而似不知有群体生命。有个人之物质人生，无群体之精神人生。换言之，有小生命，无大生命。希腊有城邦，无国家。罗马帝国实非国，故不久而崩溃。现代国家林立，而不知有天下。即在同一国之内，亦仅知有个人，由外在种种物质条件而结合以为群，非有其内部精神心灵之凝合而成群。故其群乃亦建于法制，而非一生命体。自中国人言之，则可谓西方人乃知有命而不知有性。

    耶稣创教乃曰，上帝之事由彼管，凯撒之事凯撒管，此亦分天人而为二。但凯撒则终钉死耶稣于十字架。故耶稣非教人以争，而其徒则必结党以争以传其教。灵魂上天堂，仍属个人事，但求免上十字架，则不得不结党以争。故世界之有末日，不待灵魂尽上天堂之后。而信与不信之相争，已足陷斯世于末日。甚至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英法军德意军同信耶稣，同在战壕，同祷上帝，迅赐胜利，早获和平。求和平亦不求之人必求之天，知命不知性，西方史悲剧率类此。中国人之生命观，与西方个人各具一灵魂之观念大不同。中国人认大群同此一生命。不仅人，甚至动植物无生物，亦各有其生命。此乃一种自然生命，而人文生命亦由此来。故天乃一大生命，有空间，有时间，乃综合此一天体而谓之神，谓之上帝。非由上帝之神来管理主宰此一天。

    人之中有小人，即分别之个人。有大人，则个人而融入大群体。圣亦然。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则圣犹天地。各人小生命由天赋，自然人文之大生命，则由人中之圣之神合于天而融合之。故曰“先天而天弗违”。今日眼前之大群体，岂能离天而独立。群体之上有一天，然此群体则实非由天所创，乃先天之意而由人自创之。但其所凭以为创者则仍本之天。故先天后天其实则一，唯圣乃能一天人，此其所以为神也。

    周濂溪有言：“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天能创，圣亦希天而创，故曰圣合天。文王在上，克配上帝，西周八百年之天下，亦由文王首创之。故由中国人言，则凯撒必效上帝。凯撒事固非上帝所能管，但凯撒亦必代表上帝来管人间事，不能由己意来管，此始为中国人理想。而西方则凯撒事凯撒管，似上帝不能管凯撒。于是耶稣之后，又来了穆罕默德，而此世乃管得更乱。

    科学重物，异于宗教之重天。然其重外则同。天生电，非以供人。乃科学能役电以供人，亦若先天而天弗违。但发明原子弹，则绝非天意。循此发明，将可不举手，不动足，安坐一室，而人类宰尽杀绝而无遗。则科学岂不更胜于天更较宗教为可信？实则宗教科学皆在争，不仅异教有争，即同教亦有争。科学更不论。所争则在财富，在权力。西方人言智识即权力，故知识亦所重。但不重德性。耶教主原始罪恶，无德性可尊。故信仰天，不信人。一落人间事，难免有争杀。科学能助争杀，故为当前所重。但亦岂天命所许。

    止争止杀，实乃人生之大任。孟子曰：“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伯里奚举于市。故天之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孟子此章，先举个人，推及群体。就个人言，凡其所举，非哲学家，非科学家，亦非宗教家，而均得为政治上一杰出有成功之人物。在西方均属凯撒一边，而绝少其例。此皆本于人之性，而亦若出于天之命。中国人谓人生大任，必降于劳苦忧患之社会，而非温饱安乐之社会。果使此社会唯求温饱安乐，此乃死道，非生道。西方人言文化生于闲暇，孟子则主文化生于劳苦忧患，两意适相反。耶稣犹太人，犹太乃当时一备受流亡奴役之民族，故得出生耶稣，膺此大任。其教播之罗马，必先在地下，不得在地上，乃得发扬光大。此亦劳苦忧患，而非温饱安乐之所能致。而耶教在西方，终不能克尽厥职。温饱安乐，哲学科学易于上扬，宗教信仰转滋衰落。性也有命，务求饱逸安乐，则必出于争。故孟子曰“君子不谓之性”。君子之尽其性则多在劳苦忧患中。董仲舒亦有言，质朴之谓性。又谓性必成于教化。质朴赋于天，教化出于人，两者相融，斯能成其德而当大任。西方人于此不深知，此乃其大缺点所在。

    今试问中国之大群人文精神，其渊源究何在？牺农黄帝以上不可详，尧、舜、禹三代，实有其远大之影响力。当尧之时，部落酋长号称万国。洪水泛滥各地，无法自救，尧居天子位，乃命其臣鲧治之。水不治，灾益烈，乃访求得舜，使摄政。舜改命鲧子禹。禹之治水，跋涉山川，在外十三年。尧已老，天下人心所仰望者则在舜于禹。于是尧传舜，舜传禹。此皆一以天下心为心。洪水既平，天下人心尽在禹，而其子启乃承父为天子。此亦天下人心所同归。则当时中国之得成其为中国，亦中国之人心共成之。此为并世其他民族其他国家所无有。而洪水为灾，亦即天之命此大任。亦即孟子所谓生于忧患也。唯忧患乃易见人性，亦见天之命。中国文化精神之渊源即在此。

    今再言尧、舜、禹乃中国古代三大圣人，皆生于天，故中国人心中有圣即有天，唯圣配天。此即中国人之信仰，亦可谓当尧、舜、禹之时而已大成。则中国人之观念实亦一本于事功，此亦人心之共同自然。唯能在事功观念上，又增出一德性观念，此则为中国人所独。德性亦天亦人。人与天地参，在其事功上，而其基础本源，则在德性上。天之生人，性中有欲。德性立，则欲成和而不起争。孔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是已。孟子性也有命，命也有性之精义亦在此。

    孟子又言：“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历举禹周公孔子三大圣人，亦皆指事功言。自大禹治水，乃有中国之天下。自周公之制礼作乐，乃有中国之社会。自有孔子之设教，乃始启中国文化之大统。此为以下中国大功大利大本大源之所在。但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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