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五 雅与俗

脱俗为高。中国以一广土众民之大国，统一政府高高在上，君相之位，贵莫与伦。自秦以下两千年，为士者，不论在朝在野，不论治乱昏明，要之，当有一番自立不屈之气概，不为当前政权所掩抑。又其民阜物丰，从事工商业，易有成就，致富不难。然在社会上，亦终无豪商巨贾大企业之得意兴起，如近代西方之资本家。此正缘中国传统观念，富贵皆不能免俗，乃皆淡漠视之。此实中国传统文化一项内在精神之所寄，所当特别提出，而继之以深入之阐发者。

    权势所在，财利所集，则必为众情所共赴。而中国传统观念，则深思远虑，视之为畏途。防微杜渐，戒人勿近。而统以一俗字包括之。人既鄙耻其俗，则权势财利，可于人群大道少所牵掣，而每一人之内在心情，乃可多有其自由发抒之机会，而不致为外面事态所沈溺。今再以中国历史上学术思想之转变言之，西汉以经学取士，迄于东汉，群目以为禄利之途，而民间之古文学，乃与朝廷博士之今文学代兴。魏晋以下门第鼎盛，而佛教东来，高僧迭起，乃以出家为人生最高之向往。唐代禅宗如日中天，北禅成为两京帝师，三朝法祖，而神会荷泽辨道，不啻公开向朝廷作翻案。厥后南禅掩胁天下，五宗七叶，全国皆南禅，而神会之名字与其著作，转归湮晦。最近始于巴黎重睹敦煌孑遗之孤本，乃知在当时有此一番惊天动地之大事。然何以南宗诸禅之祖师皆不乐予以称道，遂使此事于短期间即归消沉，若不复为人所知。此亦中国人观念，哄动热闹，喧张翻滚，大众奔凑，一时甚嚣尘上，皆不免于俗情俗态。而鄙夷视之。方外自属尤甚。苏轼诗：“屡接方外士，早知俗缘轻。”此见中国僧侣更不喜世俗嚣张。今人乃以西方观念读中国史，遂认此事为不可理解。

    又如唐代以诗赋取士，宋代易之以经义。然王荆公三经新义，亦招来同时之诟议。元明清三代，以朱子四书义取士，而当时群鄙之曰时文。姑不论其内容，政府所提倡，社会所群趋，即不免为俗套。今人又群以中国自秦以下两千年，乃一帝王专制政府，一若唯帝王一时意志所向，即举国遵奉，而不知其有大谬不然者。中国观念中，又有道统治统之分。道统属于雅，此始可尊。治统则可雅可俗。果失雅正，即不为群所尊。故自古无不亡之皇朝，而孔子则永为中国人所尊。此可谓无统，必附于道以成统。则中国人论政治，实亦凭于其雅俗之辨以为判。

    西方人似无中国所谓雅俗之辨，亦可谓有俗而无雅。如希腊各城邦各有其俗，但如何得为一希腊之大雅君子，则各城邦人士均无此想。如宗教，如科学，以及各项学术分派皆以成俗，非以成雅。耶稣之上十字架，以及罗马耶教之地下活动，岂不皆以此俗反他俗。但及耶教风行，教会教皇，蜂起矗立，便又有新教，起而反对。科学亦如宗教，其先在落寞中为人所不为。但其后则与宗教成为对立之两型。如哥白尼之天文学，即遭教会压制。其他大批科学家，亦几乎莫不如此。马丁·路德与哥白尼，皆受囚禁。而伽利略则遭遇更酷。其实宗教科学外，哲学亦然。苏格拉底被判死刑。凡一俗起，即遭他俗之反对。此乃违时违俗，并非违理违道。班固汉书有言：“依世则废道，违俗则危殆。”此两语，在西方历史上，表现得更鲜明。

    事态时代化，习俗难返，流弊滋生，此一层，亦在西方史上表现得更清楚。即如科学，在今日之西方，岂不已成世俗化。寻求真理之精神日减，供给俗用之趋向日增，其所以为学者已变质。姑举爱因斯坦为例。初发表相对论，几于欲索解人不得，此真乃一种超俗之新理论。但原子能被发现，美国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究不能不说其亦由爱因斯坦所发动。要说明一个秩序井然的宇宙存在，此显是一项真理寻求，但变成为一项大量杀人之武器，终不能不说是一项世俗应用。最高宇宙真理，一经世俗运用，而转成为一项大量杀人之武器，可使人类在刹那间全归绝灭。原子能的惊人力量，不得不谓之亦出于真理。但今天人类的迈向原子时代，却不能说其亦是一真理，只能说其仍是一世俗。真理与世俗间，岂不应有一分别。中国传统观念，力求提出道与俗，雅与俗，正与俗，真与俗的一切分别，正为此故。唯其如此，故在中国传统文化四五千年的长期演进中，世俗力量，终不能过分得势。在西方文化中，则正因此一分别未能鲜明提出，遂不免世俗力量时时上升。苏格拉底、耶稣之遭遇，在中国史上固未见。而如爱因斯坦，虽不愿接受原子能之父之称号，但原子时代，究是由其开始。此亦可谓俗势终于胜过了真理。西方史上一切悲剧皆由此。

    今天的中国人，一味西化，道俗、雅俗、正俗、真俗之辨，不复关心，而且尽可能加以放弃与否认。尽求科学化，一若科学即是真理，不悟羼进了世俗，则真理可成为非真理，抑且反真理。今天的中国人，又甚至认为能供世俗应用，才始是真理。则如耶稣上十字架，当时其所宣扬，尚未为世俗接受信仰，岂得因此即认其为非真理。又如爱因斯坦之相对论，是否当因其发展成了原子弹，乃始可十足认其是真理。又如康德在十八世纪之末，写了永久和平一书，主张有一个强大的国际联盟来维持世界之永久和平，此一理想，至今已弥见其不失为人类和平前途一真理，但此理想，迄今亦仍未能为世俗所好好接受与运用，又岂得即此而便认其非真理。

    上举西方史上宗教、科学、哲学诸项来阐明中国传统观念中道俗雅俗之辨之涵义，可会通于西方历史之具体演进而无碍。此下试再举艺术、文学为例以加说明。中国人辨雅俗，主要本在文学艺术两项，已如前举。在西方历史上，宗教、科学、哲学诸项，显可援用中国道俗之辨来作说明，而艺术与文学，则西方人似乎更偏尚通俗一面，与中国传统观念中雅俗之辨更有距离。俗则必尚新，必趋变，无传统可言。近代西方画家如毕加索，在其中年以前，实于彼邦传统画法，有甚深造诣。但晚年则画风一变，大异往昔。在世俗眼光中，新与变，总觉可喜，而毕加索之画，遂更轰动。但循此以往，另有新毕加索继起，仍必求变。毕加索亦仍必被遗弃。全部西方绘画史全如此，全以能变能新轰动一时，但不久即又为后人之求新求变所弃，而弃之唯恐不速不尽。在中国传统观念下，则一画家果能获得同时及后人多数之爱好欣赏，自必有画理画法寓其中，一为共通之理法，一为独擅之技巧。若过分注重其前者，则理法不免成为俗。唯注意其后者，则理法虽创自前人，然可以为后世继续发扬光大，成为传统，而永垂不绝。庄子曰：“超乎象外，得其环中。”象亦称相，属外在。环中当属体，乃内在。外在之相，与俗共见，内在之体，则作者一心之技巧，唯待知者知。固须内外共成一体，但西方则似偏重外，中国则偏向内。但中国人之重其外，亦有过于西方人之重其外。故在中国画史上，历代画品非无变，但规模格局，比较近似守旧，只在守旧中不断有开新。西方则在不断开新中，到底亦脱净不了旧。其不同只在此。孔子说郑声淫，淫即指其太过渗进了俗的成分。俗声俗调一时成为风气，最多只如李斯所说之随俗雅化，究与雅声有辨。俗情雅意互为消长，苟不能超乎象外，即不能直探环中。明代理学家倡为流行即本体之说，究非真言。果违本体，流行何足贵。故庄子屡言技而进乎道，而并不贵于道之流为技。绘画与音乐皆如此。

    文学亦然。韩愈倡为古文，唯“陈言之务去”，陈言即是俗套。韩愈又言：“乐也者，郁于中而泄于外，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尤其精。当尤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韩愈于音乐诗文一贯说之，郁于中成其体，泄于外成其象。善鸣绝非世俗。又曰：“人之于言有不得已。”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声出于口，皆有其弗平。若俗情，则其所谓不平与不得已者皆甚浅。亦可谓无所思，无所怀，随于众以成俗。时俗既迁，风气随之。故其人苟习熟时俗，则天下靡靡，日入于衰坏，恐不复振起。又曰：“与世沈浮，不自树立。”虽不为当时所怪，亦必无后世之传。韩氏所论，皆从古今道统大本原处出发，不依世俗之毁誉从违为进退。后人称其文起八代之衰。若依当时俗见，则一部文选已足，而韩愈力求跨越，一意上追三代两汉，亦欲以复古为开新，亦甚赞陈子昂与李、杜。此虽韩愈一人之言，而全部中国文学史演进精神，亦可谓无逃其所指陈。

    宋元以后，戏剧说部，骤兴特起，如王实甫之西厢记，施耐庵之水浒传，尤其脍炙人口，迄今不衰。然戏剧说部，终不免以英雄美女，战争恋爱，为其主要中心题材，此皆于世俗大众，有刺激，有兴奋，有迷恋，有向往，为俗情所共凑，然究非人道大统本原之所在。渲染过分，近于孔子所欲放之淫。故终不得预于中国文学之正统。远自诗骚，下迄近代，在诗文辞赋之正统文学中，亦未尝不及于英雄与美女，战争与恋爱，然皆避俗而归雅，亦不以为文学之中心题材。故立言得与立功、立德并称三不朽。而又连称文化、文教，凡言文，必不忘于教与化。犹如凡言技艺，必不忘乎道与德。故文艺必主于雅而忌于俗，此为中国一传统观念，亦中国文化一特殊精神之所寄。

    今人慕效西化，崇尚通俗，好言地方化、时代化，独避言一雅字。于绵延五千年之文化传统，转成广土众民之大一统国家之所以然，全不顾及。则兹篇所陈，亦仅拾古人余吐，殊不值时贤一哂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