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八 道德与权力

又中西之相异。

    人群大道，非限于政治一项。中国传统政治，选贤与能，广罗社会人才，以组成此政府。而人才贤能则必待教育。故道尤重于君，君道之上又有师道，为君者亦必有师。孔子为至圣先师，中国历代帝皇莫不知尊孔子。君道行于政，师道则行于天下之大群。中国人言天下，犹在国之上。故道统必尊于治统，而师道则绝不尚权力。

    西方人又谓知识即权力。中国则师以传道，非以传知识。道亦须知，而知识非即道。西方人凭知识向外求真理，中国人则内求之德性以明道。孟子告曹交，归而求之有余师，又曰：“尧舜先得吾心之同然”，则道在人心。中国人言道德若先天，西方人言知识则在后天。孔子之言道，有非人人之所知，但亦以先得人人之同然。故中国人言学，先德后知。西方人则知识为重，德性乃所不言。

    人性亦喜自我表现，又喜高出人上。中国人教人表现高出人上者，亦在其德性，不在其知识。知识而违于德性，则亦同为小人。德性人所同有，知识则可独出。故德性乃平等，可自由，可独立。知识不平等，乃成为一权力。中国人只争在己之德性上，不争外在之权力，乃以成其和。

    德性尤必见于群，如仁义忠信皆是，独立不惧，遁世无闷，必远离于权力财富举世所争之外乃能然。伯夷饿于首阳之山，而获万世之同情。孔子称伯夷为仁人，乃言其德性，非言其事业。其身独立于一世之外，而其心仍常存于万世之所同然，中国人称其人曰圣。西方则人世间无此等人之存在。

    中国人重德性，亦可谓乃是另一种个人主义。德性天赋，此为大同。但亦因时因地而人各异。故子路、颜渊不能尽同于孔子，禽滑釐不能尽同于墨子，老子更不能尽同于庄子。故德性虽平等，可自由，而必有其独立性。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乃求独立以自成其一己。又曰：“为仁由己。”则己之处大群，求能为一君子，即多得与人相同处。又曰：“富不可求”，富则必求异于人以见。故德性乃为至广大至悠久之个人主义，而争财富争权力则为短暂狭小之个人主义。近代人务求之外面之财富权力，乃愈见己之不独立不平等不自由。尽力以争，所争仍在外。真所谓道在迩而求之远，南辕而北辙，其终将何所达而止。此以成当前之悲局。但反而求之，道固犹在，则亦无足悲观。

    孔子常仁智并言。后儒以仁义礼智信为五常，后起阴阳家乃以五常配五行。人生原始当先有仁，人生演进乃继有智。是仁在先智在后，有仁乃有智，不仁则智又何途之用。今大体言之，中国人尚仁，西方人尚智。故中国人重道义行为人物，西方人重物质功利事业。中国史圣贤迭起，辉煌照耀。“高山仰止，景行行之。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其文化乃仁者之静而寿。孔子言：“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如山巍然，屹立常在，万物滋生，蕴藏无穷，而山则仍然是一山。西方史如水流前进，“逝者如斯”。后浪推前浪，仅见波涛汹涌，而涓滴若无预。事业则愈变而愈新，功利则日扩而日大，其文化传统或可谓乃智者之动而乐。事业变，人物乃无足追忆。求其举世共尊，千古常在，则唯耶稣一人。但耶稣乃犹太人。抑且耶稣之见尊乃因其在天国，不在尘世。西方人物多以事业传，如哥仑布横渡大西洋，其平日为人，则无可称述。莎士比亚创为乐府，其人有无，尚难寻究。其他率类似。要之，重事不重人，即重功利不重德性。中国如大禹，治水乃其功业，其子方呱呱，三过其门而不入，乃其德性，功业无可详述，而其德性之一端，乃千古传诵不绝。又如关羽、岳飞，事业则失败，其品德则尊为圣。近代国人乃谓中国崇拜失败英雄。不知事业失败，乃其德性之完成。文天祥、史可法同然。孔子言“杀身成仁”，孟子则曰“舍身取义”。所取所成为仁义，所舍所弃则属其人之生命。中国人之教人有如此。

    又如三国时曹操，政治武功之成就外，文学亦卓越。然后人则崇拜诸葛亮，不崇拜曹操。同时又有管宁，并无事业，而后人崇拜，或有尤超诸葛亮之上者。至如吴泰伯虞仲，伯夷、叔齐兄弟，则更不待言。中国女性，刘向列女传以下，历代正史所载，难以数计。皆无事业，而以德性见尊。故中国人生，宜可以寿称。一人之生，可传数千年，常在他人心头口头，笔下歌下，追忆不辍，称道无穷，岂不可谓之寿。即读百家姓家谱亦可见。若论乐，则寿即是乐。女性如孟母，欧阳修母，乃及其他节烈，就其景况言，岂不悲多乐少。然就其心情言，则仍是一乐。人不堪其忧，回亦不改其乐，此等处皆似之。中国人之乐，乐在其德性，不在其事业。周濂溪教二程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皆不在饮食起居生活上，亦不在事业上，而在其德性上。近人谓西方文学重悲剧，实则西方人仅在生活上寻乐，而悲剧则涉及德性，乃以补西方人生之不足，故西方人重之。在中国则偏重德性人生，全部历史人物，几乎无不具有悲剧性。唯此种悲哀，乃为真乐至乐，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试问人生到此境界，究竟是悲是乐。当知孔颜乐处，亦正在此等境界中。人生自有其心向往之欲罢不能之一境，此即情味无穷，又何必强加分别其为悲为乐。真人生即真乐处，而勤劳操作，自在其中。即寻不到真乐处，而勤劳操作，仍不能免。故曰“民生在勤”，“君子无入不自得”，“小人闲居为不善”，其理亦在此。若谓西方历史多悲剧性，则中国历史实多喜剧性。寿即是乐，五千年相传不辍，生命日繁，非有喜乐何以得此。

    中国人尚仁，亦兼重智。西方人尚智，则并不兼重仁。此如高山峙立，外观无水，内实涵水，不崩不裂，丛树灌木生焉。而且山静无争，水则流动有争。无堤防，则泛滥横越。故读中国史，实觉人生可乐。读西洋史，则时时有虞有防。孔子歌“梁木其摧，哲人其萎”，可为中国人写照。耶稣之上十字架，则为西方人写照。故孔子不言复活，非其悲。耶稣言复活，非其乐。

    今日国人争慕西化，到处寻乐。独立平等自由，若为人生三大乐处。夫妇和合，何必争独立。父慈子孝，何必争平等。出门则警察林立，读报则罪案罗列，又何再争自由。不仁不智，人生乐处又何在。中国人言人伦，言相人偶，言人与人相处，乃不争独立平等自由。披阅一部中国史，广土众民，相生相长，以有今日，岂非人生一大乐事。其由道德，抑由权力来，幸吾国人其回头深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