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 政治与社会

    近日国人，又每疑中国史籍多言政治，少言社会。深言之，中国自来本无社会一观念，因亦无社会一名词。国人依据西方观念来读中国书，自应有此疑。抑且政治即社会中最主要所表现一事项，言政治亦即言社会。中国古人言：“天生民而立之君。”若谓民属社会，君属政治，则政治由社会而产生，亦即以社会为依归。中国文化大传统，在政治、社会之相互影响间，特有一深义，即政治常由社会来领导，不由政治来领导社会，此一层必当申述。

    中国古代乃一种封建政治，乃由宗法社会来，封建即依据于宗法，此即所谓礼。礼之主要内容，即是宗法，富自然性，与政府制定法律强人以必从者不同。故中国人所谓之礼治，与西方人所谓之法治，意义大不同。中国古代政治组织，由宗法来。同一政府，即同一宗族。凡所统治，亦多同在此宗族之内。列国由诸侯分治，天子所统治之中央，则仅王畿千里。天子与诸侯亦同一血统，同是亲属。其所谓法，主要即是宗法。及周室东迁，春秋战国时代，宗法在政治上乃渐失其重要性，亲亲转而为尊贤。但由社会来领导政治，非由政治来领导社会之大传统，则可谓依然仍无变。

    礼今俗亦称道理。中国人观念，政治须由天理人道来作领导。法律则仅是政治下面一小项目，岂得与礼与道理相比。中国人又有道统与法统之别。法乃指政治上之大经大法言，但亦不得与道相比。道则必在天下大群即社会方面。战国时，齐有稷下先生，招集弟子，自由讲学，不治而议论。所讲即道，不负政治实际责任，仅从旁加以议论批评。是中国人观念，于政与道，高下轻重，其所分别，已显然可见。孟子主讲学明道，其事即退隐亦可。若苟从政，则须行道。遂辞稷下俸不受。荀子则三为稷下先生祭酒，其论政主法后王，宜与孟子意见不合。

    秦代博士官，即承齐稷下先生制来，亦尊重社会自由学术思想之一种表现。虽为政府一正式官位，亦不负政府任何实际的行政责任，只备政府作顾问与参议。博士官与稷下先生皆七十人，乃承孔子门人七十弟子来。此亦当时政府俯从社会道统高出政治法统之一证。但当时博士官有反对秦廷之废封建兴郡县，谓其有违历史传统。而秦廷乃坚不主复封建。此乃当时实际政治上一大争议，遂使秦廷不得不废止某些博士官，而焚其书。此则由政府出面来禁止某些讲学自由，而又禁止根据古代来批评现代，成为政府法统转高踞在社会道统之上。此事乃大反中国之传统，遂永为后世人诟病，为秦始皇帝一大罪状。由中国传统观念言，则为秦始皇帝轻蔑上代之道统。由近代国人之新观念言，则谓秦始皇帝之专制。亦复一重道统，一重法统，分别显然。

    汉高祖初即位，便下招贤令，谓愿与天下诸贤来共治此国家。政治大原则，不亲亲则尊贤。要之，中国历史传统并无以天子一人来统治全国之一观念，则亦显然。此下乃有贤良对策一制度，求由社会贤良来指导政府，此又与政府君相来统治社会之观念有不同。所谓贤良对策，乃由政府举出几条当前重要的政治问题来向社会贤良请教，谓之策问。贤良们各自发抒自己意见为对策。原文有记载，明白可稽。汉武帝因于当时贤良政策，遂来改革朝廷上的博士官制度。把代表后起百家言的博士尽废了，专由研究古代经典王官学的来任博士，谓之五经博士。但此事并非有意限制学术思想之自由。百家言在社会仍可自由传述，政府博士官则尽用治王官学者来担任。所谓王官学，更在百家言兴起以前之古代。中国政府本多专掌实际政治以外有关学术方面之官吏，如诗即掌于学官。书与春秋即掌于史官。易则掌于卜筮之官。礼则如天文历法等，更由多官掌握。秦始皇帝罢免博士官，并禁以古非今，则专掌古代王官学之博士，正多遭罢免。如此则不免现实政治凌驾在学术传统之上。汉武帝则又尊重传统学术于现实政治之上。上视秦始皇帝，此一转变，实涵有深义。而近人乃常以秦始皇帝汉武帝并称，此则大失之矣。汉武帝又起用公孙弘为相，公孙弘在东海牧豕，亦由贤良对策出身。中国历史上以一平民为宰相，古代早有其例。秦始皇帝时之李斯，亦即其一。但自公孙弘始，宰相任用之制度乃大变，此下宰相可谓全由士人任之，绝少王亲国戚。此亦由汉武帝始。

    西汉因有新的博士官制，遂有国立太学制之创兴，由博士官分科任教。太学行政与课程内容，一任博士自定，政府不加干涉。太学生毕业后，或留中央为郎，或返地方为吏，均有出仕政府之途径。此下中国政府乃成一士人政府，尽由社会上之士来组成。故当时说孔子为汉制法，乃是说汉代之法统即承孔子所提倡之道统来。遇太学中设科教读有争议，亦由太学博士会议公决，政府大臣亦得参加。其时政府大臣实几已全由太学生出身，则此等会议，宜可参加。

    如春秋本以榖梁传为教本。汉宣帝在民间时，曾学公羊春秋，及为天子，不能直接命令太学以公羊传为教本，遂下诏太学举行会议，终于增加公羊传与榖梁传同为教本。而民间又有左氏传，到王莽时亦经太学会议增为教本。东汉起，又经罢废。唯在民间则左氏传仍盛行，直待西晋大臣杜预为作注，左氏传仍得列为此下太学之教本。是则左氏废于上，而仍盛行于下。其他经籍尚有其例。此见社会学术自由，可以影响政府，较之政府之影响社会，其力或更大。

    西汉末，东汉初，太学五经教本既已确定，而社会之自由讲学，私门授徒，创说新经义，则更为发展。学者多不进太学而投向私门，一大师所在，学徒群集，结庐成市，如此情况，几于遍国皆有。东汉末，郑玄乃高踞两汉经师之冠冕。不应政府征召，称为征君。黄巾作乱，戒不得入其乡。中国传统政治社会之相互关系，以学术为其最重要之一项，而上下之间，孰为主，孰为从，专就两汉论，即已可资阐明。

    汉代于征召贤良之外，又征召孝廉。征召贤良，主要在向其请教政治问题。征召孝廉，则为提倡社会风气，乃政府从事对下教化之一端。迄于东汉，孝廉乃更成为选举之主要对象。而社会亦由此兴起了一大变。位居高官，纵廉亦不得无余财，退而居家，敬宗恤族，此亦一孝道。而又得不为一豪户。此下门第之兴，实与提倡孝廉有甚深之关系。而门第乃为此下中国社会一新景象，一新特色。政治乱于上，而社会得安于下。若非有门第，东晋亦无以南渡，南朝亦无以支撑。五胡至于北朝，亦无以构成一胡汉合作之局面。要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力量之贡献，乃远过于政治力量。换言之，中国历史文化大传统，寄存于下层社会，实更大于上层政府。此唯门第之功。故言中国社会，于四民社会一传统名称下，不妨增设门第社会一名称。

    佛教东来，影响社会大，影响政府小。政府君相大臣虽亦有信仰佛法者，但政治大传统则大体承袭两汉。唯梁武帝不免以私人信仰，羼混进政治任务中，乃以招致一朝之祸乱。下及唐代，帝王多信佛，但不再蹈梁武之覆辙。政治传统则更能承袭两汉，而不断有改进。尤其是科举制度之推行，使士人政府之组织益臻扩大，而社会门第势力亦渐归衰退。唯在社会上则产生了一大危机，即士传统变形，不免招致道统力量之涣散。此一事，或为向来论史者忽视，而实值郑重提出。

    唐代科举重辞章，魏晋以来之一部文选，人人朗诵。故曰：“文选熟，秀才足。文选烂，秀才半。”然史学已不如两汉。经学训诂考据，义理阐发，须有师傅。故科举兴，而太学制度遂衰。求仕者不向太学，转向科举。不务道义，仅夸才能，而士风遂因此而大坏，治道亦由此而不振。求仕者为数远多于入仕者，而社会士之地位乃远不如政府之官僚。师道亦衰。高尚不仕，则为僧侣为道士，老释地位，亦超然于孔子儒家之上。故唐代学业以诗成风。汉唐虽同称盛世，而唐代之诗人，就文化大传统之意义与价值言，其所贡献，远逊于汉代之经生。韩愈力矫其弊，倡为古文，曰：“好古之文，乃好古之道。”又曰：“非两汉三代以上之书不敢读。”又提倡师道，辟佛辟老，而其道终不行。士风颓于下，而政风亦坏于上。五代后，中国终以复兴。此乃中国文化传统之功，非唐人之力。

    北宋虽仍守唐代科举制，不加废止，但有从旁矫其弊者。有胡瑗、孙复、范仲淹诸人之书院讲学。甚至中央太学亦模仿胡瑗苏湖讲学制度，并擢胡瑗为太学之长，此又上层政治取法下层社会具体之明证。

    此下如周濂溪、张横渠、程明道伊川兄弟，周、张、二程之讲学，下开元明两代六七百年之理学新风气，其实亦即胡瑗书院讲学之变相。下迄清代中叶，乾嘉以下高唱汉学，以上与宋学为敌，其实仍即是书院讲学之遗风，非有所大变。故若以唐代为科举社会以与门第社会划分，则宋以下，又可称书院社会以与科举社会划分，而其为四民社会之大传统则一。有如明清两代之进士与翰林院制度，其实亦即是民间讲学之变相流传，尤值阐申者。

    今再要而言之，中国文化大体，道统必寄存于社会，政治法统则必尊道统。汉武帝之表彰五经，最足发明此义。此下历代帝王乃亦终不敢以道统之继承人自居，读历代帝王诏令可知。此亦中国文化传统一最要精神之表现。唯中国社会信仰，有道统，无宗教。佛法传入，而中国社会乃遭遇一大变。两汉以来道统一尊之精神，由此乃不振。最著者则在师道上。唐代一和尚，可得尊奉为国师。每一僧侣，亦尽得师称。而士人乃循至无师。如是演变，岂不社会之基本已臻摇动。而上层政治自亦无安定之望。其转变之重要性，则首见于士之一阶层。

    唐代之士与汉代有大不同，一则汉代之士在门第之前，而唐代之士则在门第之后。汉代之士上承战国诸子，其志在治平道义上。唐代之士则上承门第与佛法。又唐代虽仍有太学，但以科举取士，而以南朝梁代之文选为考试标准。故唐代士风，身世穷达，其观念乃又超于治平道义之上。故就汉代经生，与唐代诗人，即可见汉唐社会之变。

    社会变，斯政治亦必随而变。道统不振于下，而政治法统渐趋于无所遵循。单靠政治权力，一中央，一帝王，何得以维持一世之治。此即见中国传统文化一大衰败。首识其危机者，为唐中叶之韩愈。然今诵读其集，送别赠新，饮宴酬酢，此乃唐代之士风。碑碣铭志，谀墓荣终，此乃门第之遗习。西汉前有贾谊、董仲舒，后有扬雄、刘向，何尝作此等文字。后人赞愈文起八代之衰，实岂得与西汉相比。至其讨论义理，钻研学术，如原道师说之类，则在全集中所占篇幅不多，又焉得与先秦诸子之家言相比。韩愈几乎为唐代唯一杰出之士，而其成绩乃如此，其他又何堪言。宜乎柳宗元不敢以师道自任。读其集，亦多崇扬佛义，少发挥儒道孔孟庄老之精言，较之愈又远逊。李翔随愈而起，其意乃欲会通儒释，但仅见鳞爪，未成体制。宋儒起，于文尊韩，于学崇李。唐代士人之特为后世甘拜下风而不敢仰企者，仍唯李杜之诗。韩愈、李翔之文，最多亦仅得与李杜媲美。故唐代乃一科举社会，辞章社会，仅以诗夸。唐诗在中国文化学术史上，亦自有其标格，如是而已。然中国之一切诗辞文章之作者，果其于经、史、子三者无深造，斯其为诗文亦无足观。所谓一为文人，便无足道是也。其实全部文选中，亦岂遂无真文学可取，斯则可为知者言，难与俗人道矣。然在中国全部学术史上，集部终不能与经、史、子三部争胜。今姑以近代之艺术观念言之，下与书家、画家媲美，则仍为远胜矣。此亦不可不知。即如清代，先之如王渔洋名擅一世，亦仅为一诗人。后之如郑子尹，诗学超经学之上，然其诗虽可好，终不入学术之林。如古文，明代之归有光崭然露头角，亦不能入学术史。中国学术史上，诗文终是另一格，此亦不可不知。晚清曾国藩分学术为义理、辞章、考据、经济四项，韩愈于义理、考据、经济三项，皆未跻上乘，而得为唐代士人之冠，则唐代之士，亦即此可获定论矣。

    故论唐代学术著述，唯佛教天台、禅、华严、唯识四宗，各有超人上品。或译或著，传诵后代，贡献良大。其他唯有关实际政治之记录，如贞观政要，尤其如杜佑通典，亦值后人重视。但杜佑之史学，不得比司马迁。尤其是经、子方面，唐代乃阒焉无人。故唐代在中国学术史上，实仅可称一文学时代，前不如南北朝，后更不如宋。而韩愈则不得不为唐代文学中之第一人，则唐代可称述者，除富强外，人物则可谓渺乎在后矣。其过不在政治，而在社会。苟以个人之表现论，则韩愈、杜甫皆上无千古，下无千古。苟以其处身社会论，则韩愈后之不能比欧阳修，杜甫前之不能比陶潜，唐代人之倾倒于韩、杜，一时影响之活泼幽深大有无堪衡量者，斯则社会关系，所谓生非其时也。

    五代终成中国历史上一黑暗时期。北宋欧阳修重倡韩愈古人之道，但为本论，不效韩愈之辟佛。谓政教明于上，则佛法自衰于下。而一时巨儒竞兴，昌明师道者，上自胡安定，下有周濂溪。奋起变法者，上自范仲淹，继以王安石。当时社会，乃始有道统与师道之复兴。而言学术思想，则在中国历史上又每以汉宋对比。宋代实为中国历史上之文艺复兴时代，而唐代实乃其衰落时代。所谓复兴，则在社会，不在政府。

    有一最值提起者，汉代以周公、孔子并尊，而宋以下则改称孔孟。孔孟代替了周孔，此中寓有绝大之深义。中国文化传统，在古代，每称尧、舜、禹、汤、文、武，一时之政治领袖，同时亦即为道统所寄，是法统、道统乃若混而不分。周公则仅居相位，未为天子。法统所尊，自武王以至于成王。而道统则在周公。其地位不仅在其侄成王之上，亦转若在其兄武王之上。孔子志学周公，不必跃居政治上之最高位置，为天子，为帝王，而亦可行道于天下。故孔门德行之科，用之则行，舍之则藏。非得用而行，即舍而藏可也。孔门四科中之言语、政事、文学，皆有关于用而行。孔子又曰：“道之不行，我知之矣。不仕无义。”则孔子在当时，其志在出仕用世可知。而儒学之重仕亦可知。故战国每以孔墨并称。孔子乃特为百家言之创始人。汉代孔子则与周公并尊，乃为王官学之继承人。南北朝隋唐，孔子乃与老聃、释迦并尊，如一宗教主，其地位乃超政治领袖帝王之上。唐代孔子为至圣先师，其意义亦在此。

    后人或以宋史于儒林传外，别出道学传为一疑。不知儒者正贵出仕用行。苟社会儒林日盛，地位日高，人数日增，先之如东汉之党锢，次之如魏晋以下之门第，继之如唐代之诗人，不免皆有流弊。更继之如北宋之新儒，在政治上多得重用，而又多有意见，多起纷争。前有庆历，后有熙宁，两度变法，皆无成功。而北宋之国运亦以衰歇。濂溪以下之道学家，则不贵出仕，而其道更能畅行于社会。于是政治地位乃更当在社会之下。但儒义终不成为一出世之宗教，而其地位乃更超于宗教之上。故以中国传统文化言，两汉儒林之外，终不能不有宋以下之道学。道学既非百家言，亦非王官学，又非宗教，其所立志陈义，乃特有其更高之地位。实则其大本大源，则仍师法孔子，并无违离。此实中国传统文化自身内在一发展，而非近代人所谓之开创。此为宋代道学对中国文化大传统一新贡献，其意义价值乃更超于汉代儒林之上。故汉代尊五经，而元明以下乃改尊四书尤超五经之上。此为中国读书人人人所知，而其涵义之广大深远，则实有难以言语尽者。

    唐代尊孔子为至圣先师。古代尊帝王为圣，孔门弟子亦尊孔子为圣，而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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