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 国家与政府

    中庸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国人重人之德性，故重公更过于重私，重大更过于重小。国家民族之大生命更重于家室个别之小生命。人类之德性，亦于此表达。而为政为教之大公至正之大本大源，亦胥在是矣。

    今择国家与政府一题论之。此大有关人事之诸方面，而亦东西文化相异一好例。西方人似乎先有政府，而同时并无一国家观念。如古希腊，乃以一民族同居一小小半岛上，城邦分裂，雅典斯巴达，如是者，乃以百计。此诸城邦，则各有一政府为之代表，但非先认有一民族与国家之存在。其城邦郊外，尚有耕地与农民，但受城邦政府议会之统治而供其奴役。故古希腊有政府无国家。

    罗马亦一城邦。唯重军事武力，异于希腊之重商业。遂以征服意大利半岛，乃有罗马帝国。但其政府则仍是一城邦政府，而统治此半岛。非由此半岛上人自建国家，自成政府。帝国逐步扩大，北及法兰西、英格兰，南及地中海四围，远及非、亚两洲，然仍由此一城邦政府来征服与统治。此一政府绵延甚久，其间亦有种种变革，然论其大体，则先后相承，无大相异。故罗马乃由一城邦扩张为帝国，实不得谓是一国家。如埃及、波斯，同属此一政府之统治，不得谓同组成此政府。史例昭然，无可否认。

    西方中古封建时期城邦废，堡垒兴。一家贵族凭仗武力保有此一堡垒，并及其堡垒以外附近之农奴及耕地。显然更不得谓是一国家。文艺复兴，沿海新城市兴起，先自意大利半岛，次及北欧波罗的海沿岸。此诸新城市，可谓乃古希腊城邦之雏型。由是而有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荷兰，乃至法国、英国等现代国家，则可谓是古罗马帝国之雏型。此皆先有政府，后有国家。非国家由政府建立，亦非政府由国家建立。西方建国情势，与中国传统不同，大体同具有帝国型。推究根源，则仍以城邦为基础。意大利与德意志两国，成立最后，亦显然以城邦扩张而来。

    以上略述西方史迹，而中国则大不然。中国自始即有一国家观念成立在先，然后乃有政府来代表此国家，管理此国家之事。此国家则相传称中国。外有四围，亦称四夷或四裔。先无此固定之分别，而已有此固定之观念。政府可有变，国家则终不变。如先有神农氏，次有黄帝，此两时期政府之详不可知，而其有变则可知。政府交替，中国人称之曰代。每一代政府历时有久暂，久者或绵亘四五世八九世，乃至十几世。每世则称之为朝，指其为全国所朝向，所共同拥戴，故中国历史上只见有朝代更迭，而国家则依然如故。至今二十五史相承，仍为一部中国史。故西洋的国家多变，中国则无变，仅政府朝代有变。继此以往，西洋诸国当仍有变，中国应仍无变。观念不同，而人事亦不同。中国观念先有家，其家人乃有父母、子女、夫妇诸别。西方人则先有此诸别，乃始合成为一家。孰是孰非，孰为合理，讨论东西文化异同，此一观念，诚值研讨。就世界形象言，自然为主，人文为副。战胜自然，另创天地，有此想，无此可能。主客之间，不当不辨。

    就中国史言，此代表国家管理国家事务，而为国家人民共同朝向共同拥戴之政府，其成立亦可有种种不同因缘。最先或不可免武力征诛，如神农氏之征三苗，黄帝之诛蚩尤。而黄帝之代神农，或亦有征诛。但武力保持与武力创辟，事大不同。中国人观念，国之本在民，民之本在其生，而民生之本则在其有积世相传道一风同之共同标准，即所谓礼乐教化，即今人之所谓文化。而教化之本，则在德不在力。权仗力，不仗德。立国之本，在德不在权。故圣帝明皇，代表此一国家之政治元首人物，中国人则常称其德性，不夸其权力。夷狄与中国之别乃在此。故又曰：“中国而夷狄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则族类之异主要在心。舜东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同有此德，乃得同有此天下。此非空论，乃事实。中国人言，“一天人，合内外”。内为德性，外为道义。中国人乃为人类全体生命作广大悠久之打算。符其标准，乃得谓中国人。细加推溯，当自黄帝时已有此观念。明白言之，即在黄帝时，已有中国人与中国之观念存在，故司马迁史记以五帝本纪开始，而黄帝为第一人。中国古人所传种种文物，亦多创始于黄帝时代。此下中国人则群奉黄帝为中国之始祖，中国人尽为黄帝子孙。再上溯则有神农，亦称炎帝，故中国人亦群认为是炎黄子孙。

    五帝之最后两代，则为唐尧虞舜。唐虞禅让，而尧舜之君德则尤为后世所传颂。尧禅舜，舜禅禹，皆以德，不以力。而禹之父鲧，以治水失当而殛死。禹继父业，子生方呱呱，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禹之治水，德功俱盛。禹亦禅位于益，而全国人民不忘禹之大德大功，终拥戴其子启承父位。于是国家之政治领袖，又自禅让转而为世袭。此一大转变，仍以德，不以力。此为治中国古史者，不得不特加注意一要目。

    抑且禅让亦出公意。尧禅舜，亦须岳牧咸荐。四岳九牧，乃当时中央政府外许多地方政府中之首长，代表其他地方政府，而表示其公众之意见。在当时虽同属一国家，乃可有许多政府分层负责，作为代表，以管理此国家之许多事务。此一形势远在黄帝时已然。及大禹时，犹称万国，是每一政府皆得称国。以当时疆土言，主要不外黄河流域之两岸，而犹有此万国，则每一国疆土之小可知。大者当不过一城邦，小者当不过一堡垒。每地一政府，实即代表一家属。层累而上，乃有一万国共戴之共同政府，即一最高政府。而其首领则自黄帝以下皆称帝，大禹以下则称王。王者众所归往，即众所朝向。于是而有夏商周三代。其更迭亦以征诛，不以禅让。当时则称之曰革命。

    天生民而立之君。天之大德曰生。其君之德能配天，能代表群生，而负责其政治任务，斯为王。禹之子孙失德，至桀而更甚，不克再配天，则商汤代之而起。汤之子孙失德，至纣而更甚，不克再配天，则周武王代之而起。天命所归有变，故曰革命。商汤南面而征北方怨，东面而征西方怨，则汤之武力亦尚其文德。周武王灭纣，而周人必尊周文王为王朝之始祖。唯文王之德克配上帝，故能受命于天。而周人又尊奉后稷为始祖，生民之诗已明白告人，后稷亦有父有母有邻里，同时有渔牧诸业。后稷之前，已远有生民，而必尊后稷为始祖者，因后稷教民稼穑，人民生业由是始定。

    故周文王之前有后稷，犹黄帝之前有神农。中国人以农立国，远在有政治以前，人民生业已定。生业定，而后有政府。故五帝三代时之中国，即犹一天下。中国之外虽有夷狄，而不妨即称中国为天下。大学以“明明德”为三纲领之首，平天下为八条目之末。中国古人一切思想言论，皆本之其对以往历史之实际观念来。即大学亦如此。

    现代国人治古史，谓必推本殷墟发掘之甲骨文字，乃有真凭实据，其他尽传说不足信。然甲骨仅中国古文字之一鳞片爪，若尽摒其他诸文字，则甲骨文亦无可说。或又谓，中国古史传说皆由孔子儒家之托古改制，则孔子岂不将成为中国一大说谎家。孔子当详说周公东征，杀其兄管叔，大义灭亲，摄王位而不居，何一系虚构？尚有其他大政绩，见于西周书，及其一切雅颂之见诗经三百首者，岂尽不如殷墟甲骨文之可信？此下治中国史，必仍溯诗书，迄今已三千年。所谓孔子之托古改制者究何在。

    言生必言性命。孟子有性命之辨。使孔子不生当时，不周游当时之鲁、齐、卫、陈诸国，则不成为当时之孔子。使颜渊、子贡、子路、子夏而不遇孔子，亦不成其为颜渊子贡子路子夏。是命必有性，性亦必有命，天命人性，相融成体。而性命又各有分别。故行必兼乎言，而修必贵乎行，岂徒以语言文字为学，所能尽其为人之深趣。

    中国人重视个性，而能和平相处。每不见当身之成功，而能在长时期之大群中，永留其影响。孔子道不行，鲁人欣赏其门人子贡，谓其贤于孔子。孔子死，子贡庐墓六年，其政治生涯随以终结。子夏居西河，魏文侯往见，子夏逾垣而避。此皆所谓苟全性命，不求闻达。似无大表现，而实为中国传统文化奠定其深厚稳固之基础。故在儒家思想中，早包藏有道家精神，唯庄老始畅发之而已。秦汉以下，杰士名贤，无不同具此一型，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是已。而岂学术分家分派之观念，所能尽其深趣之所在。

    孔子又言为己之学。己亦一人，知为己，即知为人。人亦一物，能格人，斯能格物。物亦一天，能通于物，斯必通于天矣。故曰：“得其环中，以应无穷。”立足之地，瞬息之间，即广宇长宙之中心。环中在握，斯无穷亦有穷，此之谓止于至善。非至善即不能止，但非能止，亦不得为至善。

    中国人言身家国天下，进则有国有天下，退则有身有家。亦有进至于天下而忘其国者，亦有退至于一身而忘其家者。孔子则曰“执两用中”。身家国天下，一体相通，进退自如，斯止矣。西方人好分别，各走极端。其宗教科学皆可忘其生命，或一意于天堂，或一意于太空。各有向往，而当前之性命则可置于不顾。濂溪言无极而太极，西方观念可谓只是太极而无极，有进而无退，有动而无止，忘置其当前之性命，则又何极之有。

    中国自古即有一国家观，而西方无之。国家乃大群观，而性命则各别观。各别有性命，斯大群有文化。西方个人主义物质人生，不重视个人德性与大群体制，政治唯在小集团中争权利，谋功利而止。柏拉图之乌托邦凭空设想，以一哲人王主政，其下无家庭无宗族，儿童尽归公育，将来当兵经商，乃及其他一切业务，皆由政府指定分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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