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九

朱，而皆来赴诉于舜；凡讴歌功德的，不去颂美丹朱，而皆来颂美乎舜。人心翕然来归，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所以说非人所能为，实天意之所在也。舜见天意如此，逃之而不可得，然后自河南复还中国，绍尧而践天子之位焉，无非承天之意而已。向使乘尧之崩，不为南河之避，而径居处于尧之宫，迫胁乎尧之子，是乃篡君之位而据之耳，岂得谓天与之哉？观此，则舜之有天下，不但尧不能容心于与，而舜亦未尝有心于得，徒泥其禅授之迹者，则亦未明乎天道矣。”

    “《太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

    《太誓》，是《周书》篇名。

    孟子告万章说：“即舜为民心之所归，便知为天心之所与，此非无征之言也。《书经•太誓》篇有云：‘天未尝有目以视，而于人之善恶无所不见，但从我民众目所视以为视耳；未尝有耳以听，而于人之淑慝无所不闻，但从我民众耳所听以为听耳。’《书》之所言如此。可见帝天之命，主于民心；而民心所归，莫非天意。我以朝觐、讼狱、讴歌之归舜，而明其为天心之所与者，正谓此也。然则舜有天下，天之所以寄视听于民者审矣，岂待尧之荐而遂与之哉？尧不能以天下与舜，益可见矣。”详观此章之言，可见帝王历数之传，皆有天命，神器至重，非可以妄得而窃据也。然天命固未易得，尤未易保。盖创业之主，收已集之人心易；守成之主，联不散之人心难。欲固结民心，以永保天命者，惟慎修其德，以无忝于受命之主而已。《诗》云：“无念尔祖，聿修厥德。”守成之主，宜留意焉。

    万章问曰：“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有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

    万章问于孟子说：“人皆言尧、舜盛德之至，故以天下为公，不传之子而传之于贤。及至于禹，而其德遂衰，于是不传于贤而传之于子，始以天下为一家之私矣，果有此事乎？”孟子答说：“人以德衰议禹，此言非是，禹之心殆不然也。盖天子不能以天下与贤，亦不能以天下与子，授受之际，但看天意何如。若使其子不肖，而天意欲属之贤，则举天下而与之贤，故尧以之禅舜，舜以之禅禹，非有意于公天下，天意在贤，不能违天而与子也。若使其子既贤，而天意欲属之子，则举天下而与之子。故禹可以传启，启可以承家，非有意于私天下，天意在子，不能违天而与贤也。夫以帝位相传，一听于天若此。则与贤者，其德固为至盛；与子者，其德亦非独衰。人乃执尧、舜以议禹，何其所见之陋哉？”

    “昔者，舜荐禹于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天下之民从之，若尧崩之后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

    阳城、箕山之阴，都是地名，在今河南嵩山下。启，是禹之子。益，是禹之相。

    孟子告万章说：“吾谓与贤、与子，莫非天意，何以见之？昔者舜荐禹于天，任以为相，十有七年。迨舜崩，三年之丧既毕，禹因舜有子商均在，乃远避于阳城之地，其心只欲让位于商均耳；乃天下之民，皆归心于禹，而翕然从之；凡朝觐、讼狱、讴歌者，皆不从商均而从禹，就与尧崩之后不从尧之子而从舜的一般。当时人心如此，则天意在禹可知，舜安得不举天下而授之禹乎？若禹、益之时，则与此不同矣。禹亦尝荐益于天，任以为相者七年。迨禹崩，三年之丧既毕，益因禹有子启在，亦远避启于箕山之阴，以让位焉。但见天下之臣民朝觐、讼狱的，不往归益而来归启，说道：‘启乃吾君之子也，吾不归吾君之子而谁归乎？’讴歌的亦不讴歌益而讴歌启，说道：‘启乃吾君之子也，吾不戴吾君之子而谁戴乎？’人心归启如此，则天意在启可知，禹安得不举天下而传之启也？观于舜、禹之事如此，则禹之不得不传子，与尧、舜之不得不传贤，其心一而已。乃议禹为德衰，何其敢于诬圣乎？”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尧、禹之相舜也，历年多，施泽于民久。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益之相禹也，历年少，施泽于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远，其子之贤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

    孟子告万章说：“舜、禹、益皆有圣人之德，而当时民心所以归舜、禹而不归益者，其故为何？由其所遇之时不同耳。盖尧之子丹朱，其德不类于尧；舜之子商均，其德亦不类于舜，民心既已不服矣。而舜之相尧二十有八年，禹之相舜十有七年，其历年既多，施恩泽于民最久。以相之贤，而遇子之不肖，此民所以不归尧、舜之子而归舜、禹也。若启之贤，能以敬德相承，嗣守禹之典则，民心之归服既有素矣；而益之相禹仅仅七年，其德泽施于民者，又非如舜、禹之久。以子之贤，而又遇相之不久，此民之所以不归益而归启也。夫均之为相，而舜、禹之历年俱多，益之历年独少，其久近相去如此。均之为子，而尧、舜之子独不肖，禹之子独贤，其贤、不肖相去又如此。以气数言，若似乎不齐；以机会言，则适相凑合。是皆冥冥之中有为之主宰者，一天之所为而已，岂人力之所能与哉？盖人力可以荐贤于天，而不能使为相之皆久；人力可以传位于子，而不能使其子之必贤。其有久、近，贤、不肖者，皆天意之所为。圣人一惟听天之命而顺受之耳，岂能容心于其间哉！”

    “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天，是理之自然。命，是人所禀受。

    孟子承上文说：“尧、舜、禹之时，相不皆久，子不皆贤，固皆有天命存乎其间。而所谓天命，又非可以强为而力致也。盖凡事有待于经营而成者，皆属人为，未可以言天。惟是因物付物，不见其作为之迹，而予夺去就，冥冥之中自有主张，此则理之自然而不可测者；父不能为其子谋，君不能为其臣谋，所以叫作天。天岂可得而违之乎？凡事有可以希望而得者，皆属人力，未可以言命。惟是与生俱生，不由于冀望之私，而穷通得失，禀受之初自有分量，此则数之一定而不可移者；子不能得之于父，臣不能得之于君，所以叫作命。命岂可得而拒之乎？然则舜、禹之有天下，固此天命；益之不有天下，亦此天命。岂可以禹之传子而遂议其德之衰也哉？”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荐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

    孟子告万章说：“益之不有天下，固由于天；而自古圣人不有天下者，则非独一益为然也。盖凡起匹夫之微，至于登帝位而有天下者，非是说德为圣人而即可以有天下也。必玄德若舜，而又有天子如尧者以荐之，然后能继唐而帝于虞；祗德若禹，而又有天子如舜者以荐之，然后继虞而王于夏。向使徒有圣人之德，而无天子之荐，则舜终于侧微，禹终于躬稼而已，安能以匹夫而遂有天下哉？所以天纵大圣如仲尼者，其德虽无愧于舜、禹，然而上无尧、舜之荐，则亦徒厄于下位，老于春秋而已；此仲尼所以不有天下也。观仲尼不有天下，则大德受命，固有不能尽必之于天者；而益之不有天下，又何疑哉？”

    “继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废，必若桀、纣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孟子告万章说：“观仲尼之事，则知有德者有荐者，方可以有天下。然亦有不尽然者。盖天命固不轻以予人，亦不轻以夺人。故凡继先世之统而有天下者，非是说德不如舜、禹，而天遂废之也，其祖宗之功德未泯，天心之眷顾未衰；若自绝于天，而为天心之所弃者，必减德如桀，然后废之南巢；暴虐如纣，然后废之牧野。向使桀、纣之恶未甚，则商未必能灭夏，周未必能灭商，何至于遽失天下哉？所以继世之君如夏启、太甲、成王，其德虽不及益、尹、周公之贤圣，然皆能嗣守先世之业，则天亦不能废子而立贤，夺此以与彼也，此益、伊尹、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也。夫以伊尹、周公之圣，而不有天下，其何疑于益？以太甲、成王之为君，皆足以继世，又何疑于禹？比类以观，而天之所以与子之意见矣。”

    “伊尹相汤以王于天下。汤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颠覆汤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太甲悔过，自怨自艾，于桐处仁迁义三年，以听伊尹之训己也，复归于亳。”

    太丁、外丙、仲壬都是成汤的子。太甲，是太丁的子。艾字，解作治字，是斩绝自新的意思。典刑，是典章法度。

    孟子承上文说：“益之不有天下，吾既详言之矣。若伊尹之不有天下，为何？盖伊尹以圣人之德辅相成汤，伐夏救民，以王于天下，其功业可谓盛矣。迨成汤既崩，太丁未立而殁，其弟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不久于其位。于是太丁之子太甲立焉。太甲既立，又不能率乃祖之攸行，把成汤所建立的典章法度都坏乱而不修，成汤一代之家法几于坠矣。以此主暗国危、人心未附之时，伊尹岂不可遂有天下？然其心不忍主德之不明、汤祀之遂绝也，乃因亮阴之制，安置太甲于桐宫者三年。盖桐宫乃汤墓所在，放之于此，正欲其追念乃祖，而发其修省之机也。太甲果能翻然悟悔，自怨以示惩创之意，自艾以加克治之功。居桐之日，果能去其不仁之习而自处于仁，改其不义之行而能迁于义；三年之间，一惟伊尹教我之言是听是从，而大异于颠覆典刑之日矣。伊尹见其改过自新，克终厥德，乃复自桐宫而迎归于亳都，奉之以君天下，而继成汤之统焉。此虽伊尹之忠，本无利天下之心；亦由太甲之贤，终能守成汤之业。则伊尹之不有天下，亦何莫而非天之所为哉？知伊尹则知益矣。”

    “周公之不有天下，犹益之于夏，伊尹之于殷也。”

    孟子承上文说：“伊尹之不有天下，固由于继世之有贤君矣。乃周公以元圣之德，居冢宰之位，摄国日久，得民最深，宜其有天下。而亦不有天下者，为何？盖因继世之君，有若成王，基佑命于夙夜，绍谟烈而重光，为周家守成之令主。所以周公虽圣，亦不得而有天下。就如益之在夏，遇有敬承之启，则夏之天下非益之所得有也；伊尹之在殷，遇有迁善之太甲，则商之天下非伊尹之所得有也。盖天不能废启以与益、废太甲以与伊尹，则岂得废成王而与周公哉？此所谓天与子则与子，而非人之所能为也。三代皆然，夫何独疑于禹，遂议其为德衰也哉？”

    “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

    孟子承上文说：“历观帝王之统，与贤、与子，皆出于天。则尧、舜、禹之德，信无分于盛衰矣。然此非我一人之私言也。闻诸孔子说道：‘唐、虞之世，尧禅舜，舜禅禹，以天下为公而不私其子。夏后殷周之盛，启继禹，太甲继汤，成王继文、武，以天下为家，而不必于贤。或禅或继，其迹虽若是乎不同，然禅者非以揖让为名，继者非以世及为利。天命所向，人心所归，义在于与贤则与贤，是禅位固理之所宜也；义在于与子则与子，是继世亦理之所宜也。圣人不过上奉天命，下顺人心，求合乎当然之理而已，岂有一毫私意于其间哉？’知禅、继之同归于义，则我所谓与贤、与子，皆出于天，其言固有征矣。今乃议禹为德衰，何其谬于孔子之言也哉！”

    按，孟子此两章书，发明天人之际最详。而前章言天，专主民心；此章言天，兼论世德。言民心，以见非盛德之至，不可以得民，而天意不轻于予人；欲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者，知有定命也。言世德，以见虽中材之主，亦可以保命，而天意不轻于夺人；欲天下后世之为人君者，思常厥德也。使臣非舜、禹之圣，而谓天位可奸；君非帝启、太甲、成王之贤，而谓天命可恃，则皆自取覆亡之祸者耳，于天何与哉？

    万章问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汤’，有诸？”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焉。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

    割烹，是庖人宰割、烹调之事。要，是干求。莘，是国名。

    时战国策士游说诸侯、希求进用者，藉口伊尹以自饰其卑污之行，因说伊尹曾以割烹之事要求商汤。万章疑而问于孟子说：“伊尹相汤伐夏，为一代佐命之元臣。时人乃说他未遇时节，欲见汤而无由，因投托汤妃有莘氏，作为媵臣，负鼎俎之器，执割烹之役，以此见幸于汤，遂说汤伐夏救民，以成王业。果有此事乎？”孟子答说：“否。此非伊尹之所为也。盖凡出而大有作为的人，其穷居必大有涵养。伊尹当未仕时，躬耕于有莘之野，此时只是一个畎亩之农夫。乃其迹虽甚微而志则甚大，其心思所向，只把尧、舜之道欣慕而爱乐之，其他嗜好无一可以动其心者。盖尧、舜之道，达则可以兼善天下，穷则可以独善其身。伊尹居畎亩之间，虽未有天下之责，而其自待则甚重。故大而辞受之节，只看道义上何如。若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不但不为小利所动，就是禄以天下之富，亦却之而弗顾；系马千驷之多，亦鄙之而弗视。盖其心惟知有尧、舜之道，千驷、万钟亦不足为之加损也。小而取予之微，也看道义上何如。使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不但大处不肯苟且，就是以一介与人，亦不肯失之伤惠；一介取于人，亦不肯失之伤廉。盖其心惟知有尧、舜之道，一介取与亦不肯轻易所守也。夫伊尹乐尧、舜之道，至于辞受取与之间一无所苟如此，则其律己之严，自耕莘之时而已然矣。若夫割烹之事，岂以乐尧、舜之道者而肯为之哉？”

    “汤使人以币聘之。嚣嚣然曰：‘我何以汤之聘币为哉？我岂若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哉？’”

    聘，是征召。嚣嚣，是无欲自得的模样。

    孟子告万章说：“伊尹穷居乐道，一无所苟，故其出而用世，尤不肯轻。当其耕莘之时，商汤闻其贤名，使人执币帛以聘之，迎之致敬以有礼，亦可应召而出矣。乃伊尹抱道自高，嚣嚣然说：‘凡人有慕于外，斯有动于中。我今一无所求于世，何用汤之币聘为哉？一受其聘，则食人之食，便当忧人之忧，与其受职而任事，岂若我处于畎亩之中，诵诗读书，由是以乐尧、舜之道，若神游于二帝之庭，而与之相为授受哉？’内既自乐于己，外自无求于人，汤之聘币诚不足为荣，而自不屑于就矣。夫汤以币聘伊尹，而伊尹犹不肯轻出如此，岂有割烹要汤之事哉？”

    “汤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与我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吾岂若使是君为尧、舜之君哉？吾岂若使是民为尧、舜之民哉？吾岂若于吾身亲见之哉？’”

    幡然，是变动的意思。

    孟子告万章说：“伊尹以道自乐，固不肯轻于应聘。而成汤敬重伊尹，必欲致之，不以一聘而遂已也。乃三次使人往聘之，其礼意之勤如此。于是伊尹始幡然改变其初志，说道：‘我今处畎亩之中，乐尧、舜之道，非不充然其有得；然徒诵说向慕之而已，而尧、舜终不可作，唐、虞之世终不可得而见也。与其心慕尧、舜之君，吾岂若出而为上、为德，使我之君即为尧、舜之君，而媲美于放勋、重华之盛哉？与其心慕尧、舜之民，吾岂若出而为下、为民，使我之民即为尧、舜之民，而上同于时雍风动之休哉？与其心慕尧、舜之世而不可见，吾岂若致君为尧、舜之君，而身亲见其道之行于上；泽民为尧、舜之民，而身亲见其道之行于下哉？’盖独善一身，不若兼善天下之为大；远宗其道，不若躬逢其盛之为真。成汤之聘，信有不可以终违者矣。夫其应汤之聘，必有待于三往之勤，而其用世之心，又必欲亲见尧、舜之威，则其自待者不苟，而待斯世斯民亦不轻矣，岂有割烹要汤之事乎？”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

    知，是知识。觉，是觉悟。“觉后知”“后觉”的“觉”字，是开发蒙昧，恰似呼唤梦寐的人醒转来一般。

    孟子又告万章说：“伊尹应汤之聘，而必欲亲见其道之行者，为何？惟有见于其责之不容辞耳。其意说道：‘天生此民，禀性虽无不同，闻道则有先后。故有生于众人之中，而闻道独先的，这叫作先知、先觉。天生此先知的人，非使之独知此理，正欲其启迪后知，使同归于知而后已也。天生此先觉的人，非使之独觉此理，正欲其开悟后觉，使同归于觉而后已也。天之所望于先知、先觉，其厚如此。我今在天生此民之中，独能全尽人道，则我乃天民之先觉者也。先觉之责在我，则上天之意可知，我不忍后知后觉之人终于蒙昧，将以先知先觉之理，与斯民共明之，此我之心，亦我之责也。使非我有以觉之，则当今天下，得知觉之先而为后知后觉之所倚赖者，将属之谁乎？既不能委其责于人，则不得不任其责于我矣。’然则伊尹之应聘而出，固将上承天命，下觉群蒙，而岂肯轻身以要汤哉？”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汤而说之以伐夏救民。”

    孟子承上文说：“观伊尹自任以先觉之责，则其尧、舜君民之志，岂徒托之空言者？其设心以为：‘我既为天民之先觉，则天下之民皆吾一体，必举天下之民皆遂乐生之愿，而后行道之心，可以少慰耳。使或众庶之中，但有匹夫匹妇颠连失所，不获被尧、舜之泽者，是即我于生养安全之道有所未尽，就如我推而纳之沟中的一般。’其心恻然不忍，不得不汲汲于往救之矣。夫以匹夫匹妇之微，而体恤如此其周；则举四海九州之大，无一民一物不在其担当负荷之中，其以一身而自任以天下之重有如此。惟其重于自任，是以急于救民，见得夏桀无道，暴虐其民，其心有大不忍者。于是感三聘之勤，始就汤而说之以伐夏，于以除有罪之桀，救无辜之民焉。正欲使斯民皆被尧、舜之泽，而在己无负先觉之责也。夫伊尹切救民之志，成辅世之功，其挟持如此其大，干济如此其弘，而肯为割烹要汤之事哉？”

    “吾未闻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圣人之行不同也，或远或近，或去或不去，归洁其身而已矣。”

    远，是远遁。近，是近君。

    孟子又告万章说：“观伊尹相汤而能成救世之功，则知不肯要汤而甘为辱己之事。盖天下国家之本在身，必己身先正，然后可以正人。吾未闻枉道以求合，己不正而能正人之不正者也。况于辱己以干进，则不止于枉己。欲正天下，则不止于正人。使伊尹而割烹要汤，辱己甚矣，岂能尧、舜君民，而成正天下之业乎？然人之所以致疑于尹者，徒泥其近君之迹，遂议其行之未洁耳。不知圣人之行，不能以尽同。或远遁于山林，或近君之左右；或不屑就而去，或不屑去而留。据其迹虽若各有所当，然要其归，则远而去者志在独善其身，固不肯苟同于流俗之污；近而不去者志在兼善天下，必不肯轻变其平生之守。总之归于洁身，无枉己、辱己之事而已矣。若因伊尹之得行其道，而遂以割烹之事诬之，则是圣人而有辱身之行，何足以为圣人也哉？”

    “吾闻其以尧、舜之道要汤，未闻以割烹也。《伊训》曰：‘天诛造攻自牧宫，朕载自亳。’”

    《伊训》，是《商书》篇名。造字、载字，都解作始字。牧宫，是夏桀所居。亳，是成汤所都之地。

    孟子又告万章说：“欲知伊尹无辱身之事，当观伊尹有得君之由。盖其起畎亩之中，一旦居阿衡之位，诚非无因而自致者。但其所以致此，乃因伊尹乐尧、舜之道，而成汤慕之，故尹虽无求于汤，而汤不能不有求于尹。是尹之要汤，吾闻其要之以尧、舜之道而已。若谓割烹要汤，则尹之所挟持者，固不在鼎俎之间；而汤之所慕好，夫岂在滋味之末？非吾之所尝闻矣。《商书•伊训》之篇载伊尹自言：‘天讨夏桀，始攻于牧宫之地，由我辅佐成汤，创其事于亳也。’观书所言，则伐夏救民之事，尹盖以身任之矣。自任如此其重，而岂有割烹要汤之事哉？诬圣之言，不辩而自明矣。”此可见圣贤出处，固以道而不苟；明良遇合，实相待而有成。汤不得尹，则无以革夏正；而尹不遇汤，即有尧、舜君民之道，恶能自究其用哉？

    万章问曰：“或谓孔子于卫主痈疽，于齐主侍人瘠环，有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为之也。”

    主，是住宿其家。痈疽，是疡医。侍人，是内侍。瘠环，是人姓名。好事，是喜造言生事的人。

    万章问于孟子说：“君子以守身为大节，宜乎择地而处，不失身于可贱之人也。或人乃谓孔子周流至卫，因疡医治痈疽之人得近于卫君，乃即馆于疡医之家；及至于齐，因侍人名瘠环的得近于齐君，乃即馆于瘠环之家。盖欲借二人之力以自通，故不嫌于自屈也。果有此事否乎？”孟子答说：“听言当折诸理，论人当考其素。岂有大圣如孔子，而肯主非其人者哉？此言大谬不然也。为此言者，多由世间有一般好事的人，欲假借圣人纳交之事，以自掩其趋权附势之私，故驾造浮诞不根之言，创立新奇可喜之说。既非考据于经传，又不照管乎道理，徒眩惑愚人之听而已。知道之君子，岂可为其所惑哉？”

    盖是时王纲既坠，圣学不明，游谈横议之徒，人人得为异论。如前章议舜为臣父、议禹为德衰、议伊尹为割烹，而此章又议孔子主于痈疽、侍人瘠环，大抵皆出于好事之口，变乱是非，肆言而无忌惮者。其言虽不足为圣贤之累，而为世道人心之害不浅。故孟子每每详辩而力辟之，所以扶世教、正人心也。

    “于卫主颜雠由。弥子之妻与子路之妻，兄弟也。弥子谓子路曰：‘孔子主我，卫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进以礼，退以义，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痈疽与侍人瘠环，是无义无命也。”

    颜雠由，是卫之贤臣。弥子，是卫之幸臣。

    孟子告万章说：“欲知孔子不苟于所主，观于居卫之事可见。孔子尝周流至卫，闻颜雠由是卫之贤大夫，因馆于其家，而以之为主。时卫之幸臣有弥子者，其妻与子路之妻为兄弟之亲，因对子路说道：‘孔子欲得位而行道，非我之力不能。若肯来投我，以我为主，我当荐之于君，使得大用。卫卿之位，可立致也。’子路遂以弥子之言告于孔子。孔子答说：‘位之得失，自有天命，非人力之所能为。弥子安能使我得用于卫？而我亦何必主于其家乎？’观孔子之言如此，可见孔子进而用世，不急于进也；雍容揖逊，而进必以礼。退而引去，不难于退也；明决果断，而退必以义。礼义在我，惟尽其所当为而已。至于爵位之得与不得，一惟听命于天，说道：‘得之有命，不足以为喜；不得有命，不足以为忧。’其以义命自安如此。向使不择所主，而主痈疽与侍人瘠环，是义当退而不退，不知有义之可守；命不当得而得，不知有命之可安，是无义无命也。孔子肯为之哉？”是孔子当平居之时，而不肯苟于所主者如此。

    “孔子不悦于鲁、卫。遭宋桓司马，将要而杀之。微服而过宋。是时孔子当厄，主司城贞子，为陈侯周臣。”

    桓司马，名魋，是宋大夫。要，是遮截的意思。司城贞子，是宋之贤大夫。周，是陈侯的名。

    孟子又告万章说：“孔子择人而主，不特见于处常无事之日；虽造次之时，亦有不肯苟者。昔者孔子周流列国，尝不得志于鲁，心中不悦，去而适卫；又不得志于卫，心中不悦，去而适宋。此时适遇宋司马桓魋，以孔子貌似阳虎，将要截孔子而杀之。孔子计无所出，只得换了常穿的衣服，微行而过宋，去适陈国。当是时，孔子在厄难之中，危急存亡之际，以全身远害为重，若不暇择人而主矣。犹且主于司城贞子之家，盖以贞子前为宋司城之官，其贤行著闻于宋；后为陈侯周之臣，其贤行又著闻于陈，故托之以为主也。夫以孔子处患难之时，犹不肯轻于所主如此。况处齐、卫无事之时，而肯主痈疽与侍人瘠环也哉？”

    “吾闻观近臣，以其所为主；观远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痈疽与侍人瘠环，何以为孔子？”

    近臣，是在朝之臣。远臣，是远方来仕之臣。

    孟子又告万章说：“君子小人，其类自别；故取人之道，各以其类观之。我闻近臣处于国中，常为人所主者。欲知近臣之贤否，但观其所为主的是何等样人：其人果贤，则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而近臣之贤可知；若同乎流俗，则近臣亦流俗之辈矣。远臣来自他邦，常主于人者。欲知远臣之贤否，但观其所主的是何等样人：其主果贤，则是依仁而居，托义而处，而远臣之贤可知；若比之匪人，则远臣亦匪人之徒矣！是或主人，或主于人，虽若非素定之交，而为小人、为君子，则各有相从之类。然则痈疽、侍人，其非孔子之类明矣。而乃谓孔子主于痈疽、侍人，则是以至圣而主于至不肖之家，何其不类之甚也！尚可以为孔子哉？好事之说，可不辩而益见其妄矣。”大抵君子小人，其人品较若黑白，本无难辨。而臣下每失之诡随，人主每失之偏任者何？君子以同道为朋，务在进贤；小人以同利为朋，务在植党。君子之朋主于济国，故疏于防奸；小人之朋志在得位，故工于诋正。是以直道难容，枉道易合，此忠佞之分也。人主不可不察。

    万章问曰：“或曰：‘百里奚自鬻于秦养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为之也。”

    百里奚，是秦大夫。自鬻，是自卖其身。

    万章问于孟子说：“古之贤人，若百里奚相秦以成霸业，其功名至显盛矣。或人乃言其进身之始，欲往见秦穆公而无资，遂自卖其身于秦国养牲者之家，得其五羊之皮，为其家喂牛，以此夤缘求见于穆公。穆公以为贤，遂举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不识此语果诚然乎？”孟子答说：“否。此言殆非然也。盖古人未遇之时，虽不免累于困穷，乃其得君而仕，则必不肯甘于污辱。为此言者，多由好事之人，喜为不经之论，欲自掩其污辱之行，而假借于古人之名耳。岂以百里奚之贤而肯为食牛干主之事哉？”是时列国游士，若弹铗吹竽、鸡鸣狗盗之徒，挟其术以干世主之好，故往往借圣贤之事以自文其私。如前以割烹要汤诬伊尹，此又以食牛干秦诬百里奚。大要皆以不正之心度圣贤，故孟子皆断其出于好事之口，所以辟邪说，正人心者，至矣。

    “百里奚，虞人也。晋人以垂棘之璧与屈产之乘，假道于虞以伐虢。宫之奇谏。百里奚不谏。”

    虞、虢，都是国名。垂棘、屈，都是地名。宫之奇，是虞臣。

    孟子又告万章说：“吾于百里奚，而谅其无食牛干主之事者何？亦观其平日去就之间而已。盖百里奚虽仕于秦，而生长于虞，本虞国之人也。当其在虞，何尝知有秦？只因晋人听荀息之计，兴伐虢之师，恐道经于虞，为虞所阻。乃以垂棘所出之璧玉，与夫屈地所产之良马，行赂于虞，以为假道之资，因越虞以伐虢，实欲先取虢而并及于虞也。虞公贪受璧、马之赂，而不顾亡国之患。是时，虞臣宫之奇以为虞之与虢，有辅车、唇齿之义，虢亡则虞不能独存。于是谆谆然谏止虞公，而虞公不能听也。百里奚见得晋人之计已成，虞公之昏难悟，以为空言何补？遂不谏而去之秦。此其去虞从秦之由如此。向使虞公能听忠言而却晋人之赂，则虞可以不亡，而百里奚可以不去。其去虞而适秦，乃迫于虞之亡，而非有利于秦之用也，何为而有食牛干主之事哉？”夫以虞公，一贪璧马之赂，而良臣遂去，国随以亡。货利之足以坏君心、速败亡之祸如此。是以明君贱货而贵德，不宝珠玉而宝善人也。

    “知虞公之不可谏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为汙也，可谓智乎？不可谏而不谏，可谓不智乎？知虞公之将亡而先去之，不可谓不智也。时举于秦，知穆公之可与有行也而相之，可谓不智乎？”

    孟子既述百里奚处虞之事，遂断之说道：“凡出处大节，惟智者能辨之。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谏，脱身去秦，此时年已七十矣，其阅世既久，见理甚明。若食牛干主之事，污贱可耻显然易见，而百里奚曾不知其为辱？贪昧甚矣，岂可谓之老成有智虑者乎？然不智，则必不能知语默之宜。百里奚知虞公之惑于利，谏之必不肯听，遂止而不谏，此其当默而默，非有见几之明者不能，岂可谓之不智乎？不智则必不能知去就之分。百里奚知虞公之将亡，不去且及于难，乃先去以远祸，此其可行则行，非有保身之哲者不能，不可谓之不智也。不智则必不能知废兴之机。当其去虞而举于秦，知穆公之贤可与有为也，遂委质以相从，受任而辅国，此其可仕则仕，非有择主之智者不能，岂可谓之不智矣乎？其智既有足程，其中必有定见。彼食牛干主，少知礼义者所不屑，而谓智者肯为之哉？”

    “相秦而显其君于天下，可传于后世，不贤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乡党自好者不为，而谓贤者为之乎？”

    自好，是自爱其身。

    孟子承上文说：“百里奚之为人，不但其有过人之识，而且有辅世之功。盖使其仕秦而得君行政，曾无功业之可闻，则亦未足以见其贤也。今观其相秦而佐穆公以治国，使其君威令布于诸侯、声名显于天下，而其余休遗烈且可传之后世，保子孙而泽黎民，其功业之显盛如此，是何等样贤相！而岂庸庸琐琐、不贤者之所能为乎？夫既有贤者之事功，则必有贤者之志节。若使自卖其身以成就其君，冒污辱之羞，赴功名之会，此虽乡党之常人，稍知自爱其身，而顾礼义、惜廉耻者，亦不肯甘心于此；曾谓贤如百里奚，有尊主庇民之功，而肯为降志辱身之事哉？好事者之言，诬亦甚矣！”

    观于此章，百里奚一人之身耳，在虞无救亡国之祸，在秦遂成致主之功，非其佞于虞而忠于秦也，听与不听、用与不用耳。贤才之用舍，关人国之废兴如此。任贤图治者，宜鉴于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