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

独不快然自足而无所悔恨乎？若礼所得为而不肯自尽，是爱惜财物而薄于其亲矣。吾闻君子送终之礼，必诚必信，惟恐一有不慎，为终身之悔。岂忍惜世间财物，却在父母身上减省，而不尽其心乎？吾之致美于木，亦不忍俭于亲耳，奈何以过厚为疑耶？”然孟子之葬亲，虽得为而未尝越礼，虽有财而未尝过费，惟反诸心之不可解者，求所以自尽而已。彼墨子之徒，以薄为道，则以天下俭其亲；而战国嬴秦之君，至虚地土之藏以为观美：亦岂君子之所谓尽心者耶？

    沈同以其私问曰：“燕可伐与？”孟子曰：“可。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有仕于此，而子悦之，不告于王而私与之吾子之禄爵。夫士也，亦无王命而私受之于子，则可乎？何以异于是？”

    沈同，是齐臣。子哙，是燕君。子之，是燕相。

    是时燕王子哙惑于邪谋，传位于其相子之，国内大乱。齐之君臣欲乘其乱而伐之。故沈同自以己意私问孟子，说：“燕国乱矣，举兵伐之可乎？”孟子据理答说：“燕之罪可伐也。盖燕国受之天子，传之先君，子哙所当世守而勿失者。若未请命于天子，不该将土地人民私授与人。子之位在人臣，若未奉天子之命，不该私受国于其主。譬如有仕宦之人，平日你喜悦他，却不请命于王，就将你的禄秩官爵私自与他；那仕宦的人，也不曾奉有王命，就私受爵禄于你，于理可乎？盖爵禄虽在子，而黜陟予夺皆出于君，私相授受，皆不可也。燕国君臣之授受，何以异于此？以爵禄私相授受，在有国所必诛；以土地私相授受，在王法所必讨：何不可伐之有？”孟子之意，直谓燕有可伐之罪耳。至于所以伐燕者，又必有道，而惜乎沈同之不能再问也。

    齐人伐燕。或问曰：“劝齐伐燕，有诸？”曰：“未也。沈同问：‘燕可伐与？’吾应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则将应之曰：‘为天吏，则可以伐之。’今有杀人者，或问之曰：‘人可杀与？’则将应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杀之？’则将应之曰：‘为士师，则可以杀之。’今以燕伐燕，何为劝之哉？”

    天吏，是奉行天讨之君。

    孟子答沈同之问，止谓燕国君臣有可伐之罪，而非谓齐之可以伐燕也。及齐人兴师伐燕，或人疑其计出于孟子，乃问说：“伐国之事，人所难言。今闻夫子劝齐伐燕，果有是事否？”孟子答说：“我实未曾劝齐伐燕。但谓我为劝者，却有个缘故。前日齐大夫沈同尝来私问我说：‘燕之无道，可伐与？’当时我应他说：‘可伐。’盖燕之君臣，把天子付予、祖宗传下的土地私相授受。这等逆乱纲常、违犯法纪，如何不可伐？彼就以我之言为然，不复再问，而遽伐之也。彼如再问：‘那个可以伐之？’则我必将应之说：‘除非是奉行天命、诛讨有罪的天吏，才可以伐之。苟非天吏，是以暴而易暴，亦不可也。’譬如今有杀人的，或问说：‘这杀人之人可杀与？’则将应之说：‘可。’盖杀人者抵罪，如何不可杀？彼如再问：‘那个可以杀之？’则必将应之说：‘除非是奉行君命、专理刑狱的士师，才可杀之。苟非士师，是以下而专戮，亦不可也。’今燕之君臣，不告于天子而私相授受，其悖乱之罪，诚为可伐。然齐非天吏，亦不请于天子，而兴兵讨伐，其专擅之罪，也与燕国一般；以齐伐燕，是即以燕伐燕也。我何为而劝之哉？”夫兵以义动，师贵有名。向使齐王能以燕国之乱告之天子，声罪致讨，无一毫自利之心，庶几称天吏矣。惟其欲乘人之乱，取以自利，全是战国阴谋，此孟子所以甚言其不可也。

    燕人畔。王曰：“吾甚惭于孟子。”陈贾曰：“王无患焉。王自以为与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恶！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尽也，而况于王乎？贾请见而解之。”

    畔，是背叛。陈贾，是齐大夫。管叔，是周公的兄，名鲜。监，是管理国事。

    齐人既伐燕而取之，后来燕人不服，共立燕太子平为王，叛了齐国。齐王乃与群臣说：“向年我欲取燕，孟子劝我当顺民心；及诸侯将谋救燕，孟子又劝我置君而去。我不曾听他的言语。今燕人背叛，是我不用忠言之过，心甚惭愧，无颜面见得孟子，将如之何？”这是齐王悔悟的良心。群臣若能将顺而诱掖之，亦为善之机也。齐臣有个陈贾，是阿谀小人，乃对齐王说：“何必以此为患？臣且问王：王自家忖度，与古之周公孰仁孰智？”齐王惊叹说：“这是何言？周公乃古之圣人，我何敢比他！”陈贾便举周公的事来说：“王以周公为仁且智，非后世可及。不知周公于仁、智，也有不能完全的去处。当时武王克商，立纣子武庚，周公使其兄管叔去监守武庚之国。及成王初年，管叔遂与武庚同谋，以殷叛周。假使周公预知管叔之必叛，故意教他去监国，是驱之使陷于罪，忍心害兄，这便是不仁。假使不知管叔之将叛，误教他去监国，是亲兄之恶，尚然不知，这便是不智。这等看来，仁、智二字，以周公之圣尚且不能兼尽，而况于王乎？燕人之叛，正不必以此为惭也。贾请往见孟子，以周公为辞以解之，王无患矣。”夫齐王之惭，尚有迁善之机；而陈贾之解，反导之以文过之失。小人逢君之恶，其情状类如此。

    见孟子，问曰：“周公何人也？”曰：“古圣人也。”曰：“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诸？”曰：“然。”曰：“周公知其将畔而使之与？”曰：“不知也。”“然则圣人且有过与？”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过，不亦宜乎？”

    陈贾欲借周公以释齐王之惭，因往见孟子，问说：“周公何许人也？”孟子答说：“德如周公，乃古之圣人也。”陈贾问说：“闻周公封武庚于殷，使管叔往监其国，管叔反与武庚同谋，以殷叛周。不知果有此事否？”孟子答说：“史书所载，诚有此事。”陈贾乃故意问说：“周公用管叔之时，亦预先知道他将叛而使之与？”孟子答说：“周公若知管叔将叛，岂肯使之？以理度之，必是不曾先知耳。”陈贾因借此发问说：“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夫子既以周公为圣人，宜乎尽善尽美，无有过失；乃不免用差了人，则圣人且有过与？”陈贾之言及此，自谓可以为齐王解矣。然不知圣人之所处，与常人不同。孟子答说：“圣人岂可轻议！但遇着天理人情照管不到的去处，其迹或涉于过差，而不知其有不得不然者。当亮其身之所处何如耳：周公于管叔为弟，管叔于周公为兄。当初使之监殷，只道他是王室懿亲，故以爱兄之念，诚信而任之，实不料其至于此也。然则周公之过，岂非天理人情之所不能免者乎？若逆料其兄之恶，而以疑贰之心待之，则不宜有此过矣，然岂圣人之所忍哉？”孟子之言，正与孔子观过知仁之意相合。惟其过于爱、过于厚，此所以为圣人也。若世之自陷于有过者，安可借之以自文耶？陈贾乃欲以此释齐王之惭，不惟巧于逢君，抑亦敢于诬圣矣。

    “且古之君子，过则改之；今之君子，过则顺之。古之君子，其过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见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岂徒顺之？又从为之辞。”

    孟子知陈贾为齐王文过，乃直折之，说：“凡人不能无过，但所以处过者不同。古之君子应事接物，也有一时意虑不及、偶然差错了的，却能自认其过，改从那好的一边去，不肯护短；如今的人，或偶有差误，本出无心，却惮于更改，就顺着那差的一边去，不肯认错。古之君子，当其有过，明白示人，无一毫遮饰，就如那日月方食的一般，天下之人谁不望见？及其汲汲改图，复于无过，就如日月复明的一般，依旧光明圆满，天下之人谁不瞻仰？这样心事，何等明白正大，即有一时之过，亦安足以病之？至于今之君子，岂徒顺从其过不肯改图？又要假借一段说话弥缝掩饰，以欺人之耳目。此古之君子能立于无过，今之君子所以卒归于有过也。自爱其身者，固当以古人自处；爱人以德者，又岂可以今人待之哉？”

    陈贾之意，本欲借周公之过以解齐王之惭，是乃为君文过，而不知其陷君于有过也。故孟子正言以斥之如此。夫圣如成汤，而称其改过之不吝；圣如孔子，而幸其有过之必知。圣人亦何尝自谓其无过哉！惟过而能改，不惮舍己从人，以迁于至善，则非常人之所能及耳。齐之君臣，专以文过饰非为事，此国事所以日非，而终至于乱亡也。

    孟子致为臣而归。王就见孟子，曰：“前日愿见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弃寡人而归，不识可以继此而得见乎？”对曰：“不敢请耳，固所愿也。”

    孟子为卿于齐，本欲行道。及久于齐而道不行，无虚受其职之理，故致还卿位而归焉。齐王见孟子要去，乃亲自来见，说：“前日夫子未至吾国，寡人仰慕道德，愿一见而不可得。及夫子不弃寡人，千里而来，使寡人得侍贤者之侧，莫说寡人喜悦，即同朝士大夫，莫不甚喜。今又以寡人不足有为，弃之而去。虽夫子高尚之志已不可回，而寡人愿见之心自不容已；不识此别之后，尚可再来使寡人得见否乎？”夫齐王虽不能用孟子于在国之时，而犹欲见孟子于既去之后，其一念好德之诚，尚有未泯者。孟子乃婉辞以对之，说：“我虽去国，私心惓惓，常在王之左右。继见之期，但不敢预以为请耳，然此心固所愿也。”盖孟子严于守己，而又不欲轻于绝人，其汲汲行道之本心，固已见于言外矣。

    他日，王谓时子曰：“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子盍为我言之？”

    时子，是齐臣。六斛四斗叫作一钟。矜，是敬。式，是法。

    孟子虽决于去齐，犹未出境，齐王以为尚可复留。一日，谓时子说：“我待孟子以卿相之位，他不肯留，必谓我尊敬之未至耳。我今欲当国之中，于士民凑集的去处，建造一所房屋与孟子居住；那从游的弟子众多，特与万钟之禄以赡养之。既有居止之安，又有廪给之富，或者可以复留。使我诸大夫及国中之人，都得以亲炙其光辉、瞻仰其仪范，人人得以尊敬而取法。此我之所大愿也。子何不为我告于孟子，备道所以勉留之意，庶几可以援而止之乎？”夫齐王不能尊德乐道，尽用贤之实，而徒欲以宫室廪禄为虚拘之文，宜孟子之终不留也。

    时子因陈子而以告孟子，陈子以时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时子恶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辞十万而受万，是为欲富乎？”

    齐王欲留孟子，命时子致意。时子难于径达，乃因孟子弟子陈臻转道齐王之语。陈臻亦不知孟子欲去之心，即述时子之言以告之。孟子以道既不行，义在必去，却又难于显言，乃姑答陈臻说：“齐王有意留我，其意诚然。然我之当去而不可复留，固自有为，时子岂知之乎？且王以万钟留我，不过以富诱之而已。设使我有欲富之心，则前日位在客卿，常禄十万，尚辞之而不受。今乃受此万钟之养，是辞多而受少也，欲富者固如此乎？况我本非欲富而以是留之，亦非所以待我矣。”盖孟子以道为去就，齐王以禄为优礼，宜不肯复留也。

    “季孙曰：‘异哉子叔疑！使己为政，不用，则亦已矣，又使其子弟为卿。人亦孰不欲富贵？而独于富贵之中，有私龙断焉。’”

    季孙、子叔疑，都是战国以前的人。异，是怪。龙断，是冈垄之高处。

    孟子又答陈臻说：“我今既辞卿位，若复以万钟留齐，是不得于彼、而求得于此也。与子叔疑何异？当时季孙曾说：‘怪哉！子叔疑之为人。使自己居位为政，不见用于其君，也只是奉身而退便了；却又使其子弟为卿，代之秉政，不过志在富贵而已。世人之情，亦孰不欲富贵？但一得一失，自有义、命，何可尽取？乃子叔疑失之于身，复欲得之于子弟，是独于富贵之中，展转营谋，不肯割舍。如登在冈垄高处，左右顾望，惟图专利的一般，不亦怪哉！’今我道既不行，而复受万钟之养，则何以异于此？”盖君子仕止去就，惟视道之行否。其君用之，则忘身殉国，不敢辞难；否则洁己全身，不肯枉己：此圣贤出处之大节也。若乃于富贵利达之中，存患得患失之念，如所谓私龙断者，则乡党自好者不为，岂君子自处之道哉？齐之君臣，不知去就之义，而徒欲以厚禄羁縻贤者，其不知孟子亦甚矣！

    “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

    有司，是监市的官。罔，是网罗括取的意思。征，是税。这一节是解上文“龙断”二字之义。

    孟子说：“季孙以龙断比子叔疑。如何叫作龙断？盖古时设立市场，聚集民间的货物，使彼此更换，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两平交易，各得其所。那有司之官，不过替他平物价、理争讼，以法治之而已，初未征其税也。后来有一等贱丈夫，贪得无厌，必求那冈垄最高明的去处，登而望之，左顾右盼，看那一项可以居积，那一处可以兴贩，既欲得此，又欲取彼，把市中财利一网括尽，不肯放过些须。这等专利的小人，个个都贱恶他，乃征取其税，以示裁抑。后世缘此，遂有商税。是征取商人之法，实自此贱丈夫始矣。季孙所谓龙断之说如此。其意盖讥子叔疑自己不用，又为子弟求官，罔利无厌，与龙断无异也。今我既辞十万之禄，复受万钟之养，不得于此而求得于彼，是亦一龙断矣，如之何其可哉？”此孟子所以决于去齐，而时子或未之知也。

    孟子去齐，宿于昼。有欲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应，隐几而卧。

    昼，是齐邑名。古人席地而坐，年长者为之设几。隐几，是凭着几案。

    齐王不能用孟子，孟子以道不得行，辞之而去。行到西南境上昼邑地方，暂且止宿，盖去国不忘君之意也。当时有个齐臣，见孟子行得迟缓，意其可以复留，乃不奉王命，而自以其意来见孟子，欲为王留行，是不知留贤之道矣。及既坐而言，孟子只由他自说，竟不答应；且凭着几案而卧，若不曾听闻者，以示绝之之意焉。盖为国留贤，虽是美意，然平时不能左右齐王，成就他用贤之美；临时又不知遵奉王命，道达他留贤之诚。徒欲以一人之口舌，挽回贤者之去志，多见其不知量已。此孟子所以重绝之也。

    客不悦，曰：“弟子齐宿而后敢言，夫子卧而不听，请勿复敢见矣。”曰：“坐。我明语子。昔者鲁缪公无人乎子思之侧，则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详，无人乎缪公之侧，则不能安其身。”

    客，是为王留行的人。

    因见孟子不应其言，以为慢己，乃忿然不悦，说道：“夫子之去留，系齐国之轻重，故弟子不敢轻率，斋戒越宿，方敢进言，何等样诚敬。夫子乃卧而不听，明示拒绝。弟子请从此辞，不敢复见矣。”夫齐人不自省悟，而反责望于孟子，是不知留贤之道者。孟子欲晓告之，乃命之坐，说道：“子知我之所以不应乎？请明告汝。大凡贤者之去就，视人君之礼遇何如。昔者子思在鲁，缪公深知其贤，以师道尊之，常使人伺候起居，通其诚意，所以能安子思也。若使缪公无人在子思之侧，则其尊贤之意无由自达，子思必见几而作，不能一日安于其国矣。泄柳、申详二子，都是贤者。缪公虽尊之不如子思，然有推贤荐士之臣，常在君侧为之维持调护，所以能安其身也。若使二子无人在缪公之侧，则其君敬贤之礼有时而衰，二子亦必洁身而去，不能一日安其身矣。此可见贤者之居人国，其上必有好贤之君，尊崇听信，寄之以腹心，而后可留；其中必有荐贤之臣，弥缝匡赞，通之以情意，而后可留。盖以道自重，当如是也。今子之来，果王之留我，而使子道其诚耶？抑子请留于王，而为之通其意耶？苟为不然，则非所以处我矣。我之不应，岂为过哉？”

    “子为长者虑，而不及子思。子绝长者乎？长者绝子乎？”

    长者，是孟子自称。虑，是谋。

    孟子承上文说：“观子思与泄柳、申详之事，则留贤之道可知矣。子之留我，诚出自王之诚意，如缪公之于子思，则待我以礼，安敢不答？乃今观子之来，未尝出于君上之命，而欲以一人之私意决贤者之去留，是子为长者谋画，视缪公之待子思，不及远矣！我之自处，未尝敢轻于子思。而不以子思待我，这是子绝我乎？却是我绝子乎？夫敬人者，人恒敬之。子之留我不以其道，是先绝我矣；我之卧而不应，岂为先绝子乎？”

    盖孟子于齐，道虽不合，未忍遽去。使留行者能以尊贤之义开导齐王，因以齐王之诚勉留孟子，未必不可挽回也。齐人乃欲以己意留之，其见绝于孟子，宜哉！尝即子思、泄柳、申详之事而论之：古之贤士，皆知以道自重，而上亦重之，非其君忘势而下交，则其左右之贤者秉公而推荐，如三子者是已。战国以后，士习日卑，乃有阿时好以结主知，因君侧以求先容者，则泄柳、申详犹耻为之，而况子思乎？观孟子之言，亦足以维士习之变矣。

    孟子去齐。尹士语人曰：“不识王之不可以为汤、武，则是不明也。识其不可，然且至，则是干泽也。千里而见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后出昼，是何濡滞也？士则兹不悦。”

    干泽，是干求恩泽。濡滞，是迟留的意思。

    孟子去齐，止于昼邑地方，三宿而后出境。齐人尹士见孟子去不果决，乃私与人讥议，说：“出处乃士人之大节，甚不可苟。故进必择君而仕，不为利禄；退必见几而作，不俟终日：这才是难进易退的道理。今齐王之不可为汤、武，人皆知之。使孟子不知而来见，则智不足以知人，是不明也；使知其不可犹且来见，则志惟在于利禄，是干泽也。且千里而来见王，本欲行道；今不遇而去，便当洁身。却乃迟迟其行，三宿而后出昼，是何其依违于进退之间，若是其濡滞也！以孟子平日的抱负，吾甚敬之。今所为若此，吾甚不悦，不意孟子而有此举动也。”夫尹士之言，似亦知守身之常法者。而圣贤委曲行道之心，则岂硁硁者所能识哉！

    高子以告。曰：“夫尹士恶知予哉？千里而见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岂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

    高子，是孟子弟子。

    高子闻尹士讥切孟子之言，乃述以告孟子。孟子晓之说：“君子之出处去就，若只顾自己高洁，这也不难。惟是爱君忧国，委曲从容，尚有出于常情之外者。尹士之言，乌能知我之心哉？我当初千里而见王，非是逆料王之不可为汤、武而姑就之也，以为道在于我，可以辅世长民。若一见之后，有所遇合，或可佐王以成汤、武之业，而吾道庶几可行，是我之所愿欲也。至于不遇故去，岂是我之本心？只为言不见用，吾既不能舍所学以从人；道不得行，吾又不可居其位而食禄。展转思惟，实不得已而后去耳！夫向日之来，本欲求伸其素志；故今日之去，犹未忍遽替其初心。始终只要行道济时，使天下被汤、武之泽而已，何害其为濡滞哉？尹士恶足以知此。”

    “予三宿而出昼，于予心犹以为速，————王庶几改之；王如改诸，则必反予。”

    孟子答高子说：“我之去齐，实非本心，盖有甚不得已者。即三宿而后出昼，于我之心，犹以为过于急速，而有不能恝然者焉。何也？盖人情或暂蔽而复明，或始过而终改。王之不能用我，虽是一时迷惑，然犹望其从容悔悟，庶几能改，不至于终迷而不悟也。若使王能知既往之失，痛加省改，则能以王道为必可行，以吾言为必可信，必将追我而反之矣，吾何为而速于去哉？所以三宿出昼而不嫌于濡滞也。”

    “夫出昼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后浩然有归志。予虽然，岂舍王哉？王由足用为善。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王庶几改之，予日望之。”

    孟子承上文说：“我三宿而去昼，犹冀王之追我也。至于出昼之日，已越齐境，而王不见追，则王之心终于不悟，而义不容于不去矣。我到这时节方才有必归之志，浩然长往而不可复止耳。然我虽决去，亦岂忍恝然而舍王哉？盖王之天资朴实，虽有好勇、好货、好色这三件病痛，然其不忍之心，充之可以保民；好乐之心，公之可以治国，犹足引而为善，以建有为之业者。王如用我，使我之道得以大行，则岂徒齐国之民得安？即天下之民，皆可使被治安之泽，而汤、武之功亦不难致矣。王诚反而思之，庶几改过迁善。使王为贤君，齐为善国，岂不美乎？故我虽既去，犹日夜望之也，岂忍终舍王哉？尹士乃以濡滞讥我，亦不知我之心者矣。”

    “予岂若是小丈夫然哉？谏于其君而不受，则怒，悻悻然见于其面，去则穷日之力而后宿哉？”尹士闻之曰：“士诚小人也。”

    悻悻，是不平的意思。穷字，解作尽字。

    孟子承上文说：“我之从容去国，而犹有望于王，盖为世道民生计也。岂是那一等规模促狭、不识大体的小丈夫，一有所匡谏于君，不见听从，即心怀愤恨，悻悻不平之气见于面目；去则驰驱道路，尽一日之力方肯止宿，惟恐其行之不速，涉于濡滞，而无复有所顾恋。这样的人，只管得自家的去就，全无爱君忧国之心。君子忠厚之道，不如是也。我宁受濡滞之名，其忍以小丈夫自处耶！”尹士闻此言，乃自悟其失，说道：“我之所言，但见得去就之际不可不明，岂知贤者行道济时之心、忠君爱国之念，有如此者？我诚小丈夫也。”然则君子之所为，岂常人所能识哉？盖孟子初至齐国，只望齐王能行其道；及不遇而去，又只望齐王能改其失。其忠爱之心与明哲之见，有并行而不悖者，与孔子迟迟去鲁之意正同，视硁硁一节之士，以去就为名者，分量相悬矣。惜乎！齐王竟不能留，而齐终不能治也。

    孟子去齐，充虞路问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闻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时，此一时也。”

    不豫，是不喜欢的意思。

    孟子至齐，不遇而去，其忧世之心，有不觉见于颜面者。门人充虞在途间问说：“夫子自去齐以来，忧形于色，似有郁郁不乐的模样。虞窃有疑焉。前日虞曾闻夫子说：‘君子之心，无人而不自得。就是不得于天，也不怨天；不合于人，也不尤人。’今夫子不遇于齐，便似有怨尤的意思，与前日之言不合，此则弟子所不识也。”孟子晓之说：“不怨、不尤这两句，是我平时诵法孔子的言语。我何尝有怨天尤人之心？但我今日之不豫所以异于前日者，亦自有说。盖君子守身之常法，与用世之微权，各自有一种道理。我前日不见诸侯，不曾想着用世，只是居仁由义，不愧于天，不怍于人，便欣然有以自乐，彼固一时也。其在今日，却要得君行道，辅世长民；然而遭际不偶，则上畏天命，下悲人穷，于心自有不能恝然者，此又一时也。时之所值不齐，而心之忧乐亦异，岂可以一律论哉！”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

    名世，是德业闻望可名于一世的贤人。

    孟子告充虞说：“我之所以不豫者，为何？盖当此之时，圣王不作，吾道不行，有不能释然者耳。大抵圣君贤相，其遇甚难，其出不偶。自来天地间的气运，到五百年贞元会合，则必有继天立极的圣人受命而兴，在天子之位，以开一世之太平。如自尧、舜以至于汤，自汤以至于文、武，都是这等年数。那其间建功立业，也不是一个人做的，又必有德业闻望超出一世的贤人出来辅佐他，以成王者之治。如尧、舜之有禹、皋，汤、武之有伊、吕，也都是这等凑合。此可见天运而人从、君倡而臣和，是乃气数之必然而不可易者也。今自文、武造周以来，到于今七百有余岁了，以五百年的常数算之，已过二百，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矣。且天运循环，无往不复。以当今战国之时考之，正是乱极思治、可以有为之日，兴道致治，未有易于此时者矣。于此而不得一佐圣王，以成辅世长民之业，仅见一齐王足用为善，而又不遇而去。虽有名世之具，亦终无以自见矣。忧天命而悲人穷，安得无不豫之色哉！”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

    孟子又说：“当今之世，数过五百之期，时值可为之日，乃使我不遇于齐，或者天意还未欲平治天下故耳。有如世道不可终否，天心有时而厌乱，将使天下治平，复蒙王者之泽；则辅佐于下者，毕竟要有德业闻望可名一世的人，才做得拨乱反正的事业。当今之世，独我一人足以当之耳，舍我其谁用哉？夫天意未定，则平治尚有可望；其具在我，则遭际亦必有期。吾惟藏器于身，待时而动耳，又何为而不豫哉？”是可见孟子自任之重，故去国而不能无忧；自信之深，故处困而不失其乐。圣贤之存心如此，众人固不识也。

    孟子去齐，居休。公孙丑问曰：“仕而不受禄，古之道乎？”曰：“非也。于崇，吾得见王。退而有去志，不欲变，故不受也。”

    休、崇，都是地名。

    孟子虽为齐卿，未尝受禄，以明其志在行道，不为利禄所縻，而公孙丑未之知也。及孟子去齐居休，乃乘间问说：“君子居其位，则食其禄，宜无可辞之理。向者夫子仕于齐国，而不受其禄，是岂古人之道当如是耶？”孟子答说：“仕不受禄，本非古道；但我之辞禄，盖自有说。当初我来见齐王，本欲行其志也。使王能用我，而可以久居于齐，则虽受其禄，亦无不可。顾吾初至齐国，在崇邑地方得见齐王，谈论之间，已知其不能用我，退而有去志矣。后虽曾有爵位，不过假此暂住，以观王之意向何如，其实欲去之志不欲变改。若遂受其禄，则为职分所羁，而行止久速，不得自由，故虽仕而不受其禄也。盖禄既不受，则脱然于官守之外，而一进一退，绰然有余裕矣。岂可以古道例之耶？”

    “继而有师命，不可以请。久于齐，非我志也。”

    孟子承上文说：“我于齐既有去志，则义不可以复留矣。乃犹迟迟而行，这是为何？盖我自见王之后，适遇着国内被兵，有兴师之命，此时干戈扰攘，上下戒严。若于危急存亡之秋，而但为洁身自便之计，非惟义所不可，抑亦心所未安，故隐忍而不敢请也。然则我之淹留于齐，乃势有所阻，岂我志之所欲哉？身在齐卿之位，而心怀去国之图，此所以不受其禄也。”

    盖孟子之志，欲行仁义之道，以比隆汤、武；而齐王之志，欲窃富强之略，以效法桓、文：此如方圆之不相入矣。道既不合，而乃欲以万钟之禄縻之，岂所以待孟子哉？可见君子之遭时遇主，惟精神志意之感孚为足以尽其用，而爵禄名宠之制御不足以系其心。此又用人者所当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