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九

屑之教诲也。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宰我，是孔子弟子，名予。周一岁为期。燧，是钻火之木。古人钻木取火，四时各有所宜：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故叫作钻燧改火。已，是止。怀，是抱。

    宰我问于孔子说：“古礼，人子居父母之丧，必以三年为制。以予观之，礼贵通变，但持丧一年，亦已久矣，何必三年？盖君子三年在哀经之中，不去习礼，则仪节疏旷，而礼必坏矣；三年在哀戚之中，不去习乐，则音律废弛，而乐必崩矣。以虚文而妨实学，何益之有哉？若以期年而言，谷之旧者既没，新者又登，而物候为之一变。钻木取火，木既更而火亦改，而天运为之一周。人子哀痛之情至是亦已尽矣，丧不可以止乎？”夫短丧非宰我之本意，但有疑于古礼之难行，因设此问耳。孔子诘之，说：“三年之丧，食必蔬食，衣必衰麻，礼也。你说期年可止，则自期年之后，便当舍蔬素而食稻，释衰麻而衣锦，于汝心能自安乎？”宰我不察而直应之说：“安。”则昧其本心之良矣。孔子遂责之说：“凡人有所不为，只为心上不安耳。汝既安于食稻衣锦，则期年之丧，任汝为之矣。夫礼因人情而生者也，君子居父母之丧，哀痛迫切，口食旨味而不以为甘，耳闻音乐而不以为乐，身之居处，卧苫枕块而不即安，正惟其心有所不忍，故不肯为食稻衣锦之事也。今汝既以食稻衣锦为安，则期年之丧，何不可为乎？”孔子此言，所以绝之者至矣。及宰我既出，孔子又惧其真以为可安而遂行之也，乃复深探其本而斥之说：“人未有不爱其亲者，宰予何其爱亲之薄而不仁也！夫父母之丧，所以必三年者，正以子生三年，然后能免于父母之怀抱，故丧必以三年为期，以少尽其报称之情耳！自天子至于庶人，无一人不本于父母，则无一人不有此丧服，是三年之丧，乃天下之通丧也。予亦人子也，宁独无三年之恩爱于其父母乎？今乃谓亲丧可短，则何其薄亲之甚哉！”孔子此言，欲宰我闻之，反求而得其本心也。夫子于父母，终身慕之，岂谓三年之丧足以尽其心乎？盖先王因人情而为之节文，使贤者可以俯而就，不肖者得以企而及耳。宰予不求先王制礼之意，而徒欲任情以为礼，故孔子责之如此，盖以垂教万世之矣。

    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

    博，是局戏。弈，是围棋。贤，是胜。已，是止。

    孔子说：“吾人日用之间，莫不各有当为之事，必知所用心而后能有成也。设使终日之间，优游放旷，惟知餍饱饮食而已，于凡义理所当讲求，职业所当修举者，一无所用其心。如此之人，神昏志惰，把光阴都虚度了，一事无成，百事皆废，欲以入德而成人，岂不难哉？不有局戏围棋而博弈者乎？这等的人，虽所为非正，然其心未尝无事也，较之悠悠荡荡，全然无所用心者，岂不犹为胜乎？”孔子此言，非以博弈为可为，特甚言无所用心之不可耳。盖人之一心，常运用斯常精明，是以尧舜兢业，大禹孜孜，文王日昃不遑暇食。古之圣人岂好为是焦劳哉？诚以心易放而难收，一念不谨，则庶事隳而天工旷，其关系治乱，非细故也。明主宜深省于斯。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尚，是崇尚。

    昔子路好勇，故问于孔子说：“君子为人，亦尚刚勇否乎？”孔子教之说：“君子之人，惟以义为上而已。盖义者，事物之权衡，立身之主宰，是以君子尚之。义所当为则必为，义所不当为则不为。虽万钟千驷，有弗能诱；虽刀锯鼎镬，有所弗避：乃天下之大勇也。至于血气之勇，岂君子之所尚者乎？盖以血气为勇，非勇也。使在位的君子，徒知有勇，而无义以裁制之，则必将倚其强梁，逆理犯分，或无故而自启衅端，或任情而妄生暴横，至于悖乱不止矣。使在下的小人，徒知有勇，而无义以裁制之，则必将逞其凶狠，放荡为非，小而草窃奸宄，大而贼杀剽夺，不流于盗贼不止矣。是人之大小尊卑虽不同，苟不义而勇，无一可者也。然则勇何足尚乎哉？”孔子因子路好勇而无所取裁，故深救其失如此！

    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曰：“赐也亦有恶乎？”子贡曰：“恶徼以为知者，恶不孙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

    下流，是在下卑贱之人。讪，是谤毁。窒，是窒塞不通。徼，是伺察。讦，是攻发人之阴私。

    子贡问于孔子说：“君子于人，无所不爱，岂亦有所恶者乎？”孔子教之说：“好恶人之同情，君子岂无所恶乎？其所恶者有四：其一，恶那样刻薄的人，专喜称扬人之过恶，全无仁厚之意者；其一，恶那样忿戾的人，身居污下之地，而谤讪君上，非毁尊长，无忠敬之心者；其一，恶那样强梁的人，好刚使气，徒恃其勇而不知礼让，至于犯上而作乱者；其一，恶那样执拗的人，临事果敢，率意妄为，而不顾义理，往往窒塞而不通者。凡此，皆人心之所公恶，故君子恶之也。”孔子因问子贡说：“汝赐也亦有所恶乎？”子贡对说：“赐之所恶者有三：其一，恶那样苛刻的人，本无照物之明，乃窃窃焉伺察人之动静，而自以为智者；其一，恶那样刚愎的人，本无兼人之勇，徒悻悻然凌人傲物，而自以为勇者；其一，恶那样褊急的人，本无正直之心，专好攻讦人之阴私，而自以为直者。赐之所恶如此而已。”由此观之，圣贤所恶虽有不同，而以忠顺长厚之道望天下，其意则一而已。盖天下之患，常始于轻薄恣睢之徒，横议凭陵，而纪纲风俗遂因之以大坏。明主知其然，故务崇浑厚以塞排诋之端，揽权纲以消悖慢之气。故谗慝无所容，而凶人自伏也。审治体者宜辨之。

    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

    小人，是仆隶下人。近，是狎昵的意思。远，是疏斥的意思。

    孔子说：“天下的人，惟有妇人女子与仆隶下人最难畜养。何以言之？常情于这两样人，不是过于用恩，狎昵而近之；便是过于用严，疏斥而远之。若是昵近他，他便狎恩恃爱，不知恭逊之礼，是近之不可也；若是疏远他，他便失其所望，易生怨恨之心，是远之不可也：此其所以难养也。诚能庄以莅之，慈以畜之，则既有以消其怙恃之心，又有以弭其愤恨之意，何怨与不逊之足患乎？”

    子曰：“年四十而见恶焉，其终也已。”

    孔子说：“人年四十，乃是成德之时。前此而年力富强，正好加勉；过此则神志衰怠，少能精进矣。若于此时而犹有过恶，见憎恶于人，则善之未迁者终不及迁，过之未改者终不及改，亦终于此而已，可不惜哉！”这是孔子勉人及时进修的意思。人能以此自警于心，虽欲一时不汲汲学问，以求日新其德业，不可得矣。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微子，是纣之庶兄。箕子、比干，是纣叔父。当理而无私心，叫作仁。

    昔纣为无道，其国将亡。微子进谏不听，恐一旦被祸，绝了商家宗祀，遂引身而去之；箕子谏纣不听，被纣囚系为奴，因佯狂而受辱；比干直言极谏，犯纣之怒，被纣杀之，剖其心以死。此三人者，同为纣之亲臣，而或去，或不去，或以死，行各不同。孔子从而断之说：“殷有三仁焉！”盖论人者，不当泥其迹，而当原其心。三人者，就其迹而观之虽有不同，原其心而论之，则其忧君爱国之忠、至诚恻怛之意，一而已矣。其去者欲存宗祀，非忘君也；奴者欲忍死以有待，非惧祸也；死者欲正言而悟主，非沽名也：所以说“殷有三仁焉”。盖自孔子之论定，而三子之心始白于天下后世矣。大抵人臣之义，莫不愿世平主圣、服休宠而保荣名者，不得已而逃遁、而囚辱、而杀身，则所遇之不幸耳。向使纣有纳谏之美，而三仁者得效其进谏之忠，相与救过图存，则商祀未宜遽绝也，乃拒谏饰非，淫威以逞，卒之三仁去而殷国墟，岂不可为永鉴哉！

    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柳下惠，是鲁之贤人。士师，是掌刑狱之官。三黜，是屡遭罢斥。父母之邦，指鲁国说。

    昔柳下惠为鲁士师之官，屡被退黜。人或有讽之者，说：“子屡摈不用如此，尚未可以去而之他国乎？”言其道不合则当去也。柳下惠答说：“我之所以屡被罢黜者，以因我直道而行，不能屈己以随人耳。今世之人，谁不悦佞而恶直？若我守定这正直之道以事人，则到处为人所恶，何所往而不被其退黜？若我肯阿意曲从，枉己以事人，则到处为人所喜，只在我鲁国亦自安其位了，又何必远去父母之邦乎？”柳下惠以此解或人之言，盖自信其直道而行，不以三黜为辱也。要之，衰世昏乱，故正直见忤于时；惟治朝清明，斯君子得行其志。是以有道之君于秉公持正者，必崇奖而保护之；倾险邪媚者，必防闲而斥远之。则众正之路开，而群枉之门杜矣！

    齐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则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昔孔子适齐。齐景公素知孔子之贤，因与其臣商量待孔子的礼节，说道：“鲁有三卿，季氏最贵，鲁君待之极隆。我今要把鲁君待季氏的礼待孔子，似乎过厚，则我有所不能；若把鲁君待孟氏的礼待他，于礼又简，有所不可。就中斟酌，当以季、孟之间待之，固不至如季氏之隆，亦不至如孟氏之简，庶几其可乎？但惜我年已衰老，不能用其道矣。”夫孔子至齐，本为行道。既不能用其道，而徒拟议于礼节之间，则亦虚拘焉耳。盖不合则去，亦重道之义也。

    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季桓子，是鲁大夫，名斯。

    鲁定公时，孔子为司寇，三月而鲁国大治。齐人惧其为霸，因设计选好女子八十人，皆衣文衣，乘文马，舞康乐，以馈送鲁君。欲以惑乱其心，阻坏其政。鲁君果中其计，与同季桓子再三游观，悦而受之。于是荒于声色，怠于政事，三日不复视朝。则其简贤弃礼，不足与有为可知，故孔子行。盖礼貌衰则去，一见几之明也。合前章而观，景公知好贤矣，而耄倦于勤，好之而不能用；定公能用之矣，而中荒于欲，用之而不能终：无怪乎二国之不振也。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避之，不得与之言。

    接舆，是楚之狂士。昔周之衰，贤人隐遁，接舆盖亦佯狂以避世者也。殆字，解作危字。下，是下车。辟，是躲避。

    昔孔子周流，至于楚地。楚之狂人接舆者，口中唱歌而行过孔子之车前，说：“凤兮！凤兮！何德之衰？”说：“凤凰是灵鸟，能审时知世，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所以为稀有之祥瑞。如今是甚么时候，乃出现于世，是何其德之衰而不知自重耶？然既往之事，虽不可谏止，从今以后，尚可以改图。趁此之际，可以止而隐去矣。我观今之出仕而从政者，非惟不能建功，且将至于取祸，亦岌岌乎危殆而难保矣。于此不止，是安得谓之智乎？”接舆之意，盖以凤鸟比孔子，而讥其不能全身以远害也。然以避世为高，而不以救时为急，则其趋向之偏甚矣。孔子时在车中，闻其歌词，知其为贤人，故下车来，欲与之讲明君臣之大义、出处之微权。而接舆自以为是，不肯接谈，遂趋走避匿，孔子竟不得与之言焉。盖圣人抱拯溺亨屯之具，而又上畏天命，下悲人穷，是以周流列国，虽不一遇，而其心终不能一日忘天下也。彼接舆之徒，果于忘世，往而不返，何足以语此哉！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

    长沮、桀溺，都是人姓名，盖亦贤而隐者也。二人相并为耦。津，是河边渡口。执舆，是执辔在车。

    昔孔子自楚反蔡，子路御车而行。适遇隐士二人：一个叫作长沮，一个叫作桀溺，两人并耕于野。孔子经过其地，将欲过河，不知渡口所在，因使子路下车而问于长沮。长沮问说：“那坐在车上执辔的是谁？”子路对说：“是孔丘。”长沮素知孔子之名，因问说：“是鲁国之孔丘与？”子路对说：“是也。”长沮遂拒之，说：“问者不知，知者不问。既是鲁之孔丘，他游遍天下，无一处而不到，于津渡所在，必已知之久矣，又何必问于我哉？”其意盖讥孔子周流而不止也。

    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

    滔滔，是流而不反之意。易，是变易。于此不合，去而之他国，叫作避人之士。高蹈远举，与世相违，叫作避世之士。耰，是田器，所以扒土覆种者。辍，是止。

    子路问津于长沮，长沮不肯告，因又问于桀溺。桀溺问说：“你是谁？”子路说：“我是仲由。”桀溺素闻孔子弟子有仲由者，因问说：“是鲁国孔丘之徒与？”子路对说：“然。”桀溺遂责之，说：“人贵识时。我看如今的世道，愈趋愈下，如流水滔滔，不可复反。举一世而皆然，其乱极矣！若要易乱为治，易危就安，将谁与转移之乎？今汝之师，今日之齐，明日之楚，不合于此，又求合于彼，是乃避人之士，亦徒劳而已。你与其从着那避人之士，奔走而无成，岂若从我辟世之士，离尘远俗，优游而自乐哉？”语毕，遂自治其田事，耰而不止，亦不告以津处。其拒之也深矣！

    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怃然，是怅然叹息的意思。

    子路问津于长沮、桀溺而不见答，反被其讥讽，于是还以二人之言告于孔子。孔子惜其不喻己意，乃怃然叹息，说：“彼谓辟人不如辟世，则必高飞远举，不在人间方可耳。殊不知人生天地间，鸟兽既是异类，不可与之同群。若斯人者，固与我并生并育，同一气类，吾不与之为群而谁与哉？既与之为群，则不可绝人逃世以为洁也！他说天下无道，谁与易之？不知我之所以周流不息，正为天下无道，故欲出而变易之也。若使天下有道，世已治，民已安，则固无用我之变易，而我岂乐于多事哉？彼二子者，其亦不谅我之心矣！”盖天生圣贤，本为世道计。故古之圣人，民饥则曰己饥，民溺则曰己溺，一夫不获则曰己辜。其忧时悯世，非但其心之不容己，亦其责之不可辞耳。使如沮、溺之言，则安危理乱，邈不相关，生民将何所托命乎？有世道之责者，宜加意焉。

    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

    丈人，是老人。蓧，是竹器。去草叫作芸。

    昔孔子周流四方，子路随行，偶相失在后。于田间遇一老人，以拄杖挑着竹器。子路问说：“你曾见我师夫子否？”丈人不对，而直责之说：“汝于四体，则不知勤劳耕作以自食其力；于五谷，也不能分辨其孰为稻、孰为黍稷、孰为麦菽。舍其农业而从师远游，却来问汝夫子于我，我知谁是你的夫子？”遂植立其杖，而自于田间芸草，更不答他。子路闻丈人之言，知其为贤人也，遂竦然起敬，拱手而立。丈人见子路改容相待，亦为之感动，遂留子路宿于其家，杀鸡造饭以管待之；又令其二子出见，叙长幼之礼焉。盖春秋之时，天下无道，贤人隐遁。而孔氏之徒，独周游四方，欲以行道济时，故动而见沮如此，可以观世矣！

    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子路遇丈人之次日，前行追及孔子。把丈人责己之言、相待之礼，一一告知。孔子说：“观此人的言语行事，乃贤而隐遁者也。惜其不明出处之大道耳。”因使子路复回见之，欲晓然告以君臣之义。及至其家，而丈人已先出，不得见遇矣。子路乃就夫子之意说道：“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人臣事君，义所当然也。若不仕，则是无君臣之义矣。夫君臣、长幼并列于五伦，而君臣为尤大。丈人昨使其二子出见，是于长幼之节既知其不可废矣；至于君臣之大义，却如何其独废之耶？今汝以隐为高，不过欲全生避世、归洁其身而已。不知一身虽洁，而君臣之义从此遂废，实有乱乎人之大伦矣。大伦岂可乱者乎？故君子之出而事君，岂是要图富贵？盖欲行此君臣之义耳。若夫衰世难挽，明君难遇，道之不行，我岂不知？但恐废义而乱伦，有不忍恝然者耳。丈人何其见之固哉！”大抵接舆、沮、溺、丈人之徒，皆明于保身而昧于行义，故往往是己见而非圣人，不自知其陷于一偏，害义而伤教也。是以夫子每惓惓接引，各因其明以通其蔽，所以扶世教而正人心者，意独至哉！

    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逸民，是隐逸高尚的人。虞仲，即周太王次子，仲雍与泰伯同窜荆蛮者。伦，是义理之次第。虑，是思虑。

    记者说，古时隐逸高尚之士，可以考见者七人：如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是也。然七人者，志节虽同，而制行则异。孔子一一而评品之，说：“立志高而不肯少有贬屈，持身洁而不肯少有污染，其伯夷、叔齐与？观他非其君不仕，非其民不使；不立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峻节清风，何凛凛也！若夫柳下惠、少连，则和同混俗，于人无忤。虽降屈其志，卑辱其身，有弗惜者，其出言则合乎伦理，行事必当乎人心，以之处世，如斯而已矣，不为过高绝俗之行也。至于虞仲、夷逸，则行不必其中虑，而隐居以自适；言不必其中伦，而放言以自废矣。然虽隐居独善，而洁身不污，合乎道之清；虽放言自废，而韬晦得宜，合乎道之权。盖与矫异之士、害义伤教者不同矣。然此七人者，其行虽洁，其志虽高，而未免有执一之病也。在夷、齐、虞仲、夷逸，则以绝世离俗为可，而以和光同尘为不可；在柳下惠、少连，则以和光同尘为可，而以绝世离俗为不可。各是其是，各非其非，都先有个主意在，其见偏矣。若我则异于是：可仕则仕，可止则止；用之斯行，舍之斯藏。因时制宜，不胶于一定，固无所谓可，亦无所谓不可也：此吾所以异于逸民与！”要之，七人之心有所倚，故止成其一节之高；圣人之心无所倚，故优入于时中之妙。所以说观乎圣人，则见贤人。凡行己处事者，当知所取法也。

    太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

    太师，是乐官之长。古时国君，每食必作乐以侑食，故有亚饭、三饭、四饭之名。少师，是乐官之佐。鼓、播鼗、击磬，都是掌乐器的官。齐、楚、蔡、秦、河、汉、海，都是地名。

    鲁自三家僭乱，歌雍舞佾，私家日盛；而公室反微，音乐废阙，宗庙之祭，至不能备八佾之舞。于是典乐之官，皆失其职，散而之四方。有掌乐的太师名挚者，去而适齐；掌亚饭之乐名干者，去而之楚；掌三饭之乐名缭者，去而之蔡；掌四饭之乐名缺者，去而之秦；掌击鼓的官名方叔者，去而入居于河内；掌播摇鼗鼓的官名武者，去而入居于汉中；为乐官之佐名阳、与掌击磬的官名襄者，去而入居于海岛。夫礼乐所以为国者也，鲁失其政，下陵上替，礼坏乐崩，至使瞽师乐官皆不能守其职，而纷然四散，是尚可以为国乎？记者言此，盖伤鲁之衰也。

    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

    鲁公，是周公之子伯禽也。施字，当作弛字，是废弃的意思。以，是用。

    昔鲁公伯禽受封之国，周公训戒之，说道：“立国以忠厚为本。忠厚之道，在于亲亲、任贤、录旧、用人而已。盖亲乃王家一体而分者，苟恩义不笃，则亲亲之道废矣。必也亲之欲其贵，爱之欲其富，使至亲不至于遗弃可也。大臣，国之所系以为安危者，苟大臣有怨，则任贤之礼薄矣。必也推心以厚其托，久任以展其才，不使大臣怨我之不见信用可也。故旧之家，皆先世之有功德于民者，苟弃其子孙，则念旧之意衰矣。必也官其贤者，其不贤者亦使之不失其禄；非有恶逆大故，则不弃也。人之才具，各有短长，在于因材而器使之。苟责备于一人，则用才之路狭矣。必也！因能授任，不强其所不能，无求全责备于一人焉。此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道也。汝之就封，可不勉而行之，以培植国家之根本哉？”

    按，周家以忠厚立国，故周公训其子治鲁之道亦不外此。其后周祚八百，而鲁亦与周并传绵远，岂非德泽浃洽之深哉？此为国者所当法也。

    周有八士：伯达，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娲。

    伯、仲、叔、季，是兄弟次序。

    记者说：贤才之生，关于气运。昔周室盛时，文武之德泽涵育者深，天地之精英蕴蓄者久，于时灵秀所钟，贤才辈出。其中最奇异者，兄弟八人同出一母，而又皆双生。其头一胎生二子，叫作伯达、伯适；第二胎生二子，叫作仲突、仲忽；第三胎生二子，叫作叔夜、叔夏；第四胎生二子，叫作季随、季娲。此八士者，产于一母，萃于一门，而又皆有过人之德、出众之才，多而且贤，真乃是盛世之瑞、邦家之光。其关系一代气运，岂偶然哉！考之尧、舜之时，有八元八恺；成周则有八士。盖天将祚帝王以太平之业，则必有多贤应运而生，一气数之自然耳！顾天能生才而不能用才，举而用之，责在人主。是以史称舜举十六相而天下治。《诗》云：“济济多士，文王以宁。”言其能用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