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经稗疏卷一

传以百姓为百官，朱、蔡以为圻内之民。孔说是也。《论语》所云“百姓足”，自春秋时语，不可通于往古。春秋之始，无骇、挟、柔、溺皆仅称名，则大夫而有无姓者，非命官也，况于民乎！《尧典》以“百姓”“黎民”分言之，圻内之民，岂独不谓之黎民？“周余黎民”，圻内之民也，足知百姓非民也。众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其制始自黄帝。春秋之季，上下相僭，不赐而自为姓，或附姓于他族。附姓于他族者，《诗》所谓“谓他人父”是也。《仪礼》：“臣为君，诸侯为天子，斩衰；庶人为国君，齐衰三月。”唐虞丧礼，大略皆简于周。棺椁祭葬，古质后文，丧服不宜徒重。且庶人者在官之称，犹今律所谓无禄人也。春秋下士称人，人固别于民矣。庶人则服齐衰，黎民则否，周制且然，况唐虞乎？诸侯轩县，八音始备，大夫无备乐，士唯琴瑟，黎民不得有乐，非犹今之皂隶仆厮，凡婚葬而鼓吹竞奏，民无八音，而亦何所遏密？遏密者，诸侯也。以此知周之诸侯服天子斩衰，而唐虞不尔。诸侯之丧天子，止乐而已，不似王朝百官之如丧考妣也。至于黎民，则虞周固皆无服。是以《孟子》言“帅天下诸侯为尧三年丧”，而不及民。盖以义言之，卑不敢与至尊为礼；以情言之，生不服勤，不传贽不见，疾不养，死不临，则哀亦无从而生。倘以帝德广被，民报以厚，则是人用其私情之厚薄，以违礼而事主，民即欲行之，舜亦得而裁之。臣不得以非所得而加之君，此之谓也。黎民而为天子服，盖自秦始。秦强天下以不及情之哀，汉文知其失而不能为之等杀，概降为二十七日之丧，亲若子，贵若臣，而一与民同，其已悖矣。矫枉过正，则得枉。唯虞周之典，亲疏贵贱之间，一天秩也。

    文祖

    朱子谓尧庙当立于丹朱之国，“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今按：舜始摄政，“受终于文祖”。“受终”云者，受之于尧也，其不当于舜之私庙明矣。唐虞夏后之先，同出于黄帝。唐，玄嚣之族也。虞夏，颛顼之族也。故唐虞洎夏，皆以轩辕为祖。推本所同出，则此云“祖”者，盖黄帝之庙也，故虞夏皆禘黄帝。而《祭法》所谓“祖颛顼”者，则商均、夏启以后之事，观《祭法》言“宗禹”可见。黄帝始正姓氏，定昏姻，玄嚣、昌意各为一族。唐虞族别，故二女可嫔虞，而舜之“受终”也于黄帝。虞夏同为一族，故昏姻不通，而禹之受命也，不必于文祖，而仅于神宗。然则神宗者，其颛顼乎？若有虞之后，以尧为宗，则以虞氏衰微，待尧而兴，郑氏所谓“尚德”者是已。虞夏以黄帝为祖，而以颛顼为宗。宗者，即后世所谓大宗也。故舜娶尧女，不为无别，以其同出者在黄帝定姓氏之先，而受命之所格，追所同出，则以著“受终”之有本，斯以析群疑亡惑矣。

    猾夏

    猾无骨，展体见肉以诱虎，虎吞而不能啮，入虎腹中，自内噬，穴虎腹而出，俗谓之虎刺。《春秋·传》“无助狡猾”，此之谓也。此言“蛮夷”者，如《诗》言“蛮荆”，《禹贡》“岛夷”“莱夷”之属，非能称兵相向，但潜入腹里为奸窃如猾尔。故可以士师五刑流放治之，不劳征战。其有所犯而听之不以明允，则有如近者杨应龙之事，祸亦从此而长，与盗贼之积小致大者盖同，故舜于皋陶申戒焉。唐虞之世，未有荒远之夷窥犯边陲之事。盖中国、夷狄消长不同时，以皋陶为兼主兵者，失之。舜所命主兵之官，不见于史。其后命禹徂征，则六师或统于百揆。而《南齐·职官仪》云“虞、夏以弃居夏官司马之职”，未审所出，要非合兵刑而一之也。

    伯与

    《世本》：“伯余始作衣。”此伯与疑即伯余，余、与音同。然衣裳之制，始于黄帝，则《世本》所言伯余，当亦轩辕时人。乃古者以字为氏，如厉王时有家父，桓王时又有家父，则此伯与或始作衣者之苗裔，以孙而蒙祖号。又古善射者，唐有后羿，夏亦有后羿。习其技者可同其名，缝紩之工俱得名为伯余邪？殳斨主兵器，伯与主服。工以器服为重，唐虞之所尚也，故《易》曰：“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抑车室耒耜，沿流已熟，不待为之置官，人知为之乎？

    三十在位

    舜历试三载，摄位二十八载，通三十年，下即续以“五十载，陟方乃死。”史称舜百有十岁，则尧崩之明年，舜即嗣为天子，未尝俟三年之丧毕也。孔子称“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为世及之嗣君而言。舜承尧位，自当有别。且云“听于冢宰”，则嗣子不言，冢宰代言。舜虽摄政，而居必有位，号必有官。既无二天子之理，又不应如王莽之称“摄皇帝”，为不正之名实。然则升闻之日位百揆，而通居摄之时，位亦止于百揆也。故受终之后，未尝以百揆命他人。而禹作司空，进位百揆，则在“格于文祖”之后。唐虞之有百揆，即周之冢宰。仲长统以冢宰为尧官，经传既无所征，又与百揆职位相嫌，统言盖妄。尧崩之时，舜实居冢宰之位，即元德显功如禹者，仅位司空，舜虽欲服丧不言，亦无可代己之官也。即使自舜以外，别有冢宰之可听，乃舜之于尧，臣也，冢宰之于尧，亦臣也，臣之服斩衰者均也，舜不言，而彼独可以言乎？舜受尧禅，未尝为尧后也。为尧后者，尧之子也。尧之子服子之服，则谅暗不言。舜服臣之服，非有谅暗及丧毕吉服之礼。且舜已摄，而又有摄舜者，亦危疑而靡定矣。故“月正元日，格于文祖”者，即尧崩之明年，而非三年丧毕之明年也。

    逾年改元，始终之大义，苏氏《古史》之致疑于孔氏者，斯为当矣。臣为君，子为父，斩衰则同，而谅暗则异。至若《孟子》“避尧子”之说，固古今之积疑，要不可使三年之内，天下旷然无君。临川吴氏乃以三年之内舜未为天子，而史特以纪年属之。比诸汉王入关之明年，史称汉元，则曲为之说，而以扰攘拟清晏，其凿甚矣。

    皋陶谟

    五服五章

    蔡元度以公九章，侯伯七、子男五、孤三、卿大夫一，为五服，蔡氏用之。今按：公之服自衮冕以下，至卿大夫服玄冕而下者，周制也。王之服，则有大裘而冕。《益稷》篇有十二章。盖日月星辰，自周以上登于衣裳，至周始画于旂为大常，殊天子以大裘，而不殊之以十二章也。若唐虞，则三辰在衣，其登降之数必有不同者。孔氏谓天子服日月而下，诸侯自龙衮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自周以上，诸侯之爵三，大夫、士为二，故有十二牧、胤侯、崇伯之称。《周官》亦云：“外有州牧侯伯。”是无公与子男而有牧也。卿之号始见于《商书》，则九官者亦大夫而已。百僚、百工，则士也。以“降杀以两”之义度之，盖牧九章、侯七、伯五、大夫三、士二，而天子之升以三者，取其益隆也。若以“牧于天子降杀以三”准之，则牧九、侯六、伯三、大夫二、士一，卑者数而尊者疏也。二说既无可定，要必居一于此。两蔡以周例虞，不足为征。而孔氏以天子入五章之数，则命德讨罪，皆言天子制下之事，《经》有明文，固不得屈帝服以与其列。

    益稷

    四载

    樏，旧谓樏以铁为之，形似锥，长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以理度之，盖非也。乘者，坐立而乘之。谓履下施锥，盖今屐类。不得谓之乘。且施半寸之锥于履下以登山，使为石山也，则其仆必矣；即使为土山也，锥深入而拔出亦难。且铁不能施于革上，必间之以木，层累高锐，足不与地谋，而徒加重焉，蹑此以登山，一步一蹉跌矣。谢安石登山以屐，彼固从容雅步，用远泥滓，非如禹之有事于相导。而安石所登，又皆修治之蹊途，若木未槎，道未通，屐且不可入，况施之以锥也？愚久居山中，每雨湿，屐行则喘息，奔急屡至踬蹶。传注家老死堂上，妄意履下施锥可以登涉，固其宜也。樏之为字，从木而不从金，则必以木为之。今其制不可考，大抵如诸葛木牛流马之类，有机以转运，前后互为首尾，施四轮而高庳各半，登则庳轮前而高轮后，降则庳轮后而高轮前。其上载人者，则亦舆而已。或以人，或以牛马，皆可推挽。禹自乘之，而槎木开道、从行之役人不与焉。禹位司空，即躬亲劳苦，亦不至与役人争道汗流，从事于坡陀。若役者之入山，则莫便于草履。何为违其所甚便，使蹑此痴重尖欹之履哉？《经》文云“予乘四载”，亦足知仅禹乘之矣。颜师古、洪迈谓禹山行所乘，即今之山轿。然人车自桀始，恐非禹制。

    鲜食

    鲜，当作上声读，少也。与“艰食”义相为类。通渔猎所得，非有耕获之艰难，而不能多获，故曰鲜。稼穑所敛，或粒米狼戾而不致鲜乏，然必终岁勤动而后有秋，故曰艰。肉曰鲜，粒曰艰，皆有郑重之意。古人命名不苟如是。若以为腥鲜之鲜，则以肉为粻者，必为腊为脯而后可继，安得比日而烹鲜哉？

    决九川

    禹之治水，其事凡二。先儒多合而为一，故聚讼而无所折中。《尧典》所谓“洪水方割”者，大抵河水为害也。龙门未凿，河之上流壅滞于冀、雍之域。九河未宣，河之下流弥漫于兖、豫之野。而兖、豫之患为尤甚。盖河自出太行而东，南北两崖平衍沙壤，水无定居，随所奔注，辄成巨流。故禹既治壶口，分播九河，则水患息。孟子亦以疏九河，瀹济漯为首功者，此之谓也。大河既平，中原底定，人得平土而居之，此则治滔天之洚水者，其一也。若禹所自言“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者，则洪水既平之后，因以治天下之水为农计也。故曰“烝民乃粒”，又曰“荒度土功”，《论语》亦曰“尽力乎沟洫”。而《禹贡》所纪定田赋，六府孔修，庶土交正，不复以民免昏垫为言，此则遍履九州，画其疆场，作其沟浍，涝患可蠲，旱亦获济，故《诗》称之曰：“维禹甸之。”此以开三代井田之基者，又其一也。所以然者，当禹之时，大河北流，未与淮通，而南条诸水，限以冥厄、潜、霍、楚塞诸山，则势不得与江淮相接。至荆之南土，梁之西陲，较豫、兖之野，高下相去不知几百里。使浩浩滔天，漫及荆、梁，则兖、豫、青、扬深且无涯，久不复有人矣。若云大河、江、淮及诸小水同时各涨于其地，则必天下同时皆苦霪雨，而河源远出绝域，彼中晴雨必无一揆之理。江、汉之涨，则因雪液。河水莫大于矾水，在春夏之交。汉水盛于夏，江水盛于秋，其他小水多盛于春，此涨彼落，不能九州而同，况九年而如一日也？雍、梁、荆之地，山高岸峻，水即壅泛，不足为民患，何必措力于随盈随涸之流，以自劳而劳民也哉？然则九川之决，畎浍之浚，平土也；龙门之凿，九河之播，平水也。舜曰“汝平水土”，两纪其功也。先后异时，高下异地，浚治异术。合而为一，则紊矣。

    侯以明之

    “明”之为言辨也。“侯以明之”，当大射之时，差次其等，摈顽谗，使不得与，以明辨其不肖而辱之。如孔子矍相之射是已。射以观德者，所以纳君子于轨物。侯以明恶者，所以显小人之斥罚。倘如蔡氏所说，不先察其顽谗，而一取决于射，是略其已著之善恶，而征之于或然之得失。藉有养由之技，汉成之容，非比于礼乐之为难，遂谓其贤于羊叔子邪？“侯明”“挞记”，其义一也。“挞”以见及为辱，“侯”以不与为罚，皆先知其顽谗而以是惩之也。

    搏拊琴瑟 句 以咏祖考来格 句

    自“戛击鸣球”以下，至“庶尹允谐”，皆《韶》乐之谱也。“以咏”者，即以下三者为咏也。“祖考来格”，如《周颂》之咏“绥予孝子”也。“虞宾在位”，如《周颂》之咏“我客戾止”也。“群后德让”，犹《周颂》之咏“式序在位”也。此皆升歌以配磬瑟之诗，其辞不传，而大旨所咏，则不外此三者也。“鸟兽跄跄”，下管之所舞也。“凤凰来仪”，《韶》第九成吹箫之所舞也。“百兽率舞，庶尹允谐”，乐终击磬之所舞也。乐以昭德而象功。舜之德，格祖考，礼虞宾，感群后，谐庶尹；功则平水土，若鸟兽而致凤凰。故夔或以歌咏之，或以舞写之，犹《大武》之歌《武》《赉》《桓》，而舞则北出灭商，疆南国，分周、召，复缀以崇也。“跄跄”，趋貌。鸟兽之害人者消，趋而避之也。“率”，顺也。兽顺其道，而戢其搏噬，顺其步趋，有若舞也。“戛击鸣球，搏附琴瑟，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镛以间，搏石拊石”者，八音之奏也。“以咏祖考来格，虞宾在位，群后德让”者，诗歌之言也。“鸟兽跄跄，凤凰来仪，百兽率舞，庶尹允谐”者，九舞之容也。始乎人声，间以八音，成以舞箾，《韶》乐之美善虽不易知，而大概尽于此矣。

    先儒以格祖、礼宾、群让、鸟跄、兽舞、凤仪、尹谐，为乐之应。夫祖考之格与否，既非人之所能知；虞宾则固已在位，不因乐感；庙中群后，各以其事为序，无所于争，则亦无所于让，不待闻乐而始加谦挹。若圣人尽鸟兽之性，亦惟使安于自然而已。以飞鸣攫拿之物，宜在郊野者，一旦翔舞于庙堂，是物违其性，亦为妖为怪，而不得为顺矣。匏巴鼓瑟，游鱼出听，师旷奏清角，玄鹤来集；南卓击羯鼓，群羊踯躅。言出稗官，不根而亡实。即令有之，一技之士固能之，而何待舜夔？且使淫夫酣歌于室，而鸨鸽不翔，凶人狂哮于衢，而虎狼不至，何徒《韶》奏于庭，能动兽心而不爽邪？凤凰感德而至，和之致祥，理有然者。乃谓其来在作乐之顷，则彼凤凰者，非素止于百里之内，安能遄飞速集而不爽其期？即其疾飞捷至，有逾凡鸟，亦不得有飞耳长目，能闻声见舞于千里之外，以遽然而整翮。不然，岂和气所蒸，旋结一凤鸟之形，如虹如电，而非有其真乎？孔子作《春秋》，而西狩获麟，获之于郊也，固不追随于子之室，而睥睨简册之间，则凤亦安能爰止于夔之侧，而错综干羽之列邪？鄂楼黄鹤，普贤白象，牛头衔花之鸟，介象盆水之鱼，仙释之幻谈，知不足为圣诬矣。若庶尹之谐，自舜之德教使然，尤不在作乐之一日。使待作乐而乃谐也，将前乎此与后乎此之遂不谐与？德不足及庶尹而恃乐，其亦末矣。德盛而乐至，故曰：乐其所自成，非德待乐而始成也。后人因乐之音容，以知古人之心迹，故曰“闻其乐而知其德”，非乐之即为德也。故童子“视端行徐”之说，亦出流俗所传，不足深信。童子之智，不应贤于魏文侯。古乐不能警文侯之卧，敬仲所传之《韶》其能感童子之眸乎？《韶》之为《韶》，非仲尼、季札有不能尽知者，岂尽当时之鸟兽而圣如仲尼、贤如季札哉？汉儒好为瑞应之言，宋儒乐道天人之际，惟怪与神，子所不语，学者所不当语也。

    虞宾

    前禹已言丹朱殄世，则此虞宾，非朱可知。旧注未之考也。丹朱不道，尧处之于丹渊。今淅川县。 而尧之别子，如《孟子》所言“九男”者，自绍唐封于平阳，以奉尧祀，范宣子所谓“自虞以上，为陶唐氏”是也。丹朱不但不有天下，并不得有其故国，而舜必无迁尧宗庙社稷于丹水之理。况舜之于朱，年齿亦应相上下，使朱且在位，而特继嗣未生，安知其不晚年得子，禹何逆料其殄世而豫诅之乎？且“殄世”云者，朱已身殂无子，而在位者其弟之为唐侯者也。亦犹商均受封于房，而夏之时又有虞思。至周徙唐于蓟，徙虞于陈，而后唐为叔虞之国，虞为虞叔之国矣。若唐之在夏为御龙氏，虞之在商封于遂者，又其支子，非虞宾、虞思之嫡裔，不可概而一之。

    庸作歌飏言

    “敕天之命”二句，“念哉”六句，击之“作歌”之下，而下文又有“乃歌”“乃赓”之文，盖前数语不用韵，如后世乐府有艳、有和、有唱。“股肱喜哉”云云，每三句一韵为一歌，则如乐府之有词也。此歌盖舜及陶所作，而夔以被之管弦，则亦《大韶》升歌之遗音，故系之“庶尹允谐”之后。功成乐作，而推本治原者，以此歌叹泳之，犹周乐之以《关睢》为乱也。孔传云：“用庶尹允谐之政，故作歌以戒。”陈氏曰：“用夔言功成乐作之意而用之歌。”皆泥于庸字之义，而不知史家记事之体也。班固《乐志》，前序汉乐而后载乐府辞，盖师此为之。

    《书经稗疏》卷一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