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稗疏

后鼓以进也。

    衅钟

    衅，祭名，血祭也。凡落成之祭曰衅。故庙成衅之以羊，余夹室皆用鸡。郑司农众读衅为徽，初非衅郄之义。《周礼》“太祝隋衅”，郑康成曰“凡血祭曰衅”。血祭者，刲牲神前而不荐熟耳。若如《集注》谓“涂其衅郄”，则宫室非浑成无隙者，岂羊血之遍锢其户牖乎？且钟有衅郄，必不成音，自当改铸，以血涂之，曾何所补？衅字或作衅，训为隙也乃借用，非本义。《集注》盖未之考也。

    觳觫

    按《特牲馈食礼》“主妇俎觳折”，《郑注》曰：“觳，后足。”《尔雅》云：“觳，尽也。”后足于体为末，故转训尽也。《说文》无觫字，应是悚字之讹。觳觫者，觳间悚悚然筋肉颤动，犹今人言股栗也。《十三经》传写失真，非圣贤之笔授，如此类者多矣。

    疾首蹙

    《集注》云：“ ，额也。”按：额，颡也； ，鼻茎也。人即甚有愁苦之容，无能蹙其颡者，唯鼻茎蹙蹙耳。《集注》又云：“疾首，头痛也。”痛自因病，不因忧愁，或因愁致病，则且伏枕呻吟，管龠不得而听，羽旄不得而睹矣。疾首者，蓬发不理，低垂丧气，若病者之容耳。

    刍荛

    《集注》：“刍，草也；荛，薪也。”囿中非樵牧之地。君之薪草，甸人所具，山虞所供，且不取于囿中，而况民乎！按：刍，王刍也；荛，芜菁也。扬雄、陆玑皆以为尔。囿中有菜，自其应然。今上林苑嘉蔬署所掌菜畦，其遗制已。王刍今俗呼竹叶菜；芜菁，菘菜，俗呼扢搭菜。刍野生，往刍者采之；荛种艺而生，往荛者往种之；皆所以便民之菜食也。

    明堂

    明堂之说，古今聚讼，要出于公玉带之流因缘吕不韦《月令》文，以阴阳术数妄为拟撰，而班固《白虎通》、蔡邕《明堂月令论》增饰支离，以致拓跋氏盈廷揣摩，欲构一不方不圆、横斜空窈之屋，而形模乖错，乃令匠石无所施其绳削。其曰十二室者，据《月令》言之也，然四出皆三室，则每向九楹，当有三十六柱，而汉儒又以拟每方七宿之故，谓为二十八柱，于是有十二宫九室之说。以明堂左个即青阳右个，明堂右个即总章左个，玄堂右个即青阳左个，玄堂左个即总章右个；一室两向，自非仲月居太庙，则恒两月而共一室，特开户不同耳。夫一室两名既为苟且涂饰之说，而四旁八室幻为十二室，中央太室四响皆为檐壁所窒，天子何面以施斧依？诸侯百官，班列何室之阶？出入何室之户？说之不经，乃至于此。且非朝非庙，赘立一宫，远在国阳，百官府署不属于左右，天子舍其朝庙，日驾以往，旋转移居，有如嬉戏，先王未尝如是之迂诡也。况明堂之立在国之阳，一而已矣。泰山之下，巡狩偶至，无弥月之留，而何亦有之？且天子狩于五岳，各以其时，岱宗春事，则建青阳三室而已足，余九室何为而建？如使泰山之旁仅有三室，则宜名青阳，不名明堂矣。夫堂之为言非室也，室之基也。室虽九室，堂一而已，何为四方而各异其名耶？孟子曰“王者之堂也”，则亦天子巡狩之行宫而已矣，何尝繁曲纤诡，构此支离空洞不可居之室乎？且巡狩方岳而处明堂，为即明堂以居邪？抑别有宫而莅明堂以布政邪？既别有宫，则明堂为赘设。如即明堂以居，则四开八达之室，何以别嫌疑，谨守卫，蔽风雨哉？《礼·明堂位》序三公于中阶之前，侯于阼阶之东，伯于西阶之西，子于门东，男于门西，九夷东门外，八蛮南门外，六戎西门外，五狄北门外，九采应门外，外有应门，内有三阶，将室室而有之乎，则此九室者班列之众，位次之阔，门阶之备，壹如路寝之制，其延袤当何如，而何仅东西九筵南北七筵也？且东西南北位各因天子所立而定矣，使天子而居玄堂，岂不易北狄居南，西戎居东乎？即如三公位中阶之前、北面东上，使居青阳总章，则侧向天子，居玄堂则与天子背立矣，尤其说之不可通者也。《明堂位》又云：“太庙，天子明堂。库门，天子皋门。雉门，天子应门。”门堂相次而论，应门在明堂之前。《春秋》记雉门及两观相连，则明堂在应门象魏之内，非应门之外远处南郊别有明堂，审矣。明堂之前为应门，而明堂随月异向，其前皆为应门，则是有四应门，而路寝又有应门，何应门之多也！抑应门者南门也，东西北各有应门，则亦不适为应门矣。《考工记》云：“匠人建国，市朝一夫。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五室，九阶，四旁两夹窗。”五室，谓五间六楹也。九阶，阶九级也。四旁两夹窗，谓四旁阿阁然，唯有南北牖也。“殷人重屋”，谓复檐也。“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庙中以几筵为尚，故度以筵。谓之明堂者，周庙之堂基，较夏之堂一尺、殷之堂三尺而尤高。高则明，故曰明耳。凡此皆言庙制在应门之内，故系之“市朝一夫”之下，而下即继以庙门、路门、应门之制。又曰“内有九室，九嫔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则明堂在王宫之内而即太庙之堂，审矣。自室而言，则曰太庙；自堂而言，则曰明堂；其实一也。盖古之王者即太庙为布政之所，故曰爵有德、禄有功必于太庙。言爵赏则刑政可知。路门之内虽有内朝路寝，而非班政教之处，故《周礼·司士》“王入内朝，群臣皆退”。若库门之外有外朝，则小司寇所掌，以致万民而询大故者，愈非政教之所自颁。是太庙即出治之所，明矣。《觐礼》“天子设斧依于户牖之间，兖冕负斧依，”即《明堂位》所谓“天子负斧依南乡而立”也。又云“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郑氏注云“受舍于朝，受次于文王庙门之外”也。故《觐礼》又云：“乃右肉袒于庙门之东，入门右，北面立，告听事。”天子布政，布之于诸侯也，而见诸侯必于太庙，则以太庙者即天子之正衙，载祖考之威灵，而以孝治天下，示无专私，非若后世之有前殿以受朝贺而颁大政也。则明堂即太庙之堂，故曰明堂天子布政之宫也。天子居京师，则莅太庙户牖之间，以临诸侯、宣政教，而太庙在应门之内、路寝之左，即此以为明堂之位；巡狩方岳，则不能如王宫之备，内无九嫔之居，外无九卿之署，而载主以行，必于行宫寝室之左立庙以奉所载之主，则庙视太庙而堂亦谓之明堂，外立五门，一如王宫之制，则泰山明堂之所自设也。惟周之太庙其堂曰明堂，故鲁之太庙拟周之制，堂崇九尺，而《明堂位》曰“太庙，天子明堂”，虽为僭礼，而明堂之即太庙益可征矣。《孝经》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宗祀者，祖有功，宗有德，百世不迁，必时享也。配上帝者，上帝之祀与有天下相终始，而文王永为不祧之宗，与相埒也。祀文王于明堂，是明堂即文王之庙，与《觐礼》受次于文王之庙又相吻合矣。使拘《月令》之说而为四出九室十二宫欹零狭隘之屋，则祀文王又当于何室？岂唯仲夏祭于明堂之太庙，而青阳总章玄堂之有太庙，又何谓邪？一堂而四庙，人可以无定居，鬼可以无定飨与？后世不察，别建大飨殿祀苍赤黄白黑五帝，以祖配之，则沿郑玄拾《月令》《白虎通》之绪余，而附会之于谶纬，以启淫祀也。蔡邕不能据经以裁异说，而又合太学辟痈以乱之，不能证明堂之即太庙，而屈太庙以就明堂，虽博引旁征，说铃书肆而已。诬说之起，不韦倡之，刘安承之，公玉带之属淫之，蔡邕成之。折中以事理之安而参考之《三礼》，群邪其尚息乎！

    褐宽博

    《集注》云：“褐，毛布”，盖误以褐为毼也，说详《诗稗疏》中。后篇云“许子衣褐”，使其为织毛之毼，许子安能常以为衣，不畏暑月之暍死乎？且布有精粗，毼亦有精粗，毼之精者，价倍纨绮，安得言毼而即为贫贱之服？且毼出北方，南土所无，自非富贵人，鲜有衣毼者。许行生长南楚，服用朴俭，舍其土宜之布而求毼于北贾，愈为不惮烦矣。精者曰布，粗者曰褐，皆枲为之。“宽博”云者，谓贫贱之夫，内无裘纩之衬，外披粗布，边幅不收，郎当阔大也。

    蹶者

    《集注》云：“蹶，颠踬也。”颠踬者，固非心之过，抑非气之过，不得云“是气也”。且颠踬则形气交为之动，而不但动其心矣。按许慎《说文》：“蹶，跳跃也。”故汉有“材官蹶张”，言能跳跃上车也。践地安而始举足曰步，流水步曰趋，跳走曰蹶。蹶盖趋之甚者。方蹶则心为之扬厉，方趋则心为之悚敏，故曰“反动其心”。赵注云：“气闭不能自持，故志气颠倒”，殊为无谓。《集注》因之，过矣。

    而勿正

    《集注》云：“正，预期也。”预期者躁于必得、即助长也。按《士昏礼》：“必有正焉，若衣若笄。”《郑注》云：“必有正焉者，以托戒之使不忘。”故又曰：“视诸衿鞶。”然则正者征也，的也，指物以为征准，使必然也。故射侯鹄中有正，必欲矢之至乎是而不可移易也。集义者徙义以日新其德，而不倚物以为定据，故曰勿正。有事则有守，勿正则不执，勿忘则有恒，勿助长则不迫。上以事言，下以时言，自相互以起义也。

    夫里之布

    《周礼·载师》：“宅不毛者有里布，无职事者出夫家之征。”但言有里布，则亦视一里之中各家所当出之布，而不以无丝枲捐之耳，非遂重困之，令出二十五家之布，如郑玄所云也。设使故为苛征以示罚，虽有其令，必不能行，徒以棰楚追求，致罢民之死，曾谓先王而有此已甚之政乎？征夫家者，谓征一夫之力役也。夫，口也。家，户也。夫家犹今言户口也。《周礼·遂人》“以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以起征役”是已。民无职事，则应不与夫家之力役，而必视有常业者以征之，亦可以警游惰矣。若如郑玄所云“百亩之税”，则当以九一输十一亩有奇之粟。每百亩准中农六人之食，以中岁准之，人月食三釜，岁食三十六釜，总六人为二百一十六釜，而九分之，当输二十四釜，为一百五十三斗六升。罢民何所得此粟以偿重罚耶？且孟子言“虽周亦助”，则有公田而无税粟，又何从立一税额以征之乎？又布之为义，郑众以为布参印书，广二寸长二尺以为币，则与后世钞法相似，既不经他见。郑玄以为泉，然考之周制，则亦无农民出泉钱也 。之理，而税赋必视其地力所产，人功所为，则桑麻之税，输丝枲所织之布耳。故宅毛者税其布，而不毛者亦不蠲之。郑玄《周礼注》谓“口率出泉”，要以汉之横征论周制也。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

    《集注》云：“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按古之城制，都城不过百雉，三丈为雉，百雉者周围三百丈耳。三百六十步为一里，步凡六尺，则一里该二百一十六丈，三里凡六百四十八丈，七里凡一千五百一十二丈。是三里之城为二百一十六雉，七里之郭为五百四雉，侯国之城参大都，而此郭几倍之，何得谓之为小？且此以地利言之，而曰“环而攻之而不胜”，则亦以城大不易攻为言，不当设言极小之城矣。抑孟子之言里，皆以开方言之，若“汤七十里，文王百里”之类是也。使其为方三里，则周围十二里；为方七里，则周围二十八里。秦汉以后，侈大其城，以至于今，逾益展拓。然如此者，非都城省会亦不数数也。小云乎哉！

    兼金百镒

    《集注》：“二十两为镒。”“虽万”镒注。 赵注则曰“二十四两”。则百镒二千四百两也。按五金之属统名为金，唯黄金贵倍涯量，况云兼金，价倍于常者。薛，蕞尔国，安所得好金千二百两以馈游客哉？兼者，杂也，杂青金、赤金、白金可以铸泉布器用者也。青金，铅也。赤金，铜也。白金，锡也。《春秋传》：“郑伯朝于楚，楚子赐之金，与之盟曰：无以铸兵。故以铸三钟。”则古者盖以铜、锡、铅为货贿相馈遗矣。故孟子于薛曰“故为兵馈之”，言以铸剑戟也。

    葬于鲁

    《集注》云：“孟子仕于齐，丧母，归葬于鲁”，盖沿赵注之臆说也。使孟子以丧母归，则父没为母三年倚庐垩室，三年不从政，岂孟子无三年之爱，而葬毕卒哭，即舍以之齐？逾礼薄恩，亦至是哉！充虞曰“前日”，近词也。大夫三月而葬，则反齐在数月之内，去终天之憾无几时，而从容谈论于逆旅，殆无人之心矣。孟子曰“化者”，谓死为化达情而为简略之词。不从生而称母，又不从没而称妣，乃斥言之曰“化者”，又曰“无使土亲肤”，肤为谁之肤，而言之不恻，何其忍也！赵氏独据“俭其亲”之文，因臆度为母丧，而《集注》以鲁平公逾前丧之说，与木美相涉，遂信赵说，而孝子于亲，虽极天下之奉，不忍曰恔，而父母之前，虽圣人在天子之位，不敢自称君子，何弗之察也！盖言亲者非必己之亲也，苟有子，则固夫人之亲矣。按：此孟子丧妻，子幼未任家政，为之治葬耳。子在，故曰亲也。君子云者，以君子之道处其子也。唯妻之丧，故始死不奔，待葬而往。木者，椁材也。葬毕而反齐，以终其仕齐之事，不以私废公也。谓之曰“化者”，犹延陵季子之言骨肉归于土也。曰“恔者”，君子于其妻子，心安道尽而亦可以慰矣。而充虞“已美”之疑，亦勿嫌于伤仁孝之心矣。考之本文，无不冰释。此之不审，则不但诬圣贤仁孝之德，而归葬匆匆，旋即适齐就客卿之位，适以启李贤、张居正、杨嗣昌之口实，为名教之大害，可勿辨乎！

    成

    一作 。齐之勇士，以力事齐景公，其言“吾何畏彼”者，以角力言耳。孟子借引以喻人之自强。《集注》云“彼”谓圣贤，未审。

    且志

    孟子之言“且志”者二。《集注》云“志，记也。”意以“志”为书名，而“且”者转语之助辞。乃“丧祭从先祖”，即上称“宗国”“先君”之旨；“枉尺而直寻”亦一见，则“大王”“小霸”之意。“且”者，较前说而更进一义之辞。今未尝别出一意，皆不得言“且”。抑滕人、陈代，两不相谋，向称“志”而必以“且”冠之，若出一口者然。盖“且志”者，古书名，杂编古今雅俗共称之成说以汇记之。谓之“且志”者，言不择而姑且志之，辑录之以听人引证也。后世著述有《可谈》《资暇录》《备考》《鸡肋》之类，皆此义也。故其言义味短浅，通于流俗。滕人、陈代皆苟且合俗之士，故以之为谈助。

    五十而贡七十而助百亩而彻

    《集注》以谓三代授田之制，乃求其多寡渐加之故而不可得。论者谓夏当洪水之后，田多未垦，故授田寡，似矣。然殷之于周，又何以赢缩益差邪？岂武王革商之顷，域中之田遽垦其十之三乎？洪水之后，污莱千载，一旦而皆成沃土，无是理也。《周礼》称上地不易，夫百亩；中地一易，夫二百亩；下地再易，夫三百亩。不知夏之下地兼田莱而百五十亩，抑二百五十亩而五十亩莱耶？孟子言百亩之粪，以中农为率，食六人耳。使夏果授田五十亩，则止食三人，仰事俯育，其何赖乎？授田之说曰：三十授田，六十归田。承平既久，生齿日繁，即谓死生盈缩固有恒数，抑必参差不齐。向令一井之中八家各生四子，则归者百亩，而授者四百亩。抑或邻近井里皆无绝亡，乃十井之中，三十年之后丁夫将盈数百，岂夺邻井之地，递相推移以及于远？而农不得服先畴，沟洫、场圃、庐舍、桑麻皆无固志，必且渐化为硗瘠矣。如择远地绝产而随授之，则父子兄弟离散东西，尤非善政。且子男之国，提封无几，使归田者少，授田者多，其能取邻国之田以授之哉？老不逮六十而田未归，少巳逾三十而应授田，邻井他乡卒无可授，则当如今选法冗滞、立候选候缺之例，其将使此丁夫袖手枵腹，以候邻叟之老死与？抑岂多取良由，置之不耕，以候后来之授哉？以理推之，归田授田，千古所必无之事。其言一夫五十亩者，盖五十亩而一夫也；一夫七十亩者，盖七十亩而一夫也；一夫百亩者，盖百亩而一夫也。此言取民之制，而非言授民之制。也自杨炎两税以后，古制尽湮，易启群惑。大要古者以田从户，唐、宋以降以户从田，流至今日，遂有随粮带丁之事，一切以田为准，而户口皆为虚设。若古者之制，特致详于户口。《周礼》所谓“夫家”，夫者口，家者户也。虽以时登降，而有易户无增田，故《王制》载天子诸侯之提封皆有定亩，无损益也。夏后氏一夫则取其五十亩之税，殷人取其七十亩之税，周人取其百亩之税，或助而不贡，则公田有常所，因夫家而颁其助耕之力征耳。且使人益众则别授以田，假令有新增夫家盈于八口，抑更增公田百亩，抑不增耶？人日众，田日授，公田日增，不特封域有限，而公家亦当倍于往日之取，正孟子所谓“暴君污吏，慢其经界”者矣。以此知三代之取民，夏最轻，殷、周渐重，以质文渐降，国用益繁，非夏民之受田少而殷、周之民受田多也。且民之有田，自夏后氏始乎，抑自农、轩以降固有之矣？既为民所固有，则多寡不齐，皆已守其故壤。夏后氏其将夺力可耕数百亩者之田，以分给之罢惰者乎？是王莽之乱政也。且民之不耕者鲜矣，无田者少，而溢于五十亩者多，将取有田百亩者夺其半而使荒哉？尤不仁之甚者也。唯其为民所固有之田，故称其力之所可耕与壤之所有余，一夫而征其五十亩之贡额，设于任土作贡之日，而后勿问其在彼与在此。制一定而民可遵行之数百年，则所谓不易、一易、再易者，亦犹今之上则、中则、下则耳。或亩五分，或亩七分，或亩十分税，所谓“实皆什一”者。贡法以中岁折实起科，助、彻则公田无减，至于上下中地之既定，不复问其易与不易，特存其易不易之名而已。唯其为实征之数，故孟子承上取民有制而言，初不云授民有制。言授者，授之以一夫之名，授之以一夫之赋也，一夫承一夫之田，即承一夫之赋。虽人渐众，户口渐分，即有析产，而一因其旧立之夫家以为常额，彼此登降，听民自便，要使无弃土亦无罢民，不待屑屑然一予一夺，上劳下渎，开欺伪之门也。《周礼》大司徒则曰“以土均之法，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职，令地贡，敛财赋”；小司徒则曰“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以任地事，而令贡赋”；乡师则曰“以时稽其夫家众寡，辨可任者，与其施舍者”；载师则曰“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职，而待其政令”；遂人则曰“以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以颁职作事，以令贡赋”。自司徒以至于州、党、族、闾、鄙、酂、里、旅皆止于稽夫家以制贡赋，无有一官掌归田授田之政者。岂此极繁极大之事，听之胥史而官不与闻乎？盖先王日饬其取民之制，而犹恐滋奸伪、启污暴，必不能取九州之民与田若厨妪之计米而炊，以致简牍山积，陈乞纷填，候者争者倚耒经年而不得施其耕耨，其亦明矣。始则度田以立夫家之额，既则限夫家以立贡助之准，畛域沟洫各有经界，一如鱼鳞丈册而特画地为形埒，不似今之徒任故纸，可资奸欺飞脱耳。一夫即今之一户也，一井即今之一甲也，一里即今之一团也，散合鳞次，夫家皆有定限，而征赋从之。假令有方五十里之国，为田二千五百井，为夫二万，虽有乘除，不出此数，绝者补之，易者移之，上但无额外之征，而已足养民矣。若天之生人也无涯，而地之成壤也有涯，必欲齐一均平，天地且不能得，虽圣人其将如之何哉！或曰：生杀消长，天亦自有恒数然。或待之数十百年，通之四海战争饥馑疾疫之屡作，而后大概相去不远。但令一岁之中，一国而羡出十夫无田可授，则此十夫之八口已为道墐，况有甚于此哉！夫家者粮户之籍名也，余夫者今之未成丁也，户口定而田粮随之，今苗猺峒田犹存此制，一户派粮若干，责之户口而不任土地。盖远古之事，裔夷犹有存者，异于唐、宋之数改易，起好古不通者之惑也。后世任土地而略夫家，然先王之制犹有仅存于湮没之余者，盖古今此理必不可废。宋诸大儒见后代之苟简，遂谓先王之必大异于此，而以其谈理谈数、四破八分之说通之于事，幻立一瓜分缕析、商盐较米之王政，乃欲买田顷亩，私行之于一隅，遂谓可施之四海，行之万年，若张子之所为者，非愚之所敢知也。

    饔飧

    古者天子四饭，诸侯三饭，食必以乐侑之。饔飧者，庶人之食。庶人食力无算，而必以晨 为节。许行之说，盖欲去三饭之礼，等晨 之食耳。若炊爨之役，庶人亦妻代其劳，未闻其且耕而且炊也，《集注》未安。

    蝇蚋姑嘬之

    蚋本作蜹。《方言》谓秦、晋之间谓之蜹，楚谓之蚁；注云小如蚊而乱飞，或谓之睯蜹，盖蚁之有翼者，《尔雅》谓之螱。《集注》以为“蚊属”，未审。类蚊而小者蠛蠓也，雨止则聚飞，不集于腐秽，不噆肌肉。宋祁谓蜹小虫，日中群飞，集人肌肤而嘬其血，亦非也。日中群飞者既不嘬人，且此未葬之骴骼，何从得血而嘬之乎？“姑”，且也，或以为蝼蛄，亦非。蝼蛄食土，故俗谓之土狗，不食腐肉。“姑”云者，言蝇蚋之集，且飞且下而嘬之，如尝试然也。

    牲杀

    畜牧曰牲，渔猎曰杀。特牲馈食用羊若豕，少牢馈食则兼用之，所谓牲也。鱼皆用鲋；腊，大夫用麋，士用兔；皆渔猎所获，所谓杀也。渔猎所获谓之杀者，有上杀，有中杀，有下杀。上杀以供祭祀，重在杀也。有田禄则有家，司马征起采地之徒众以听渔猎，无田则不能，故曰“不备”。

    亳葛

    亳有南亳、北亳、西亳之别。汤所居之亳，西亳，偃师也，故椒举谓汤有景毫之命。景亳者，西亳有景山，在缑氏西南，而《诗》言“景员维河”者是已。《皇览》云：偃师有汤亭、汤冢。杜预谓考城之薄县今归德 有汤冢者误。汤之所居既在偃师，则葛与之邻，亦必非宁陵之葛可知已。《春秋》：“葛人来朝”，杜预曰：“葛国在梁国宁陵县东北。”或以其与北亳考城相近，因疑汤居北亳，不知夏末之葛以放而不祀为汤所灭，地入于商，何得至东周尚存？以《春秋》之葛为夏之葛，宜其谬已。按：亳之为言大也，犹言京也。周谓之京，商谓之亳，皆天子之都也。有三亳者，犹周有丰有洛，汉有长安有洛阳，皆称京也。汤未为天子，而所居已称亳者，犹公刘之称京师也。古者诸侯之都，皆自立美名，及有天下，因以名其畿内耳。商有天下，乃建南北二亳以配西亳；夏命未移，唯偃师称亳而已，无所谓南北亳也。葛伯之国大概在河、洛之间，春秋为周、郑之地。桓王与郑战于 葛，疑即葛国之故墟。

    今兹

    《吕览》曰：“今兹美禾，来兹美麦。”古者谓收获之时为兹。今兹犹言今秋也。当敛获之际，租税方入，会计一年之国用而曰未能，非但训兹为此也。

    洚水

    洚本音户工切，与洪同音。许慎曰：“水不遵道也。”洪水者洪河，谓黄河也。当禹之时，河水骤涨，险阻淤塞，其上流则滞于龙门，横决晋地。已而畜极妄行，随处坌出，不循故道。河本东行，逆流而北，邢、魏、曹、濮之间，汇为泽国，故曰泛滥于中国。中国者，冀、兖也。大名、广平、沙碛平衍，尤为洚水之所潴。故《禹贡》云：“东过雒汭，至于大伾，北过洚水，至于大陆。”洚水本为不遵道之水名，而以名大伾、大陆间之水者，以此为洚水之所尤聚也。孟子释《书》言“洚水者洪水也”，九州之水河为最大，谓之洪流，故申明洚水之所自，实河水之洪流也。禹治水凡二：一治洚水，专于河；一涤九州川浍，以行水利，节旱涝，则江、淮、汝、汉皆治焉。传注往往混合，愚于《尚书稗疏》言之详矣。绎孟子“洚水洪水”之旨，尤为显征。《集注》言洚洞无涯之水，则言洚水已足，又何劳孟子之释哉！

    孟子下篇

    为高必因邱陵为下必因川泽

    《集注》云：“为高下者必因之，则用力少而成功多，”盖以为筑台浚池之事。然未闻有筑台于山脊者，唯俯因洿下，则所谓下临无地，其高易见耳。况川泽既为水所潴，而复凿一坎以为深渊，将欲何为？且川泽之中何以施 锄？王安石误听李垂，用浚川钯疏河，取笑千古。若欲池涧之深，必就滩碛高处壅筑陂堰，则因高不因下也。按此二语见《礼器》，上云“为朝夕必放于日月”，岂为朝夕者亦人开之使晓，闭之使昏乎？为者犹言有事，谓祀事也，故下云“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所谓丘陵者，圜丘也；川泽者，方泽也。因高祭天，因下祭地，必于其类，而求冀遇其精意，故以比为政而因先王之道，因其类而后可通其理也。

    涕出而女于吴

    《集注》谓“吴，蛮夷之国，景公羞与为昏”，非也。吴，周之伯父，《春秋》以其僭王夷之耳，当时诸侯不以夷贱之也。鲁且越礼为结昏，齐独耻乎？按《越绝书》称阖闾胁齐女以为质，后其女悲思，是以有望齐之门，卒以忧死，葬虞山之上，谓之齐女冢。然则景公生视其女充西施、郑旦之列，如之何弗涕！

    沧浪之水

    按《禹贡》：“汉水东为沧浪之水”，《书》注及郦道元皆云今均州武当山下。汉流本清，方水涨时则沿汉溪涧自山而溢，推荡泥沙，下入于汉，因而浊耳。沧浪，楚水；其歌，楚人之歌。孔子南游楚，涉汉而闻之。屈原、渔父，亦楚人也，故其歌同。

    北海　东海

    北海，海在其北；东海，海在其东，犹《书》之言南河、北河也。伯夷让国，未尝远离父母之邦。孤竹在今永平府抚宁县，地滨于海，则伯夷之逃，亦如季札之退耕于野耳。古者公子去国，则仕于邻国不废君臣之义。伯夷遂不复仕，则为纣播恶于下国，天下无邦故也。已而就养西伯，乃终于首阳。太公亦四岳之后，世禄之家，传记称其贩缯于莒，亦以天下无道不仕。莒州东滨于海，亦就养而西之岐周，若钓渭之说，以孟子言之，知其妄矣。二老高洁，名著天下，文王自应远迎。

    辟草莱任土地

    《周礼》：一易之田莱百亩，再易之田莱二百亩。虽曰一易再易，而民力有余，可以粪治成熟，则亦听之而不入井赋。“辟草莱”者，坐莱田使垦辟，而一易再易皆如其亩以起征也。“任”者责也，《集注》谓“分土授民使任耕稼”，则三代之政亦必如此，而奚罪哉！盖古者任夫而不任田。夏后氏一夫税五十亩，殷税七十亩，周税百亩。田虽逾额，而但视夫家之常以定赋役。“任土地”者，一以责之田亩，有田则有税，而力役、车乘壹皆以田为科配，无尺寸之漏壤，而不守夫家之故版为登降。于是土无不征，而农民重困。不知人者王者之民也，土者天地之土也，私天地之土为己有，逆天擅地，失君人之道，于道悖矣。自战国大壤古制，故秦、汉以来无莱田之名，而不复知有任夫家不任土地之道。垂及杨炎，并庸调于租，而合为两税。后世虽有户口之名，而实重征地亩。浸以至于随粮带丁之说起，而民视先畴如荼毒，竞趋末业，无已则游惰犹愈于力耕，流亡接踵，盗贼因之。其为先王之罪人，固不容贷矣。

    负夏

    赵氏注及《檀弓》郑注俱谓负夏卫地。按舜虞幕之裔，后虽降处，而仍居故封，故谓之虞舜。舜生长于蒲州平陆之境，未尝一至山东濮、济之地。雷泽者雷首山下之泽谷也。河滨者蒲州沿河之境也。流传以历城为历山、定陶为雷泽，皆非也。历城、定陶去岐周将三千里，而孟子何言千有余里乎？诸冯、负夏与安邑之鸣条并言，则其皆在平阳，审矣。负夏盖河东之夏阳，《春秋》谓之下阳，累代为虞国地，后入于晋，去卫千里，足知言卫地者之妄。河东谓之东夷，河西谓之西夷。自蒲坂抵岐周适千有余里。孟子去古未远，考证自实后世传说附会之谬，如“卒于鸣条”既有明文，而云野死于九疑，以致列之祀典。何博而知要者之世乏其人也！

    毕郢

    郢，音以整切者，楚都也，未闻岐、丰之间别有郢邑。按此“郢”当作“程”。《竹书》称纣三十一年己巳岁西伯治兵于毕，三十三年辛未岁密人降于周师，遂迁于程。毕在丰东，程在丰西。言毕程者，举两界而言之也。武王既有天下，以毕封毕公高，以程封程伯休父之祖，皆为县内诸侯。毕、程去岐不远，故统云西夷。以此推之，诸冯、负夏、鸣条同在河东，审矣。

    王者之迹熄

    迹，辙迹也。王者时巡方岳，太史陈诗以观风。平王东迁，巡狩典废，车辙马迹绝于天下，列国风诗不贡于太史，故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若卫朔、郑忽、秦康、陈灵之事编为歌谣，天子不得而采之，夫子录之于传诵之余，谓之诗亡可矣。《集注》云《黍离》降而诗亡，于义未尽。

    五世

    周显王三十三年乙酉岁孟子至梁，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也，时为齐宣王之七年。明年，梁惠王卒，子襄王立。周显王四十一年癸巳岁，宋王偃之元年。四十五年丁酉，齐宣王卒。慎靓王三年癸卯，宋自立为王。赧王元年丁未，鲁平公之元年，是岁齐伐燕，杀子之。三年己酉，燕始畔齐，立昭王。计孟子周旋魏、齐、宋、鲁二十五年间，与史为合。但自显王乙酉上溯孔子卒壬戌岁，为一百四十三年，据《家语》，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之开官氏，一岁而生伯鱼，是伯鱼生于昭公之十年己巳岁。史称伯鱼年五十，当卒于哀公十二年戊午。子思于时应已年逾弱冠。子思年六十一，其卒当于周定、考二王时，去孟子已百年。然则程子称笔《中庸》于书以授孟子者，误也。伯鱼生子思，子思生子上白，子上生子家求，子家生子京箕。孔子至子家为五世，伯鱼至子京为五世。子京生子高穿。子高与平原君同时。周赧王五十年丙申平原君始相赵，去孟子谏齐伐燕时五十年，则孟子正与子家、子京同时，适值五世之际，故曰“五世而斩”，忧其坠也。或以三十年为一世。计孔、孟相去之年，自孟子归而著书时，去孔子作《春秋》正百七十年也。

    羿

    古之称羿者不一。《庄子》《列子》《山海经》屡言羿者，皆非有穷后羿也。穷羿篡夏，身为天子，势不复与弟子角技，其死也自以寒浞之奸更相争夺，而不缘射。且以乱臣贼子，假手凶徒而膺天诛，孟子顾曰“是亦羿有罪焉”，何其舍大憝而擿微愆邪？谓逢蒙为“羿之家众”，亦臆词也。羿，上古之善射者，后世因其名以为氏，故尧时有羿，夏复有羿，穷羿戮而射师始不以羿名矣。

    子思居于卫

    子思仕卫当在悼、敬、昭三公之时，或出公反国之后。世传仕卫嗣君，则误已。嗣君元年当周显王四十五年，去伯鱼卒已百五十九年。子思年六十二，计其卒已百有余岁矣。司马公作《通鉴》，起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岁，去伯鱼卒已八十年，而记子思答卫苟变二卵事于后，亦未谂也。《孔丛子》载苟变事，称卫君，未尝目言嗣君。其《巡狩》篇称子思游齐，陈庄伯与登泰山。陈庄伯者，田庄子白也。白相齐宣公，当周考王、卫敬公昭公之世，较为得实。但孟子言有齐寇，而悼、敬、昭三公无见伐于齐之事。独般师之变，齐伐卫，在鲁哀公十七年癸亥岁，计子思尚非强仕之期。或后有齐师，不系大故，史逸之耳。又孟子称子思为鲁缪公臣。缪公显之元年，皇甫谧以为壬申，徐广以为甲戌，盖威烈王十九年，去伯鱼卒已七十六载，不能无疑。而《孔丛子》载缪公卒，县子制服，子思不可。缪公卒以甲辰，去伯鱼卒已百有六年，尤不足信。岂缪公、穆公为两君，史失其一，或悼公之一谥缪公耶？大抵《孔丛》出于燔书之后，掇拾旧闻，多出附会，而史家采录杂说，往往自相矛盾，如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当生于定公二年癸巳，至威烈王时已逾百岁，而史家年表于威烈王十九年甲戌岁载子夏授经魏文侯。在谛考异同如司马温公者，误犹如此，其他又不足论已。

    崇山

    赵氏谓崇山在今澧州慈利县。慈利在舜封五岳之内，荆州之壤，不得为投四裔。且有庳之去慈利尚千余里，封弟于远，放 兜顾于近乎？宋之问诗“崇山瘴疠不堪闻”，又云“北望衡阳”，愈知其非慈利矣。崇山在唐 州境内。牂牁江亦曰 水，自曲靖注田州，入南宁府。州曰 州，水曰 水，皆以 兜得名，则 兜所放之崇山在交、广之间，泗城之南，审矣。《大荒南经》有 头之国， 头即 兜也。之问谪 州而咏崇山，考据斯不诬耳。

    百姓如丧 平声 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

    《礼》“庶人为国君服三月”，郑氏曰“天子畿内之民服天子亦然”。《周礼》且然，唐、虞质朴之制愈可知已。但言畿内，则五服之民不服天子矣。王者公天下而私其故封之国。天下者代易以为之大君，而国其所世守，虽失天下，不亡其国。故畿内之民亲于五服，而恩礼有加焉。礼必度其可行而与情相称。九州编氓于天子疏远阔绝，而为天子服丧，情既不称，而势亦不可行矣。百姓者，百官也。黄帝始制姓氏，皆天子赐之有爵者，或以官邑，或以字谥。庶人贱，无字谥，无官邑，不得有姓。“百姓如丧考妣”，诸侯、卿、大夫服斩衰也。“三年”连下为句。三年之间，四海之内，冠、昏、祭虽通而不作乐，下及乎侯国之大夫、士皆然。士无故不撤琴瑟，于斯撤矣。侯国唯君服斩衰，大夫、士则否，但撤乐耳，故下云“帅天下诸侯为尧三年丧”，明侯国臣民之不与也。

    箕山

    箕山有三：一在山西辽州和顺县，一在平阳府，一在河南府登封县。平阳之箕山，去禹都为近。益当食采其下，则其避启亦应于此。“南河之南”，偃师也。阳城，洛阳也。尧、舜、禹所都不同，舜、禹、益各有封邑。“避”者，去而归其国也。《集注》云“皆嵩山下深谷中”，是二圣同即嵩山习为退避之常所，二室且为受终之捷径矣。避天子位，自盛德事，固应从容以礼为进退，何至逃之无人之境，如避兵避仇之藏形灭迹也哉！逃而之谷而不得，则当逃而之窦，逃而之井，如狐猯之窜，蛇蜴之匿，人将熏掘而得之。此庄周迂怪之谈，非君子之言也。

    外丙仲壬

    赵氏以二年、四年为在位之年，盖殷道立弟，次及嫡长，子则太丁薨而外丙、仲壬踵立，以传太甲，其制然也。程子破其说，以年为岁。汤寿百龄，岂九十有八而生子乎？《竹书纪年》记外丙名胜，仲壬名庸。汤以甲戌崩，明年乙亥外丙立，丙子崩，明年丁丑仲壬立，四年庚辰崩，明年辛巳太甲立。《竹书》编年，甲子鳞次不乱，实三代遗文之可征者。邵子《皇极经世》不纪二君年世，皆折入于汤之末岁，而序次唐、虞、夏、商之年参差不齐，至周宣王而后与经史合，盖误以尧元年为甲辰，而不知甲辰为历之历元，而尧元年实丙子也。由此相差一百四十九年，而序次多舛矣。若夫太甲宅忧桐宫者，为之后者为之子，太甲嗣仲壬则为仲壬居丧如嗣子也。汤墓在桐，仲壬之墓亦在桐，古者墓兆以昭穆祔葬，无各为陵邑之制也。

    司城贞子

    “微服而过宋”，过者不留之辞，则未尝信宿而无所主矣。《集注》以贞子为宋大夫，据司城宋官耳。乃司城，司马位并六卿，贞子能亢桓魋以卫夫子，自可迎来送往，何须夫子之微服哉？如其不然，非魋之党，则孱弱葸畏之人，抑不足以为贤矣。孔子不得于鲁、卫，在定、哀之际，宋之六卿，未闻有贞子以贤著。自辰佗、 大心之奔，皇、向二族分执宋政，皆魋党也，无可为圣人主者。且夫子既过宋矣，安得于宋复有主人？宋与陈皆三恪之后，建官略同。宋有司城，陈亦有之。陈有司败，亦有司城。陈地适当宋之南境，一免宋厄，即入陈地，他日履陈廷而来司败之问，其留陈明矣。贞子之为陈臣，亡疑也。乃陈自复封以后，唯有惠公吴、怀公柳、闵公越以迄于亡，无有所谓陈侯周者，周非陈侯之名，乃“周之则受”之周，其称臣者所谓公养之仕也。夫子遭厄，至陈而穷，暂为陈侯公养之臣，其不妄进亦见矣。

    君十卿禄

    《集注》引徐氏言：“大国君田三万二千亩，卿田三千二百亩，大夫田八百亩，上士田四百亩，中士田二百亩，下士与庶人在官者田百亩。”此据下士上推，而泥为之算也。且如大国地方百里，则提封万井矣，每井公田百亩，是通计公田得百万亩也。君田仅三万二千亩，三卿田仅九千六百亩，九大夫仅七千二百亩，二十七上士仅万八百亩，二十七中士仅五千四百亩，二十七下士仅二千七百亩，合计之仅田六万七千七百亩，通府史胥徒计之，约田八万亩足矣，不知自外九十二万亩将何庸也？即云戎、祀、职贡、邦交之用，不取给于君禄之中，君禄者仅以供君之服御膳羞也，然国用取之禄田之外，卿大夫之家用乃一取之禄中，仅有圭田五十亩之入以供祭祀，则养廉已薄，而冠、昏、丧、祀、宾客皆何所给，士大夫且有衣不蔽体、食不充腹之忧。抑下士仅得百亩者，不能躬亲牧养桑麻场圃之事，岂丝枲刍豢之永绝，即求为采荼薪樗之农人而不可得矣。孟子言其详不可得闻，固阙疑以待通识者之论定，而徐氏拘拘焉为确算而额限之，不已迂乎！按荀卿《礼论》云：“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三世，大夫之祀也。赋车五乘，则为田三百二十井，井公田百亩，是大夫之禄田三万二千亩也。上推卿，下推士，皆可知已。夫子为鲁司寇，下大夫也，且有九百之粟以与家宰。使仅得禄田八百亩，亦恶从得此哉！读《孟子》者，当原其意以通之于事理，不可固为之说也。

    百亩之粪

    《集注》云：“加之以粪，粪多而力勤者为上农。”其说本之赵注，盖以粪为矢秽也。历考古人文字，无有呼矢为粪者。粪之为言除也，故《春秋传》曰“粪除宗庙”，《礼》云“为长者粪”。此言“百亩之粪”，系之“耕者之所获”之后，则是从获而计之，而非追论其既往力耕之事，且加田以矢溺，唯江南稻田有之，中土麦稷所无。朱子生长新安，宦游杭、闽，所知者其土农事而已。龙子曰：“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岂凶年之矢秽亦不足乎？粪者除也，谓除种谷、馌食、欹零余剩而计其整数也。凡食若干人，整数也。古今使字用义，固不相若。呼矢为粪者，以矢秽必除去之，借用。孟子以除算为粪，犹今人言净数扫数，亦借用。执今人之方言以训古文，鲜有不滞者矣。

    费惠公

    历考春秋以来，无所谓费国者。《集注》云：“费邑之君。”邑安得有君而称公？且既曰“小国之君”，明费为国而非邑矣。费本季氏邑。若疑季孙之后或僭称公，而哀公以后三家日弱，故孔子曰：“三桓之子孙微矣”，则不得割鲁以自立为小国可知。子思所历事之国为鲁、卫，或疑费字乃鲁、卫之讹，而鲁有惠公在春秋前，卫有惠公朔也，子孙不得复谥为惠。按费地近邾，岂季氏衰微，费为邾夺，邾迁于费，因号为费，犹魏之称梁乎？邾至战国又改称邹，国名屡易，固不可得而考也。

    杀越人

    《集注》云：“杀人而颠越之。”人既被杀，则自踣于地，奚待人颠越之乎，但言杀人，其罪已极，可勿论其越与不越也。按：越者逾也，行也；越人，越疆而行之商旅也。杀越人于货，律所谓拦路劫杀者是已。附近之人，虽挟重货，盗犹不敢肆其恶，唯越境孤客，杀之者易以灭口，是以凶人敢试其锋刃，而人尤为之饮恨也。

    牿亡

    牿亡之牿，从牛从告，牛马牢也，《费誓》曰：“今惟淫舍牿牛马。”其从木之梏，则训手杻也。《集注》训牿为械，以牿为梏之失也。牢牛马者禁其动逸，如人之遏其仁义之心不使流动，自非桎梏之谓。

    赵孟

    《集注》云：“赵孟，晋卿也。”当孟子时，赵已篡晋，且称王矣，不当复以字称。且赵氏唯赵武称赵孟。武柄晋政，亦未尝以贵人贱人之权势自居。此言赵孟云者，亦泛然之辞，犹今俗言赵甲钱乙张三李四耳，不必求人以实之。

    狼疾

    《集注》谓：狼善顾，疾走则不能。使果有“养指失背”之人，可谓其急遽而不能顾乎？狼性暴戾，有如狂者。狼疾，狂病也。犹言牛痫、鼠噎，以兽名疾。

    曹交

    赵注云：“曹交曹君之弟。”《集注》因之。按：曹于鲁哀公八年为宋所灭，至战国时，名其故都为陶；秦东略地，取之以封魏冉。不知赵氏所云曹君者，果何氏之君邪？按：邾、小邾皆曹姓，则交或二邾之后，又或曹既灭而其子孙以国为氏，流寄他邦，而交其后裔，要非有介弟之尊也。

    胶鬲

    胶鬲为殷之老臣，观孟子言辅相之与微、箕并列，可知已。《记》称武王甲子遇雨，恐纣以胶鬲视师之言不实而杀贤臣，则鬲之归周，与商容同在灭殷之后矣。或谓文王遣鬲为间于殷，说尤诡诬。胶鬲之举．当在纣父帝乙之世，未尝一日立于文王之廷。《集注》谓文王举之，误已。

    血之流杵

    《集注》云：“杵，舂杵也。”虽云《书》不足信，然言事亦必有其理而后成文。师行粮食，战则赍糗糒，守则输米以炊，未有挟杵臼以行者。如云居民庐舍中之舂杵，则甲子之师，陈于牧野非捣垒陷城，何至入民庐舍而杀人？按：杵本橹字之讹，谓盾也。凡为盾之木，材必轻而制必薄，故有可漂流之理。虽为已甚之辞，然亦后世尉缭、白起之兵所或有也。

    袗衣

    袗，玄衣也。王者衮服，上衣玄，象天；下裳黄，象地。《集注》云“画衣”。袗衣虽画，而袗不训画。且公侯之衣亦画，而不得名为袗衣，非玄衣故也。衮服十二章，衣八章，裳四章，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六章则画，宗彝、藻二章则绣，不皆画也。

    杀人父兄

    为人父兄，胥人也。杀人父、杀人兄者，亦杀人耳，当其杀之，岂择人之有子弟者而杀之邪？抑岂择人之无子弟者杀之而可免于报耶？又岂置其人弗杀而但杀其父兄邪？若均是人而名之曰人之亲，则孟子之言亦迂谬矣。盖杀人父兄云者，因其子弟而杀之，故以父兄称。此谓当时立参夷之法，以子弟之罪累父兄而杀之也。始置参夷之刑者，及以参夷之法论狱者，其人皆卒得参夷之祸，故孟子有感而言。《集注》未悉。

    丘民

    小山谓之丘，积物如山亦谓之丘。《易》“涣有邱”：大也，众也，积之众则大矣。四井为邱，亦取积多之义。楚人谓长嫂为邱嫂，亦言大也。邱民者，众民也，所谓天下之民归心也。若偶然获誉于陇首之农夫，而为豪杰之士所不与，亦何足以为天子！

    榱题数尺

    《集注》云：“榱，桷也。题，头也。”顾“数尺”之义未详。盖屋庳浅则溜短，屋高深则溜长。溜长则檐宇暗而瓦易下迤，于是于榱桷之外别加榱题，覆于榱上，使檐际昂起，则宇际轩敞，如鸟翼之张矣。然不施榱题者溜水顺下，既加榱题而有数尺之昂起，则溜水且逆上而溢漏，于是于瓦下榱上施薄板而以泥傅之，上为筒瓦，使溜水虽稍逆，犹下流而不中溢。既加薄板，施泥涂，载厚重之瓦，则一切 栌楣栋皆必以巨厚之材承之，举一“榱题数尺”，而屋之壮丽宏邃皆可推已。以堂屋下基言之，则数仞之堂必有十仞之室；以土宇言之，则有数尺之榱题必有数十围之梁栋。不言宫室之壮盛，而自在其中矣。

    《四书稗疏》全书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