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何处去

一端。人生即赖此共同之心与长久之道所维持。至于何人能在此人生中死后获不朽，似非孔子所计及。

    孔子又说：“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活一天做人，便该尽一天人道。若在人道上要我死，我便该死。我之死，亦为尽人道。死亦只是人生中一大道。若使人人不死，下面新人又何从能不绝地生？但在人道中则只该有人有道，不该于人与道之外别有一我。我是个人的，单一个人不得成为人。人道则是共通的。须得有了人始有我，我须得在人中称我。婴孩学语先能称妈，乃能称爸，然后乃能称我。苟若无人，何来有我。只要有此人，使该有此道。亦只因有此道，才始有此人。故我今日为人，便该有道。道应我死，我便该死。可见人之死，乃是为道而死。在自然之道中，人必该有一死。在为人之道中，人有时该自尽，自求死。死亦只是人生中一道。“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若有了我见固执，必欲此，不欲彼，私意既生，自不愿死，死后犹更欲求不朽，岂不仍是一我见？而孔子用心则不在此。故曰：“朝闻道，夕死可矣。”道即指的人生问题，死亦已在内了。死后如何，便可不问，故孔子不谈不朽，亦不讨论人死问题。

    但中国 孔子以下之儒家，仍然常称述叔孙豹之言三不朽，此只是退一步言之。只要不妨害到第一义，还可有第二义。孔子言仁，此是人生中第一义。叔孙豹言不朽，则已是第二义以下了。因人在人中生，还向人中死，人死后亦当还在人中。于是乃有所谓鬼神之传说。鬼神有两种，一是人心中之鬼神，一是人心外之鬼神。孔子敬鬼神而远之。孔子亦不定说人死后无鬼神存在，此指人心外之鬼神；只说我敬他便是，此指人心中之鬼神。生前死后，既属两个世界，死后的世界我不知，则我敬他也就不必要近他。而且也与他无可相近。故孔子及儒家只重祭祀。祭祀亦仍只是尽人道。孔子说：“祭神如神在，我不与祭，如不祭。”果使祭者之心不在，斯所祭之神亦如不在。必待祭者心在，斯所祭之神亦如在。可见死人之神，还是在活人心中，不朽亦只不朽在活人之心中。孔子曰：“甚矣我衰也，久矣我不复梦见周公。”可见当孔子未衰时，周公之人格与其事业，即周公之神，日常活跃呈现在孔子之心中。如此则岂不周公在孔子心中，一如其长在。但到孔子衰了，周公人格在孔子心中之活动也退了。这里便有两边道理。似乎叔孙豹远去向那边说，而孔子则拉近来向这边说。固然亦实是一个道理，亦只是一个事实，但经过叔孙豹说，还得有孔子说；而经了孔子说，则可不再有叔孙豹说，但亦仍不害其有叔孙豹之说。

    孔子又说：“人能宏道，非道宏人。”若说鬼神即是道，亦可说，人能使鬼神在人间活现，但鬼神实是无法使他自己活现来人间。若如我们今天不信孔子之道，孔子之道也便不能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活现。孔子早已死在两千五百年之前，那里还有孔子之神存在？孔子所着重说的只是这一面。但若我们自己心念一转，只在我心上转念到孔子，则孔子之道乃及孔子之神，便如在我目前，亦如在我心中。叔孙豹说的乃是这一面。只要我们懂得了孔子所说，叔孙豹之说，便已包涵在内，说也得，不说也得。

    后代的中国人兼信佛教。如说人生争衣争食，争权争利，到头死了一场空。这也未始不是。但既知死后一场空，何不生前不争不夺好好为人？叔孙豹所言之德、功、言，固亦是人生中之业，但不是自私自顾作恶业。能立德、功、言，至少已是诸恶莫作。若果死后有轮回，在六道中，至少亦必向上面轮回，决不至向下面轮回。所以人尽可在家作优婆塞、优婆夷，不必定要背弃父母，抛离妻子，出家为僧为尼。果能信从孔子之生前，岂不与信从释迦之死后，还可两全其美。

    更后代的中国人，又兼信了耶教。但信耶教，仍亦可兼信孔子。孔子教人孝弟忠恕，仁义廉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岂不在其生前，也已尽可能赎了罪？果使有上帝，有灵魂，孔子死后，他的灵魂也会奉召进天国。岂能因孔子在生前未知有耶稣，未信奉耶稣教义，上帝也把孔子灵魂和魔鬼一般罚进地狱；那上帝岂不大褊狭，太自私了！所以在明 清之际的中国人，一面信上帝耶稣，一面仍想保留孔子教孝、祭祀祖先之遗俗。其先为梵蒂冈拒绝，但到今则此争持也渐归平息了。

    此刻科学昌隆，天文学、生物学上种种发现，在西方有“上帝迷失”之叹。但在中国，若把孔子儒家所传的心性之学来体会耶稣的十字架精神，岂不反可更直接、更明白，不烦在上帝创世与降生人类的传说上来多寻证据，多作辩护。又如举世在衣食权利上奔竞攘夺，若有某民族、某社会一意信奉佛教，群相出家离俗，为僧为尼，岂不将迅速自取灭亡？也只有如中国 孔子儒家讲求修齐治平大道，先能自求生存，而亦并不背于释迦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那一套出世精神。佛家说：“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又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在今天，信中国 孔子教义，也正如做和尚撞钟，也正是先进地狱，好救人出地狱。

    （原载一九七五年五月九日《联合报》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