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灵魂转世

当问其人死后，何以有此灵魂游荡，而遂得投胎转世？却不能认为每一人死后，皆有一灵魂游荡，以待投胎转世。

    即如民初山东某县某老人投胎安南转世复生，即当注意查考此一山东老人之生前种种，研究其何以有死后之灵魂游荡，更重要于询问安南某婴孩之一切。惜乎近代从事灵魂学者，关于灵魂转世事，多侧重其后一节，却不着重其前一节。

    中国人言鬼魂，似乎颇知注重其前一节。如言其人骤死，如冤死、溺死，或自缢死，或突遭强暴死，往往易有鬼魂出现，正命死者则否。推此言之，灵魂转世，亦是一特殊事项。或其人生前自我观太强，故其死后，尚留一番记忆。用中国古语言之，乃是一时魂气未散，偶着婴孩新生之体，遂有灵魂转世之现象。此亦犹如鬼魂出现，纵谓有此事，但只偶然，非常然，不当作过分之解释。

    中国人看重生命，更看重群体之大生命。惟群体大生命，即在各别自我之小生命上表现。果无各别自我之小生命，即不见有群体大生命。尤其是历史文化人生，苟无群体大生命，即不能有各别自我之小生命。各别自我之小生命，附着在各别自我之身。群体之大生命，则寄存于家国天下。如一人在家庭中，知孝知弟，必其自我之小生命乃与家庭大生命融凝合一，不见有甚大之分别。家之在国，国之在天下，亦然。其相互间关系，中国人称之曰“礼”。礼字即如体字，只非一身之小体，乃一共通之大体。身之小体有心，此大体亦有心，孔子称此心曰“仁”。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此即是要把关切各别自我小生命之心扩大转移到共通群体之大生命上去。每一人在家中，不能只顾其自我小己生活，不管一家人生活。若其视一家人生活，亦如秦人之视越人，肥瘠痛痒，漠不关心，其人即是不孝不弟，不仁无礼，一自私自利，只知有自我观，而又自我观过强，成为一不知大体之小人。

    曾参乃一孝子。其父杖之，“小杖则受，大杖则走”。在曾子心中，不仅顾及自己，亦顾及其父。其父必有不快于彼，乃持杖击之。若是小杖，于己体不至有大损伤，逃避，将使其父心更不快，故忍痛受了。若其父持大杖，可使己身受重伤，或使其父事后生悔，亦使自己在重伤中不能孝养其父，所以只得逃避不受。可见曾子心中，不仅顾虑到自己，也顾虑到他父亲。父与己，如在一体上考虑。此之曰孝，亦即是仁。孔子曰：“为仁由己。”父亲打他，其事或不仁；但他斟情酌理，走避，或忍受，便没事，却即是归于仁了。可见仁道贵在由己来做。若专要别人做，则父要子孝，子要父慈，相互间成一相争局面，那里犹见有仁？故孔门讲仁道，一面要“克己”，一面要“由己”，全放在己身上。儒家看重自我尊严，应能把小我融入大我中乃有，绝非仅有自我观者所能了解其中之意义。

    中国人看重此仁道，亦即是人道，而同时又即是天道。天生人，不生一各别自成之人。换言之，人则绝不能各别自成。如男必配女，夫妇为人伦之始。亚当必与夏娃同时降生。故人伦即是天理。天为至尊，亦必配地。故说“一阴一阳之谓道”。若使有天无地，便也不成道。又说：“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有始不能没有成。《易》卦分阴阳，又分长幼。有了大人，必有小孩。必待有此阴阳长幼之别，乃始成人道，同时亦即是天道。若在人生以前有灵魂，灵魂是否也必分男女？若灵魂亦分男女，亦该有长幼，如是则灵魂界亦宛同于人生界，天堂亦无异于尘世。若使灵魂界更无男女长幼，须待投入尘世乃有，则灵魂界实已屈从于人生界，天堂反而屈从了尘世，这里似又说不通。中国人言人生，则直从天地大自然说起，不须先构想一上帝与灵魂。

    但人自有生，往往易造成一自我观。人生亦不能无此一自我观，只不宜太过分。如生必有死，而认为我实未死，仍有一灵魂存在，而且此灵魂又远在我生前，远至我死后，长与天地同在。或自我观太强之人，更易生此种想像，亦易信受他人此种想像。西方社会自我观太强。希腊人越洋经商，抛妻别儿，风涛险恶，异地生疏，全赖自我一人，若向茫茫不可知之前途单枪匹马奋进，乃易于引生一种强烈的自我观。中国自古便成一农业社会，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葬于斯，人生与土地结不解缘。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又与天时气候结不解缘。而且夫耕妇馌，子牧牛，女守家，五口百亩，通力合作，融成一生活体。每一人之自我观，不会太强烈。而且深深体会到其小我生命之上自父祖，下传子孙，其家庭、坟墓、宗祠，皆可为之作证。因此不易信受单独一灵魂辗转来往于斯世之想法。

    中国人亦言神仙长生不死。但神仙不死，仍从身生命起念。既重身生命，亦不免要从群体大生命中脱出。此较接近庄 老道家出世思想。孔子儒家之生活理想，则彻头彻尾在群体中。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曾子曰：“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任有大小，而总是有一责任存在。人身小生命，乃以其所属之群体大生命为责任。责任既重，死了方卸责。百年的身生命，已觉路途够遥远了，总该有一卸责之时。范仲淹为秀才时，即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样的心理习惯，在其生命过程中，长知有家国天下，却像不知有己。己身小生命，只像一担子，担子上挑的，乃是家国天下群体大生命。试问他小生命终结，死了，生前重担放下，傥使死后有知，生前的心智意识尚有存留，他所留恋不忘的，岂不还是那担子，还是那担子上所挑的一切？因此在中国社会上圣人、贤人死了，应没有灵魂转世之事。其他民族所抱的灵魂观，由中国圣贤看来，好像人生重担，只该由他一人挑，只知有己，不知有人，绝不是“克己复礼”之道。

    今再说，由宗教讲来，灵魂降世乃是犯了罪来受惩罚。由一般世俗来看，灵魂入世，乃如旅客漫游，相互间既是素不相关，一旦聚首，逢场作戏，各寻一番快乐而止。西方中古世纪后转出文艺复兴，不能说没有这番心理。大都市乃至资本主义由此踵起。寻快乐引起打架，打架后还只是寻快乐。稍可作为警戒的，一面是死后之地狱，一面是生前之法堂。此百年的短暂人生，真觉无意义，意义只在永久长存的灵魂界。但天地生人，却又偏偏不生他成为一完整人，只生他或男或女的成一半面人。于是人生唯一意义，好像只在男女恋爱上。但恋爱、结婚、离婚，亦只是各人自由。自由之上，更无其他道义可言。及其生男育女，又只是另一灵魂转世，与夫妇双方各无关系。所以自我观，即个人主义，会继涨增高，而个人尊严，则反而低落了。个人主义下之个人尊严，亦只是各别尊严他自己，谁也不会来尊严谁。不像中国人讲人伦，父慈子孝，乃是子尊其父，父严其子。两人合挑一担子，你得尊严我，我得尊严你。否则那担子会挑不起。此则是讲道义，不是讲自由。

    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兴起，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都插不进一灵魂观。他们说是上帝迷失了，其实也是灵魂迷失了。但近代西方之灵魂学者，同样以自然科学方法来作研寻。据所报告，似乎不能一概否认灵魂转世之确有其事。但据中国人旧说，仍是一种魂气不散，偶发的现象，亦如冤鬼为厉一般，却可与整个宇宙观、人生观无关。不能只据此等事，便认在人生界以外另有一灵魂界。而在中国人传统的人生理想、人生修养上，则纵使每人生前有此一灵魂，每人死后仍有此一灵魂，亦贵在能消化此灵魂归入人生，来善尽其人生道义。而此生前死后之一灵魂，则宁可置之不问，把它忘了。即如你上台演戏，该一心一意和台上其他角色共同演出一好戏，却不要只想后台。此是人生大艺术，亦是人生大道义。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又曰“敬鬼神而远之”。既不定要否认，却不表其重视。若套用耶稣的话来说，不如说上帝事由耶稣管，世间人生界一切事，还是由孔子管，比由凯撒管，会好得多。

    （原载一九七五年六月四日、五日《中华日报》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