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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晋后书派鸟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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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谈到书法沿革以前,先说这么一个故事。清朝的阮元是大书家刘墉的学生。阮氏是主张“南帖北碑论”(南北书派论)的。他研究中国六朝以来书派,认为有两个不同的根源:一是二王等人流传下来的书札;一是各种碑版。东晋南迁,行押书大为流行,便成为后来的帖学;而北朝自魏以次流传下来的多是石刻碑版。这一派在南朝帖学流行时衰微了。他主张要兴起北碑来,以济帖学之穷。他认为他的老师刘墉只是囿于帖学,所以写信婉劝老师要参入北派的碑学。但是老师回了他的信,对此一字不提,只说你做官的地方火腿极好,老人爱吃,可以常常送到北京来!

    这个故事是很有味道的。从这段故事中可以看出:一、老师不屑回答学生的建议,也许根本认为学生的看法不对,也许自己还不曾弄清楚问题。二、学生的看法,已经触及书法演进的趋势,包含了书法中的时代性了,但他的看法显然是从字形的角度出发的。北朝流传下来的碑版字形皆是斩截的方笔,锋锷森严,与南帖中的行押书流媚圆转的笔势大不相同。他当然要认为这是两个不同渊源的流派。鉴于宋以后帖学相承笔势由圆媚而日趋薄弱的现象,他主张学北碑以救帖学之“敝”,也是很自然的。三、由于阮氏限于所见的资料范围,只从字形看问题而无从在笔法上去看,所以他虽然触及书法的时代性,却未能抓住要点。这一点正是我们和阮氏不同的地方,从而也不能同意他的南北分派的论点。

    北魏《郑长猷造像题记》

    当阮氏立论之时,正是六朝碑版不断出土的时候。而六朝的真迹却几乎稀如晨星。不仅如此,即唐宋以来的真迹,也极少为人所见。经明清收藏家如詹景凤、华夏、安仪周、梁清标等人流传下来的真迹,几乎全归清内府。私人偶有一二真迹,往往一生珍秘不肯说出,更不论拿出来给人看了。清内府所藏真迹的一部分,乾隆时虽经刻入《三希堂帖》,但此帖例赏王公大臣,作为特殊恩宠。士家已不易见,何论真迹。因此吴荣光得到唐人写经七行刻入《筠清馆帖》中,已经诧为奇宝。一般书家只要看见唐写,便认为是钟绍京真迹!在这种情况之下,阮氏只能根据拓本的字形来论书法,原极自然。

    《三希堂帖》

    《筠清馆帖》

    但真迹与拓本之间,最大的差别即是真迹能见笔法,而拓本不能,至少不易。刻本比起真迹来,总不免有过火的地方和不足的地方。再经纸墨拓出,更必走样。宋朝米芾论书就是主张看真迹的。他说“石刻不可学,必须真迹观之始得趣”。这里所谓的“得趣”正是说只有在真迹上,才看得出用笔的起落和转折往来。阮氏未能多见六朝以来的真迹,仅凭墨拓本,所以不能得要。

    阮氏之后,敦煌石室被打开了,六朝、隋、唐、五代、宋等时代的写经及其他墨迹大量发现。目前,清故宫真迹也大量与人民相见,东南藏家的真迹也陆续涌现。我们有幸纵观,而得到比阮氏更正确的认识。我们方知,在这无数的真迹中,显现出时代尽有先后,地域尽有南北,而用笔却是一贯的。北魏,以及东西魏,乃至北齐、北周的经卷,其下笔起落与晋人简札并无不同,虽然字形有些差别。至于隋唐之际,许多书家如虞、欧、褚,他们的字形仍然保留了六朝风格,与碑版相似。而这些人都号称是王右军南帖流派的。即如《龙藏寺碑》,不但其字形极近褚遂良,其用笔与虞褚也完全一致。但若专就其字形而论毋宁尤近六朝碑,其用笔也与六朝写经一致。即以褚遂良的《孟法师碑》而论,字形与六朝碑最近。他写的《房梁公碑》及《雁塔圣教序》,在字形上仍保留汉碑间架,而其落笔却与晋人一致。由此可证“南帖北碑”之说,是强行分割的,无根据的,不必要的。我们应从用笔上看出其历代相传的延嬗性,从结字上看出其因时相传的时代性,同时也清楚地看出书家的个性。

    《龙藏寺碑》

    唐·褚遂良《孟法师碑》

    我们书法的时代特色是表现在字形方面的,但也有例外。流传最古的是殷代的甲骨文字。最妙的是这种文字至今仍可看见笔写的实物,可以看到其用笔的起落。这种文字笔画比较简单,字形大概是向上下舒展的。大略所谓篆字结体都是这样的。这一种字形,以及沿着这个源流而发展下去的一类彝器如《曶鼎》《大盂鼎》等都是如此。其次,渐渐便流衍而成为纯正的宗周风格,如《毛公鼎》《颂鼎》《史颂鼎》等,字画圆浑凝重之中而有汪洋之意。其三,是荆楚一带宽博的书法。这是宗周同时的别派,如最著名的散氏盘可以为代表作品。在这以后,逐渐便流衍为其第四派的书法。这一时字形逐渐变迁,已孕育了后来秦帝国时期书法的萌芽。例如《虢季子白盘》及《石鼓》,前者含有周代的风气多,后者则含有秦代的风气多。这四种篆书都属于所谓大篆的,尽管其中笔画有肥瘦的不同,字形的长短阔狭也不一致,但皆显著地呈现出周一代的特色,大体上说来是凝重中带活泼,字形自由而浑厚。这以后,便入于秦帝国时代了。秦时篆书,李斯等人有改革的大功。字形的特色一般更趋狭长齐整,号为小篆,这可作为其五。这一时期可举《泰山刻石》及《琅玡台刻石》为例。但在此时期有一种政府的诏版、瓦量及秦权,字形却趋于横方。这在当时是一种简易的体制,已经孕育了汉隶的萌芽了。

    《大盂鼎》拓片

    《毛公鼎》拓片

    《泰山刻石》

    其六,便是汉朝的隶书。汉朝隶书承秦时简易体制的篆书而来,因而正式承认了、利用了这一体制而加以改进。由于汉帝国时期甚长,隶书的流衍既久且广,因之汉隶形体五花八门,种类多极了。在书法上说来是一大渊薮。总括其特色是字形的向左、向右发展,坚挺方折,恣肆而秀逸。笔画起落,轻重分明,而又多变化之美。在晚近发现的大批汉木简中以及出土的陶器上的朱砂题字,皆可清爽地看到汉人的真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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