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史学与文艺科学》译者序一

    友：这些时候老没见你，你忙什么了？

    我：我正忙一部译稿。

    友：是谁作的？原名是什么？

    我：作者是玛尔霍兹（Werner Mahrholz）。书名是《文艺史学与文艺科学》（Literargeschichte und literaturwissenschaft）。

    友：是德文的么？你偏喜欢德国人写的那样沉闷而冗长的著作。（他笑了）

    我：你只知道德国人著作的坏处，你没看到德国人著作的好处。

    友：好处在哪里？你快说给我听！

    我：要说那好处，一句话还说不完。简单说至少是周密和精确，又非常深入，对一问题，往往直捣核心，有形而上学意味。幽默，轻松，明快，本不是德人所长，我们也不求之于德人著作呢。

    友：你倒会给德人回护；可是我不懂；同样内容，假若写得很通俗，很有兴味，让人很容易接受，难道不比写得诘屈聱牙，读了让人头痛，拒人于千里之外好些么？

    我：这个当然，只是问题就在内容不同。

    友：可是我又不懂了，为什么讲文学也要什么周密而精确，也要什么形而上学意味呢？

    我：这很简单。文学的创作是一件事，欣赏又是一件事，研究别是一件事。创作靠天才，只要那有创作的才能，随你怎么写。就是那死板板的老头儿康德，他对于创作的天才也没有办法，他不是只好说天才是立法的，是给出律则来的，但却并不是律则的奴隶么？欣赏也有你的自由，任何人没有欣赏自己所不喜欢的作品的义务。研究却不同，研究就要周密、精确和深入。中国人一向不知道研究文学也是一种“学”，也是一种专门之学，也是一种科学。关于数学的论文，一般人看了不懂，不以为奇怪；为什么看了关于文学的论文，不懂，就奇怪呢？

    友：你像是给我读书一样了。最低限度，我很欣赏你这样像煞有介事的态度。那么，你就是希望把文学论文变得和数学论文一样了？

    我：当然！所以叫文艺科学么。厄尔玛廷格（Ermatinger）曾经辑了一部《文艺科学之哲学》（Philosophie der Lieraturwissenschaft），这书是由专家分别执笔的，厄尔玛廷格自己也有一文在内，他称为《文艺科学中之律则》，他还有好几个公式呢！

    友：那么读者一定很少。

    我：这没有关系，科学上的真理并不一定依听众多少为高下，科学家也从不顾及这方面。一篇气象报告，普通读者虽不看，研究气象的人总要看。文艺科学的论文，也是写给研究文艺科学的人看的呢。

    友：那么，岂不是和大众脱节了吗？

    我：话不能这么说。你所谓和大众接近的一部分也仍然有的，那是“文艺教育”。但是文艺教育须以文艺批评为基础，而文艺批评却根于“文艺美学”。文艺美学的应用是文艺批评，文艺批评的应用才是文艺教育。像物理一样，有理论物理，有应用物理。假若就理论一端讲，那自然是和大众绝缘的；可是就应用一端讲，和大众又何尝不相关？二者原是一事，不过为培养学者的独立而深入的研究精神计，让他研究理论时不必顾及应用，这样，他便可以不必安于小成；但等到一旦应用时，却一定应用得更便利，更普遍了。

    友：你的话也很有道理，不过我不爱看理论太艰深的书；尤其关于文艺理论的。————我觉得不值得！

    我：这自然不必勉强。只是我觉得胃口尽管软下去，也不好。酥糖之外，吃点爆蚕豆，让牙齿也用点力，岂不也很有趣么？俗话说：“船多不碍江。”学术上原不必定于一。我觉得中国人现在最需要的胸襟，就是要能够虚心容纳不同于自己的立场，并虚心听取不同于自己的趣味。“既生瑜，何生亮”的态度，要不得。通俗书之外，也可以让许多专门书存在；专门书之中，也可以让种种不同的书存在。歌德说得好：“对于能够钻研的，要竭力钻研；对于不能够钻研的，要怀了敬畏。”世界这么大，为什么限制自己呢！

    友：好，我现在就不限制你这部翻译的专门书的存在了。

    我：谢谢你这好意（我笑了）。可是我还要纠正你，我这部翻译书，只能说中国一般读者对它的内容不太熟悉罢了，它本身却非一部专门书，它只是讲专门的书的而已。

    友：那么，请你把它的性质，告诉得我再详细些。

    我：关于它的性质，在著者的序里，以及舒尔慈教授（Prof Franz Schultz）的跋文里，都说得很清楚。它是讲近代德国文艺科学的潮流的，不过它不是散漫地去讲，却是就方法论的原理和知识论的基础上而探讨其内在的趋势的。著者的主旨，第一是把这些种种不同的倾向加以叙述；第二是把那些在方法上的混淆与杂乱无章加以澄清；第三是就“文化政治”的立场上，对于学者的任务，加以说明。著者在讲那种种的方法时，他没有忘掉就方法的可能性上，寻出一个体系来；他讲到每一学者的著作时，他也一定指出那哲学的出发点。他这部书原是为外行人想知道这门科学的内容和演变，或别一门的专家因为改行，而想得一点基本知识而写的。这两重目的，可说都作到了。

    友：不看原书，对于你这话。恐怕也仍然不容易了然。可是也许和看电影一样，假若先看说明，看起片子来就容易贯串了。你刚才告诉我的是书的性质，现在我请你再把内容告诉我个大概。

    我：没想到你有这样大的兴致。但作一个让人明白的电影的说明可真不容易，我看电影，就从来不看说明。我不如请你看试片吧。

    友：也好；那么，让我随便翻翻你的译稿吧。（他拿过我的译稿去）原来一共是七章，有序，有跋，有年表，有附录。（一边看，一边漫不经心地问我）一共好多字数？

    我：一共二十万字，算上注文。

    友：你很费了些工夫（他试着入神地看了三两段，我没有打扰他。可是他摇摇头）。不行，不行。看不出什么所以然来。句子太长，不知道的人名和术语太多！

    我：困难是在意中的，你听我慢慢告诉你这困难如何解决。句子长，我知道，但是没有法子。我初译时，未尝不采意译，也未尝不采破长句为短句的法子，可是当我最后校阅时，我发觉了，那样译，错误最多，原文的光彩，也最易损失。有许多概念的统系和逻辑的结构，是非用长句不能表达的。假若论学也和应酬“今天天气哈哈哈”一样轻易，当然可以用短句。说实话，意译比直译容易得多，无奈那样捕风捉影式的翻译，在我自己的眼睛下，就先通不过了。同时，假若译语太习见了，我们将无从获得新概念。宏保耳特（Wilhelm von Humboldt）说：“一种新语法的获得，是一种新世界观的获得。”假若语法如故，义何从获得新世界观呢？语言就是一种世界观的化身，就是一种精神的结构，假若想丰富我们民族的精神内容，假若想改善我们民族的思想方式，翻译在这方面有很大的助力。在某限度内的直译是需要的。看理论书当然不同于看软性小说，不费点脑筋是不行的，不字字注意而想跳过或滑过，是不行的。我又说到德国书的长处了，那长处就是让人的精神一刻也不能松懈，紧张到底，贯彻到底，这是因为否则就不能把握。这是一个最好的训练啦，所以，我常劝人看德国书，至少也要常看德国书的译文。

    友：你有点巧辩。但我看你并没解决了我的困难。

    我：我的话还没有完。其次，一般人看这部译稿的困难还是在内容，就是你所谓不熟悉的人名和术语太多。关于这方面，我特地加了六万多字的注释，一共三百多条，其中二百多条是关于人名，其中一百多条是关于术语。假若你每逢到注文时就翻翻，一定可以帮助你许多。而且，我的书后有中西文索引，每一人名或术语附着注释的次第，所以，即使你一次看过注文不记得，在后文再遇到那人名和术语时，还可以借索引再翻一遍呢。友：那么，你不啻附上一部文学小词典了！

    我：那正是我的主意。所以注文有长到数千字的，重要人物如歌德、席勒、莱辛、海尔德，重要术语如启蒙运动、狂飙运动、古典、浪漫、巴洛克、高特精神、史诗、抒情诗、体验等，都不厌求详。每一条，我都尽可能地列上重要参考书，并提及国内已有的介绍。我不只希望人读本文时翻看，而且读其他文学书时也可参考，即使无事时翻着玩，也可以有所得。我相信其中关于史诗、剧诗、抒情诗、古典、浪漫、诗学、批评、文学史、体验诸条，就目前国内出版物说，还没有可以代替的。

    友：我知道你这翻译是用过心的。

    我：用心不用心，我自己也不敢说，但是在消极方面，至少我作得不苟。刚才所说关于读本书时的困难，注文固可以帮助解决一点，读法也很重要。你不是看到全书一共七章吗？头三章可说自成一个单位，这是讲历史的发展的。这三章之中，每一章之末，都有一节回顾，对所叙事实，都很能提纲挈领地重说一遍。所以，每到你觉得头绪不很分明时，便可以重读这三节呢。《三国志演义》上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我说文艺科学的进展也是如此，它的方法正是由综合而分析，又由分析而综合的。在第一“综合”期，是唯心论哲学期，代表人物可以举歌德，他是近代文艺科学的创始者，虽然影响并不太好。在第二“分析”期，是实证主义期，代表人物是舍洛（Wilhelm Scherer），他的势力很大，这一派多半走人窄而深的研究。在第三重归“综合”期，便是新黑格耳主义期，也就是新浪漫主义运动期，代表人物可推逖尔泰（Wilhelm Dilthey），到现在也还是这一派的分派支流。这便是文艺科学上的三个大波澜，也就是相当于本书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的。第四章却是一种体系的说明，是专就方法论上的可能性立论的，完全为第五章、第六章作一个地步。第五章及第六章就是在实际上看那前一章所说的方法论的可能性之如何实现。第五章的末一节，又是一个很好的综合说明，对于了解近代整个的趋势上，大有帮助。第七章却是讲近代文艺科学的征兆及任务的。所谓征兆，指古典人物之解体，这就是说，由于集团主义的抬头，那个人主义的英雄偶像是消融了，但那些有价值的精神活动，却将普化为一般人的财富。所谓任务，指德国处在战后那样艰巨困乏的时代，肯定自我与意识自我为刻不容缓之图，文学史家便应该担负起这种伟大的责任。

    友：这样说来，你这部翻译，倒另有一种意义了。中国不也是处在艰巨困乏的时代么？中国不也是需要肯定自我与意识自我么？这部书对中国文学史家也一定有所感发呢。

    我：对呀。这也是我译书的动机之一。

    友：还有呢？

    我：还有，我觉得中国的学者太懒，中国的诗人太不幸运。假如李太白生在国外，注释家何至于少到三五人？评传何至于凤毛麟角？他的世界观、人生理想和美感，何至于还没彻底发掘？我们看了人家谈莎士比亚，谈歌德，谈薛德林，我们真惭愧得无地自容，我们让死掉的诗人太寂寞，太冷清了。人家的文学史，于经过一种思想上的主潮的洗礼以后，方法便大有变化，或走得更广，或走得更深。何等丰富！何等灿烂！我们的学术史太单调，太空虚了。对于大的思想系统，在钻研上太畏缩，往往给一闷棍，比方说：“黑格耳太唯心了。”一闷棍便把黑格耳打死了；又或者贴一个封条，例如：“柏拉图有什么价值，统治阶级的代言人！”于是谁也不许谈柏拉图，把柏拉图的书束之高阁了。这样将永远不能深入，不能广阔，不能丰富！

    友：你又发杂感了。

    我：既然发起来，索性发下去。不能讳言，我们的学者是太懒的。其次是缺少方法，原因就在于不接受大思想系统。我们不需要点点滴滴的金屑，我们需要吕洞宾那个点金术的手指头。我介绍玛尔霍兹的书，即意在使人知道借吕洞宾的手指用用，所以即使对那细节目不很了了，也无碍。照西洋的方法，开中国的宝藏，这是这一代的中国人的义务。我再说中国学者第三个缺点吧，便是胃太弱，心太慈。因为胃弱，所以不能消化硬东西，因为心慈，所以不能斩钢截铁。治学要狠，要如老吏断狱，铁面无私；要如哪吒太子，析骨还父，析肉还母；要分析得鲜血淋漓；万不能婆婆妈妈，螫螫蝎蝎。所以我常说，应该提倡“理智的硬性”，我不赞成脑筋永远像豆腐渣一样，一碰就碎。

    友：你这部翻译，一定是“理智的硬性”的代表了。

    我：一点不错，这是我爱这部书的唯一理由。你看他评论歌德，说了他的短处，再说他的长处；你看他评论舍洛，说了他在学术史上代表进步处，再说他代表退步处；你看他论R.M.迈莱尔（R.M.Meyer），说了他某点可议，某点可议，某点可议，但最后仍指出他在某点是贡献，在某点是贡献，在某点是贡献。他叙述一个人的著作，往往分析其在方法论上如何，在美学上如何，在文学史的进展上又如何。真正所谓条分缕析，一丝不苟。不但玛尔霍兹的本文如此，就是弗朗慈，舒尔慈教授的跋文也是如此。舒尔慈那跋文，更是一篇好文章了。我常不禁有超越玛尔霍兹本书之上的感觉。只有像这样瑕瑜互见，长短并论，条分缕析，一丝不苟，才配谈批评，才配称科学。

    友：但是我为什么只听见你说玛尔霍兹的好处呢？

    我：这是因为他的坏处，已有舒尔慈的批评在先，我很同意，所以我就不必加什么话了。

    友：舒尔慈怎么说的？

    我：说他重复，不调和，轻重之间，事先没有布置；而且嫌他太容易接受，几乎除了语言学这一派以外，他竟都许其存在了。据舒尔慈说，这正是独学者应有之失，正如他在别方面空无依傍，论列都新鲜而活泼，也正是独学者应有之得呢。

    友：玛尔霍兹没入过大学吗？

    我：不是；是说他因为参加教育改革运动，而不曾专心致志罢了。

    友：你可否把他的生平多告诉我一些？

    我：这里正有北平中德学会的弗朗克博士（Dr.Wolfgang Franise）给我寄来的一份传记，是采自玛尔霍兹的另一名著《德国现代文学》（Deutsche Litesaturder Gegeuwart）的附录中的。你看，这上面注着见原书第518页至522页，现在他是打了一全份给我的。照这上面说，玛尔霍兹是一个多产的天才。他生于1889年12月1号，他的名字是屋尔诺（Werner），他生的地方是柏林。他是他父亲的第四个儿子，二岁时父亲就死了。他曾在明兴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哲学、文学史、历史、英法文学。瑞士和伦敦，他颇住过些时日，并且曾在牛津大学作过研究。他于1912年大学毕业，他的论文是关于“少年德国”一派的一个作家茅逊（Julius Mosen）的，这或者是他第一部文学史的著作吧，这时他二十三岁。一直到他三十岁为止，他在明兴过一个自由职业者的作家生活。这中间他到过意济学、社会学、神学和教育等。这一期他著有《自传史》（Gescbichteder Selbstbiographie 1919）、《德国虔敬主义》我：说他重复，不调和，轻重之间，事先没有布置；而且嫌他太容易接受，几乎除了语言学这一派以外，他竟都许其存在了。据舒尔慈说，这正是独学者应有之失，正如他在别方面空无依傍，论列都新鲜而活泼，也正是独学者应有之得呢。

    友：玛尔霍兹没入过大学吗？

    我：不是；是说他因为参加教育改革运动，而不曾专心致志罢了。

    友：你可否把他的生平多告诉我一些？

    我：这里正有北平中德学会的弗朗克博士（Dr.Wolfgang Franise）给我寄来的一份传记，是采自玛尔霍兹的另一名著《德国现代文学》（Deutsche Litesaturder Gegeuwart）的附录中的。你看，这上面注着见原书第518页至522页，现在他是打了一全份给我的。照这上面说，玛尔霍兹是一个多产的天才。他生于1889年12月1号，他的名字是屋尔诺（Werner），他生的地方是柏林。他是他父亲的第四个儿子，二岁时父亲就死了。他曾在明兴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哲学、文学史、历史、英法文学。瑞士和伦敦，他颇住过些时日，并且曾在牛津大学作过研究。他于1912年大学毕业，他的论文是关于“少年德国”一派的一个作家茅逊（Julius Mosen）的，这或者是他第一部文学史的著作吧，这时他二十三岁。一直到他三十岁为止，他在明兴过一个自由职业者的作家生活。这中间他到过意济学、社会学、神学和教育等。这一期他著有《自传史》（Gescbichteder Selbstbiographie1919）、《德国虔敬主义》（Der deutsche pielismus 1920）、《学生与高等学校》（Der Student und die Hochschule）等，后者是讨论教育改革的，为一般人所称赏。大战以后，他参加了许多有名的报馆，1917年并创刊《高等学校》一杂志。后来他实际作改革教育的活动去了，并在1918年加入了德国民主党。因为政治的兴趣的缘故，他那杂志《高等学校》遂在1923年起，改为《政治与历史专刊》，这时他三十四岁了。他的文学兴趣却仍在发荣滋长，《文艺史学与文艺科学》即作于此际。此外，他又著了一本《朵斯道益夫斯基评传》，都得到好评。后者虽然内容深些，但很受欢迎，不久已经再版，1923年后，他因为和几个经济机关发生关系，他丰富了他那经济学和财政学方面的知识，这时著有《经济与基督教》。他又以其与当代文艺和诗人20年来接触的所得，著《德国现代文学》。1925年，他三十六岁，自此至死。完全担任着文化政治的工作，他除作报纸主笔外，并在莱辛高等学校（Lessing-Hochschule）举行演讲，讲题有现代人生哲学之基础等。他又和广播电台合作，他播讲的系统讲演，有：《现代精神生活的转变》，《德国世界观的派别》，《二百年来的青年运动》，《大都市的人》，《国家与社会的文化政治学》，《欧洲的精神机构》等，他死的日子是1930年4月20号，这正是他创造力最旺盛的时候，不过四十岁。他的病，是脑病。照这传记上说，他的影响不仅及于德国国家、民族与文化，且更广被于全欧。

    友：这个勤快而活跃的学者之早夭，的确是可惜的。无怪乎你说中国学者懒，至少比起这位学者来，我们是懒得多了。你为什么不找他一张相片也附在书上呢？

    我：照我的记忆，他那《现代德国文学》一书里，前面有一张像，是瘦长脸，眼睛锋利得有些怕人的，可惜这书不在手头了。不过也许我记错了，是在这《文艺史学与文艺科学》的另一个版本上。我现在根据的是克伦诺袖珍本（Kroners Tscahen susgabe）卷八十八，是1933年经过舒尔慈教授的扩充版，我却还见过另一种。假若在北平，我到北平图书馆一查就可查得了，因为我都是在北平见到的。就是那传记，也还是亏得我记得在某书，所以才由弗朗克博士打来的呢。你知道，玛尔霍兹死得太早了，因此，一般的人名录上还查不到他。

    友：我忽然想到一些琐屑的问题。你译的这部书，有没有英译本？

    我：据我所知，还没有。

    友：国内有没有人谈到过它？

    我：那倒有。杨丙辰先生曾有文介绍，名为《文艺————文学————文艺科学————天才和创作》，发表在1934年我们办的《文学评论》第一期、第二期上。杨先生的文章是刊完了，刊物却因囊中羞涩而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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