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体制源流

    浦江清先生手迹

    《诗经》与语言

    语言是人类交通情意的工具，由于口腔唇舌的运用，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来表达意念。语言本身就是“言志”的，说出心中所要说的话。人类最初是有了痛苦、欢乐、惊奇、欲望，发出一些呼喊的声音，指物的名词，指动作的动词，摹拟自然物、动物的象声词，描摹物态的形容词、状词。积言成句于是发展成说话，发展成散文。但是积言成句的那种过程，靠了歌唱艺术的帮助是不少的。所以，原始人类在说话没有连串的时候，已经先有集体歌谣。（当然是极简单的，或者只有一两个言词的复沓，夹杂些声音助词）《诗经》中的以、于、之、兮、猗、只、言、薄言等等，都是助词，粘合着实词，以完成一个节奏的单位。由于诗歌的发展，语言也有大的进步。第一，词汇的增加。如《诗经》的调换字面。（同义字便于记忆、记诵）第二，句法的形成，节奏的语言的完成。节奏的语言不但是诗歌体的特征，并且散文也用到。所谓语言的美妙化。（所以《周易》《尚书》、先秦诸子文章多四言句法）

    《诗经》的语言要素有四：（1）有节奏的语言（这时代是四言句法）；（2）复沓，此由于乐舞；（3）叶韵（音乐性的）。叶韵是中国诗的特点。西洋古代诗歌不叶韵，中世纪才有，有人认为从东方传过去的；（4）比兴，此由于原始社会中人类用以交通情意的“乐语”。比兴是象征语。

    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诗》三百篇是春秋时代学习语言的课本，并且是学习“雅言”的课本。诗歌是精妙的语言，有节奏，有情趣，多比兴、暗示、联想的作用。后代无论哪一国的文学，以诗歌为最好的文学；学习哪一种语言，必须要学习用这一种语言所写成的诗歌，方始可以说“到家”，方始可以说能够了解这种语言的美妙。

    古代的文体可以分为三类：（1）记事；（2）记言；（3）诗歌。甲骨卜辞是记事体的雏形，是文言的源始。铜器铭文夹杂记言与记事。《尚书》也夹杂记言与记事，而以记言为主要部分。《诗经》既非记言，亦非记事，是乐歌及徒歌。诗歌本身是一种语言，是语言的另外一个方向的发展，不是普通口头的白话，主要要有节奏和复沓。这节奏和复沓是从乐舞来的。舞蹈自然有节奏和复沓。没有文词的音乐也有节奏与复沓。原先音乐与歌辞配合在一起，到后来歌辞独立，于是成其为“诗”。在《诗经》时代，音乐与言辞还是配合在一起的。虽然我们不能说所有三百篇都是乐歌的言辞，但是每篇都是可以入乐的，所以《墨子·公孟篇》有“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的话。除了“诵”，“歌”和“弦”皆合乐之意。孔子也曾把《诗三百》，一一弦歌之。孔子常教弟子学习《诗》，所谓弦诵不辍。从乐舞出来的诗歌，是语言的另一个不同方向，与会话演说语言发展为散文，是两条路。一条适宜于叙事说理，另一条适宜于抒情。

    最朴素、简单的诗，例如《诗经·周南·芣苢》：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

    ……

    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

    采采芣苢，薄言之。

    这是一首女子采芣苢的诗。芣苢，草名，旧说女子采此草以疗夫之恶疾。闻一多说芣苢是宜子之草。女子采之，希望可以生小孩的，并且是一群女子集体采芣苢的合唱。

    再如《诗经·周南·桃夭》：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这一首诗，简单朴素同前诗。开始由桃花起兴，有比兴的技巧。诗的复沓从舞蹈音乐来，而调换字面，表现聪明言语之才，包含有词汇学习的意义。所以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

    春秋时代，士大夫均学习诗，即是学习语言，学习文学。并且各地方言，在诗歌里都有表现。诗如果作为知识分子统一的教材，有统一语言的力量。正如Homeros（荷马）的诗篇，成为希腊人共同的教本。

    论形式，《风》诗近于原始的，而《雅》《颂》则是后来的，复沓少。但论制作的时代，《颂》最早，《雅》次之，《风》最晚。《风》诗多在东周时，其原始乃因《风》诗多出于民间形式之故。

    三百篇大半可以入乐，除《周颂》外多数均用韵。今古音韵不同，于是推源诗中之协韵而产生音韵学。国学之科目其起源皆在经学。《诗经》之与音韵学有大关系，此音韵学史上大事也。明代陈第作《毛诗古音考》始以科学方法研究古音，其后顾亭林、孔广森继之而有《诗本音》《诗声类》之作，及“先秦古韵”，视《诗经》为唯一材料。照音韵学家研究，古代韵比现代宽，只有九部或十一部、十三部，于是丁以此（竹筠）作《毛诗正韵》，巧立名目，不特句末有韵，重字即为重韵，乃至隔三四句、一二章尚可为韵，立“经韵”“纬韵”之说，几于无字不韵，亦可笑已。不过《诗经》用韵自较后来韵文为多，不特句末为韵，即句腹间亦有韵。

    《诗经》虽有列国之风，其中语言似乎很统一，为诸夏的语言，皆雅言。朱东润《诗大小雅说臆》谓雅=夏。大小雅为大夏小夏。周是地名，夏是民族名。周人为夏民族。列国之诗，惟陈、齐、郐、秦为异姓。齐为周臣之国，姬姜旧好，周人联盟以东者。陈之先为周陶正，周妻以之女大姬，其后屡与诸夏之盟，久视为同族。郐则郑之故地，苏氏谓郐诗皆为郑作，如邶、鄘之于卫。秦之先本非周族，及周室东迁，西周之地析入于秦，其民实为周之余民。季札聘鲁，“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此周之旧乎？’”。《商颂》虽为宋国宗庙之诗，然“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则亦近于周乐。疑是商后摹仿《周颂》而作者。总之，《诗》三百篇皆诸夏之乐，中国之音，周之士人通用之语言也。其真出于各地域方言者少，而为雅音者多。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另有一种意义，即学习士夫通用的语言。诸夏与夷狄为对。《诗经》中无夷狄之乐，亦无夷狄之音。

    （据文学史讲稿整理）

    楚辞产生的时代、特点及与《诗经》之不同

    战国之世，诸子并起。散文的发达，登峰造极。封建社会，已开始崩溃，礼乐废失，各国互相征伐。政治着重了军事外交。学术文学由王宫以及各国的大夫世家，转到私人手里，聚徒讲学读书，渐渐普遍于士夫。用于诸侯，则为卿相，不用则失意著书。儒家拥护礼乐的传统，习诗，习礼，订乐，修史，谈仁义。道家探自然的本源，主清静无为，自然逍遥，齐生死大小得丧祸福，攻击礼教，灭弃智慧，倡出世的哲学。墨家提倡节用爱人，反侵略，重防御。名家分析名理，精论辩。法家论法治。阴阳家说阴阳。纵横家驰骋外交。其时书策众多，刻意诵读，以干利禄，求用世，探真理。从春秋到战国，由诗教入于论辩，哲学发达，而诗乐废失了。

    独有楚国屈原、宋玉等偏有长诗的创造，吐万丈光芒，光辉灿烂，以补这一时代的缺憾。在诗史上，由《诗经》时代，转入“楚辞”时代，为一大转变。以后汉代的词赋大盛，不过是“楚辞”的继承者而已。

    然而屈原这一派文学，也像诸子一样，是师徒相继，自成一家之言的。那些作家都是失意的，是失意的文人。“楚辞”中牢骚最多，多说穷愁，如《离骚》《九辩》可为代表。《诗经》中也有不少贤士在下位的牢骚语，“楚辞”中特别扩大。而且到“楚辞”文学起来，楚国也快要到亡国的时候了。《哀郢》一篇特别述国破家亡流离转徙之苦，是为现实派的诗歌。李白《古风》云：“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正说明了这一段史实。

    屈原（约公元前339——前280）是楚怀王顷襄王时代的人。宋玉、唐勒、景差等皆楚人，而是同于屈原的词赋家，据说是他的学生，但也未必是嫡亲的师徒。他们的作品，到西汉时称为“楚辞”，称为“赋”。《汉书·朱买臣传》，“会邑子严助贵幸，荐买臣，召见，说《春秋》，言‘楚词’，帝甚悦之”。又《汉书·王褒传》，“宣帝时，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可见武、宣之世，已有“楚辞”的名称，而且看作一门学问。当时楚辞专家很多，多数是南方人，或者北人而曾学南派学者的。“楚辞”里面有些特殊的语言，是楚国人的，也充满了南方的道家神仙思想，也有楚国的风俗习尚，例如巫风淫祀，同周人的诗书礼乐大不相同。西汉帝王文人喜欢“楚辞”，一半是儒学以外好奇的癖尚，以为文学消遣，一半是原来的家乡诗歌调。

    我所谓“楚辞”，系包括楚民族诗歌之全体，不单指王逸《楚辞章句》内屈宋之作，而王逸书中屈宋以后之著作，如贾谊、庄忌、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王逸等两汉人之拟作则皆不包括在内。“楚辞”之名虽始见于《汉书》之《朱买臣传》《王褒传》，但今日所传此总集乃是后汉王逸所定，最早为刘向所编，题“汉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刘向集，后汉校书郎臣王逸章句”。王逸《离骚·后序》云：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今本十七卷，逸以己作《九思》附益之也。

    屈原为“楚辞”之大作家，亦为中国文学史大诗人之一。但非凭空出此大诗人，渊源所自，楚民族在屈原以前已有与屈作同体裁之诗歌。《吕氏春秋·音初篇》：“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兮”为楚民族诗歌之特征。《诗经》中《周南》《召南》乃是楚风。《周南》的《螽斯》中的“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周南·麟之趾》中的“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召南·摽有梅》中的“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此外，《论语·微子》中楚狂接舆之歌：“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孟子·离娄上》中孺子沧浪之曲：“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皆楚辞也。刘向《说苑》中有一首《越人歌》，翻为楚辞最美：“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与王子同舟。”

    楚辞也称为赋，《汉书·艺文志》录：

    屈原赋二十五篇，注云“楚怀王大夫”。

    唐勒赋四篇，注云“楚人”。

    宋玉赋十六篇，注云“楚人，与唐勒并时，在屈原后”。

    不言及景差，今刘向、王逸所编《楚辞·大招》序云“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

    所谓“赋”者，本是诗六义之一。赋，布也。《诗经·大雅·烝民》“明命使赋”，马瑞辰《通释》：“即谓使仲山甫布其明命。”赋，读为敷、布。赋，敷也，见《管子·山权数》注。铺也，《楚辞·悲回风》：“窃赋诗之所明。”“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班固《两都赋·序》：“赋者古诗之流也。”《文选·三都赋序》：“古人称不歌曰颂，谓之赋。”故曰：不歌而诵为之赋，又曰：直陈其事谓之赋。楚辞多长篇未必可入乐，其中惟有《九歌》确是入乐的诗歌，其余皆赋之属，是诵读的韵文。如《惜诵》中有“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九辩》中有“然中路而迷惑兮，自压按而学诵”。《抽思》中有“道思作颂，聊以自救兮”的诗句，颂=诵，《诗经》中有“吉父作颂”“家父作诵”。亦谓之赋，前引《悲回风》中有“介眇志之所惑兮，窃赋诗之所明”。《招魂》中有“人有所极，同心赋些”。吉父、家父作诵是作诗以入乐，楚辞作者不求入乐，而自为诗歌。在春秋之世，盟会燕享赋诗，是大夫的交际，赋现成的诗，以表达情意，断章取义，重在比兴。楚辞家作赋，不用在交际上，也不是用现成的诗篇，乃是个人创作，并且是独白。此其不同者也。

    楚国文化落后，语言与中原也不同。楚辞从巫歌出来，是从本地的巫乐巫词发展出来的，作者如屈原、宋玉则为文人，他们也接近过北方文化，受了些《诗经》影响的。至于芳草美人，上天下地，光怪陆离，那些确乎是楚辞的特色。

    所谓“辞”，（《说文》辛部），辞令，言辞，文辞。太史公《报任少卿书》“其次不辱辞令”，《史记·屈原列传》“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屈原善辞令，曾使齐国（见《史记·楚世家》），乃是很会说话的人，他能融合本国的语言与当时周、鲁、齐的雅言文化语言于一炉，以创造楚国的文学语言，也是从言辞到文辞。

    《礼记·曲礼》“不辞费”，释文“言而不行为辞费”。辞=言，又《荀子·正名篇》“辞合于说”，注曰“成文为辞”。《孟子·万章》“不以文害辞”，注曰“辞，诗人所歌咏之辞”。《诗经·大雅·板》“辞之辑矣”，笺：“辞，辞气，谓政教也。”《周礼·大行人》“协辞命”，注曰“故书协辞命作叶词命”，辞=词。

    再说“词”，（《说文》司部），，意内而言外也。惟段注《说文》谓“与辛部之辞其义迥别。辞者，说也。从辛。辛，犹理辜。谓文辞足以排难解纷也。然则辞谓篇章也。者，意内而言外，从司言，此谓摹绘物状及发声助语之文字也，积文字而为篇章，积而为辞。孟子曰‘不以文害辞’，不以害辞也。孔子曰‘言以足志’，之谓也；‘文以足言’，辞之谓也。《大行人》‘故书叶命’，郑司农云‘当为辞，此二篆之不可掍一也’。”按段氏意，言词为词，篇章为辞。词=word，辞=composition。

    故楚辞为楚国文人的composition。辞不一定为韵文。例如《晏子春秋》称晏子为“齐之习辞者”，只是善于辞令之意，也未必定能诵诗赋诗之人。《左传》中常见，使某人为之辞，辞人，善于言语，善为说辞，善用典故，善排比，论理，皆为辞。至于赋，限于韵语。赋是诗之一体。

    楚辞中自称其文为：

    （1）诵。《惜诵》“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

    （2）颂。《抽思》“道思作颂，聊以自救兮”。再如《橘颂》。

    （3）辞。《离骚》“就重华而陈词”，“跪敷祍以陈辞兮”。《抽思》“兹历情以陈辞兮，荪详聋而不闻”。“吾以其美好兮，敖朕辞而不听。”

    （4）赋诗。《悲回风》“介眇志之所惑兮，窃赋诗之所明”。（“之所明”犹以明之也）

    （5）赋。《招魂》“人有所极，同心赋些”。

    （6）歌。《九歌》“疏缓节兮安歌”，《抽思》中之“少歌”。

    （7）辩。《九辩》《离骚》“启九辩与九歌兮”。

    （8）骚。《离骚》。

    （9）劳商。《大招》“楚劳商只”。

    （10）招。《招魂》《大招》。

    （11）章。《九章》。

    （12）问。《天问》。

    称为“楚辞”者，谓楚国之辞章。辞令与篇章两个意义的合一。惟屈宋诸篇并非应对诸侯，只是抒情的，或应用于礼仪巫俗的诗歌，中间有铺陈和讽谏两种意义。混称为辞，析言之则为赋，为诵，为歌。

    汉人或称楚辞，或曰赋。前引《汉书·朱买臣传》《汉书·王褒传》已足见武、宣之世“楚辞”已成为专名。而武帝时，淮南王为《离骚》作传。

    楚辞，亦称为骚。《昭明文选》别立“骚体”之称。刘勰《文心雕龙》有“辨骚”。宋晁补之重编楚辞，以屈原所作皆称为骚。余人皆曰楚辞。

    楚辞亦称为赋。刘歆《七略》、班固《汉书·艺文志》称屈原赋二十五篇，统称曰赋。太史公《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乃作《怀沙》之赋”，《汉书·贾谊传》“屈原，楚贤臣也，被谗放逐，作《离骚赋》”。又《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班固《离骚赞序》云：“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已遭忧，作‘辞’也。”又云：“原死之后，秦果灭楚，其‘辞’为众贤所悲悼。”游国恩《楚辞概论》谓“可知楚国韵文本名曰辞，但实际上与汉人的赋无异”。

    所以，楚人或者统称为辞，而汉人则或称为楚辞，或目之为赋。至南朝时又称之为骚。辞的范围最广，乃是语言文学的总称，不限于韵文。比诗歌的意义还要广。楚辞的辞是狭义的，赋呢，比诗歌狭。如《离骚》《招魂》《九辩》《九章》固可称为赋，《九歌》明明是乐章，近于诗和颂，不见得能称为赋。骚字包含有忧愁牢骚之意，称《离骚》《九章》《九辩》很好，难以称《九歌》。是别于《卜居》《渔父》等散文，亦别于《高唐》《神女》《两都》之类文赋的。以屈原所作均称为骚，余者为楚辞，亦为缠夹。在无办法之中，照老办法，一概称为楚辞。照新文学定义，应称为楚国的诗歌。

    当时何以不称楚诗而曰楚辞，此因战国秦汉时人心目中所谓诗，乃是“三百篇”式的诗，不是长篇巨制的。而且楚辞中有问答、陈辞、铺叙，皆与“三百篇”性质不同也。

    屈宋所赋，用韵语，反复驰骋于言辞，较之《诗经》的诗，实已散文化了。《诗经》中诗是反复回旋的，楚辞有些奔放直下的。

    《诗经》与楚辞的不同点：

    （1）《诗经》除二《南》外，皆是中原诗歌；楚辞是南方诗歌。

    （2）《诗经》以四言为体；楚辞音节曼衍。

    （3）《诗经》有美有刺；楚辞讽刺哀怨，偏激愤世。

    （4）《诗经》质实，缺乏想象；楚辞想象丰富，并有神仙思想。《诗经》是人世间的；楚辞不少超世间的成分。

    （5）《诗经》的《雅》《颂》赞美祖先功德、伟人功业；楚辞的《九歌》歌咏天地山川自然之神，并且拟人化。言人神之际，几同希腊文学。

    （6）《诗经》用比、兴语开端；楚辞直陈开端。

    （7）楚辞用“兮”“些”“只”为语词；《诗经》不完全用此。

    （8）《诗经》是中原语言；楚辞中充满楚国方言。

    （9）《诗经》只少数诗篇有作者主名；楚辞每篇有作者主名，虽不尽能确言之。是个人作家兴起。

    话虽如此，楚辞尚是从文学公有到私家创作文学的过渡。今楚辞作品，尚疑是楚国文人的一大集团，不能每篇考明，何者为屈原作，何者为宋玉作。正如庄子、孟子、墨子之书，不能确知哪几篇是庄子、孟子、墨子的亲笔，哪几篇是其弟子之作。战国时代的文学，性质相同，皆一家之言，非一人之作。至荀子、韩非方始纯粹些。

    （据文学史讲稿整理）

    词曲探源

    词是晚唐、五代、两宋之乐府，曲是元、明以来之乐府。时代不同，流派各别，要其性质，初无二致。词亦可以称曲，如和凝喜作小词，人号曲子相公；姜尧章词集称《白石道人歌曲》。曲亦可以称词，北曲一称北词，南曲亦名南词，如《钦定九宫南北词谱》，即南北曲谱也。

    探词曲之源，起于乐府。乐府之名，始于汉初，但词曲之于汉乐府，关涉已远，其有密切关系者，为南朝之新乐府。郭茂倩《乐府诗集》中清商曲辞部分，所谓吴声歌曲、西曲歌者，乃江南及荆、郢、樊、邓之间民间习唱之歌曲，或为欢情艳曲，或为懊恼愁歌，或为清唱小曲，或以合八人乃至十六人之舞。此即唐、宋大曲、小词之源。亦即宋、元、明南北曲之滥觞也。

    谓之诗，谓之乐府，谓之词，谓之曲，皆断截时代，勉强定之之辞。文学史家所定，所以别时代也；文学论家所定，所以别体裁也；实则诗歌只是一种。其属于音乐之部分，名曰谱，所以定高低节奏也，即今之工尺是也；其属于文辞之部分，古人名之曰诗，后人名之曰词曲也。三百篇皆合乐，本是乐歌，谓之诗可，谓之词曲乐府皆无不可。但到秦汉，周乐已亡，汉初别立乐府，采可歌之曲而歌之，皆赵、代、秦、楚之讴，非古乐也。郊祀歌、铙歌，实皆合乐之诗，而当时及后世不称诗而曰乐府者，因此时三百篇已不可歌，诗已成不能歌而但可讽诵之篇章之名。风雅之士，如韦孟作《讽谏诗》，是则追摹昔贤，但备讽诵，非关音乐。此时可歌之诗，皆别称歌、行、曲、辞，统名乐府矣。迄于东晋、宋、齐，迁国江左，汉魏之音又亡，南国之新声竞起，此时之歌曲，如《子夜歌》《懊侬曲》《襄阳乐》《估客乐》《乌栖曲》。曰曲、曰歌、曰乐，都不名诗，示皆可歌者也。虽其音节、句法、情调、内容，已与汉魏迥异，但后世亦名乐府，不置新名，文学史家因称之曰南朝新乐府。此时南朝风雅之士，有学汉魏之乐府体而但备吟咏，不施箫管者，实皆诗篇也，但亦蒙乐府之名。故至南朝，其称乐府者，亦有一半不可歌矣。至于唐代，则有乐府称大曲者，往往有谱无词，其有词者，皆真正可歌之乐府也。科举以诗取士。诗者，文士所必学，所必能。但无论为古风雅颂，为汉魏六朝，皆逞才拟古，但见词采，不关音乐，但备讽咏，不关琵琶鼓笛。无论名为歌行、词曲，皆可作如是观。即李白、王维诗，亦多半不曾唱过。李白之诗篇入乐，明白见于史策者，曰《清平调》数章，王维但《渭城》一曲。其余如绝句可歌，见诸旗亭故事，元白之诗传唱宫禁，如此，则唐人之诗有可歌者，有不可歌者，浑称诗词乐曲、乐府歌行也。

    词起于中晚唐，李白《忆秦娥》《菩萨蛮》二阕，学者致疑。《菩萨蛮》者，《杜阳杂编》云：大中（宣宗年号）初女蛮国贡双龙犀明霞锦，其国人危髻金冠，缨络被体，故谓之《菩萨蛮》。当时倡优遂歌菩萨蛮曲，文士亦往往效其词。《南部新书》亦载此事;又《北梦琐言》云，宣宗爱唱菩萨蛮词，令狐丞相假飞卿所撰密进之，戒以勿泄，而遽言于人，由是疏之。菩萨曲即起于宣宗时。《宋史·乐志》载，宋队舞有菩萨蛮队，舞者衣绯生色窄（一作穿）砌衣，卷云冠（陈晹《乐书》绯生色作绛缯）。中唐人作小曲者，有张志和《渔歌子》，戴叔伦《转应曲》，刘禹锡《忆江南》《潇湘神》，白居易《花非花》《长相思》《忆江南》，或从五七六言脱胎而出，或采民间小曲，此为长短句之开始，亦即词之祖也。

    朱熹云：“古乐府只是诗中间却添许多泛声，后来怕失了那泛声，逐一声添个实字，遂成长短句。”（《语类》百四十）此说非也。南朝乐府，已有三五言句法，懊侬曲、读曲歌等皆是，此即长短句，并非中唐人填实了泛声。唐人以律绝为歌曲，唱时情形，今已不明，或和泛声。又如上去等字，必不止一音，如今工尺谱，遇上去字必用二三音谱之，是朱子误认作泛声耳。迄于宋代，歌曲之谱已完全适合长短句法，故五七言绝句，如要歌唱，必添泛声。《苕溪渔隐》云：唐初歌词多是五言诗或七言诗，初无长短句，自中叶以后至五代，渐变成长短句，及本朝，则尽为此体，今所存者，止《瑞鹧鸪》《小秦王》二阕，是七言八句诗并七言绝句而已。《瑞鹧鸪》犹依字可歌，若《小秦王》必须杂以虚声乃可歌耳。其词曰：“碧山影里小红旗，侬是江南踏浪儿，拍手欲嘲山简醉，齐声争唱浪婆词。西兴渡口帆初落，渔浦山头日未欹，侬送潮回歌底曲，樽前还唱使君诗。”此《瑞鹧鸪》也。“济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龙山马足轻。使君莫忘霅溪女，时作阳关肠断声。”此《小秦王》也。皆东坡所作。（转录《词苑丛谈》卷一）朱子见南宋时歌七言诗必须杂以虚声，故发此论耳。

    中晚唐、五代词，皆是乐府，皆可歌。《南唐书》记元宗尝作《浣溪沙》二阕，付王感化歌之。即“菡萏香消翠叶残”，“手卷真珠上玉钩”是也。直至五代，盛行者皆为小令。至北宋柳耆卿辈变旧声而为新声，音律以繁，中长调起，此时对花间诸曲，锡以小令之名矣。至徽宗时，立大晟府，凡词皆可定谱。《词苑丛谈》卷一云，政和中一中贵人使越州回，得词于古碑阴，无名无谱，不知何人作也，录以进御，命大晟府填腔。因词中语，赐名《鱼游春水》。词云：“秦楼东风里，燕子还来寻旧垒。余寒犹峭，红日薄侵罗绮。嫩草方抽碧玉茵，媚柳轻拂黄金缕。莺啭上林，鱼游春水。几曲阑干遍倚，又是一番新桃李。佳人应怪归迟，梅妆泪洗，凤箫声绝沉孤雁，望断清波无双鲤。云山万重，寸心千里。”

    晚唐诗有近词者，如韩偓《玉合》诗云：“罗囊绣，两凤凰；玉合雕，双；中有兰膏渍红豆，每回拈著长相忆。长相忆，经几春；人怅望，香氤氲；开缄不见新书迹，带粉犹残旧泪痕。”又《金陵诗》云：“风雨萧萧，石头城下木兰桡。烟月迢迢，金陵渡口去来潮。自古风流皆暗销，才鬼妖魂谁与招。彩笺丽句徒已矣，罗袜金莲何寂寥。”但不能即谓之词。一、不付歌唱，且本无歌调也；二、无后人拟作，未成为一种词体。

    晚唐薛能《舞者》诗：“绿毛钗动小相思，一唱南轩日午时。慢靸轻裾行欲近，待调诸曲起来迟。筵停匕箸无非听，吻带宫商尽是词。为问倾城年几许，更胜琼树是琼枝。”此言当时舞女所唱之曲，亦名词也。

    （《文学遗产》一八三期，一九五七年）

    词曲探源续录[1]

    薛能柳枝词

    薛能又有《折杨柳十首》，序云：“此曲盛传，为词者甚众，文人才子各炫其能，莫不‘条似舞腰，叶如眉翠’，出口皆然，颇为陈熟。能专于诗律，不爱随人。搜难抉新，誓脱常态，虽欲弗伐，知音其舍诸。”诗云，“华清高树出离宫，南陌柔条带暖风。谁见轻阴是良夜，瀑泉声畔月明中”；“洛杨晴影覆江船，羌笛秋声湿塞烟。闲想习池公宴罢，水蒲风絮夕阳天”；“嫩绿轻悬似缀旒，路人遥见隔宫楼。谁能更近丹墀种，解播皇风入九州”；“暖风晴日断浮埃，废路新条发钓台。处处轻阴可惆怅，后人攀处古人栽”；“潭上江边袅袅垂，日高风静絮相随。青楼一树无人见，正是女郎眠觉时”；“汴水高悬百万条，风清两岸一时摇。隋家力尽虚栽得，无限春风属圣朝”；“和风烟树九重城，夹路春阴十万营。惟向边头不堪望，一株憔悴少人行”；“窗外齐垂旭日初，楼边轻暖好风徐。游人莫道栽无益，桃李清阴却不如”；“众木犹寒独早青，御沟桥畔曲江亭。陶家旧日应如此，一院春条绿绕厅”；“帐偃缨垂细复繁，令人心想石家园。风条月影皆堪重，何事侯门爱树萱”。

    薛能又有《柳枝四首》，又有《柳枝词五首》。《柳枝词》序云：“乾符五年，许州刺史薛能于郡阁与幕中酣饮醅酎，因令部伎少女作《杨柳枝》健舞，复歌其词。无可听者，自以五绝为杨柳新声。”“朝阳晴照绿杨烟，一别通波十七年。应有旧枝无处觅，万枝风里卓旌旃”；“晴垂芳态吐牙新，雨摆轻条湿面春。别有出墙高数尺，不知摇动是何人”；“暖梳簪朵事登楼，因挂垂杨立地愁。牵断绿丝攀不得，半空悬着玉搔头”；“西园高树后庭根，处处寻芳有折痕。终忆旧游桃叶舍，一株斜映竹篱门”；“刘白苏台总近时，当初章句是谁推。纤腰舞尽春杨柳，未有侬家一首诗”。（自注：刘白二尚书继为苏州刺史，皆赋杨柳枝词，世多传唱。虽有才语，但文字太僻，宫商不高如可者岂斯人徒欤！洋洋乎唐风，其令虚爱。）

    裴俚词

    裴，闻喜人，晋公度之从子。官历职方郎中、太子中允。《全唐诗》录诗五首，皆俚词，殆录自小说也。《南歌子词三首》云，“不是厨中丳，争知里心。井边银钏落，展转恨还深”；“不信长相忆，抬头问取天。风吹荷叶动，无夜不摇莲”；“簳蜡为红烛，情知不自由。细丝斜结网，争奈眼相钩”。《新添声杨柳枝词》云，“思量大是恶姻缘，只得相看不得怜。愿作琵琶槽那畔，得他长抱在胸前”；“独房莲子没人看，偷折莲时命也拼。若有所由来借问，但道偷莲是下官”。虽俚谐有吴歌味。

    西塞山

    张志和《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西塞山”论者不一。或谓在湖州，或谓在武昌。余谓言湖州者是也。皮日休有《西塞山泊渔家》诗云：“白纶巾下发如丝，静倚枫根坐钓矶。中妇桑村挑叶去，小儿沙市买蓑归。雨来莼菜流船滑，春后鲈鱼坠钓肥。西塞山前终日客，隔波相羡尽依依。”云莼菜、鲈鱼，总之不离太湖边也。

    缠头

    杨汝士《贺筵占赠营妓》（《全唐诗》本原注云，“《北里志》：汝士镇东川，其子知温及第，开家宴相贺。营妓咸集，命人与红绫一匹”。）诗云：“郎君得意及青春，蜀国将军又不贫。一曲高歌红（一作绫）一匹，两头娘子谢夫人。”一曲赏一绫，即所谓“缠头”也。僧唱佛事亦得缠头。向觉明《唐宋俗讲考》谓僧唱〔红绫〕等曲子，非也。此亦缠头之类，或为人唱寿被、寿鞋耳。

    词作妇人语

    “晏叔原见蒲传正云，先公平日小词虽多，未尝作妇人语。传正曰：‘绿杨芳草长亭路，年少抛人容易去’岂非妇人语乎？晏曰：公谓‘年少’为何语？传正曰，岂不谓其所欢乎？晏曰：因公之言，遂晓乐天诗两句云‘欲留年少待富贵，富贵不来年少去’。传正笑而悟。”（《词苑丛谈》卷三）

    按：此可证当时作词必须作妇人语也。北宋犹然，况晚唐五代耶！温、韦、李氏父子词多半宫词、酒令、闺怨体，其有寄慨者偶然也。

    宋人以词为乐府

    宋人以词为乐府，而古乐府曰诗。此因惟词可歌，而古乐府皆已不可歌也。王灼云：“士大夫又分诗与乐府作两科。古诗或名曰乐府，谓诗之可歌也，故乐府中有歌、有谣、有吟、有引、有行、有曲。今人于古乐府，特指为诗之流，而以词就音，始名乐府，非古也。”（《碧鸡漫志》卷一）

    按：当时宋人之词尚未明定为“词”，亦曰“乐府”。

    选词以配乐

    元稹《乐府古题序》云：“（诗、行、咏、吟、题、怨、叹、章、篇）皆属事而作，虽题号不同，而悉谓之为诗可也。后之审乐者，往往采取其词，度为歌曲。盖选词以配乐，非由乐以定词也。”元稹，唐人，所见甚是。

    王灼曰：“元微之序《乐府古题》云，（操、引、谣、讴、歌、曲、词、调）八名起于郊祭、军宾、吉凶、苦乐之际。在音声者，因声以度词，审调以节唱。句度长短之数，声韵平上之差，莫不由之准度。而又别其在琴瑟者为操、引；采民甿者为讴、谣；备曲度者，总谓之歌、曲、词、调。斯皆由乐以定词，非选词以配乐也。（诗、行、咏、吟、题、怨、叹、章、篇）九名皆属事而作，虽题号不同，而悉谓之为诗可也。后之审乐者，往往取其词，度为歌曲，盖选词以配乐，非由乐以定词也。微之分诗与乐府作两科。固不知事始，又不知后世俗变。凡十七名皆诗也。诗即可歌，可被之管弦也。元以八名者近乐府，故谓由乐以定词；九名者本诸诗，故谓选词以配乐。今《乐府古题》具在，当时或由乐定词，或选词配乐，初无常法，习俗之变，安能齐一？”

    按：唐诗之付歌曲者，亦多选词以配乐者也。

    北宋词之体制

    王灼云：“万俟雅言初自集分两体，曰‘雅词’、曰‘侧艳’，目之曰‘胜萱丽藻’。后召试入宫，以侧艳体无赖太甚，削去之。再编成集分五体，曰‘应制’、曰‘风月脂粉’、曰‘雪月风花’、曰‘脂粉才情’、曰‘杂类’。周美成目之曰‘大声’。”此可见北宋词之体制焉。

    诗词无一定界限

    温飞卿《春晓曲》“油壁”“流苏”之篇，《花间集》不收，而《草堂》载之，知诗与词无一定界限也。

    田曹小令

    王灼曰：“今有过钧容班教坊者，问曰：‘某宜何歌？’必曰：‘汝宜唱田中行、曹元宠小令’。”

    按：田、曹小令，当时通行俚俗之曲，今皆不传。

    按：《漫志》卷二云，田中行极能写人意中事，杂以鄙俚，曲尽要妙，当在万俟雅言之右，然庄语辄不佳。尝执一扇，书句其上云“玉蝴蝶恋花心动”，语人曰，此联三曲名也。（北里间横行者也）

    又按：《漫志》卷二云，政和间，曹组元宠每出长短句，脍炙人口，作《红窗迥》及杂曲数首，解闻者绝倒，滑稽无赖之魁也。

    “有厚入无间”

    蒋敦复论词有“有厚入无间”之语，以为独得不传之秘。其词话王韬序之。敦复，宝山人，字纯甫，号剑人。主南唐北宋者。

    晁无咎论词

    晁无咎论词有云：“晏元献不蹈袭人语而风调闲雅，如‘舞低杨柳楼心月，歌罢桃花扇影风’。知此人不住三家村也。”无咎，北宋人，而误以小山词为珠玉词。又，“杨柳楼心”往往亦作“杨叶楼心”。又，晁氏论词见《复斋漫录》，颇可疑。

    小令侑酒

    晏叔原《鹧鸪天》：“小令尊前见玉箫，银灯一曲太妖娆。歌中醉倒谁能恨，唱罢归来酒未消。 春悄悄，夜迢迢，碧云天共楚宫遥。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云“小令尊前”，盖当时所谓小令皆所以侑酒者耳。

    东坡非不能歌

    陆游云，世言东坡不能歌，故所作乐府多不协。晁以道谓绍圣初与东坡别于汴上，东坡酒酣自歌《古阳关》，则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

    东坡未尝不学柳七

    东坡虽鄙柳七，但未尝不学之也。《碧鸡漫志》云：“今少年妄谓东坡移诗律作长短句，十有八九不学柳耆卿则学曹元宠。虽可笑亦毋庸笑也。”又东坡与鲜于子骏书云：“近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成一家。”（此意得自宛敏灏）

    “多情应笑我”

    东坡词“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多情”必指当时同游之声伎而言。柳耆卿《玉女摇仙佩》：“拟把名花比，恐旁人笑我、误何容易。细思算，奇葩艳卉惟是、深红浅白而已，争如这多情占得、人间千娇百媚。”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雄姿英发，今日白发红颜，亦不妨老学风流也。

    唐宋度曲亦多用笛

    宋翔凤《乐府余论》云：“北宋所作多筝琶，故啴缓繁促而易流，南渡以后，半归琴笛，故涤荡沉渺而不杂。”

    按：自唐至宋，度曲亦...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