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七

漆脏兮兮的，失去了光泽，建筑风格也乏善可陈。街道让人感觉乱七八糟的，虽然我们也知道它是照计划建成的，但它却一副没有完工的样子，使你想到美国西部小镇的某条街道，经济景气时匆匆开建，经济渐渐衰落，它也就无人问津，破旧不堪了。商店橱窗里塞满了俗气的商品，像是来自维也纳或柏林郊区某个破产公司的库存。街上人山人海，川流不息，也许涅瓦大街的个性就来自于这摩肩接踵的人群。它不像其他的大街，街上走的主要就是某一阶层的人，涅瓦大街上什么阶层的人都有。若是在街上闲逛，便可观察到各式各样的人：士兵、水手，以及学生、工人和资产阶级，还有农民，他们没完没了地说着话，一群群人热情地围着卖最新一期报刊的小贩。这些人看上去温和敦厚，脾气随和，很有耐心，我觉得他们不会像巴黎的群众那样脾气暴躁，动不动就闹出不快，大动干戈；我也相信他们肯定不会像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那样行为恶劣。他们给人的印象就是一群老实人，想要找点乐子，寻点刺激，但他们只把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件当做有趣的谈资。现如今，肉铺和食品店外面总排着长长的队伍，戴着头巾的妇女、小男孩儿、小女孩儿、白胡子老头，还有面色苍白的年轻人，他们都排着队等着领取食物，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地等待着，耐心地等待着。

    我觉得，这一群群人最不可思议的是他们的容貌各式各样，其他国家的人们面孔多半都差不多，但这些俄国人可不是这样的。相较之下，他们的灵魂深处的强烈情感似乎都明明白白地写在了脸上，这一张张脸不是面具而是索引：沿着涅瓦大街一路走，你可以看见所有伟大的俄罗斯小说中的各种人物，你可以一个一个将他们对号入座。有阔脸厚唇的商人，一把浓密的胡须，放荡、大嗓门、粗俗；有脸色苍白的理想主义者，双颊深陷，肤色蜡黄；还有人群中那些冷漠的女人，一脸木然，毫无表情，像是一架乐器，由着任性的手弹拨，从女性的娇柔中你能窥到残忍。情欲就像某种古老道德问题的化身，在街上游荡，同它一起的还有美德、怒火、恭顺，以及饕餮。俄罗斯人总是说，世界没法儿理解他们，他们也没法儿理解自己。他们以神秘自居，这有点儿虚荣。许多人宣称俄罗斯人的神秘难以解释，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但我自问这样的神秘是不是源于他们的简单，而非复杂。他们完全屈从于情感，这很奇怪，相当原始。比方说英国人，他们有扎扎实实的性格“基础”，虽然情感会影响它，但它反过来又会影响情感；但俄国人好像完全处于情感的控制下，每一种情感都能完完全全地支配个体，指使着他向东往西。他们就像风鸣琴[45]，一百阵风就能吹出一百种旋律，这乐器因此就显得难以想象的复杂。

    涅瓦大街上，我常能看到一个异乎寻常、使人惊骇的家伙在沉思，在俯瞰人群。它看上去都不像是人，而是一个畸形的小侏儒，他姿势古怪地蹲在一根粗柱子上，柱子的高度让他正好高过行人，下面有一个壮实的农民扶着柱子，收取善人的施舍。侏儒栖在柱子上，像一只怪鸟，他的脑袋上有些什么看上去很像鸟，更加强了这种效果，但奇怪的是那脑袋的形状匀称，这是一颗年轻人的头，长着大大的鹰钩鼻，厚实的嘴唇，眼睛很大，靠得很近，眨都不眨一下，一直盯着人群。他的太阳穴深陷，双颊苍白瘦削。五官这种古怪的美感可不是一般地显眼，因为俄国人通常都是扁平、模糊的。这颗头像是雕塑馆中某个罗马帝国时期人物的头。这个家伙一动不动，看上去凶险邪恶，他注视着人群，专注得像一只猛禽，可却又什么都没看，而那张残忍的厚嘴微微翘起，带着点嘲讽的笑意。这个家伙冷漠孤高中显出一丝可怕，他对这世界既鄙夷又漠然，既恶毒又宽容。人群就好像身处“冷嘲精神”的注视之下。人们在他身边来来往往，将铜板、奖券和纸币投进那农民的盒子里。

    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走到涅瓦大街尽头，街道变得更加破败寒酸。这里的房子都像城郊的房子一样脏兮兮的，它们让人感觉邋遢又神秘。走着走着就突然没了路，好像大道没铺完似的，这就到了修道院的大门前。走进大门，两边各是一片公墓，再跨过一条小渠，眼前便是这世界上最出人意料的景象。这是一座巨大的方形庭院，草地新鲜翠绿，让人仿佛置身乡村一般。庭院的一边有一座礼拜堂，然后就是大教堂了，周围是修道院低矮的白色建筑。这些建筑极其奇特，装饰虽非常简单，但却给人以华丽的感觉，让你想到十七世纪的荷兰淑女，一身肃穆的黑衣却显得雍容华贵。这些建筑看上去端庄，但却毫不矜持。桦树上，白嘴鸦呱呱地叫着，将我的记忆带回了坎特伯雷城郊，那里的白嘴鸦也呱呱乱叫，这种声音总会引得我伤心。我想到我的童年，我因为腼腆，虽然生活在一大群孩子中，仍然感到孤独，我的童年真是不幸，但那童年又是富足的，因为我心中充满了对未来模糊的幻想。头顶上是一样的灰色。我想家了。我站在东正教会的教堂台阶上，望着修道院里长长的一排建筑，望着一棵棵光秃秃的白桦树，但我看到的是坎特伯雷大教堂长长的中殿，殿上的飞檐，还有中央的塔楼，在我饱含深情的眼中，它比欧洲哪一座塔楼都要宏伟、可爱。

    革命成功后，小费就废除了。饭店和旅馆的服务员从此不收小费，而是取账单的一部分作为服务费。他们把小费看作是对自己人格的侮辱。人们出于习惯仍然会给小费，但是他们无一例外地拒绝接受。我就有过一次奇怪的经历。我有一次为了什么事大大地麻烦了旅馆里的擦鞋童，于是就想给他五卢布。他拒绝了，尽管我再三要塞给他，他还是不肯要。说来，如果这是哪个饭店里的服务生，接了小费有可能会被同事看见，那这也就没什么奇怪的，但是现在是在我房间里，只有我们俩，就算这个擦鞋童（这类人天生喜欢占点小便宜）拿我给的赏钱，也没人会看到啊。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服务生的观点的确是变了。这些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忍受着残酷的压迫，现在终于有了全新的感觉，隐隐约约体会到了人的尊严。他们是受了政客们蛊惑民心的煽动，但因此就诋毁他们实在是很蠢的做法，从自己拒收小费等一系列行为里，他们看到了展开崭新生活的希望。我问那个常接待我的餐馆服务员这种变化对他有没有什么好处。“没有，”他说，“以前我们收小费时赚的钱更多。”“那你还愿意再回到过去吗？”“不愿意，”他笑道，“就这样挺好。”这样的精神值得赞扬。但不幸的是大部分情况下，这些人越变越无礼。我们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面对无情的事实：人骨子里都是粗人，他们憎恶为同类服务，要想要他和蔼友善，就得付钱给他。

    萨温科夫[46]。革命前，他是恐怖分子的头领。他策划并执行了对普列韦和塞尔吉乌斯大公[47]的暗杀行动。他被警察追捕，逃亡了两年，使用的一直是一本英国护照。他最终在一家旅馆里被逮住了，被带进餐厅里，逮捕他的士兵就在那里写报告书。士兵们告诉他，若是他想要什么，可以给他。他要了苏打水和香烟。苏打水送了上来，执行此次逮捕行动士兵的长官从自己的烟盒里抽出一支烟，丢给他。萨温科夫火冒三丈，他抓起香烟扔到长官的脸上，说道：“您忘了，先生，我和您一样都是绅士。”他是笑着告诉我这话的。这正证实了我的理论是对的：我认为当人的情绪激动时，常常会言行夸张，说的话好似通俗剧里的套路。这就是为什么最好的作家写作时常常不忠实于生活的缘故。

    我问他被捕时心里是怎么想的，是不是极度恐惧。“不是，”他说，“毕竟，我知道这是迟早的事，当我当真被捕了时，说来也怪，我倒是感到松了口气。要知道，我原来的生活一直很紧张辛苦。我实在是累坏了。我觉得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现在我终于可以休息了。”

    他被判处死刑，行刑前那段时间被关押在塞瓦斯托波尔[48]。我听说他曾用他那雄辩的口才，说动了狱卒参加革命队伍，还帮他逃跑。我问他这是不是真的。他哈哈大笑。事实没这么浪漫。主管监狱哨兵的那个中尉已经参加了革命，被别人劝诱，最终放走了萨温科夫，用的是最简单的方法：中尉大摇大摆地走进牢房，命令把萨温科夫带出来，叫萨温科夫跟着他，然后就快步出了监狱。哨兵们看到长官经过，也没有提出质疑，他们就这样到了大街上。他们奔向港口，上了一条早已准备好的敞篷小船，划船过黑海。他们一路上多次遇到可怕的风暴，不过用了四天他们就抵达了罗马尼亚海岸。萨温科夫从那儿去了法国，一直住在巴黎和里维埃拉[49]，直到革命成功后才得以重返俄国。

    我说策划并执行那些暗杀一定需要巨大的勇气。他耸耸肩：“一点也不要，相信我，这和所有的事儿都一样，做着做着就习惯了。”

    彼得格勒。傍晚时分，这里会十分美丽。这里的一条条运河有着自己的个性，也许你会想起威尼斯或阿姆斯特丹，但这么想只是因为看得出它们有多么不同。这里的色彩淡雅柔和，它们好似粉彩涂抹，又具有画笔鲜能绘出的轻柔。能找到康坦·德·拉图尔[50]作品中梦幻的蓝色，淡淡的粉色，还有玫瑰花蕊的嫩绿、浅黄。十八世纪法国音乐的明媚忧伤会让一颗敏感的心涌上千般情感，这样的画面也会。这画面安详宁静，质朴纯真，这个背景衬着那些想象力天马行空、感情疯狂的俄国人，真是不太协调，但还是很让人愉快。

    我的第一位俄语老师是个敖德萨[51]人，浑身上下都是毛。他是个矮子，差不多都能算是个侏儒。我那时住在卡普里，我的房子建在橄榄树丛中，他每天下午都上我家来给我讲课。他不是个好老师，畏畏缩缩而且心不在焉。他穿着褪了色的黑衣服，戴着顶形状奇异的大帽子。他出汗出得着实厉害。有一天他没来，第二天也没来，第三天还是没来，于是第四天我出门找他。当初得知他很穷，我没认真考虑就预付了他讲课费。我一路找到镇上一条狭窄的白色小巷里，又经人指点爬到一栋房子的顶层。这是顶楼的一间小阁楼，热得像个火炉，里面除了一张轮式矮床、一把椅子和一张桌子外是空空如也。我看见我的俄国人坐在椅子上，一丝不挂，酩酊大醉，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大壶酒。我走了进去，他对我说：“我写了一首诗。”然后二话不说，也没意识到自己现在是一丝不挂，光着毛乎乎的身子，就摆出夸张的姿势，背起他的诗来。那诗很长，我一个字也没听懂。

    每个民族都为自己塑造了一个典范，并将自己的敬佩倾慕全都寄托其上，虽然鲜有人真能完全符合这个典型，但将它分析分析还是会很有意义也很有趣的。这个典范会随时代环境变化而变化。它是一个理想，小说家们都努力用血和肉来充实它。他们赋予这个美好想象各种特点，而这些特点正是这个民族此时隐隐约约渴望拥有的。不用多久，有些天真纯朴的人就被这些虚构的人物迷住，把他们当作模范，还真的据此改造自己。因此在现实生活中，你也能发现自己曾在小说中读到过的一些人物类型。作家们能虚构出一些性格特色，之后人们会把它们当做自己的性格，还真是奇怪。据说，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与其说像他同时代的人，倒不如说更符合他下一代人的特征；而曾有一度，只要在这世上转转，终归会遇到一些处处模仿吉卜林笔下人物的家伙。他们的品味这么差劲，倒也许值得我们注意。如今最叫英国人着迷的人物范式似乎是强壮而沉默的男人。他到底是什么时候闯进英国小说里的，这不好说。《简·爱》中的罗切斯特有可能是第一个例子，此后他就一直备受女作家们青睐。他之所以吸引女作家，吸引所有的女人，有两个原因：她们都渴望被保护，而从他身上她们看到了能够保护自己的力量，而她们又能左右这种力量，这便大大满足了她们天生的统治欲。因为这样的男人是在小说中和戏台上更常见，而不是在生活中，而且要描写一个男人，却总不让他表达自己，这实在是困难，所以虽然沉默是定义他性格的特征之一，却不是他最鲜明的特点，实际上他容易啰嗦。但原则上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话少，用词也不丰富。他和人说话时会用上一堆的术语，而这些人根本就不属于能听懂那些术语的人，作家用这个来体现出他是一个能干、会办事的人。他和一般的人打交道会感到窘迫，言行举止大有改进余地；但奇怪的是，尽管他和自己的同胞相处得很尴尬，和各地的原住民们来往时却从容潇洒，有天赋异禀。他不谙待客之道，在客厅里会茫然无措，但碰上狡猾的东方人却是棋逢对手。他对待他们慈爱而严格，就像一个好父亲对待自己儿子那样。他正直、公正、诚实。他算不上多爱读书，但他阅读研究的都是不错的文学作品：《圣经》、莎士比亚、马可·奥勒留[52]、《威弗利》系列小说[53]。他不健谈，若是说话一定是开门见山。他智商很高，但稍显褊狭，他知道二加二等于四，但永远不会想到在某些复杂情况下也可以等于五。他对艺术没什么耐心，对待哲学很天真。他从来不会对什么是“重要的事情”产生疑问，实际上，他从来看不出一个问题不只有一个侧面，这是成就他力量的一部分原因。他的性格比他的智力更好。他具有所有的男性优点，不仅如此，他还具备女性的温柔。但不能就此认为他完美无缺，作者总是在暗示他的风度礼节并非时时都好，有时候他甚至很乖戾粗暴；这样，若是哪个灰眼睛的英国女孩能获得他忠诚的心，将百炼钢化为绕指柔，那这胜利该有多伟大！他的脾气，虽然总是控制得很好，但也常常让人震惊，当他拼命忍着不发怒时，凹陷的太阳穴上便青筋暴跳。他的品性变化不定。有时他很纯洁，有时则相反，他在生命的某一个时期曾很是放荡不羁。他严厉苛刻，必要的时候还甚至会无情冷酷，但不管怎么说他还是心地善良的。他的相貌与他的性格相符。他有鹰一般的眼睛，头发卷曲灰白（尤其是两鬓处的头发），下巴方方正正，但那张嘴倒不显得坚毅。他是人中豪杰。就是这个强壮沉默的男人，肩负着白人的使命，缔造了我们的伟大国家，建设着我们的帝国，是我们实力的依靠、中流的砥柱。他在地球上人迹罕至的偏远地区无休止地辛苦劳作；他守卫着帝国的边疆：遥远的印度、帝国最荒凉的地区、非洲内陆的热带森林里都有他的身影。想到他，没有人不会顿觉骄傲，无比激动。只要是可望不可即的地方，就会有他。实际上，这就是他经久不衰的原因所在。

    小说故事献给这个世界的人物里，没有哪个能比阿廖沙·卡拉马佐夫更可爱了，他总能使书中遇见他的人感到愉快，也总能让书外他的读者感到愉快。他让人心情舒畅，就好像是英格兰六月的清晨，空中弥漫着花朵的芳香，鸟儿在歌唱，海上吹过带咸味的海风，海风拂过高地，成了清新的微风。你觉得活着真是太好了。你觉得能有阿廖沙这样叫人愉快的伙伴，活着真是太美好了。他有着这世界上罕见也是最美好的品质：他善良，与生俱来、纯真质朴的善良，这让所有天资聪明的人都显得平凡浅薄。阿廖沙并不怎么聪明，他不大会做事，有时看到这个世界如此混乱，想到只有态度更坚决果断才能解决问题，你也肯定会对他不耐烦。他不是一个行动果断的人，事实上他根本就不像是人，他几乎同神祇一般非人。他的美德是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他温顺、耐心、隐忍，他从不评判他人，他也许不能理解他们，但他对他们却有无限的爱。我想，这就是充满他灵魂的强烈情感，这种无私、热忱的爱，在这种爱面前，性爱叫人憎恶，甚至母亲对孩子的爱也蒙着凡尘。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残忍的人，却也仁慈了一次，他把阿廖沙的灵魂塑造得和他的肉体一样美丽。他像天使一样快乐，和天使一般从不知凡世间的痛苦。他走到哪里，哪里便阳光灿烂。他甜甜一笑便抵得过别人的聪明才智。他有一种无比美妙的禀赋：他知道如何安慰一颗焦躁不安的心。对痛苦中的人来说，他的出现，就像是发高烧时，感觉到心上人柔软冰凉的手在抚摸自己滚烫的额头。

    民主大会今起在亚历山大剧院召开。大会代表的是工农阶级，因此可以推测这些来自俄罗斯各地的代表们都是自己阶级里的典型。粗略看看他们的脸，我的感觉是从整体上看是，这都是些农民的面孔。当然那里也有许多犹太人，目光机警而谨慎，而我猜在这一大群人中（剧场里有将两千人）也不乏恶棍无赖，但总的来说，我的印象是这倒不是一群堕落的人，而是一群笨拙的乡巴佬：他们一脸无知，表情呆滞，浑身上下透着农民的狭隘、顽固和粗俗。尽管有些人带了硬领、穿了夹克衫，还有几个人穿着制服，我还是觉得他们更像是面向黄土、慢吞吞耕作的农夫。他们听着演讲，无动于衷。那些演讲非常之长。计划四点开会，实际上到五点才开始，而且一直持续到近午夜，这么长的时间里一共只有五个人演讲，每个人讲得都差不多长。演讲者们说起来都滔滔不绝，都一样的激越热诚；他们都非常郑重其事，根本就没想说点故事或开几个玩笑来调节气氛，让讲演轻松点。他们甚至不肯讲几条明明白白的事实，好让听众放松放松思想，只知道一个劲地概括、劝诫；每篇演讲实际上都只能算得上是一篇演讲的收尾。曾经有一个法学教授告诉他的学生们：“打官司的时候，如果事实对你有利，把他们‘砸进’陪审团的脑子里；如果法律对你有利，把它‘砸进’法官的脑子里。”一个学生问：“那要是事实和法律都对你不利呢？”“那就拼命砸桌子，”教授回答。这些雄辩家们就一直在拼命砸桌子，但这一点都不震人，伦敦南区激进党候选人争取选区选票时也是这样的。人人都说切尔诺夫[54]是“革命的邪才”，个个谈其色变，都认为他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但这个人其实既没有气势，也没有个性。他个子很矮，五官粗犷，满头白发。他看起来和世界各地的社会主义演说家都差不多，演说起来拖沓冗长，还强调这强调那的，让人厌烦。外长采赛特里的演讲倒是清楚明了，都说到了点子上，但他的演讲风格没什么特色，不过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做的很普通的演讲。这个庞大的帝国居然就由这么些个平庸的人来掌管，真是奇怪。我问自己，到底是什么让他们从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他们无论是性格、魄力还是智力都不比别人优秀到哪里去。

    真正让与会人员热情高涨的是克伦斯基[55]。这个人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就获得了如此了得的声望和权力，我很好奇，想见见这个人，但见到他后，我又大惑不解了，要说这人缺什么，他明显缺乏气力。我真不懂为什么他的对头们会认为他和拿破仑一样野心勃勃，有所企图。他像圣茹斯特[56]胜过像波拿巴。他坐在原来的皇家包厢正中，当主席叫到他上台讲话时，他沿着剧场的中央过道走上了台。他穿着卡其布衣服，身后跟着两个副官。他比我想象的要胖些，没蓄胡子，剃了个平头，而最引我注意的是他的脸色。我们经常会读到书上说谁吓得脸都绿了，我一直以为这只是小说家的杜撰，但克伦斯基的的确确就是这个样子。他快步走过去，上了台后，绕着理事会的桌子走了一圈，和每位委员依次握了手。他握手也就是抽搐似的抖一下，脸上仍然是紧张得毫无表情。他一副极其绝望、走投无路的样子。很明显，他非常紧张。这一刻对于他来说很是危险，舆论普遍指控他是科尔尼洛夫将军[57]军事叛乱的同谋，召开这次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们也对他充满敌意，大家都知道这次会议也许会决定他的命运，如果激进主义者占了大多数的话，理论上他们就会令他辞职，这样于他们有利。不知道若是那样他打算怎么做，但大家普遍认为他会拒绝，然后将自己的内阁迁到总司令部，把彼得格勒留给布尔什维克们，依靠军队来统治国家。他的开场白便是呼吁大家投他的信任票。他口若悬河地讲了一个小时，没带稿子，时时被打断。他很煽情。在乐池上面有个过道通往台上，他就不时地从这条过道走下台，最后几乎是站到听众中间，似乎是想感染每一个人，面对面地恳请每一个人都支持他。他这番呼吁针对的是人的感情而不是理智。掌声越来越频繁地响起，听众们对打断他演讲的人越来越不耐烦、越来越忿恨。人们似乎觉得这是一个诚恳且正直的人，就算他犯过什么错误的话，那也是无心之过。他的声音一点儿都不好听，只有一个声调，根本没有抑扬顿挫。他演讲起来不懂使用对比，而且要我说根本没有什么激动人的东西。他唯一的长处似乎就在于他严肃且超然。他讲完了，绕着桌子和代表们飞快地再次握手，掌声雷动，在一片叫好声中他回到自己的座位。他在自己的包厢里又说了几句，以感谢听众的掌声，然后没过一会儿就离开了剧场。他大获全胜。

    芭蕾舞。从舞者转瞬即逝的优美舞姿中，我看到生命的象征。这样的美要通过无止境的努力才能获得，凌空一跃，摆出优雅的姿势，这样的舞姿值得刻成浮雕，万古流芳。可由于重力拼命地将舞者向下拉，因此这样的美在获得的那一刻便消失了，只有一阵美妙的感觉留在记忆里。而生命，若是活出色彩，活得广博，便也像这舞蹈一般，只有到了它美丽的尽头才得以成为艺术品，并且刚刚达到完美便化为了乌有。

    萨温科夫坐在小酒馆里喝茶，这时一个农民走上前来问：“我上哪儿能找到上帝？”他醉得可有点厉害。萨温科夫看着他，表情严肃，但两眼带着笑：“在你的心中，我的兄弟。”农民半晌没有作声，那醉得稀里糊涂的脑子慢慢地消化着这答案。“那么，我这日子该怎么过呢？”萨温科夫反问道：“你多大岁数了？”农民看上去有些犹豫，他耸了耸自己宽阔的肩膀：“四十，”口气不太确定。“这个年龄可以相信自己的直觉了，”萨温科夫说，“你健康强壮，去干些你知道如何干的活儿，至于其他的就看你想做什么了。我就知道这么多。”农民定定地站着，目光柔和、友好，直勾勾地盯着萨温科夫，然后他摸了摸自己的胡子，深深地鞠了一躬，慢慢走开了。

    萨温科夫。他四五十岁的样子，中等个头，身材修长，有点谢顶，他的五官普通，眼睛小而冷酷，两眼靠得很近，可以想象得出，必要的时候，这双眸子会射出凶光。他衣冠楚楚，穿着立领衣服，打着条颜色素雅的领带，别着领带夹，身披礼服大衣，脚穿漆皮鞋。他看上去像个律师一样富足。他看上去一点都不暴力。他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位有教养的男士，虽多少有些平常，但也不乏卓越之处。他安静、缄默、谦虚。直到他开口说话，我才发现他的非凡所在。他说俄语，也说很棒的法语，他的法语地道准确，只是偶尔会弄错词的阴阳性。他说话很慢，似乎是一边思考，一边大声说出来，但很明显，他会用合适的词来表达他的思想，这可是了不得的本事。他的声音柔和、好听，口齿非常清晰。我从未遇到过哪个人说起话来如此有魅力。当话题要求严肃时，他便严肃庄重，当可以幽上一默时，他又风趣幽默。他的话句句在理，不可能不被他感染。他极能说服人，但是他说每句话都深思熟虑，态度之克制也令人肃然起敬，这说明他坚毅决断，也让人理解他何以冷酷无情。我从未遇到过谁能让我如此满怀信赖。

    他给我讲了一两则秘闻轶事。

    七月十八日一战，俄国军队一败涂地。克伦斯基一直和他一起亲眼目睹了军队的溃逃，然后克伦斯基邀萨温科夫一同乘他的车子出行。萨温科夫当时是陆军部长，以为他要和自己商量如何补救、扭转局面，就上了他的车。他们出发了，但克伦斯基一直一言不发，他坐在那儿，和一个吓坏了的、满心绝望的懦夫没什么两样。他终于张嘴，却冒出句哪个二流诗人的破诗，陈腐至极。萨温科夫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句无病呻吟的诗和他们国家的悲剧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他得出结论：“这个没受过教育的家伙就这么个德性，居然会用这么拙劣的诗来安慰自己。”相似的一幕在塔尔诺普陷落时又上演了，看见俄国军队潮水一般四下逃散，萨温科夫跑去通报科尔尼洛夫。科尔尼洛夫面无表情，毫不犹豫地立刻下令：“格杀勿论。”听萨温科夫说这个故事的口吻就知道他很高兴发现了一个和自己一样有气魄的人。

    另一件秘闻。他和克伦斯基一道从前线回来，抵达圣彼得堡，到车站时，底下的人呈给总理一封电报。克伦斯基扫了一眼，就把它递给萨温科夫，说：“你能不能处理一下？”这是一个女人替儿子求情，她儿子当了逃兵，要被枪决。这事情萨温科夫实在没法管，判决的不是他，他也没有赦免权。克伦斯基自己不想承担这可怕的责任，就把电报给了他。讲完故事，萨温科夫说：“最奇怪的是克伦斯基之后再也没提起过这件事，他一直没敢问我到底是怎么处理那事的。”

    他说克伦斯基是个只会说不会做的人，是一个自负的家伙，容不得一点不同意见，便找了一群马屁精围在自己周围。这人唠叨得都有些变态，他和手下的部长们聊天时会长篇大论地大做演讲，和副官们一起坐在车上也会对着他们发表演说。他是一个没受过多少教育、缺乏想象力的人，一个疲倦不堪、神经过敏的人。“如果他有点儿想象力的话，”萨温科夫说，“他就不会带着他那些女人入主冬宫了。”

    克伦斯基。他看上去身体很不好。大家都知道他是个病秧子，他也常说自己快要死了，好像还带了点炫耀的意思。他的脸很大，脸色是一种奇怪的黄色，而他一紧张时，脸就发青。他的五官不算丑，眼睛大而有神，但给人的整体印象依然是相貌平平。他穿着件怪衣服，是卡其布的，但既不像军装，也不是平民百姓穿的衣服，不好归类，而且脏兮兮的。他快步走进房间里，身后跟着他的副官，他匆匆地和我握了下手，那手握得机械但有力。他看上去似乎非常焦躁不安。他坐了下来，一边不停地讲着话，一边拿起一只烟盒，烦躁地合上又打开，掀开盖子又关上，拿在手里转过来又转过去。他的话说得飞快，一直用的是强调口气。看到他这么紧张，我也跟着紧张起来。他似乎没有幽默感，但却和孩子一样，喜欢开开玩笑，捣捣乱。他的副官中好像有一个年轻人在风月场上混得不错，女人们常常要打电话给他，而电话机就在克伦斯基的办公桌上。克伦斯基的人生乐趣之一就是代替他的副官接电话，装成自己是那位年轻的军官，和电话那头不知名的女子拼命调情。茶端了上来，还有一杯给他的白兰地，当他正张口要喝，屋里的副官拦住了他，酒精对他身体不好。听见他像一个被宠坏了的孩子一样，一通乞悯告怜，试图哄着年轻人让他喝一杯，只喝一杯。他乐呵呵的，动不动就开怀大笑。我想不通，到底是什么特质让他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升到了如此显赫的位置。从他的谈话里听不出他有多少文化，好像连普通教育也没有接受过。他毫无人格魅力。我既看不出他思想有多活跃，也没看出他精力有多充沛。但我实在没法相信他的升迁仅仅是事出偶然，而能坐稳这个位子仅仅是因为没人来顶替他。随着谈话的深入（他一刻不停地说着，好像自己累得刹不住话头一样），我似乎感受到了一丝可悲，我觉得自己很为他难过。我突然意识到，也许他的本事在于他能激起别人的怜惜之心，弄得别人想要去保护他，他身上有些极具感染力的东西，让你觉得自己应该去帮助他。他具有查尔斯·弗罗曼[58]的那种非凡品质，即能激起别人为他做事的欲望。不少人都说他非常自负，我倒一点也没看出来，正相反，我发现他质朴，且毫不做作。你不可能会怀疑他的诚实。我觉得这是一个诚心诚意尽全力做事的人，他充满了一种极为纯粹的热情，倒不是非常想为国家服务，而是满怀热情地想为他的同胞们服务。他这样感情用事，在俄国倒算是一种长处。在这儿，浅薄的情感流露就能带来不可思议的巨大收效，但性格谨慎内敛的英国人却会觉得这很难堪。我希望他的声音不要这样动不动就颤抖起来。听到别人如此直露地表达出如此高尚的情怀，真叫人有些尴尬。但这就是英国人与俄国人之间的差异。正因为此，两个国家将永远是陌路人。我最终的印象是这个人疲惫不堪，他似乎被权力重担压垮了。我很能理解他为什么无法果断行事，他怕把事做错甚于想把事做对，于是他什么事也不做，一直等别人逼到头上才去做。而到了那会儿，他最关心的就是如何避免承担可能归咎于他的责任。

    高更。克里斯蒂安尼亚[59]美术馆里的一幅静物，画的是各式水果，有芒果、香蕉、柿子，色彩无比奇特，真难用言语描述它们会让人产生多么纷乱的情感。画中有阴沉的暗绿色，像中国玉石雕成的碗一般，虽不透明，却灿然生辉，暗示着生命的神秘悸动；有腐臭的生肉般可怕的紫色，却又洋溢着感官享受的快乐，使人想起黑利阿加巴卢斯[60]统治下的罗马帝国；有红色，像冬青树的果子那样明艳（使人想到英格兰的圣诞节，皑皑白雪，大家其乐融融，孩子们欢声笑语），却又似乎被某种魔法变得柔和下来，最终变得像鸽子胸前淡淡的颜色；有深黄色，似乎带着奇怪的激情，渐变成春天般芬芳的绿色，又似山涧流水一般纯净。谁知道是何等扭曲的想象力创造出了这些水果？它们像是长在赫斯帕里得斯[61]波利尼西亚的花园里。它们看上去异常特别，似乎它们生长在凡世那段混沌的历史时期，彼时万物皆未定型。它们极尽奢华，带着浓郁的热带风情。它们自己似乎也拥有严肃忧郁的情感。这些是被施了魔法的水果，尝上一口，也许就会为你开启一扇大门，通往天晓得什么灵魂之秘，或是通往想象力世界的魔法宫殿。这些水果极其危险，人吃上一口也许会变成野兽，也许会立地成仙。

    * * *

    [1] 柯林斯（William Collins，1721——1759），英国诗人，擅以新古典时期文艺形式表现浪漫主义的情感，代表作有《黄昏颂》（Ode to Evening）、《诗性颂》（Ode on the Poetical Character）、《波斯牧歌》（Persian Eclogues）等。

    [2] 德雷克（Francis Drake，1540？——1596），英国海军上将。伊丽莎白时代最著名的航海家，是第一个航行太平洋、印度洋和南大西洋的英国人。1588年西班牙舰队入侵，他任英国舰队副司令。在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战斗中起了关键性作用，成为英国的英雄人物。

    [3] 汤姆·琼斯（Tom Jones）是英国作家菲尔丁（Henry Fielding，1707——1754）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

    [4] 此句出自英国桂冠诗人布里奇斯（Robert Seymour Bridges，1844——1930）的诗《一名路人》（“A Passer-by”）。

    [5] 一战时德国、奥匈帝国及其盟国土耳其和保加利亚。

    [6] 郝麦先生（Monsieur Homais）是法国作家福楼拜的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中的人物。郝麦先生是个药剂师，自私自负，喜欢长篇大论，满口医学名词和理论，而实际上他对医学根本一窍不通。他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获得荣誉勋位团勋章，而在小说的最后他也的确如愿以偿。

    [7] 库普林（1870——1938），俄国作家，作品揭露沙皇军队的腐败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代表作长篇小说《决斗》、《火坑》（旧译《亚玛》）等。

    [8] 柯罗连科（1853——1921），俄国作家、社会活动家。代表作有《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和《盲音乐家》等。

    [9] 索洛古勃（1863——1927），俄国象征主义诗人，著有诗集《火环》等。

    [10] 阿尔志跋绥夫（1878——1927），俄国作家，颓废文学的代表之一，其长篇小说《沙宁》鼓吹纵欲，宣扬非道德论。1923年逃亡国外。

    [11] 《熙德》（Le Cid）是法国剧作家高乃依（Pierre Corneille，1606——1684，法国古典主义悲剧奠基人，擅长运用戏剧场面揭示人物内心冲突）创作的剧本，是法国第一部古典主义名剧，取材于西班牙史，讲的是一对青年男女在爱情和家族荣誉之间挣扎的故事。此剧1636年首次公演便轰动了巴黎。

    [12] 康格里夫（William Congreve，1670——1729），英国王政复辟时期的风俗喜剧作家，擅长使用喜剧对话和讥讽手法，刻画并讽刺当时的英国上流社会，主要剧作有《老光棍》（The Old Bachelor）和《如此世道》（The Way of the World）等。

    [13] 威彻利（William Wycherley，1640——1716），英国剧作家，王政复辟时期喜剧作家之一，代表作有《乡下女人》（The Country Wife）、《直爽人》（The Plain Dealer）等，讽刺当时庸俗、自私和虚伪的社会风气。

    [14] 哥尔德斯密斯（Oliver Goldsmith，1728——1774），英国诗人、剧作家、小说家，主要著作有小说《维克菲尔德的牧师》（The Vicar of Wakefield）、喜剧《屈身求爱》（She Stoops to Conquer）等。

    [15] 《造谣学校》（The School for Scandal）是英国戏剧家谢里丹（Richard Brinsley Sheridan，1751——1816，作品多为喜剧，在英国戏剧史上占重要地位）的代表作。剧本讲的是一帮贵族男女整日以造谣生事为乐，专门破坏别人的名誉和家庭幸福，这个故事揭露了英国上层社会的虚荣、贪婪和虚伪。

    [16] 科策布（Friedrich Ferdinand von Kotzebue，1761——1819），德国剧作家，曾流亡国外，在俄国任官职，后由俄皇派往国外，被视为间谍，遭暗杀。写有《恨人与悔恨》、《捕猎》等大量剧本。《德国小市民》（Die deutschen Kleinstädter）这部喜剧充分展现了德国的乡村生活。

    [17] 阿诺德·本涅特（Enoch Arnold Bennett，1867——1931），英国小说家、批评家，写过许多以家乡五座工业城镇（即the Five Towns）为背景的小说，主要作品有《五镇的安娜》（Anna of the Five Towns）、《老妇人的故事》（The Old Wives' Tale）、《克莱汉格》（Clayhanger）等。

    [18] H·G·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英国作家，主要作品有科幻小说《时间机器》（The Time Machine）和《星际战争》（The War of the Worlds）等。

    [19] 贝斯沃特大街（Bayswater Road）是伦敦西区的一条大街，是伦敦最繁华的街区之一。不少名人，比如《彼得·潘》（Peter Pan）的作者巴里（Sir James Barrie，1860——1937）和英国前首相丘吉尔（Sir Winston Churchill，1874——1965）等，都在这条街上住过。

    鲁里坦尼亚王国（Ruritania）是英国作家霍普（Anthony Hope，1863——1933）在小说《曾达的囚徒》（The Prisoner of Zenda）中虚构的一个中欧王国的名字，在那里上演着一出出阴谋、一幕幕浪漫。因此在英语中，“鲁里坦尼亚王国”便是“浪漫国”的代名词。

    [20] 即Of Human Bondage，1915年出版。

    [21] 凡尔蒙子爵（Vicomte de Valmont）是法国作家拉克洛（Pierre Choderlos de Laclos，1741——1803）的书信体小说《危险关系》中的人物，他与梅黛女爵（Marquise de Merteuil）两人以性为武器，不断互相诋毁。

    乔治·黑尔爵士（Sir George Hell，“Hell”即“地狱”）是英国作家比尔博姆（Sir Max Beerbohm，1872——1956，英国漫画家和作家）的短篇小说《幸福的伪君子》（The Happy Hypocrite）中的主角。他原是一个喜好声色犬马、流连赌场的花花公子，爱上清纯的女舞蹈演员珍妮·梅尔（Jenny Mere），向她求婚却遭到拒绝。珍妮表示自己只愿嫁看上去像是圣人的人。黑尔爵士便买了一副面具，重新求婚，这次成功了。戴着面具的黑尔爵士不仅看上去像个圣人，还大行善举，生活节俭，同以前的自己判若两人，甚至连结婚证书上的名字也改作了乔治·黑文（George Heaven，“Heaven”即“天堂”）。婚后一个月，一次意外中黑尔爵士的面具被扯破，他原本担心珍妮看到自己的本来面孔会离他而去，但却发现自己的脸已和那面具长得一样，成了圣人脸。

    [22] 扎赫尔·马索赫（Sacher Masoch，1836——1895），奥地利作家，代表作是《穿裘皮的维纳斯》。他自己有受虐狂倾向，而笔下的男主角则个个都是受虐狂，作品多为虐恋文学。心理学上便用他的姓引申出 “masochism” “masochist”等词，用来指“性受虐狂；受虐狂”等心理病症和有这种心理疾病的人。

    [23] 阿廖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一个人物，是作者心中的理想人物。阿廖沙是老卡拉马佐夫的小儿子，与他的兄长们不同，他纯洁善良，童心未泯，公正无私，与世无争，富有同情心。他坚信宗教才是这黑暗世界中唯一的光明。他对所有人，包括他那个贪淫好色的父亲，都怀着爱心。人们信任他、喜爱他，向他敞开心扉。

    [24] 斯塔夫罗金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群魔》（又译《鬼》）中的人物，是一个没有道德准则，荒淫无耻、专门玩弄女性感情的贵族少爷。

    [25] 《天堂猎犬》（The Hound of Heaven）是英国修士、诗人汤普森（Francis Thompson，1859——1907）的长诗。

    [26] 穆迪（Dwight Lyman Moody，1837——1899），美国的一位福音传道者；桑基（Ira D. Sankey，1840——1908），一位美国作曲家、福音歌手。两人一起走遍英美两国，穆迪布道，桑基唱歌，呼吁人们皈依基督教。他们共同创作了许多福音歌，并出版了好几本基督教颂歌。

    [27] 加博里奥（Emile Gaboriau，1832——1873），法国作家，人们一般认为他是侦探小说的开山之祖。

    [28] 欧仁·苏（Joseph Marie Eugéne Sue，1804——1857），法国通俗小说家，倡导长篇连载小说，以描写城市生活阴暗面著称，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巴黎之神秘》（旧译《巴黎的秘密》）、《流浪的犹太人》等。

    [29] 亚历山大诗格（Alexandrine）是诗歌的一种韵律格式，要求每行诗含有六音步或十二音节抑扬格，三音步后一停顿。

    [30] 波伦亚画派（the Bolognese School）指的是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在意大利北部城市波伦亚兴起的画派。该画派的信条是取前代大师的优势，博采众长，创作出更优秀的作品。但在实践中，这个画派却流于模仿主义，作品大多毫无生气、虚有其表。

    [31] 于连·索雷尔（Julien Sorel）是法国作家司汤达的著名小说《红与黑》中的主人公。

    [32] 艾尔·格列柯（El Greco，1541——1614），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画家。“艾尔·格列柯”并非其本名，只因他出生在希腊，画作上又总用希腊字母签名，他便得了“El Greco”（西班牙语中“希腊人”之意）这个诨名。格列柯的作品多为宗教画、肖像画，受风格主义影响，色彩偏冷，人物造型奇异修长，代表作有《奥尔加斯伯爵下葬》等。

    [33] 奥克塔夫·弗耶（Octave Feuillet，1821——1890），法国作家，出版了许多部小说，代表作有《小伯爵夫人》、《卡莫尔先生》等。

    [34] 谢尔比列（Charles Victor Cherbuliez，1829——1899），法国小说家，代表作有《挑战》、《罗薇尔小姐》等。

    [35] 于斯曼（Joris-Karl Huysmans，1848——1907），法国颓废派作家，代表作有《沉浮》、《逆流》等。

    [36] 玛蒂尔德公主（Mathilde Laetitia Wilhelmine Bonaparte，Princesse Française，1820——1904），拿破仑一世的侄女，法国公主。她的沙龙里聚集了当时的文学艺术名流。

    [37] 赫尔岑（1812——1870），俄国作家和政治活动家，倡导适应俄罗斯国情的社会主义，即农民民粹主义。1861年制定解放农奴法令时，他抨击该法律背叛了农民。之后，他便把精力完全投入到《往事与随想》的创作上，这本散文集被公认为俄罗斯最伟大的散文作品之一。

    [38] 巴枯宁（1814——1876），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和理论家，1864年参加第一国际。他反对马克思主义，从事分裂活动，1872年被开除。

    [39] 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1815——1882），英国小说家。以虚构的巴塞特郡系列小说（Chronicles of Barsetshire）著名，包括《养老院长》（The Warden）、《索恩医生》（Dr. Thorne）等，其他重要作品还有政治小说《首相》（The Prime Minister）、《你能原谅她么？》（Can You Forgive Her？）等。

    [40] 涅瓦大街是俄罗斯圣彼得堡最著名的大街，全长四公里。一路有图书馆、博物院、音乐厅、饭店等，旁边还有一条运河流过。

    [41] 邦德大街（Bond Street）是伦敦主要商业街道。

    [42] 和平大街（Rue de la Paix）是巴黎的一条大街，以优雅奢侈著称。

    [43] 科拉·珀尔（Cora Pearl，1835——1886），十九世纪巴黎著名的交际花。

    [44] 奥尔唐斯·施奈德（Hortense Schneider，1833——1920），法国十九世纪的著名女高音歌唱家。

    [45] 风鸣琴（Aeolian harp）是一种由风力鸣响的弦乐器，名称源自希腊风神埃俄罗斯（Aeolus）。由一长窄的木质音箱构成，上面纵向张以十或十二根羊肠弦，弦线长度相同，但粗细不一，所有弦线调成同度音。风力使其振动，依次发出更高的和音。

    [46] 萨温科夫（1879——1925），二十世纪初俄国的一个政治人物，组织和参与了多起震撼俄国的恐怖行动。1906年被捕，成功越狱，后一直流亡国外。1924年试图重返俄罗斯时再次被捕，后在狱中自杀（一说是被秘密处死）。他著有《一个恐怖分子的回忆录》等作品。

    [47] 普列韦（1846——1904），沙俄的内政部长。塞尔吉乌斯大公（1857——1905），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儿子，在其兄亚历山大三世和侄子尼古拉二世统治时期对政坛极有影响。

    [48] 塞瓦斯托波尔是黑海边一城市，现属乌克兰。

    [49] 里维埃拉（the Riviera）是南欧沿地中海一地区，在法国东南部和意大利西北部，是假日游憩胜地。

    [50] 康坦·德·拉图尔（Maurice Quentin de Latour，1704——1788），法国洛可可时期的肖像画家，特别擅长运用水粉。

    [51] 敖德萨市是前苏联西南部港口城市，现属乌克兰。

    [52] 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121——180），罗马帝国五贤帝时代最后一个皇帝，公元161年至180年在位。其关于斯多葛哲学（stoicism）的《沉思录》（亦译《自省录》）是历史上最重要的书籍之一，全面阐述了他的宗教观和道德观。其统治时期常被认为是罗马的黄金时代。

    [53] 《威弗利》系列小说（Waverly novels）指的是英国苏格兰小说家司各特的一组历史小说，以十八世纪苏格兰詹姆斯党人起义为题材，歌颂高地人民的英勇，也哀悼苏格兰氏族社会必然衰亡的命运。主人公威弗利既怀着正统思想，又同情起义者，在两个阵营之间徘徊不定。这个人物类型在司各特的历史小说里一再出现，被文学评论家称为“中间道路”主人公。

    [54] 切尔诺夫（1873——1952），俄国社会革命党创始人。

    [55] 克伦斯基（1881——1970），俄国政治家，曾参加过社会革命党，担任过俄罗斯临时政府总理、海军部部长和俄军总司令，后反对苏维埃政权，逃往美国。他善于夸夸其谈，又野心勃勃，列宁曾讽刺他是“小拿破仑”和“小牛皮家”。

    [56] 圣茹斯特（Louis-Antoine-Leon de Saint-Just，1767——1794），法国革命领导人。1794年被捕，与罗伯斯庇尔一起被处以死刑。

    [57] 科尔尼洛夫（1870——1918），1917年反革命叛乱首领，原先为沙俄将军。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同年8月被任命为临时政府军队总司令。9月发动军事叛乱，迅速被工人和革命军队粉碎。11月逃至顿河一带，组织反革命的“志愿军”。次年被击毙。

    [58] 查尔斯·弗罗曼（Charles Frohman，1860——1915），美国的一名剧院经理，以其成功的订票机制、剧场经营，以及对有前途演员的提拔等举措影响了美国的剧院产业。

    [59] 克里斯蒂安尼亚（Christiania）为挪威首都奥斯陆（Oslo）的旧称。

    [60] 黑利阿加巴卢斯（Heliogabalus）即埃拉阿加巴卢斯（Elagabalus，204——222），罗马皇帝，荒淫放荡，臭名昭著，强令罗马人崇拜太阳神；他处决异己，任人唯亲，还大搞同性恋放荡聚会，激怒了罗马社会。他宣布立堂兄弟亚历山大为继承人，后又改变主意，引起了禁卫军哗变。禁卫军将其杀死，拥立亚历山大为帝。

    [61] 赫斯帕里得斯（the Hesperides），为天后赫拉看守金苹果园的众仙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