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

教会、商界，也都有他们自己的标准。

    有些情况下，履行义务明显不是什么乐事，因此人们便常常忽视它，而为了逼人们履行义务，就必须设立新的奖惩项目。布尔战争时期，危险形势下，军官们随时准备投降，宁愿不要尊严，也要有机会活下去。直到其中一些被枪决，更多的被革职以后，大部分人才战战兢兢地逼自己鼓起勇气。

    说到底，牧师们宣讲的基督教，其独特之处在于罪孽意识。正是它让信徒的生活充满阴霾的威胁，让他们不能也不愿坦诚地面对生活。他们说除非承认罪孽的存在，任何人类理论都是不完整的。但罪孽是什么？罪孽就是让良心不安的行为。那么良心又是什么？它就是你做了一件别人（也许还有上帝）不赞成的事情后的感觉。若是尝试分析良心会很有意思。研究它是怎么产生的、人们怎么看它、它的心理学基础，以及它能影响的事情，这样的研究很有必要。帕坦人[12]杀了自己的仆人不会良心不安，科西嘉人[13]杀了世仇宿敌也不会觉得良心受谴。英国人小心谨慎，会犹豫该不该撒谎；西班牙人同样小心谨慎，谎话却是张口就来。

    可以说，切萨雷·博尔贾[14]是“实现自我”的最佳范例。就个体而言，道德唯一的规范就是使自己精神和肉体上的本能得到充分发挥。事业的审美价值就在于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切萨雷·博尔贾的一辈子和圣方济各[15]的一辈子是类似的。两个人都充分依自己的性格生活，达到了最高要求。社会只按行为对社会自身有什么影响来判断，就说一个人无耻而另一个圣洁。那么像托尔克马达[16]这样的人又该如何裁判呢？他是他那个时代最虔诚信教的人，而正是他完善了一种刑具，它造成的死亡和痛苦远远超过了不少持久、血腥的战争。

    个人不必对自己尽什么义务或负什么责任，对个人来说，这两个概念没有意义，只有在他与别人的关系中它们才能获得意义。就他个人而言，他拥有绝对的自由，因为不存在什么有权威的力量能对他颐指气使。

    社会为了自我保护而制定规章制度，但个人对社会不负有任何责任：除了谨慎之外，没什么束缚他的东西。他可以随心所欲，走自己想走的路，做自己想做的事，但如果他因为违反社会规定而受到惩罚，他就不应该抱怨。比设立法律更有效的社会自我保护方法设置“良心”，这样就可以在每个人心中安上一个警察，保证法律得到遵守。奇怪的是，即使是做一些最隐私、想想也和社会没有关系的事儿的时候，良心也会引导一个人按照外部组织的利益行事。

    基督教和科学的显著区别之一是前者承认、重视个人价值，而后者，即科学，根本不把个人当回事儿。

    人的善恶观是暂时的，因此良心也必然具有相对性。一个人在一个时代会因没做某件事而良心不安，而在另一个时代会因做了而后悔不已。

    常识常常就被当作道德标准。但是如果细究起来，逐条分析它的规定，其中的无数矛盾会震惊研究者。他将无法理解，不同的国家以及同一个国家的不同阶级和区域里有如此水火不容的东西，常识是如何把它们组织起来的。他甚至会发现，即使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阶级或区域内部，常识的各种规定通常也是自相矛盾的。

    看起来，有常识只是不动脑子的代名词。它由孩提时的偏见、个人癖好，以及报刊评论构成。

    在我们与他人的交往中，“常识”表现得极其公正无私，但这仅仅是做个样子而已。比方说这个问题：若是社会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也不再有苦难，此时是不是就可以纵情享乐了？常识会毫不犹豫地给出否定答案。

    如果谴责感官享受，那么这谴责就应该彻底。如果你谴责“食”“性”，那么你也应该谴责其他的欲望：对温暖和舒适的渴望、对运动的需求、对艺术和自然之美的享受。否则你谴责的就不是感官享受，而是什么其他弱点，只与食、性的享受有关。

    宗教体系的成功证明了人的自以为是，精神失常。

    没有哪种自负比基督徒对自己灵魂的看法更让人无法忍受。

    不能把智慧称作是美德，因为它要求一个人智力出众，而这不是人人都能达到的。如果说智慧是正确行为的前提，这句话也只能针对少数人说。

    直觉主义的基础是绝对道德，而它之所以不可靠，是因为指导人行动的直觉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以及不同的人之间是大不相同的。直觉在一个时代会告诉人要去谋杀，而在另一个时代则让他鄙夷这种想法。直觉判断看起来没有明确来源，但其实很容易就能证明它来自童年教育和邻里行为。解释直觉和解释广告一样：对一个人说一万次“皮尔牌肥皂能让你容光焕发，”最终他也就会相信这是事实，并且成了直觉。

    很奇怪，一位早期基督教神父圣克里索斯托[17]，居然暗示道德具有相对性。他写道：“现在它们（《旧约》的训诫）已经过时了，就不要问它们能带来什么好处；应该问的是在需要它们的时代，它们带来过什么好处。”

    享乐主义者应牢记自觉意识与幸福快乐不相容。如果他一心一意地要追求自己个人的享乐，快乐就会离他而去。

    欲望的初级阶段是让人愉快的，但随着它越来越强烈，会变得让人痛苦。到那时，欲望和痛苦的效果一样，我们会极力摆脱欲望，而不是继续追求渴望的东西。有时候爱情来得是如此猛烈，爱欲不再是令人愉悦而是叫人痛苦，那时男人会杀死自己所爱的女人，好把自己从爱欲中解脱出来。

    饥饿是一种欲望，处于痛苦和快乐交界处。比起人的其他状态，它最能体现这一道理：痛苦还是快乐全由欲望程度不同所致。当人不是很饿时，一点点的饥饿感是愉快的，想到食物让人快乐；但当饥饿难耐时，就只剩下痛苦了，那时人所想的不是一顿美餐能带来的满足感，而只是如何才能摆脱这种不舒服的感觉。

    “痛苦使人高尚，”人们发明出来为痛苦辩护的所有理由中，这一条最蠢。之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是因为基督教觉得有必要证明痛苦合理。痛苦不过是神经发出的信号，告诉机体现在的状况对它有害。如果我们说痛苦使人高尚，那我们完全可以说危险信号使火车高尚。但是我觉得，只要简单看一看生活，就足以让人明白，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痛苦绝不能提高人的修养，只能让人变得粗暴无情。住院的病人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肉体上的疼痛使他们变得过于关注自我、自私自利、牢骚满腹、毫无耐心、不公正且贪婪。我可以列出一长串由痛苦导致的坏毛病，却举不出一个优点。贫穷也是一种痛苦。有很多人，不得不生活在比自己富裕的人之中，深感自己的贫困，为此痛苦不已，我就知道很多这样的人。贫困让他们变得既贪婪又卑鄙，既奸诈又虚伪。它教会了他们各种各样的卑鄙手段。如果他们的经济条件稍微好一点，他们一定会是正直高尚的人，但在贫穷的折磨下，他们丢掉了廉耻心。

    对一般人来说，有这样一条生活原则就足够了：遵照自己由所处社会道德标准约束着的本能行事。

    他力图参透生命的神秘，思想焦灼躁动，啃噬着他的心；他愤怒，就像普罗米修斯，只是要渺小得多。

    我很乐意把生活看作一局国际象棋游戏，游戏基本规则不容置疑。没有人问为什么允许马这样古怪地跳，为什么车只能走直线，为什么象只能走斜角。只能接受这些规则，按这些规则下棋：抱怨是愚蠢的。

    伦理学是自然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因为人必须先认清自己在世间的位置，才能正确、理性地行事。

    说人类的存在是有目的、有结果的，不管这么说为了什么目的、希望什么结果，都是极其不合理的，这就如同整个古代和中世纪时期，人们接受“天体必须以圆形轨道运行，因为圆形是最完美的形状”这样的臆测一样荒谬。

    至于人类存在的目的这个问题，想想亚里士多德派对哥白尼体系的质疑，他们当时问，那最外层的行星同恒星之间无尽的空间是做什么用的呢？

    人类普遍具有的东西不可能是邪恶的。许多伦理道德体系都犯了这样的错误：它们多少有些武断地把人的某些品性定为“善”，把另一些算为“恶”。如果满足性本能从来没被视为邪恶，那人类幸福将会加大多少倍！一个真正的伦理体系应该找出这些人类普遍具有的特点，并把它们称为善。

    有些行为得人称赞，似乎是因为人们多多少少会从中受益，但有些引人注目、富于戏剧性的行为能叫他们欢喜、让他们激动，也就能得到他们的赞扬。

    我们并不经常有意识地把快乐作为我们的目标，但这不足以驳斥“人类行动往往以获得快乐为目的”这一说法。

    理论上说，只要不招致革命，国家的权利是无限的，唯一能限制它行动的是它自身的能力。因此，所有国家能比个体经营得更好的行业，国家都会将之国有化，只留商业中的一部分给个体，在这些领域，个体的贪婪可以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带来经济效益。国家应该永远记住曼德维尔[18]的格言多么有理：个体的恶就是群体的利。

    自由权：根本没有这样的权利，除非国家出于自身考虑而允许它。

    对个人来说，道德最多只能表达个人满足，它仅仅是个审美问题。

    强权就是真理。世上没有什么责任或者道义。就其本身来说，所有的行为都一样有理，唯一的道德标准就是国家利益。个人与国家之间达成约定：个人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按国家利益行事。

    就算四千万人同说一句蠢话，它也不会变成妙言警句；但如果智者因此而斥责他们，他就是在犯傻。

    对宇宙和人类而言，认知无限。一切都是相对的。没有什么是绝对的。道德标准由国家决定，而国家权力无限。强权就是真理。

    发展有什么益处呢？日本人吸纳了西方文明，这对他们有什么好处？马来人住在森林边缘，夏威夷土著居于肥沃的岛屿之上，他们难道不和伦敦贫民窟里的居民们一样快乐吗？这一切将怎么收场？有什么用？我不知道答案。

    快感是短暂的，这并不能证明它就是邪恶的，又有什么东西是持久永恒的呢？

    个人的思想是根本孤立的，认识到这一点极有益。我们只清楚地了解自己的意识，无法确定他人的意识。我们只能透过自己的个性认识世界。因为别人的行为与自己相似，我们就推测他们与自己相似，但最后却发现他们并不如此，叫我们大吃一惊。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惊讶地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是如此之大。我已经基本相信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我认为可以确证人所有的奋斗为的都是快感。禁欲主义者觉得“快感”这个词不好听，不少人更乐意说“幸福”。但是幸福只能被定义为持续的快感，而如果其中一个应该受到谴责，另一个也就不应幸免。如果构成一条直线的点都是“恶”的话，你就不能管那条直线叫“善”。的确，“快感”并不应该完全由感官享受组成，不过讲到这个词，人们似乎首先指的就是那方面的快乐，这颇耐人寻味。对一般人来说，比起感官享受带来的强烈快感，审美带来的快感、努力带来的快感、想象带来的快感根本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当他们听到“快感”这个词是不会想到这样一些“快感”的。

    一些人，如歌德，认为生命存在的理由是“和谐”；而另一些，如沃尔特·佩特，则认为是“美”。但是歌德教导人们要全面地培养他们的能力，叫他们要看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他这是在提倡毫不害臊的享乐主义，因为人越全面地发展自己，获得的快感肯定就越大。若把“美”作为生活的目的和终点，我觉得这有些愚蠢；这样的教义只能同甘不能共苦，遇上异常艰难的情况，就毫无用处。拉结[19]自己哭了起来，因为她无法安慰她的儿女，但是那天的日落依然同往常一样绚烂。

    良心。关于它的力量，约翰·亨利·纽曼在《为己申辩》中的一个注里说得好：人们“宁愿在良心约束下犯点错误，也不愿仅因为理性判断而事事正确。”

    神学家们说，科学到了一定地步就会遇到障碍，到时它只能承认自己束手无策。可难道宗教就能好到哪里去么？德尔图良[20]就宣称宗教也高明不了多少，他说：“Credo quia absurdum est.（拉丁语：因为荒谬，所以信仰。）”

    如果宗教的作用就是使人有德，那么只要能做到这点，到底用的是什么教义并不重要。似乎可以这么说，人碰巧出生在哪里，就接受哪里的宗教，这是最好的。所以，教士们为什么要去印度和中国传教，劝他们改变信仰呢？那里的人已经有了自己的信仰，他们的宗教足够履行宗教的主要职能。或许印度的印度教徒和中国的佛教徒中，没有几个能有印度教或佛教希冀的那般道德，但我们没什么理由硬要去插上一脚：我们都知道没几个基督徒能遵循基督教道义。要么是那些传教士认为，如果他们不传播、分享自己的信仰，上帝就会判决他们接受无穷无尽的折磨？难怪你要是说“我的上帝”，大家都觉得你是在谩骂诅咒。

    要是能证明畏惧死亡只是一种欧洲疾病，那会很有意思：看看东方人和非洲人是多么不动声色、泰然自若地盼望它的到来。

    完美似乎只是对环境的完全适应。但环境是不断变化的，所以完美也只能是一时的。

    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看法，那就是新事物是邪恶的：这在孩子和野蛮人的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野蛮人的兴趣爱好很少；他们的衣服价值高，就是为了能穿得长久；他们的艺术形式有限，因此他们不得不因循守旧。但是人的心底也有对变化的喜爱，纯粹是喜欢变化本身，而在文明的国度，它压倒了古老的恐惧。文明人有各种手段可以获得变化。比方衣着可以千变万化，因为大批量生产让它廉价、多样；比方可以看不同的风景，因为有方便的交通工具。

    同一句话不可能对两个人产生完全相同的影响，话里的词语在不同的人心中留下的第一印象常千差万别。

    没有人证明过阿波罗或阿芙洛狄忒不存在，人们之所以渐渐不再相信他们，是因为那种信仰不再与一般智力水平相匹配。

    人的尊严。当一个人厚颜无耻地把一切令人赞不绝口的优点都加到自己身上时，说到底，他就像那些东方小国的领主，个个正儿八经地说自己是大地的主人、太阳的兄弟。

    对个人所处时代的各种观点持一种怀疑态度，这是明智的。过去几百年里的那些观点，当时看起来是如此正确，如此有理有据，我们现在却一眼就能看出它们的荒谬错误。如今我们所接受的一些理论，它们似乎都有诸多叫人信服、十分合理的根据，我们根本不会想到它们也许并不可靠，也许就像那些我们已经确定是谬误的理论一样。它们或许和十八世纪关于“人的原初完美”的假设一样荒唐。

    他们在谈论V. F.，他们都认识她。她出版了一本充满激情的爱情诗集，而那些诗歌显然并不是献给她丈夫的。想到她竟然在他的鼻子底下红杏出墙，有这么长一段私情，他们都哈哈大笑，而且实在想知道他读这些诗的时候是怎么想的。

    这段笔记是我四十年后写的一篇故事的灵感来源，故事题为《上校之妻》[21]。

    各种美德是按照它们对社会的用途大小排秩序的：所以“勇敢”就高于“谨慎”，人们说那些拿自己性命做无谓牺牲的人是“伟大的人”，其实他只不过是个莽撞的家伙。“勇敢”是慷慨大方的，而“谨慎”则显得狡猾甚至是卑鄙。“放纵”是一个缺点，但是由于它并不明显地影响到公共利益，所以对它的态度就有些模糊。在某种程度上（至少是在英国），人们并不反对它，男人们会洋洋得意地告诉你他们曾喝得烂醉如泥。只有当放纵妨碍到了他人时才会遭谴责。对于那些他们能从中获得这样那样好处的性格缺点，他们是宽容的：那种寻欢作乐、挥霍自己时间和金钱的人，他们管他叫“棒小伙”，最糟也不过只是说说“他最大的敌人就是他自己”。

    每一代人都认为前一代人比自己更精力充沛、更道德高尚。人们总是抱怨现在的人不如希罗多德笔下的历史人物，你能在罗马共和国晚期作家的作品里找到这样的抱怨，在蒙田的散文和当今作家的文章里也能找到。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人们痛恨变化，恐惧变化。习惯会变，但人不会。

    我们要尤其小心那些不言而喻、显而易见的观点：它们是流行的，我们自小就听到大人把它们当做真理，而且我们身边所有的人也都毫无疑虑地接受了它们，所以我们很少想到要去质疑它们。然而最需要我们小心掂量的就是这些观点。

    前一代人的假设常常就成了下一代人的信条，这时若怀疑它们就是荒唐。但是再过一代，人们就会发现它们无用、过时、荒谬，因此把它们丢在脑后。

    * * *

    [1] 杰里米·泰勒（Jeremy Taylor，1613——1667），英国主教和作家，最重要的作品有《活得圣洁》（The Rule and Exercise of Holy Living）和《死得崇高》（The Rule and Exercise of Holy Dying）。

    [2] 利摩日（Limoges）为法国中西部城市，以陶瓷工业闻名于世。

    [3] 皮卡迪利大街（Piccadilly）为伦敦市中心一条著名的街道，有许多高档商店和酒店。

    [4] 佩特罗尼乌斯（Gaius Petronius，？——66），古罗马作家，著有欧洲第一部喜剧式传奇小说《萨蒂利孔》（Satyricon），描写当时罗马社会的享乐生活和习俗，现仅存部分残篇。

    [5] 阿普列乌斯（Lucius Apuleius，约124——170），罗马柏拉图派哲学家、修辞学家及作家，著有哲学著作《论柏拉图及其学说》等，最著名的作品是长篇小说《金驴记》，记叙了一个青年被魔法变成驴子后的经历。

    [6] 理查德·胡克（Richard Hooker，1554——1600），英格兰基督教神学家，创立安立甘宗神学，撰有《论教会体制的法则》（Of the Lawes of Ecclesiastical Politie）。“贤明的胡克”（the Judicious Hooker）是后人对他的尊称。

    [7] 托马斯·布朗爵士（Sir Thomas Browne，1605——1682），英国医师和作家。他的散文以文辞华丽著称，著有沉思录《一个医生的宗教信仰》（Religio Medici）。

    [8] 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英国历史学家，著有史学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记述从二世纪起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为止的历史。

    [9] 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诗人和批评家。主要著作有抒情诗《多佛滩》（Dover Beach）、叙事诗《邵莱布和罗斯托》（Sohrab and Rustum）及论著《文化与无政府状态》（Culture and Anarchy）等。

    [10] 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苏格兰散文作家和历史学家，写有《法国革命》（The French Revolution）、《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事迹》（On Heroes，Hero-Worship，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等著作。

    [11] 阿尔弗雷德·丁尼生勋爵（Alfred，Lord Tennyson，1809——1892），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最杰出的诗人，1850年被封为桂冠诗人，代表作有《亚瑟王之死》（Morte d'Arthur）、诗集《莫德》（Maud and Other Poems）、《国王叙事集》（Idylls of the King）等，他的作品对当时社会的传统思想有极大的冲击。

    [12] 帕坦人（Pathan）是分布在阿富汗东南部和巴基斯坦西北部的民族。

    [13] 科西嘉岛（Corsica），地中海上的一个岛屿，是法国的一个大区。拿破仑便诞生于此。

    [14] 切萨雷·博尔贾（Cesare Borgia，1476——1507），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私生子，曾任巴伦西亚大主教，枢机主教，为教皇的主要顾问。征服过无数属地。一般认为他是全意大利最令人恐惧的野心家、强权者和阴谋家。

    [15] （阿西西的）圣方济各（St. Francis of Assisi，1181？——1226），天主教圣方济各会及方济各女修会创始人，意大利主保圣人，规定修饰，恪守苦修，麻衣赤足，步行各地宣传“清贫福音”。

    [16] 托尔克马达（Tomás de Torquemada，1420——1498），西班牙多明我会修士，西班牙第一任宗教总裁判官，任职期间以火刑处死异端分子约两千人。

    [17] 圣克里索斯托（St. John Chrysostom，347？——407），希腊教父，398——404年为君士坦丁堡牧首，擅长辞令，有“金口”之誉，因急于改革而触犯豪富权贵，被禁闭，后死于流放途中。

    [18] 曼德维尔（Bernard de Mandeville，1670——1733），荷兰裔英国医生、作家，以《蜜蜂寓言》（The Fable of the Bees）闻名，认为利己主义是商业社会的主要动力，其思想对十九世纪功利主义有较大影响。

    [19] 拉结（Rachel）是《圣经》中雅各（Jacob）的两个妻子之一，约瑟（Joseph）和便雅悯（Benjamin）之母。“拉结为儿女哭泣”的典故出自《新约·耶利米书》三十一章十五节：“……在拉玛听见号咷痛苦的声音，是拉结哭她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

    [20] 德尔图良（Tertullian，约160——225），迦太基基督教神学家，用拉丁语而非希腊语写作，使拉丁语成为教会语言及西方基督教的传播工具，著有《护教篇》、《论基督的肉体复活》等。

    [21] 即“The Colonel's Lady”，1946年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