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行者不愿做乌鸡国国王

智之主，亦不能不关心国家的治乱。

    汉高祖得到天下之后，曾对太上皇说：“始大人常以臣亡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汉书》卷一下《高祖纪》）这种思想完全是以天下为自己的产业，既以天下为自己的产业，便不能不谋保全产业的方法。其法则为仁政。所谓仁政，照孟子说，就是养民教民之道。孟子见梁惠王，教以如何养民，如何教民；而其结论则曰“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即孟子不是为人民的利益而主张仁政，而是为人主的利益而主张仁政。换言之，仁政的目的在使人主能够王天下。不过人主要王天下，不能不得民心，欲得民心，宜行仁政。王天下是仁政的目的，得民心是仁政的手段。所以孟子虽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其实人主施行仁政，也是出于自己的利益。

    历代帝王要保全自己产业的天下，遂基于仁政思想，不能不注意人民的利益。所以人民虽受专制政治的压迫，有时尚可托蔽于“家天下”的观念，而得稍息仔肩。现在试以汉代为例言之，“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破坏可谓甚矣。“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同上）民穷财匮实在到了极端。但是古代政治家尤其理财家未曾口说民生，行则民死。他们还是依照正统派经济学的观点，培养税源，绝不竭泽捞鱼，杀鸡取卵。高祖在财政极端困难之时，一方“轻田租，十五而税一”，他方“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同上）孝惠高后时，萧、曹为相，绝不乱谈建设，反而“填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这样，天下安定了，“衣食滋殖，刑罚用稀”。（《汉书》卷二十三《刑法志》）文帝即位“躬修玄默，劝趣农桑，减省租税”，于是“畜积岁增，户口浸息”。（同上）到了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牝者摈而不得会聚”。（《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这便是武帝能够讨伐匈奴的原因。伟大的军事行动须有充足的财政基础，而充足的财政基础又须有健全的国民经济。顾到军事，忘及财政；顾到财政，忘及经济，一旦开始作战，必将自食其恶果。武帝征伐四夷，“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汉书》卷七十五《夏侯胜传》）汉家天下岌岌乎危哉！“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为富民侯，下诏曰，方今之务，在于力农”。（《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即又顾到人民的利益，而致力于国民经济的复兴。昭帝即位，“委任霍光，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汉书》卷七《昭帝纪·赞》）于是“田野益辟，颇有蓄积”。（《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宣帝“用吏多选贤良，百姓安土，岁数丰穰，谷至石五钱”，（同上）所以到了元帝时代，国家财政随着国民经济的繁荣，又恢复到武帝初年的状况。“都内钱四十万万，水衡钱二十五万万，少府钱十八万万”。（《汉书》卷八十六《王嘉传》）此后禄去王室，权柄外移，而王莽篡位之后，人心思汉，诸起事者非自称刘氏子孙，即以辅汉为名[4]，可知汉家深得民心。家天下者为了保全自己的天下，用人行政处处无不谨慎，故其结果，未必不利于人民。

    “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这是多么好听的话。西洋有一句话：What is everybody's business is nobody's business[5]。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反过来说，便是天下不是任何人的天下。天下不是任何人的天下，种种问题就由这里发生。何以故呢？天下不是任何人的天下，则人人对于天下之害均不关心，对天下之利均欲争取。人人争取天下之利，政治运动变为企业，而所谓参政权也就变质了，它不是参加政治的权，而是参加发财的权。悠悠风尘尽冒货之士，列官千官无廉洁之风，“选者为人择官，官者为身择利。而秉钧当轴之士，身兼官以十数，大极其尊，小录其要，机事之失，十恒八九。而世族贵戚之子弟，陵迈超越，不拘资次”[6]。朝纲解纽，奸伪萌生。国步艰难，他们更未雨绸缪，急急于聚财。国势危急，遂只见求生以害义，不闻见危以授命。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我在天下之中不过数万万分之一。利在天下，所得者微；利在一己，所得者大。剥削天下之脂膏，以利自己的一家，天下既非任何人的财产，在上同其利者官官相护，在下受其害者敢怒而不敢言。国势民风如此，贾谊当为之痛哭，孙行者所谓：“听有边报，心神不安，见有灾荒，忧愁无奈”，不过痴人说梦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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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三十七年“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徐广曰年五十。

    [2]　参阅《汉书》卷四十《张良传》。高祖问布：“何苦而反？”布曰：“欲为帝耳！”（《汉书》卷三十四《黥布传》）

    [3]　《汉书》卷一下《高祖纪》十二年，臣瓒曰寿五十三。

    [4]　参阅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三，王莽时起事皆称汉后。

    [5]　引自J. Bryce, Modern Democracies, Vol. II, 1931, p. 489.

    [6]　干宝《晋纪总论》，引自《晋书》卷五《愍帝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