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域鸿爪记

    其一 启程 芝罘 渤海史论

    明治三十二年，对我说来，是格外忙碌的一年。三月十二日傍晚，邻家突然着火，我在小石川租居的寓所，瞬间化为乌有，数年来费心收藏的图书，片纸未剩，烧成灰烬，就连亡友吕泣(1)的遗稿，自己幼年起抄录的各种文字，以及写就的文稿，罹祸之际，也无从择拣救出，同时化作了烟尘，每每想起，但觉不胜遗憾。到了四月，我第一个孩子降生，按人世习俗，人们都来庆贺，我也口称是件可喜可贺的事，但所添加的忙乱，却不亚于火灾降临的那段日子。过了三四个月光景，刚觉得安顿了下来，便又有了八月底前往中国的三个月旅程。去中国旅行，本是我多年向往的事，此时始得到机会，并在诸位友人的赞助下得以遂愿。秋田平洲在写给我的书简中说：“吕泣为《近代文学史论》所作序文中的期待，也由此得以实现，九泉之下的亡友，想必会为之感到宽慰。”不禁让我有不胜今昔之感。吕泣在他替我撰写的《近代文学史论》序文中这样写道：

    君不见，禹域四百州，风云似箭，烟雾如墨，何不速速负剑跨马，即刻渡长江，济黄河，北上长城，纵览平原？策文章之雄图，与俗子争得失，要非吾辈之所宜矣！

    此文遂成了他的绝笔。翌年一月，尚未等我能实遂他的这番期待，便先自遽告离世了。故而旅行之事拿定主意后的第二天，我便揣着该将此事最先告知吕泣的心念，去了他山谷深处的墓前。友人送别的筵席，除了极为亲近的几位所设的旨在从简的一席小筵，其余一概辞谢。八月三十日傍晚六时，从新桥出发，与前来送行的数十位友人在此叙别。后来听说，因为动身匆忙，友人有所不知，待我走后，还有去我寓所送行的。

    在邮船公司打听好班船的日期，决定乘坐仙台丸轮。仙台丸轮预定八月三十日横滨启帆，推想在神户开船的日子是九月二日。但此船不在定期班船之列，在横滨本已延迟了一天，到神户更是延迟了两天，待我在大阪料理过一些琐屑之事，九月一日后的那几天，便觉得难以打发，无聊愁闷自是可以想见。九月一日晚，应友人招请，共进晚餐之后，突然动了去奈良的心思，便乘上了凑町的末班列车，抵达奈良时，已是过了晚上十点钟的光景。求宿对山楼时，深更半夜的，硬是把早已入睡的侍者给唤了起来。过了夜半，因腹泻折腾，竟至一夜未能成眠。翌日上午，仍起不了床，甚感懊丧。到了午后，稍稍觉得好了些，便雇车驶往西京方向，去看了正在改建修缮中的唐招提寺的金堂，据说前身本是朝集堂，系奈良时朝廷所赐，一直留传到了今天，是颇有来历的一处古建筑，屋脊上的鸱尾还保存着原貌。前些年，我曾来这儿观览过几次，记得有一次是和过去一位熟人一起来的，寺里的小僧弥还用手指着我说：“来过好几回，都已熟门熟路了。”药师寺的三重塔也正在整修。向寺里的僧人一打听，说是去年十一月份动的工，按事先的估计，应该是这个月竣工，但延期到明年九月，实际也难以完工。工费为一万九千六百圆，其中一万八千余圆，系由内务省拨款。我来这里，是想得到佛足石赞和塔檫铭的拓本，以便中国之行时用作酬答的礼物，遂从寺僧那里每种各索要了两部。与有名的药师三尊齐名的圣观音铜像，昔日参观时留下的印象，至今犹在眼前，故而不必再看了。没多久，我便从这里告辞了出来。在郡山站乘上火车，到法隆寺站下，又雇车前往法隆寺，请得金堂释迦佛、药师佛及光焰背铭的拓本。此处金堂之侧佛像宝库中的各种宝物，我已观览过多次，就连它们的位置及朝向都已谙熟于心，因而也便没让人再去打开佛龛，得了拓本后，便打道回府，搭乘火车返回大阪。是夜，出席《朝日新闻》诸友替我送行的小宴会。翌日，即九月三日，前往神户，在神户住了一宿。料想接下来的四日这一天殊难打发，遂前往须磨探访病中的友人。未遇。遂只得在此过夜，投宿旅馆。因不想再去须磨寺求取叶笛之缘起及音寿丸类和歌之解说文字，起来又不是，躺着又不是，颇感度日如年。像这样举着笨拙不堪的双筒望远镜，一遍遍眺望海面的事，还从来不曾有过。就这样，翌日的九月五日一大早，便赶回了神户。船终于决定该日上午十时起航，这才重新登上仙台丸轮。

    是天阴天，午后渐渐下起雨来。此种天气行船，夜过濑户内海，航道颇不安全，遂于备与峡某灯塔下泊锚，待天亮后继续上路。名闻遐迩之濑户内海，固然景色旖旎，可我厌嫌记述麻烦，故且省略不记。若傍晚抵达门司(2)，即在马关上岸，一遣船中之郁闷。

    七日正午开船，这一带该是与故国道别的地方了，不由生出几分凄怆。待船绕过彦岛，雨便止歇，但见船前天色，晴空万里。航路却并非如预想的安稳平静，自傍晚至深夜，玄海(3)一带，仿佛惊涛崩裂，船不时倾斜至四十度，船中器什跌落之翻滚破碎声，与击打船舷之浪涛声，交错糅杂，令人魂飞魄散。横卧于船舱被窝，因晕船折腾起身不得，痛苦不堪。当此之际，惟有横卧方是万全之策，睡着了，也便感觉不到晕船，于是一头睡去，直至天亮。清晨七时醒来，大海已异常平静。右舷所能望见者，当是朝鲜诸岛无疑；左舷望见之一大岛屿，则不知是何去处，询之船员，说是济州岛。此岛即古代之耽罗国，本自成一独立之国。遂随口吟和歌一首：

    极目眺望，

    大伽罗、耽罗国，

    彩霞飞渡大海间。

    架起双筒望远镜，眺望远处迎面而来之诸多岛屿，瘦石嶙峋之岛屿山间，似有一畦青葱田圃，当是岛人栽植以养家糊口者。茂林中，不时有村落人家影绰其间，景色与我濑户内海一带颇为相似。身穿白衣之韩人，五六人一伙，划着张挂蒲帆的船只，似乎是在那儿打鱼。将过午时，但觉诸岛退远，船渐离朝鲜，驶往山东方向。翌日，也即九日清晨，左舷前方现出一抹远山，询之船员：岂非山东地界乎？答曰：是。离故国越发遥远了，不知何故，心中不由一阵欣喜，真是不可思议。待船继续前行一时半刻，山东之成山角与白灯台，便已清晰出现在了眼前。经船员指点，陆军进攻威海时登陆上岸之荣城湾，一一得以辨认。殊出意料的是，成山一片荒秃，山脚土呈赭色，山坡平缓，海岸则尽皆危岩，山野为些许绿色所披覆，仿佛撒了一层沉香，俨然南画中常见之景物。国家之衰敝荒凉，一至于此，两千年郡县政治之余弊，令人惟有痛惜。过正午，船驶过威海卫海面。五时光景，驶入芝罘，即清人称为烟台之海湾，系缆驻泊。

    海湾中停泊有一两艘英国及他国军舰，另有清国新造军舰，似是一对姊妹舰，并排停泊于此。后来听说，即是“海容舰”与“海筹舰”。两舰夜间打出光束，来回穿梭于数哩(4)海湾间，俨然一副巡视四方的架势。因为是清国的军舰，故而平日里也颇神气活现。在我们船尾，有此地特有的轻舟模样的小船，船中置一方箱，有一吹笛少年，虽说曲子吹得荒腔走板，听来却也让人忍不住觉得哀伤。

    湾头烟罩四茫茫，吹笛何人度水长。

    来泊烟台无月夜，不忆家乡忆异乡。

    船泊芝罘暮色浓，少年吹笛牵愁肠。

    十日，早上七时，上岸。先至领事馆拜访吉田领事。邮政局长高垣氏系同县人，遂也前去造访。由岩村书记员处，详细打听得大沽至天津这一路之情形。又得高垣氏陪同，前往和城泰拜访三井物产会社(5)驻外职员大冈氏。仙台丸轮预定当天正午起航，中间有两三个小时之短暂时光可供利用，为完成上述走访，本想详细了解之该地商业情况，遂无从得以了解。约定天津至上海时再会，便各自道别。侨居此地之邦人约五十人，非官员而驻留此地者，约二十人，主要有高桥某、吉冈某、金升洋行及华伸洋行细井某等。除高桥某从事委托销售外，其余则主要负责此间出产铜材输出日本之事务。此地铜材之输出，始于前年，去年之输出额，折合白银为四万两。此地输入则以棉纱为大宗，去年一年，自我日本之输入额，即已达九万包之数，折合白银，当在五六百万两之间，且输入者皆为中国人。三井物产会社只是今年春季才开始尝试，正处于试验阶段。去年一年，我日本船舶来此港之停泊者，为一百零七艘，今年至八月底，则已达去年同样之数，预计全年当比去年增加五成。由我日本输入之物品，以棉纱为例，若不以总额而按比例推算，则中国各口岸当最有希望。此为所闻知之概略。欧人对此地贸易似不甚乐观，甲午战争之前，即已纷纷废业作归国计，战事之后，虽受事态变化之鼓舞而有所驻足，然前景似乎并不明朗。

    芝罘之形胜地势：半岛芝罘山，斗出北方，东面为断续之数小岛，环围湾口，茫茫碧波，注满其间，形成一大海湾。海湾异常宽阔，呈敞开状，似不适用于军事一类之目的。如今清国北部之良港旅顺、大连为俄国所租借，威海则为英国所租借，无奈之下，清国军舰只得系泊于此。此日，有一艘意大利军舰入港，趾高气扬，从清国军舰间穿行而过，突然掉过头来，下锚驻泊。近时正值两国纷争不断，目睹如此儿戏般之举动，不禁忐忑不安。街市即所谓烟台，逶迤向东，与威海、宁海相接。明朝时，此地为防御倭寇而设立烽火台，如今已有三万三千人口，干净整洁，则超逾预想，其海山风光，毋宁说跟日本十分相似。只是稍嫌阔大，无细微曲折，故而少细腻之情趣，惟有这一点与日本相异。风土凉暖宜人，驻留清国北方之外国人以此为避暑之地，可见气候之舒适。

    芝罘山与成山，同为著名之古迹。据《史记》记载：秦始皇二十八年，乃并渤海以东，过黄、陲，穷成山，登芝罘，立石颂秦德而去。二十九年，再登芝罘，刻石，碑文即由李斯用小篆所撰。三十七年，又以连弩候大鱼出而射之，自琅琊北至荣成山，弗见；至芝罘，见巨鱼，射杀一鱼。《史记·封禅书》曰：秦始皇礼祠名山大川及八大神，八神中第五神名曰阳主，祠于芝罘；第七神名曰日主，祠于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齐东北隅，以迎日出”。汉武帝太始三年行幸东海，登芝罘；司马相如《子虚赋》有句云：“观乎成山，射乎芝罘。”《福山县志》则有下述记载：山又名青城山。山前甘泉腴田，松卉阴翳；其背，峭壁如削，下临汪洋；有梁千户洞，洞中产异草；其东数小山，或岩石，或冈阜，棋布于水面之上，直接崆峒岛；其西南处，则巉岩相对，上有横石，曰石门；湖水出入其间；其西为迁乔谷，上有秦时刻石二处，俱为李斯小篆，今已毁。（所引，据《大清一统志》。）关于此古碑，高垣氏留心甚久。至今残存的仅是础石部分，碑石质地坚致清莹，想来不是当地所产。相传明代福山知县，担心因有此物，大官游览频繁，应接款待，不胜负担，便暗中将其投弃海中，自此之后，便连石片都不曾找到过一块。

    我尝持有一论：正如北欧上古之开化，乃萌芽于波罗的海海口之斯堪的纳维亚，中国之文明，亦是萌芽于渤海湾口之现象。齐国邹衍谈天之闳远，即源于此类海上之思想。燕齐方士，一时群起，播弄秦皇、汉武于股掌之上，则正是此类海上思想畅行于世间之时。后世之道教思想，虽依托于老子五千言《道德经》之旨，但与此等方士所言，及流传于《楚辞》、《山海经》中之昆仑说，则多有若合符节之处。当年秦始皇觅求仙人羡门之属，宋母忌、王伯侨、充尚及羡门子高等燕人，“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云云，事见《史记·封禅书》。近日欧西史家中，有主张印度宗教乃是从海上传入印度者，以至将“羡门”读作“沙门”。而芝罘西北，维系辽东与山东之一组群岛中，即有一岛名为“沙门”，与鼍矶、牵牛、大竹、小竹四岛相接续，苍秀如画；海市蜃楼，常明灭于此五岛之上，则见载于方志。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论列《博物志》中所言及之蓬莱方丈，及《十洲记》中之东海不死草、还魂树，称其说虽荒唐不经，然观登莱海市，楼台城郭与人物旌旗之状，瞬息而成，千态万象，根本无从摹写，则海上灵郁之气，泄而为奇怪瑰伟之物，固亦理之所宜有者。综而观之，进而思及我日本天神到来之路径，与任那、伽罗诸国古史之关联，则燕齐海上思想之发达，似亦值得从一有趣之方面做出研究。如是，则徐福率领童男童女，渡海来归我邦，诸如此类之附会传说，也可做稍有把握之解释。加以唐高宗显庆五年，苏定方进击百济，即由成山渡海前往，其时正值我日本齐明天皇在位，天智帝犹为皇太子，为谋求三韩复兴，遂与唐军交战；迨至其后，更有明代之倭寇。追溯彼此交涉之沿革，犹觉其与此地关系之深切，故不觉作此画蛇添足之论于兹。

    * * *

    (1)畑山吕泣，生卒年未详。内藤湖南友人，政教社社员。先后参与过当时颇有影响的杂志《日本人》和《亚细亚》的编辑工作。

    (2)门司，日本福冈县一港市。

    (3)海域名，位于日本福冈县西北海域，以冬季风波险恶而闻名。

    (4)英里旧作哩。

    (5)三井物产会社，1876年三井组合并两家较小的公司后创设，后成为三井财阀的核心。

    其二 天津 凭吊 与严、王二子晤谈

    船驶离芝罘。由庙岛、沙门岛，及星罗棋布于山东、辽东，构成渤海咽喉之诸群岛间穿行而过。当其时，夕阳欲坠，岛影如画，风力渐渐加大，海浪稍稍变得狂暴，但还不至于有玄海那么厉害。第二天，即十一日的上午八时，船行至大沽海面。这一带海水黄浊，水天间浑莽一片，凭借双筒望远镜才稍稍望见大沽炮台。十一时余，与船员村山及同船而来的田中氏一起，登上中国人之小舢板，驶往白河口。船夫四人，随从潮势之消涨，或下棹，或张帆，或曳绳，及至从炮台下驶过，进入河口，差不多已是下午三时。大沽炮台罗列于河口海岸，擂土筑成，虽甚工巧，只是显得单薄，形状细长，给人的感觉，俨然将实用混同于儿戏。炮也不见有海岸炮那般巨大，之所以还能持以固守，想来大致是因为有三四哩的浅滩，难以从海面趋近攻击的缘故。在两岸炮台间溯行不到数町(1)，船夫似乎担心白河曲折迂远，抵达塘沽费时，将贻误火车班点，遂频频手指日头，示意太阳行将落山，催我等弃船上岸步行，他们则担着行李跟随在身后。路上遇到三四个苦力，死乞白赖，纠缠不已，遂将行李交托给他们。这段路虽不过三四华里，却无一处树荫，顶着烈日行路，实是害苦了我等不习惯于徒步行走之人。抵达塘沽车站前邦人伊野氏经营之球乐场休憩时，已是汗湿衣衫，口干舌燥，差不多快要喘不上气了。讨得一杯茶来喝过，乘上五时发车的火车，在铁路上行走二十七哩，于下午六时半，抵达天津租界。

    铁道为单线，轨道很宽。客车有头等、二等车厢之分，但即便头等车厢，也无铺席褥垫，十分简慢。只是车厢构造之坚固，似要胜过我日本铁路客车之一筹。没有行李托运一说，均由乘客自行携入车中，并自行监管。而在无遮无盖、听任日晒雨淋的货车里，一直站立到终点的乘客人数，则远远多过客车乘客的人数。车到站后，照例无人维持秩序，这便是中国之特色了。担运行李之苦力与车夫蜂拥而至，甚至闯入车厢，场面之嘈杂，实难形容。据说，稍有懈怠，行李即被盗走，乃是常有之事。进入租界，照例要踏过架设在白河上的船桥。这一带人群极为杂沓，在蒙蒙烟尘间，彼此拥挤着走过，方知要看住担扛行李之苦力，大非易事。恰好有前往天津的伊野氏一路陪同，得到熟谙一方水土的伊野氏指点，我们一行才不至于迷失于路途，幸哉甚矣。

    透过车窗左右眺望，平芜接天，墁平如抚，不见丘陵。树木只看到杨柳，甚至不成其为树林。惟有栽种着高粱的田地，与上下及四面皆涂抹着泥土的村落人家，散落在这中间。天色与原野的相接处呈现为黄褐色，可见尘土之沉厚，竟致炊烟穿行于高粱地时，都不胜重负，难以升腾，只得横斜在一边。随处可见马群，马匹矮小而又精瘦。支起拱形顶篷的旅行马车一路奔走着，煞是有趣。到处是星罗棋布的坟墓，泥土本少黏性，风吹雨打过后，棺木的棱角便裸露在了外面，惨不忍睹。凡此种种，就像早已预料的那样，便是中国之景物了。

    三井物产会社、日本领事馆及正金银行(2)分行，是十一日晚至十二日，我们所走访的三个去处。在三井，邂逅了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当年在东洋青年会共事过的会友加藤主计氏。领事馆的井原真澄氏，是我在台湾时(3)便已结识的熟人。受到了十数天来一直渴望着的日本饭菜的款待，大喜过望。此外还会见了郑领事。正金银行的好友小贯氏，是上个月来到此地的，天津之行遂全得仰仗他来尽东道之谊了。此外，还叩访了大阪商船会社主管杉山氏下榻之阿斯特尔旅馆（Astor House Hotel）。杉山氏说，他是因视察清国航线一事，由上海来此，本有前往新开放口岸所在地秦皇岛视察之意，但因为归期迫在眉睫，恐怕难以成行了。

    天津租界，位于所谓的紫竹林一带，西洋建筑鳞次栉比，其气派之壮丽，实为预想之外，系咸丰十年（我日本万延元年）开设，与府城相距约一里(4)许。河口虽未如大沽，呈埠头状，然而里边却有这么些交易市场，殊为意外。与东京周遭相比，这里尘土更易轻扬，迷蒙一片。气候从这个月起就已进入凉爽季节，东京还在残暑中，故而要比东京好过许多。因为是空气干燥的地方，即便是盛暑，气温高达一百十度上下，也不至过于酷热难当。

    据说侨居天津租界的日本人有七十余人，有正金银行、三井、有信、樋口、武斋号等诸家商号。棉纱进口今年已压倒了印度棉纱，份额上升已达其两倍之多，其中三井经手的份额占到了总额的八成，以致中国人经手的进口额反而成了小额。贸易份额甚大，而侨民人数相对甚少，且邦人地位甚高，可与其他外国人并起并坐。井原氏认为，此番情形，为天津所特有，中国其他开放口岸则并不多见。我日本专辖制租界，位于紫竹林与府城之间，濒临白河。河滩一带，中国人所建之住屋，密匝猬集，不留一寸空地，对其做出整理，需要诸多费用。

    天津租界之盛衰，实与白河休戚相关。三四年来，河道益发迂回，河底日趋淤塞。以往涨潮时，千吨以上船舶都能靠泊租界岸边，如今则连小轮船都难以上下其间；纵然涨潮，大轮船也仅能傍近塘沽车站一带，两千吨以上船只，则难矣哉！浚疏河道之效力究竟如何，此一大问题，虽则天津租界各国侨民及清朝官吏有所讨论，但却莫衷一是，尚未听说有何定论。

    天津设府，还是近代的事。明代永乐二年，沿海设卫之际，天津亦跻身其间。清雍正三年，始改为直隶州，隶属顺天府；八年，始得升擢为府。如今俨然成为一大都会，人口号称有九十万之众（实际则为四五十万），但其城郭却不大，以致其街市，多半都在城外。

    李鸿章以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制府由保定移驻此地；二十余年间，因引进泰西新文化、新事物，在此地设立了众多的学校与机器制造局。海光寺机器局便雇用有工匠六七百人，用机器制造洋枪（即我日本之“小铳”）洋炮。据闻，另还设有东机器局，雇用工匠达两千余人，专门制造火药及各种军械，并雇用洋人工匠作为监督。水师学堂便位于东机器局一侧，系光绪六年李鸿章奏请设立。武备学堂则在杏花村隔河对岸，据说同为李鸿章奏请所设，学生定额为三百人，乃陆军士官之培训所，学堂兼学德语。育才馆则由光绪二十一年直隶总督王文韶所奏定，学生六十人，学英文、理学诸科。北洋大学堂，系同一年由盛宣怀筹款扩充，学生定额为二百余人。此外，俄文馆、卢汉铁路学堂、法文学堂等，均系近三四百年以来所创设者。

    滞留天津期间，所遇之事，特别值得记述者，乃是与严复、王修植、方若诸氏之晤谈，以及凭吊同乡友人石川伍一死难之所一事。

    石川伍一与我，同乡加之同庚，甲午战争之际任军事侦探，为战事中最先殒命之人。此次旅行，必欲凭吊其亡命之所而后安。至天津，屡屡向人打听其亡命之地，竟无人知晓。本来记得传说是被枪杀于天津西门外，照片则表明是古坟累累的郊外荒原。十五日下午，从租界所在地紫竹林，来到天津府城外，穿过据称天津最繁华的锅店街、估衣街，一路转转盘盘，来到西门前，由这里径直向郊外走上数町，穿过社稷坛、先农坛、烈妇坟、育婴堂、施粥厂，来到村落人家的尽头处，果不其然，但见千百个不知其名者的土馒头，零零星星地，与渺茫的原野浑然一色。我友战乱身亡之地虽无从辨认，但追想当年，心中感慨满溢而出，难以自抑。然而，石川殒命未及数年，竟不见有人以一石标识他的名字，而天津的侨民中，也没有一人知悉他的殒命之地，这尤其令人深感凄怆。

    与严、王诸氏会面，即为是日夜晚。由我设一小宴，招请他们至我下榻处的第一楼。大前天，即十三日，去《国闻报》馆见到记者方若（号药雨）时，顺便问及此地有哪些名流，方氏即告以数人名氏，分别为：

    严复，字又陵，福建侯官人，现为北洋候补道，水师学堂总办。

    王修植，字薨生，浙江定海人，现为北洋候补道，大学堂总办。

    陈锦涛，字澜生，广东南海人，现为大学堂西文教习。此人为清国算学名家。

    蒋国亮，字新皆，浙江诸暨人，举人，现为育才馆汉文教习。

    温宗尧，字钦夫，广东香山人，现为海关译员。

    王承传，字钦尧，安徽桐城人，现为旗兵学堂德文教习。

    均为通晓时务之人。本想请他们汇集一堂，见上一面。但《国闻报》西村氏忠告说，按中国人习惯，官阶不等，汇集一堂，则有所不便，故决定先宴请严、王二氏，方药雨及西村、安藤虎男（三人均为《国闻报》记者）、小贯庆治等人，也一并招请。

    严复年岁四十有七，二十年前曾作日本之游，十年前游学英国三年，熟谙英语，译有赫胥黎著书，名《天演论》者，印行于世。眉宇间有英爽之气。戊戌政变以来，于人人钳口、噤言自危之际，此公往往谈论纵横，不惮忌讳，盖系此地第一流人物也。王氏年岁四十有一，容貌温藉，为人得体，虽不解西方文字，犹任现职，是个有才干的人物。方看似犹三十上下，号药雨，兼擅作画。与他们所作一夕之谈，多半以笔代舌，虽尚来不及互尽底蕴，但也足以见出这些多少有些新思想之人物，所持有之主张，因而择其要者，记录如下：

    王 昨日方君见告，先生游历至此，未待我等尽地主之谊，即承先施之雅，甚感甚歉。严君已有转约，想来惠然肯来。

    闻先生为《万朝报》馆主笔，平日想必富于著述，不知是否悉已印行？能否以之见示？

    我 平生从事报纸行当，所著成书不多，身边所携仅一种，当乞贵鉴，只是邦文印行，难以得到大雅批正，此为恨事耳！（遂以《近世文学史论》一册相赠。）其余如《诸葛武侯》及《泪珠唾珠》，今皆未及携来。

    敢问贵国时局，当从何处着手，方见起色？

    王 政府诸公，大多已是耄耋之年，倦怠于政务，必无改革之望。鄙意须从百姓自相团结做起，只是鄙国之人不学无术者居多，见解甚为短浅，恐怕一时尚难语及。

    我 贵国时事，尚难变法耶？

    王 目前尚无从语及，大约十年之后，列国交相逼迫，即便上层不变，下层也不得不变矣。

    我 变法亦非可以轻易谈论之事，鄙邦三十年来，以变法为富强之本，然而，今日看去，措施失当者，亦复不少，这一点，宜乎贵国志士引以为鉴戒。只是鄙邦之人勇于进而拙于守，贵国之人则相反。进者退之，退者进之，贵国今日之事，想来犹未遑言守成耳。

    王 尊见甚为高明。去年诸君子，亦正坐知进而不知退之病。

    我 康、梁二君，我在海东曾见过。康氏意气过锐，此所以招致失败者也。开百年太平之基，当以培育精英为务。先生职已存此，望有待百年之后方能见效之事，毋期以岁月之间即成。只是，未来十数年后，不知贵国成何情状，为可虑耳。

    北洋大学堂，俊彦之士想必甚众，敢问现有学生几何？所课何事？

    王 敝学堂学生，分为八班，每班三十人。自进入学堂之日算起，八年后始得毕业。前四年教以传统之学，后四年则分习专门。专门则有律例、工程、矿务机器四科。敝人不通西国文字，忝列此职，抱愧之至。

    以外国文教授工艺、制造之学，事倍而功半，鄙国今日教育之法，即坐此病，此乃世界各国所无者。鄙意以为，教育之事，还须从广泛翻译做起。

    我 译书之局，今已撤销乎？

    王 北京去年已撤，目下上海学堂译局犹在，只是主其事者，均系急功近名之人，务以翻译武备之类书籍为要，则又误矣。近日严君拟在天津开设译局，已向北洋大臣言及此事，只是尚未得到允准。

    先生明日将赴北京，不克叙杯酒之欢，甚歉。大约十日之后，不佞亦拟赴京，不知先生在京将作几日勾留？

    我 当有十数天时间。先生赴京，拟寓何处？

    王 不佞赴京后，拟寓潘家河沿杨宅。届时当至贵国公使馆，访求先生踪迹。矢野公使亦是熟人。

    以上所录者，系与王薨生之对谈。

    严 先生何时抵津？拟作几日勾留？以前可曾到过北京？

    我 西历九月十一日来津，拟于明日前往北京，停留旬日之后，当再次回到此地。

    严 声应气求，不拘形迹，先生赏饭，及于不佞，不胜欣喜感念。

    我 承蒙方先生惠赠，得以奉读大著《天演论》，文字雄伟，不似翻译，诚可见出大手笔矣。

    严 因欲读者易于通晓，故不拘泥于原文句子次序，然而此举实非译书正法眼藏，弟近来所译之《计学》，则谨守绳墨，他日书成，当以求教。

    我 鄙邦明治维新之时，最患府帑空竭，以至借贷于富豪，以济一时之急。想来贵国时事，亦复如是。敢问府帑充裕，有何良策？

    严 国家岁入，止有此数，求其常足，主持财政者，当于新旧缓急之间有所斟酌。既已为新，则应节制其旧者。若新者日进而旧者不除，自然会日形不足矣，此正是敝国近日理财之大弊也。搜括无遗，以供给无益之军政，则尤其耗费财政。如今日之兵，虽百万之众，亦无益于胜负之数。先生以为吾言何如？（末节乃暗中讥刺刚毅(5)在江南、广东筹款之事。）

    我 敝邦之岁入，现为二亿五千万圆；以贵国十倍于敝邦之土，政府岁入不过一亿余万，其原因盖在于中饱私囊之弊。防范此等弊端，岂无良策可寻？

    严 “枵腹从公”，此人情所必不能者。故而，欲无中饱私囊之事，必先从增加俸禄始。俸禄不增而欲杜绝中饱私囊，则为虚与应付、自欺欺人耳。

    我 京中有可以与之谈论时务者乎？

    严 自戊戌政变以来，士大夫钳口结舌，何处有可与言时务者，吾不知也！

    今日得以一瞻丰采，殊感欣幸。当与足下缔结一重翰墨之缘。

    以上系与严又陵所谈之话语。此日严来稍迟，故所谈者亦较少也。

    如是，翌十六日赴北京，与正金银行小贯氏同行，不想竟闹出没赶上火车班次之大笑话，遂延迟一天，至十七日，方得以赴北京矣。

    * * *

    (1)町，日本旧时长度单位，1町约为109米余。

    (2)日本银行名，全称横滨正金银行，1880年创设，专事外贸金融，即后来东京银行的前身。

    (3)内藤湖南1897年曾任《台湾时报》主笔。

    (4)日本旧时距离单位，1日里约为今3.927公里。

    (5)刚毅（1837——1900），曾任军机大臣，后以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其三 北京 沿革 城墙赏月

    天津至北京的铁道，即所谓卢津铁路，又名津京铁路，在卢沟桥连接卢汉铁路。其间，由名为丰台的车站分叉出一股，抵达北京南郊的马家堡车站。马家堡与北京的外城永定门之间，相距仅我国的半日里之遥，故而站名就叫永定门。天津至永定门，急行列车三小时即可抵达，相距将近八十英里。宽轨，复线。客车的构造与塘沽天津间的一模一样。车窗外望见的风景，与天津附近一带相较，绿树转多，满目苍莽，铁路从南海子（位于北京南端的一处开阔园囿）绕行而过的那一段，原野的景色变得越发壮观，不时有骆驼群，或躺卧或直立，出现在眼前，一见这朔北风物，不由得精神为之一振。从马家堡坐上大八车(1)似的中国马车，驰走在蒙蒙沙尘之间。马家堡与永定门之间虽开通有电气铁道，但对携带行李者来说，在永定门换车却至为不便。进入永定门，右边为天坛，左边为绵延数町的先农坛红墙，两相间隔数百步，恍若一条纤细的丝线。穿行在其正中间的大道，自去年以来，修缮成了开阔畅通的砌石路面，直达内城正南的正阳门，其规模之宏大，实无愧于一个庞大帝国的都城。由此进入内城，从棋盘街右拐，便到了有公使馆大街之称的东交民巷的林氏家，我即客寓于此。城墙构造的宏大壮伟，虽已曾耳熟能详，但亲眼目睹之下，更是惟有为之惊叹而已。正阳门等，竟有离地九丈余云，城门在穿凿城墙而过的甬道外，更呈一偃月之形状。外门则通往正前方的一条道及左右的两条道，正前方的那条道通常是关闭的，因而左右的两条便成了通道。城中泥土呈灰色，就像轻灰似的，脚一踩上去，便飞扬起来，天色便变得晦暝不已。步行数分钟，衣服便都变成了灰白。如果坐上马车驴车，情形就更严重了，没蹄的尘沙高扬在驴马车的行迹之上，人影马影便都淹埋在了尘沙之中。不过，眼下正是清秋季节，天空寥廓，无风，凉爽，正是一年四季中最好的时节。当其蓬蓬春风从辽阔无垠的平野上吹刮而来，天色朦胧，日光为之赤红如血，当此之时，随你如何密闭于室内，也终难防得住尘沙粉扬侵入。由于风土干燥，冷起来冷得厉害，热也热得厉害，可人的体感却并不怎么强烈，因而很难说这地方便是有损于健康的。只是心悸这尘沙，便自行减少了出门的机会，因而侨居在这里的邦人，大抵都会为此而向人一诉其苦衷。

    正如在天津时严又陵对我所说的那样，戊戌政变以来，士大夫皆钳口结舌，无有敢出其声息者，因而我在北京，终未能找到一个可以一起说说话的人。据侨居北京的几位邦人讲，政变之前，翰林院人人都喜欢跟邦人交游，可如今则完全断绝了来往，会面之事更是一概回避。朝廷的排外情绪仍有时时发作的势头，眼下局势颇不明朗，报纸传闻，多为揣摩之谈，殆难置信。即便经由一道道麻烦的手续，去跟李鸿章等人见上一面，实际上也涉及不了与清国将来命运攸关的事，故而也便先自断弃了在这里与中国士人面晤的念头，决定暂且作一次长城之游览。

    按，今日之北京，乃辽、金、元以降之古都。辽太宗会同元年，擢升幽州为南京析津府，改筑都城，位于今日北京城之西南，周长三十六里，有八道城门：东面曰安东、迎春；南面曰开阳、丹凤；西面曰显西、清普；北面曰通天、拱宸。宋朝宣和年间（徽宗时），改名为燕山府，府城周长二十七里，楼台高四十尺者，九百一十座，环以三重城濠，开有八道城门。金贞元四年，废主完颜亮驾幸此地，称燕京，改为中都，析津府改为大兴府，下令增扩都城，周长七十五里，设城门十三处：东曰施仁、宣曜、阳春；南曰景风、丰宜、端礼；西曰丽泽、显华、彰义；北曰会城、通元、崇智、光泰。元世祖至元四年，改筑都城于旧城东北，方六十里，设十一道城门：正南曰丽正，偏东南曰顺承，偏西南曰文明；偏东北曰安贞，偏西北曰健德；正东曰崇仁，偏东南曰齐化，偏东北曰光熙；正西曰和义，偏西南曰肃清，偏西北曰平则。九年，取名为大都城。至正九年，十一门皆筑瓮城，架吊桥，以为守御之用。明洪武初年，改为北平府，于都城之北收缩五里，废弃东北及西北的光熙、肃清二门，其余九门一仍其旧。不久，改安贞为安定、健德为德胜、崇仁为东直、和义为西直。永乐七年，为北京城。十九年宫殿营建完毕，随即拓展城墙至周围四十里。正统二年，修筑城楼，四年工成，乃改丽正为正阳、文明为崇文、顺承为宣武、齐化为朝阳、平则为阜成。清朝鼎建，九门之名一仍其旧。城内定为八旗居址，其形状大致呈方形，以石头垒筑城基，砌砖，中间充填以泥土，城高三丈五尺，雉堞高五尺八寸，墙脚厚六丈二尺，顶端为五丈，周长四十里，相当于我六日里余。城门之上为谯楼，城墙四角则筑有角楼，均覆盖以绿色琉璃瓦。

    明嘉靖三十二年增建外城，又称罗城，按照原定的擘划，本该环围内城，建成一座方圆七十余里的大城，但由于工费浩大，只是建成了揽住南端并转而襟带东西角楼的这一部分。设七座城门：南曰永定门、左安门和右安门；东曰广渠门、东便门；西曰广宁门、西便门。嘉靖四十一年，七门加筑瓮城，至四十三年六月建成。瓮城高二丈，雉堞高四尺，墙基厚二丈，顶宽一丈四尺，周长二十八里，即为我四日里二十五町余。

    皇城位于内城中，呈方形，周长十八里（一侧之长度，则为我国之十一町五十间(2)也）。城墙高一丈八尺，墙壁涂成红色，上覆金黄色琉璃瓦。西南为大清门，稍北为长安左门及长安右门，东有东安门，西有西安门，正北方为地安门，旧时称北安门，顺治九年改称地安门。大清门内为天安门，天安门内又有重门，称端门。端门内，左为左阙门，右为右阙门。大清门则为三阙，飞檐重脊；天安门五阙，上覆重楼；以金水河相环绕，河上架设五座石桥。

    紫禁城则又位于皇城之正，呈方形，周长六里（南北长约我国之六町三十三间余；东西长则约为我国之八町二十四间余），墙高三丈，雉堞高四尺五寸。墙皆涂成红色，覆以红瓦。南面称为午门，左右两边则是左掖门与右掖门；东面为东华门，西面为西华门，北面为神武门。

    据《辽史·地理志》，皇城位于辽南京析津府西南隅。大内之门当时称宣教门；外边三道门，分别称作南端、左掖与右掖；西面为显西门，设而不开；北面为子北门。后改宣教门为元和门，改左掖门为万春门，右掖门为千秋门。金代，宫城周长为九里三十步；天津桥迤北称宣阳门，穿门而过，有文、武二楼，文楼折而向东，为来宁馆，武楼折而向西，则为会同馆；正北为千步廊，东西相对，廊的正中间各有一道偏门，朝东即为太庙，朝西为尚书省。至通天门，后改名应天楼，高八丈，有朱门五道，东西相去一里余，又各设一门，左为左掖，右为右掖。城正东称宣华，正西称玉华，北面称拱宸。元代宫城，周长九里三十步，设有六门：正南为崇天；崇天之左为星拱，右为云从；东为东华门；西为西华门；北为厚载门。四座角楼，则据于宫城之四隅。明代初年，于元皇城旧址建燕王府，即今日之西苑。永乐十五年，皇城向东改建，相距旧宫一里许。其时东华门外，民居逼迫，喧嚣之声，达于禁御，故而宣德七年，乃加以恢廓，将东华门挪移到河东，让居民搬迁至灰厂西面的空隙之地。概言之，辽、金以来，皇城屡经改徙，至元、明二代，制度乃备。

    金朝都城之残壁，至今犹残存于右安门外西南二英里许处。颓圮之土墙，高至二三丈，南北凡二英里，东折，亦二英里许，大致为其西南之一隅。从其周七十五里推算起来，似远远大于现有都城的规模，也大于元代的都城，据此当可想见海陵王的好大喜功。元代之规制也要大于现有之规制，所谓KHANBALIK（意为可汗之都），即马可·波罗所记述为KHAMBALIK者也。元都城之残壁，位于今城墙西北隅稍北处，朝北延伸一英里半许，折而向东四英里许，与今之北面城墙相平行，再折而向南延伸约一英里半许，与今城墙之东北角相交接。其西南残壁之中段，当时之门址犹存，环围以半月状之女墙，里边有一小寺观，与现时门的形状恰好相似。此便为都城沿革之大略。

    此行本打算上长城去观赏中秋之月的，可一行事不凑巧，延迟了一天出发，于赴长城的前夕，在北京城里过的中秋。是日走访古城贞吉氏，上北京城墙观月的事，便是在说话间匆匆商定的。筑紫辨馆的中村氏为此备下了酒和菜肴，一同前往者，有古城氏，《大阪每日新闻》的安大氏，筑紫的中村、伊藤二氏，加上我与小贯。从崇文门内的台阶，给了守城人一点钱，登上城墙，月亮已升离于外城城墙，高悬在那儿，多尘土的北京空气，惟有中秋最为澄净，白昼污陋憋闷、沙土掩住轮毂的街市，也洁净得有如冰莹一般。崇文门谯楼的戍卒，将戈矛之类的兵器当作手杖玩耍，正玩得兴致勃勃，也顾不上盘问我们是谁，在这里做什么。城墙每隔开三百码(3)，便会出现特别宽厚的一段，即所谓扶墙。我们在崇文门东边约第五个扶墙之隅，雉堞破损之处，铺席设筵。城墙上虽铺有砖瓦，但茂盛的杂草没过了人头，甚至还长着数丈来高的树木。月光倒映在城墙外的护城河里，随处都是北京居家的稀疏灯影，透过如烟的杨柳，闪烁其间。三三两两，徘徊在护城河边，鼻中哼着小曲的中国人的身影，则隐约可见。眺望中的都城，但觉无限凄凉，以致无法想象，这便是当今君临于四亿生灵之上的大清皇帝栖居的皇城，故而惟有潸然泪下。赏月之筵行至一半，海军中佐泷川也来相会，逾十时顷，乃尽兴而散，打道回府。

    * * *

    (1)日本旧时一种两三人拉的运货车。

    (2)间，日本旧时长度单位，1间约为1.818米。

    (3)长度单位，1码约为91.44cm。

    其四 长城 明十三陵

    二十日清早，偕同《朝日新闻》上野靺鞨及小贯氏，寓居主人林氏做向导，骑驴从北京出发。横穿东长安街，由东安门入皇城内，傍紫禁城城墙，一路迤北。出得城墙，但见林樾浓绿的山丘之上，二三亭榭，黄瓦丹柱，景色如画，那便是人们所说的景山了，又称万岁山，是明崇祯帝遭遇李自成之乱，留下哀痛的诏书，自缢身亡的地方，又称煤山。据传闻，山丘内里，皆以煤炭堆积而成，以备一旦有事，或都城被围等不时之需云云。然而，危急关头，既有如此坚固之城墙可供守卫，崇祯帝鸣钟召集百官，尚且无有一人前来应命；而晚近又见有这样的例子，咸丰年间，英法联军侵入之际，皇帝仓皇落逃至热河一带。那么，储存煤炭，以备不测，究竟又有什么用呢？这里地当大内北端，沿城墙西折，景山遂被拉在了身后。时不时地回首顾望之间，一行人便出了北边的地安门，迎面而来的是鼓楼。再向西北一路逶迤行去，右边所见者，据云便是当今皇帝生身父亲、已故醇亲王所建的某寺院。至德胜门（城北二门中靠西边的那道门），遂离开北京城。从这里到沙河驿，须得朝西北方向行走五十华里。行至八里处，见有元代城墙残存的土墙，人称土城。顾炎武《昌平山水记》中记述说：“正统十四年己未，也先奉上皇车驾登土城，以通政司左参议三复为右通政，以中书舍人赵荣为太常寺少卿，出见上皇于土城。”即是指的此地。这一路，路幅虽广，然皆为沙尘，马蹄过处，蒙蒙滚滚，加上日头炎热犹在，但觉呼吸憋闷不堪。驿站夹在东流的沙河上的两座石桥之间，石桥系明代所建，虽岿巍壮观，但已渐呈颓堕之态，桥上铺石高低不平，驴背颠簸，乘骑者殊为之苦。此驿有满兵驻守，为一把总所统领，但见城墙四处颓圮。用过午餐后上路，至南口，复西北行四十里，一行三人，皆已疲倦，遂在沿途一村落，路边稍事休息，但这一休息，就几乎站不起身了。途中，大致是居庸关一带，所见之山，奇峰列耸，呈荷叶皴状，渐近南口，则呈小斧劈皴状。其关隘之峻险，可想而知，实无负于雄关之名声，直让人按捺不住，一心只待明日之饱览了。这一带，田野平整如划，西山列峰群峙，白色的川濑砾石拖曳其间，村落林树四处星布，景色与我邦何其相似乃尔！数日间，疲惫于茫茫野色之眼界，为之焕然一新。途经略显高平之地，乃最宜于放眼观望的一个去处，盖所谓龙虎台也。元代之时，车驾巡幸上都，往来之间，皆驻跸于此台地之上，并留有明代成祖、宣英二宗北征时曾驻跸于此之古迹。午后五时，入南口镇。

    南口镇距北京三十英里，属顺天府昌平州，因地当居庸关南口，故得此名。镇以北，山势威逼，通溪流，遂成居庸关之峡路。《昌平山水记》曰：“居庸关南口，有城，南北二门。《魏书》谓之下口，《常景传》：都督元谭据居庸关下口。《北齐书》谓之夏口，《文宣纪》：天保六年，筑长城，自幽州之北夏口至垣州，九百余里。《元史》谓之南口，自南口以上，两山壁立，中通一轨，凡四十里，始得平地，而其旁皆重岭叠嶂，蔽亏天日。”即指此地。入镇前，已见镇之远方两山阻绝处，烽燧台高高耸立，颓壁与之相连，构成长城之姿。镇口有墙门，望去似与烽燧台连为一体。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曰：“明初既定元都，洪武二年，大将军徐达垒石为城，以壮幽燕之门户，即南口城也。”既如此，但觉今日之城墙，犹为当时之旧规，只是其南北口之戍守，自元代即已有之。金朝覆亡之时，冶铁锢居庸之重门，布鹿角蒺藜百余里，守之以精锐。元太祖问计于札八儿，答曰：由此向北，黑树林中有一间道，可一人骑行，若勒兵衔枚以出，终夕可至。乃遣札八儿轻骑前导，自暮时入山谷，至黎明，诸军已在平地矣。疾趋南口，金鼓之声，仿佛自天而降，金人遽告溃败。南口见载于史乘之关系重大者，即有如此。在一家旅店住下，一行三人则已体痿气疲得说不出一句话来，虽也洗澡、就餐，却连咀嚼的力气也都差不多消失殆尽，幸好得力于我随身带来的梅干，才稍稍提振起了些食欲。是夜同样月色清朗，峡口景致，想必十分静谧、奇异，但吃过饭后只想上床躺下，早已没了赏月的雅兴，遂将随身携带的寝具展铺炕上，躺下了事。这一带地当张家口至内蒙古的通道，一路上遇到的驼群络绎不绝。因为疲劳得太厉害了，彻夜惊梦不断。裹着夜色，从门外过路的驼铃声，时时轧轧作响的车辘轳声，驴马的嘶鸣，屡屡打破我的睡梦，由此方明白了在中国旅行的苦涩滋味。须得记述的是，至长城这一路，前来游览的外国人络绎不绝，因而在中国内地，就旅行而言，这要算是最为方便的一段了。二十一日清早，从南口出发。峡中晨风拂面而来，令人心旷神怡，疲劳、体力也稍觉舒解和恢复，并且也已稍稍习惯了驴背，也便不觉得本该诉说的苦衷，真的有想象的那么严重了。从这里至八达岭为四十华里，攀行十五里，为居庸关城。建筑颇有些年头了，应该可以认定是元末明初时的建筑吧？关门的左右，城墙蜿蜒，横涉溪谷，跨越峰峦，即便是峻绝异常得难以措足之处，也都筑起了重重叠叠的砖墙。最高峰顶，危岩之上，烽火台摩天而立，委实足以令人望之惊骇不已矣。志书中，有所谓“跨水筑之，南北二门”之记载。二门中间，有一座谯楼模样的建筑物，底下像是一道门关，却不设门扉，由坚致莹泽之石材建造而成，门阙不作半圆形，半截为八角形。门关里外有种种奇异的雕像。倾斜的天穹上，左右各为五尊佛像；四大天王雕像，则两两相对，分列于两壁，雕塑成半身裸露的模样；在两两相对的天王雕像之间，则以六种文字镌刻着《陀罗尼经》(1)，这六种文字即为汉文、梵文、藏文、蒙文、维吾尔文和女真文。据欧人考证，此处即是原先那座高大宝塔之基址云。根据其佛像的面相，其所使用的六种文字，以及荒置其关隘门户之功用，徒为庄严之摆设，且将其建筑在如此紧要的地方，加以考虑，则一见之下，大致似可想象得到，此系元代之制作者也。顾炎武《昌平山水记》则对之有如下记述：

    城之中有过街塔，临南北大路。累石为台，如谯楼，而窍其下，以通车马。

    上有寺，名曰泰安。正统十二年赐名。下窍处刻佛像及经，有汉字，有番字。《元史》泰定三年五月，遣指挥使兀都蛮，镌西番咒语于居庸关崖石。今其刻甚多，非一时笔。而元葛逻禄《乃贤诗序》言：关北五里有敕建永明宝相寺，宫殿甚壮丽。三塔跨于通衢，车骑皆过其下者，今亡其二矣。

    然而，孙星衍《寰宇访碑录》认为是元之至正五年。又近时李文田有诗云：

    过街石塔尽嵚岑，泰定三年凿字深；

    书法蒙古兼畏吾，眼明犹有顾亭林。

    且自注云：“《泰定本纪》：‘遣兀都蛮刻经咒于过街塔。’事在三年本纪中。余亲至其下，则至正丁酉，不云泰定三年也。”又云：“右过街塔图，俄人以为万里长城门额。”盖李氏以俄人门额之说为非，而以顾炎武寺塔之说为是。不过，判定泰定年间似乎有误，泰定所刻，我以为当为居庸关崖石，而非此塔基者，顾氏本误。至正丁酉即其十七年，《访碑录》作五年，亦误，五年乃乙酉。致误之因，大致可以推定。概言之，建塔之事当为至正十七年，只是彼崖石咒语，至今是否仍存留人世，则已无从得知。出北门，往一边再走上八里，即是上关之北门，皆刻有“居庸关”三字，从其字体的丰腴硬朗来看，当知尚是晚于明代的建筑。凡此沿途，苍翠山崖，屏列左右，皆由巉岩构成，大小斧劈，层出叠见，山势极为峻险处，则酷似石笋攒矗，其神奇之状，虽我邦名山，亦所罕见。倘若在吾邦，当可看到松桧点缀其间、涛声闻于半空、奔湍激石、脚下飞雪之类的景致。而此地的山上，惟有仅能蔽土的枯黄寸草而已，眼中所见，无非石砾间无力流淌的溪水，不时出现在溪畔的七零八落的杨柳和村家，稠密的羊群则与稀疏的驼群交相错杂。道路依傍重重阻隔的山势延伸开去，不过，倒也并不至于那么险峻。沙砾扑杂，驴蹄躞蹀，尘土自然也便飞扬而起。想起《唐土名胜图会》的画家，但凭我邦人之想象，便将松树等添饰在居庸关的景物上，遂成了匪夷所思，且惨不忍睹的一种景色。《水经注》云：

    漯余水导源居庸关山，南流历故关下。溪之东岸有石室三层，其户牖扇扉悉石也，盖故关之候台矣。南则绝谷，累石为关垣，崇墉峻壁，非轻功可举。山岫层深，侧道褊狭，林障邃险，路方容轨。晓禽暮兽，寒鸣相和，羁官游子，聆之者莫不伤思矣。

    如今，候台石室早已湮没不见踪迹，《水经注》称林树者，也早已不见一树，伤思云云，反而应该是针对其荒凉之状而发了。古今之变，竟至于此，但觉感怆难禁。稍稍前行，至一两山相逼、岩角掩流处，名曰弹琴峡。此处离上关七里，两边山崖上筑有小阁，安置佛像，截取原生之山石作为磴道。据欧人所言，此处为明代建筑。崖石上摩刻有“镇燕关”三个大字。又前行七里，为青龙桥，由此向前，道路稍稍曲折，行三里而抵达岭上。想来这里也是与前面两道关门差不多相同的一处建筑。大门两侧的墙由石头垒筑而成，虽历经二百数十年而不见有青苔簇生之迹象，当是此地风土干燥之缘故。长城蜿蜒绵延于此起彼伏的峰峦之间，极目四望，不知何处是尽头。关隘大门上镌刻着“北门锁钥”四个字，字体则与居庸关如出一辙。此处便是所谓的北口了，属于宣化府延庆州，岭高海拔两千尺云。稍稍下行，地势稍显平衍处，又遥遥望见一道关隘，但未前去观瞻，想来当是北口的北门了。由此前行五华里为一岔道，村树、民屋便参差散布在城墙的远方。由此向北，四周山峰峙立，中间自然坐落着一处乡村，从岭上望去，但见对面连绵的山峦，以及这边村落的屋墙、树林，历历在目，仿佛伸手可掬，不由得想起在谈山绝顶，曾望见过的大和平原的景致。宣化府的东南部，即连绵山峦之彼侧，但见地势与内蒙古相连接。下驴，踏上倾颓的城墙，从城墙上纵览前后形胜，山风拂袂，强劲得几欲将人掀倒。自古以来，有多少朔北英雄，策马奔赴中原，行至此地，但见烽火将熄，旌旗委地，无一卒守关，大有吞吐八荒之气宇，遥想此番情景，纵然不想为之神旺气昂，又哪里是我所能做得到的？！城墙一侧有一座古炮，虽经风雨锈蚀，但还残留着当时守备的遗痕，系明万历年间所制。按，《昌平山水记》云：“八达岭下视居庸关，若建瓴，若窥井。故昔人谓‘居庸之险不在关城，在八达岭’。而岔道又为八达岭之藩篱，元人于北口设兵，其得地形之便者欤？”待我亲身勘踏其地，始知顾氏之言，果真是明察条理。居庸之险，自古以来就有人谈论。《吕氏春秋》、《淮南子》皆视其为天下九塞之一。《金史》称：中都之有居庸，犹秦之有崤函、蜀之有剑门也。山由太行迤逦北向至此，数百里不绝。从山麓至山背，皆为陡壁峻崖，不可登攀，穿行其间的山径称为陉，居庸则是其第八陉。所设关隘，据《汉书·地理志》，则由来已久，然而，至今尚未有人能够依恃这道险要关隘而固守住此地。辽金之际，金元之时，延至李自成之明末，莫不是如此。顾炎武慨叹说：“地非无险，城非不高，兵非无多，粮非不足也，国法不行而人心去也。”如今南北二口之间，一路上的民家，门户上都还插着写有“守望相助”这四个字的小旗，但其实际效用，则根本难以指望。凡长城建筑，高二丈余，宽七八尺许，雉堞罗列，每隔数百步，有一阁状之谯楼，作为人力制造物，虽也备极雄壮，然而，因为绵延在山谷间，蜿蜒起伏，遥遥望去，仿佛只是镶在大幅布帛上的一道细小的镶边，虽有纤丽之致，却毋宁说，并不能进而给人以雄大之感。以此与山岳之雄、天地之伟、造化之大，做一番能力之比较，念及人类之渺小，心中不由得为一种凛然的崇高感所撼动。紧挨着城墙的，照例是高粱已被收割的旱地。岭头门侧的小石碑上，可以看到记刻着居庸关之由来的文字，但下半段已被折断，断裂的部分也已被丢失。中国人固执于实利而匮乏风雅之气，由此也可以略见其一斑。古炮未被掠走，当缘于其重量虽巨，但对中国人说来却铁价殊贱之故。此炮若是铜制，则怕早已亡失于往昔，而凭吊之客也将因此而减少一份发思古之幽情的名目。一行诸人，相语一笑，落座在断垣残瓦上，做片刻憩息，取出面包，聊充午餐。

    感念于壮美雄大之景致，归去的路上，遂抖擞起精神，加鞭策驴而行。至先前的那座古塔时，又低回流连不忍离去。回到南口，已是下午四时。是夜天阴，坠下二三雨滴，不免牵挂明天天气。天亮却是开晴，不时有微云遮住天日，反而蠲免了不少头顶烈日赶路的行客之劳累。正待前往明十三陵，遂沿着山边的小道，一路向东，原野小径不起尘埃，反而比大路好走。自居庸关绵延而来的峰峦，到了这里依然是奇岩攒叠，直刺苍穹，苍润欲滴，让人大饱眼福，心旷神怡。听说其间有三十华里，正寻思着将过二十里之时，便有一座陵墓率先出现在了左边的视野里。稍稍前行，待绕过一座小山峦，突然间，但见四周青山环围，方圆南北约二里、东西不到一里间，一道溪谷，自然形成一上佳之墓地。十余座陵寝依山而筑，金屋丹壁，若隐若现于翠绿树丛间，令人不觉心驰神往。十三陵无从一一遍观，游客至此，每每最想前往观瞻的，乃是历史最为悠久之永乐帝长陵，位于天寿山之南。我们一行也前往此陵。流经此地的河道上架设的壮丽石桥，大多已与河水一并荒圮，桥上尚可行人者，仅剩一二座之数。跨过最后一座石桥，尽是石块铺路，纵然杂草茂盛，也终不能将其掩埋于草丛之间，抵达陵前，但见墓墙内外，松桧之类，郁郁苍苍，想必都已是历经数百年沧桑之物矣。

    中国人有关坟墓之诗作，多用松楸一词，乃纪实之笔也。所到之处，无非杨柳、白杨、榆树之类，除此之外，不见有其他树木；其常绿乔木，惟于坟墓之畔偶尔见之。元、明以降之画，所谓青绿山水，除多见杨柳，殆已无有可以入画之树木矣，比之宋人笔下老郁苍劲之松柏，甚感柔弱无力，此亦当为眼界囿于实景之自然结果。邦人之从事南画者，因学此无力之笔法，不肖我邦苍郁多趣之景物，其愚堪可笑也。所作岩石，也无苍润之苔色，一味干燥枯瘦，此类文人画风，亦同样是地力竭蹶之故，遂成中国景物写生之格局。以此为尚，仿而效之者，则大谬。

    与一见外国人便顿起贪婪索钱之心的守陵人，费去许多口舌，且被狠敲了一笔，这才打开了墙门。右侧是一碑亭，碑的正面刻着顺治十六年上谕，无非是出于清朝笼络人心政略之考虑，表达其不忍听任前朝陵寝沦为樵牧随意出入之残破境地的一番美意；碑的背面，则刻着乾隆五十年，天子前来谒陵时亲笔题写的八韵诗，略陈其为前朝复仇吊民之意。右侧是嘉庆九年嘉庆帝的谒陵诗，韵次乾隆帝，同样也是御笔。往里经过的两道门，构架与我京都禅宗名刹如出一辙。坐落在左右的瓷制小屋，看去似是焚烧纸钱的地方。享殿结构极宏伟，石阶均为纯白之大理石，石阶中部及栏杆，雕刻甚美。门面宽约七十码，由十楹柱所支撑，进深约三十码，由六楹柱所支撑，楹柱周长一丈二尺，高三丈二尺，想来都是以传闻中云南、缅甸运来之楠木制作而成，一根楹柱需耗用一棵巨大楠木木材，不见有任何拼合之痕迹。里边安置一龛，朱漆已然剥落，龛中有一朱漆牌位，镌刻有“明成祖文皇帝”六字，烫金，从其字体及“明”字之上未冠一“大”字推考，当为乾隆年间所改置。龛前有一桌，陈放花瓶、烛台及香炉。至享殿后，进而过一道门，但见松柏密生，夹峙石道两侧，益增其庄严肃穆之感。再往里去，是一座大理石石坊（即牌楼）及同样用大理石制成的一方陈放香炉、花瓶、烛台的巨大石桌。再稍稍前行，便是陵寝了。据欧人称，陵寝周长超过半英里，高一百五十尺，为树木所掩映。宝城前一阁为两层，下层系砖砌，下通一条发出回声之甬道。入甬道前行，至一丁字路口，分左右两道，缘道拾级而上，便来到阁楼上层，四面洞开之明楼中央，竖有一巨大之大理石石碑，上面镌刻有“大明成祖文皇帝之陵”九字，“大明”二字字体颇小，篆文。碑面本以朱红色彩绘，剥落之痕，有如自然之纹理。阁中题名，多为邦人所为，也掺杂有欧人。由此处展望，十三陵之景物，大半落入眼中。陵寝建制大致雷同，只是格局大抵更小、更粗糙而已。

    又于陵前，食随身带来之面包，聊充午饭。打道回府时走的是主道，逆进陵时之顺序，一路看去。过断桥数百步，为三座满是雕刻之石制牌楼。由此向前，每隔二十码，便有石人、石兽分列于道路左右，成为一道甚为壮伟之景观。此即勋臣像两对、文臣像两对、武臣像两对，石马、石麟、石驼、石獬豸、石狮各两对。石兽则一对站立，一对蹲踞，皆长一丈余，以灰黑色砂岩雕塑而成。石兽的尽头处，有两根石柱，柱身镂刻有雷电纹。又有一座大碑亭，里边是洪熙帝即成祖嗣帝所建之成祖神功圣德碑，其龟趺长一丈二尺云，则碑身之高，自可推想而知。背面刻有乾隆五十年御笔三十韵诗，左边则刻有嘉庆九年之御笔诗。想必当与前面陵寝内之碑文，刻于同一时期。亭外四角，相距数步处，立有四根石柱，上面皆镂刻以龙形。由此出大红门，过石桥，则为五座大理石牌楼，宽九丈，高五丈，其工巧侈大，欧人殊为惊叹。盖其屋盖柱楹，远望之，俨然拼合构成，若近观之，整个牌楼，竟由一块巨石雕制而成，即便在中国，也是牌楼中最为奇伟与壮美的一座了。长陵至此，应在我一日里之遥，想来如此奇伟建筑，当初皆为长陵而设，因地域甚美，致使嗣帝相承，皆下葬于此地。至昌平州相距不足我一日里，即策驴疾驱而达。在城中一旅店小憩片刻后，即前往汤山，行三十里，复为沙尘所困，遂投宿于行宫旁一喇嘛寺中。汤山因温泉喷出而置行宫，如今颓圮已极，护栏与地板皆由大理石制成，壮伟华丽之温泉池，也早已掩埋在了草丛之间，数十间屋宇早已破败得面目全非。管理事务之官吏犹在，投之以一元，则数人可得入浴。二十三日清早，在此入浴后出发，至清河，午餐。上野氏在这里与我们道别后，即先行归去。我与小贯氏则由林氏带路，进而赶赴西山观览。其观览之记事，则详录于下：

    （谒陵之记事，本是为了便于后之游览者查考而作，虽欲竭尽记忆之所能而作详细之记录，然而，驴背观览，缺漏在所难免，故抄录顾炎武《昌平山水记》于下，以弥补我笔下有所不逮者。只是顾氏之时，恰值李自成残破之后，陵寝树木悉遭剪伐之时，如今则经由清朝之缮治，已颇恢复旧观。此外，当时石桥等尚完整存在，如今则已颓圮失修。诸如这样宜于斟酌而阅读的地方，我大致都作有插注。若取以彼此参看，方可以究明古今之变。）(2)

    天寿山在州（指昌平州）北一十八里。永乐五年七月乙卯，皇后徐氏崩，上命礼部尚书赵羾，以明地理者廖均卿等往择地，得吉于昌平县东黄土山。及车驾亲临，封其山为天寿山，以七年五月乙卯作长陵。十一年正月成，仁孝皇后梓宫自南京至，二月丙寅葬。二十二年七月辛卯，上崩于榆木川，十二月庚申葬。自是列圣因之，皆兆于长陵之左右，而同为一域焉。

    自州西门而北六里，至陵下，有石坊一座五架（即九丈大石碑，所谓五架，指六柱五间架）。又北有石桥三空（空，即三孔桥眼）。又二里至大红门，门三道，东西二角门，门外东西各有碑，刻曰：官员人等，至此下马。（此碑今已亡失，我已无从记忆。）入门一里，有碑亭，重檐四出，陛中有穹碑，高三丈余，龙头龟趺，题曰：“大明长陵神功圣德碑。”仁宗皇帝御制文也。亭外四隅，有石柱四，俱刻交龙环之。其东有行宫，今亡。又前可二里，为棂星门（此即我所记之三间石牌楼者），门三道，俗名龙凤门。门之前有石人十二：四勋臣，四文臣，四武臣。石兽二十四：四马，四麒麟，四象，四橐驼四獬豸，四狮子，各二立二蹲；近者立，远者蹲。石柱二，刻云气，并夹侍神路之旁。迤逦而南，以接乎碑亭。碑文后书洪熙元年四月十七日小子嗣皇帝某谨述。盖文成而碑未立。宣德十年四月辛酉，修长陵、献陵，始置石人石马等于御道东西。十月己酉，建长陵神功圣德碑；是时，仁孝皇后之葬二十有三年，太宗文皇帝之葬亦十有一年矣。然而始立者，重民力也。棂星门北一里半为山坡，坡西少南，有旧行宫，今存土垣一周。坡北一里，有石桥五空。又北二百步，有大石桥七空。大石桥东北一里许，有新行宫，宫有感思殿，今亡。宫东南有工部厂及内监公署，今并亡。大石桥正北二里，有石桥五空，又二里，至长陵。殿门神道，自嘉靖十五年世宗谒陵，始命以铺石，今稍残缺。自大红门以内，苍松翠柏，无虑数十万株，今翦伐尽矣。（此处树木，遂不复见缮植。自大红门至殿门，几不见有一树而草高竟以没人矣。）

    长陵在天寿山中峰之下。门三道。东西二角门。门内东神厨五间，西神厨五间。厨前有碑亭一座，南向，内有碑，龙头龟趺，无字。（此碑当系今顺治上谕碑，莫非事先为胜朝所设？不得而知。）重门三道，榜曰祾恩门。东西二小角门。门内有神帛炉，东西各一（瓷制）。其上为享殿，榜曰祾恩殿，九间重檐，中四柱饰以金莲，余皆髹漆。阶三道，中一道为神路，中平外墄，其平刻为龙形；东西二道皆墄。有白石栏三层，东西皆有级，执事所上也。两庑各十五间。殿后为门三道。又进为白石坊一座。又进为石台，其上炉一，花瓶烛台各二，皆白石。又前为宝城，城下有甬道，内为黄琉璃屏一座（今无存）。旁有级，分东西上，折而南，是为明楼；重檐四出，陛前俯享殿，后接宝城，上有榜曰长陵。中有大碑一，上书曰“大明”，用篆。下书曰“成祖文皇帝之陵”，用隶。字大径尺，以金填之（今已剥落殆尽），碑用朱漆，栏画云气，碑头交龙方趺。宝城周围二里。城之内，下有水沟。自殿门左右，缭以周垣，属之宝城。旧有树，今亡（此树后来又见种植）。

    《昌平山水记》就其余十二座陵寝之规制异同也作有详细的记述，还述及妃嫔诸王等之墓葬，如尽录之则嫌过于冗繁，故皆从割爱。只是诸陵寝中，仁宗（即洪熙帝）之献陵最为简朴，而世宗（嘉靖帝）之永陵最为壮丽精致，孝、长二陵也难以匹比。后之游者，若能得暇游览此二陵，以概其余，当无憾矣。这里斟酌《昌平山水记》及《大清一统志》，仅是记述诸陵寝之位置，以备吊古者参考。

    位于天寿山之南者，即上记成祖之长陵。其次则为：

    献陵（仁宗，即洪熙帝），位于天寿山西峰脚下，距长陵稍偏西北方向一里处。

    景陵（宣宗，即宣德帝），位于天寿山东峰下，亦名黑山，距长陵稍稍东北向一里半处。

    裕陵（英宗，即正统帝），石门山东面，在献陵西面三里处。

    茂陵（宪宗，成化帝），聚宝山，在裕陵稍西北方向一里许处。

    泰陵（孝宗，弘治帝），笔架山，在茂陵稍稍西北方向二里处。

    康陵（武宗，正德帝），金岭山，在泰陵西南二里处。

    永陵（世宗，嘉靖帝），十八道岭，嘉靖十五年改为阳翠岭，位于长陵东南三里处。

    昭陵（穆宗，隆庆帝），大峪山，距长陵西南四里。

    定陵（神宗，万历帝），小峪山，在昭陵北面一里处。

    庆陵（共宗，泰昌帝），在天寿山西峰右侧，距献陵稍稍西北一里处。

    德陵（熹宗，天启帝），双锁山檀子峪，在永陵东北一里处。

    思陵（庄烈，崇祯帝），锦屏山，在昭陵西边。

    以上为昌平十三陵。太祖孝陵在南京，因拜谒于做金陵之游时，故另有记述。景泰帝陵寝在宛平县西金山口，距西山十里。

    * * *

    (1)梵文音译，佛语，可译为总持或能持，即坚守护持种种善法，及祛除种种障孽之意。此处指《陀罗尼经》。

    (2)此处括弧中文字，及以下摘录顾炎武一段文字中所添加的括弧内文字，均为内藤湖南的解释语或校改补充语。

    其五 京郊寺 观文庙 观象台

    游览完长城，归路由清河向西南，径行于陇亩之间，走出不到数里，便早已望见一座七重高塔，挺立在丘陵之上。又前行未几，但见东面山丘上，金釉瓦屋，与日光相辉映，俨若缥缈仙山。前者为玉泉山，后者则是万寿山。玉泉山本是金章宗之行宫，虽与芙蓉殿故址近在咫尺，却并非为人们所知悉，这可是元、明以来帝王经常游幸的地方。到了清朝，康熙皇帝替它取了个静明园的雅号，随之也便有了十六景的名目。这里有清冷泉水，十分珍稀，从山麓间涌出，流至万寿山下，汇成昆明湖，一大胜景便由此而来。英法联军入侵北京之际，二山与圆明园并遭焚毁，摧残之痕，久久未经修缮，便这样听任外来游客观览凭吊。近年西太后分割军费，用于大兴土木，万寿山遂由以成为颐和园，直至戊戌政变前夕，西太后即一直栖迟于此，至今仍不准外人入内纵览，故仅是自墙垣沟渠外，稍得领略其大概而已。万寿山风情备极绮缛靡丽，山丘北面，殿阁堂塔参差沓叠，南面与四层圆楼相连，飞甍连栋，几乎绵延至昆明湖畔。屋瓦柱楹，间以金碧丹垩，一眼望去，俨然现身于空中之海市蜃楼，而映入湖水中之倒影，更是奇幻神秘，虽亲眼目睹，仍以为是耽于幻想所生之错觉。从这里到玉泉山下，须得踏过青龙桥。玉泉山之景观，则较万寿山清晰，也稍予人以萧索之感。除此前已曾遥遥望及的七重塔外，另外还有七重塔一座及多宝塔一座。塔身建在山腹，楼阁不甚华丽，想来是修缮尚未完工的缘故吧。此处地下涌出之清泉，以手掬之，但觉清冽冻人，据闻每日运往宫禁，以供天子饮用。泉水流至京城，汇为内外护城河中之水，若引以水道，则北京城中居民，可无须饮用有苦咸味之井水矣。然而，此事之于今之清国政府，固是无望之空头支票而已。两山之间，则铺展以北方殊为少见之数里稻田，柳青水绿，风景酷似江南。据说，此稻田属于官田，并设有稻田厂专司管理。

    万寿山之胜，以未能入观，故吾之所记，不免极为疏略，因抄译西人所记，以弥补其缺漏。此山在北方，乃罕匹之胜景，故记述实不该太过疏略。其记云：

    园内有一山丘，尝为几多绮丽之殿堂所蔽覆。一八六〇年，则为英法联军所焚毁。入门，从毁残零落之诸亭台间过，此处即为往时清帝游幸欢娱之所云。遂至昆明湖畔，山丘南麓浸濯于此，甚秀美，其北岸则有砌石而筑之高台，经雄伟之石阶可得而上。盖此台之左右上方，俱为大寺院之残垣断壁，而仅存丘顶之一部，其屋宇全以彩釉琉璃瓦修葺而成。山丘之四周，皆为众多更小之殿堂，尤以其北面者居多。其最为醒目者，当系高耸于山丘东北之浮图，塔身由彩砖构成，所谓多宝琉璃塔是也。复有青铜铸成之小阁，建于山丘南面、石台之西。虽状极废颓，但其整个景致，尚不失如画之美。伫身山丘，放眼瞻望，其感兴足以补偿登攀之劳矣。遥遥望去，北京都城之全貌，其堂、塔之参差者，皆一一收入眼中。眼前则湖光清莹，荷花掩映其间；西面，眼界则为蜿蜒之西山所遮断，但见群峰刺天处处岩壑，而以寺观镶嵌其间；东面，则圆明园之绿树郁然规整；山丘西面，则有塔桥，桥之中央为一亭榭，而石制之大舸与之相接，横陈于水面。与山丘遥相对应之湖中一小岛，呈圆形，以十七孔之石桥与湖岸相连。从岛中望去，最能领略万寿山昆明湖景致之奇妙。石桥附近之湖岸，置一铜制牝牛，制作甚工。

    二十三日，投宿于万寿、玉泉二山之间，青龙桥畔之某旅店。虽不能说狭窄简陋，但小贯氏却遭床虫侵袭，甚受其苦，幸好我未受到如此侵害。翌日之二十四日清晨，先向西山出发，取道于玉泉山北之丘陵间。这一带居住有不少旗人，多有头扎两把头发、长相不甚姣美之妇人，伫立门前，如观看西洋镜般，打量我等路过之二洋鬼子。待转过山丘，豁然开朗，西山诸寺，历历可数。

    西山诸寺，皆依山占胜而筑，遂历观卧佛、碧云二寺。卧佛寺在寿安山，面南而筑。据雍正十二年御制之碑文，唐代即有此寺，始名兜率寺；宋、元、明间，分别名曰昭孝、洪庆、永安；经雍正帝之弟怡贤亲王修缮，现名十方普觉寺。寺内旃檀佛卧像，据称为唐贞观年间所造，然据其容貌表情推测，当不会是早于明末之古物，特以其长及丈余而视为珍奇。有一历世宸翰之金字匾额，也留有当今西太后之手泽，行书，字体颇雄伟。入寺门，坡道两侧乔木蓊郁，恍若进入洞中，甚觉寂寞冷清。碧云寺位于香山山腹，坐西朝东，殿堂层叠，最后面之大理石制五塔，即便数华里之外，也当可遥遥望见。坡道两侧，民家鳞次栉比，登坡道，入墙门，便进到寺院境内。寺系元耶律楚材后裔阿利吉捐舍家宅而开山；明正德年间，太监于经筑墓穴于此；后魏忠贤在此大事营造，以至有了今日之华美壮观：事见于乾隆之御制碑文。寺已显得有些颓败，但殿宇连栋，结构之瑰丽尚未全失，得以想见当日阉竖之豪奢。寺内有一莲池，水从石罅间溢出，此即明神宗题有“水天一色”四字、康熙帝亦题有“激湍”二字之处。然秋色已老，连败叶都已无处寻觅。另有乾隆所建之五百罗汉堂一座，五百尊木雕之罗汉像，长凡四尺，面相堪称怪异，乃雕工拙劣之作。木雕之十界遍布数堂，虽也拙劣，或许是明末作品。一殿堂中见有乾隆帝亲笔所书之匾联，各处所见之此人匾联虽不计其数，然亲笔匾联则惟此一处。

    西山归来，由万寿山一路迤北，赴大钟寺之途中，路经圆明园，隔墙望见园内树木畅茂，闻说目下尚不准游客入内纵览，无从仔细辨识英法联军遗留的狼藉之迹，甚为憾事。在海淀用过午餐后，即赴大钟寺。大钟寺本名觉生寺，位于京城西北角数华里外。明永乐帝下旨所制之大钟，高一丈五尺，内外遍铸《华严经》，密匝无隙，字八分许，阳文，系沈度所书、道衍即姚广孝监造。旧时在城西万寿寺内，乾隆时移置此寺。寺为雍正十一年敕建，其建筑格局，与碧云寺等若我日本之黄檗(1)风有所不同，反与追摹明初风格之我日本京都五山(2)等处颇相类近。由此，于离开北京城之五日间，完成了此一路之游览。嗣后数日，又得以一览西郊天宁、白云、万寿诸寺观。

    万寿寺在西直门外数华里处。始建于明万历五年，由圣慈李太后出资数万，命太监冯保督造。寺之背后，叠石筑有三山，以象征普陀、清凉、峨嵋。殿宇极闳丽。虽康熙、乾隆年间皆经重修，但近年颇见颓败，西太后修建颐和园之余，随即将其作为游息之地，一并重新修理。殿堂无数，金碧辉煌，看去令人心往神驰。最为绮丽之二碑亭中，是乾隆御碑与西太后重修之碑，重修之碑系翁同龢手笔，是六朝风格字体，显得十分闲雅。只是寺中佛像，皆制作拙劣，不值一看。比邻万寿寺之延庆寺中，有一明代正德年间之碑。矢野公使偶尔寄寓此寺，因其夫人在此养疾，而前往探访，则已是该月二十九日之事，是日风霾晦暝，如同行走在雾中一般，骑在驴背上无法睁眼，往返甚为艰难，初次体验到了清国北方旅行之真实况味。以下谈及之天宁寺、白云观，即为该日所观览者。

    天宁寺在外城西一二华里处，此寺所值得观览者，当为其高大之十三重塔。过宣武门，傍近西便门，出外城墙，即见其突兀矗立于空中。始建于北魏孝文帝，初时名光林寺；隋仁寿年间，名弘业寺，建塔以藏舍利，高十三级。现今之塔，即为其遗制。虽经累世修理，原有格式却未见稍失。与我日本塔峰之十三重塔相类，只是高大远胜一筹。塔峰之十三重塔呈四角形，飞檐清婉，此塔则为八角形，矗立劲朴，此其形制之惟一差别。其最底层八面塔身所附之塑像佛体，虽几经改修，却一概不见有近世之堕落体式迹象，仅此，即足以显出其尊贵矣。

    白云观位于其北面，据说即为清国北方道教大本营之所在地。旧名太极宫，建于金代。元太祖得闻长春真人丘处机之道行，遂将其召至雪山，后即命其居于此，名长春宫。明正统年间，改为今名。门前牌楼正反面，则悬挂有“洞天胜地”与“琼琳阆苑”之匾额。观中甚为闳畅，殿阁连接，庭院则在最后。其结构之绮丽，堪称与万寿寺不相上下。加之亭院房室皆极洁净，在当地殊属罕见，委实是一个令人心情愉悦的好去处。正月十九日为燕九节，京城中人纷至沓来，游冶云集于此。观中道士皆闲雅有礼，不像佛寺僧人那般见钱眼开。门前有一酷似铁拐仙人之道士，人虽污秽，望之却也颇多兴味。寺观之记述就此打住，接下来，须得为文庙记上一笔。文庙，即大成殿，位于安定门内国子监东；结构与永乐陵享殿相似而稍稍偏小；正殿七楹，东西两掖为库藏祭器与乐器之所；东西二庑各十九楹，配享先贤先儒；殿内高揭之匾额，为清圣祖之“万世师表”及清世宗之“生民未有”等历代御书。境内老树系元代栽植云。大成殿前林立之进士题名碑中，也有三块为元代之碑。戟门内有十具石鼓，相传原为周宣王之猎碣，曾为韩愈、苏轼写入诗中，以籀文之上佳标本而备受珍重，大者直径足有二尺，高三尺，形状似鼓，顶微圆。最初散落于陈仓原野之中，唐代郑馀庆取而置于凤翔县学时，其一亡失。宋皇佑四年，亡失者得于民间，其数乃足。宋徽宗大观二年，由京兆移至汴梁，初置于太学，后移至保和殿，字以金描。宋钦宗靖康二年，则为金人所掳获，后移至大兴府学。元大德末年，虞道园任大都路教授时，得之于泥草之中，始移置于如今之所。虽然石质坚致，但毕竟已是三千年之古物，文句多有剥落。宋治平年间尚存四百六十五字，元至元年间则为三百八十六字，如今所剩，则仅在三百字内外，故而其旧时拓本遂愈加昂贵，以至价至数百金之数。孙星衍曾怀疑其为宇文周时之物，但汪中力辩之。其为周宣王时之物，如今则已成定论。门前六碑亭中，有乾隆帝征讨回部、金川、伊犁、朔漠、准噶尔等，凯旋奏功时所建之巨碑。正殿后则为启圣祠，乃祭祀孔子父祖五代之处。

    总而观之，想必清代至乾隆时，气运臻于极盛，与汉之武帝与唐之玄宗时相似，故而在四处修建寺观以文饰太平上，着手实施，人力物力，似乎确实绰绰有余。游历所至，罕有不见乾隆御制之碑。然而中国千年之积弊，即便是如此隆盛之世，也决然无从消除，毋宁说，如此丰亨之运，反足以使其深患，一时模糊难辨，以致意识不到厘革之必要。至乾隆末年，衰败之兆早已稍萌，从其所铸之钱币已趋粗劣等事，即可见出。且乾隆帝写字，学赵文敏，纤巧无力。同时，所兴之建筑，绮丽有余而浑厚全失，与盛世气象极不相称。此等议论，须待他日再一一详悉。此外尚有其他值得记述者。

    此外犹堪记述者，则为观象台也。台在内城东南隅，北距角楼数十步，与堞堵相连而筑，高出城墙殆一丈。置有康熙十二年所制之天体仪、赤道仪、黄道仪、地平纬仪及纪限仪等，皆铜制，雕刻有龙形、云形，系西人南怀仁监制。台始建于元至元十六年，仪器由金代旧物所改制，并添置以郭守敬所制诸仪表。明洪武年间，移至南京，后于正统年间，复造仪器，置于此台。至康熙帝，以其年代湮久不堪使用而重新制作，旧仪器则藏于台下。而如今台下之两具仪器，虽相传为元代之物，盖实为明代所制。其雕刻，手法浑雅，铜色苍古，显得高贵典雅，比之于新制之轻巧，当可表征时代气象之差异。自台上放眼望去，杨柳浓翠，因北京城家屋之制，高大均有禁限，故而除寺观外，不见有壮大之殿阁，殆见树不见屋者矣，以致景山之亭榭，紫禁城之宫殿，其金瓦丹壁，一眼即可从绿树丛中辨而认之。眼下一片低矮连绵之屋宇，即是贡院，明远楼则耸立其中，此当另作记述，暂且从略。

    * * *

    (1)黄檗宗原系中国禅宗临济宗一分支，明亡后，福建黄檗山万福寺禅师隐元流亡日本，在京都宇治修建黄檗山万福寺，黄檗风即指其寺院建筑风格。

    (2)京都临济宗五大寺院，1386年，由足利义满（1358——1408，室町幕府第三任将军）认定，分别为天龙寺、相国寺、建仁寺、东福寺、万寿寺，南禅寺则位居此五寺之上。

    其六 陈、蒋二子 威海卫 上海 文、宋二子

    早就想去保定莲池书院拜访吴挚甫(1)，但因船班不如人意，只得罢议。十月一日回到天津（小贯氏上月二十六日已先行返回），正赶上本田种竹、服部宇之吉两位刚渡海来到天津，而在芝罘的高垣氏，也一并前来，在此相遇，羁旅颇感欣慰。前往上海之航路，因为邮船会社接续的班船误了日期，遂只得临时决定，搭乘招商局或外国的轮船。当此之时，邮船会社担负视察航路使命之高层人物，也预定乘坐此一班船前赴上海，故而让往返于浦港、香港间的定期班船，在芝罘等待，以接驳天津航路的船。谢天谢地，我也便得以与他们一起搭乘同一条班船。但也因为这样，我在天津整整多滞留了四天。如果知道这样，本该去保定一游，但现在懊悔，已是无济于事。

    离开天津的前一天晚上，即十月四日，接受陈锦涛、蒋国亮二氏来访。陈二十八岁，蒋三十三岁，听说都是少壮有为之人才，其慧敏之气，从相貌上也能见出。照例是以笔代舌，做了一番交谈，大致梗概则如下：

    予 我此次来津，曾就通晓时务之士，先行询于方君药雨，方君以二氏相告，今夕辱临，真是喜出望外。

    蒋 过誉之辞，实不敢当。先生抵津之事，此前已见诸报端，甚欲一睹丰采，今则得以瞻仰，并伫聆大教。方兄今日有事，未能一同前来，特嘱我问候。我同洲之士，以一片热心，对我中国有所期望，君今日来游，当已略识中国情形，不知今日救时，有何方法？以何入手多有请教。

    予 窃以为，贵国积弊，非始于本朝。远而言之，根源在商君之变井田、开阡陌；近而言之，则以科举取才，徒有美名而不见实功；加之郡县之制，牧民之官不以生民休戚为念。当今之时，抑或是其做出重大改变之时乎然而，谈何容易！要而言之，成之者，其在诸君子乎？

    蒋 此行北京有何见闻？

    予 贵国京中人士，不喜与外国人相见，在京淹留十余日，无缘得以与一士过从相语，只是观看北边长城、凭吊前明陵寝及游览京郊诸寺观而已。所到之处，但见州县摧残已甚，即便有朝一日，明主贤相风云际会，贵国宿弊，也绝非于举手投足间即能治愈者。若豪杰之士，无待文王，接踵而起，则庶几可拯救斯民于涂炭矣。

    据闻，满州地力尚未枯竭，然其大川大抵北流，是以其地徒为俄国提供便利，而无有助成于贵国者。

    陈 入其郊，见其田野未治；入其京师，见其粪土积衢。一望之下便可知道，此乃治理欠缺之国也。今日之中国，即如是。君此行，盖有慨于此乎？

    予 此行所见之京城，若以规模言，俨然大国之首都矣！若缮治得宜，以其之壮观，虽比之于泰西诸国之首都，也未必相让。只是窃观其郊野，地力已趋枯竭。质之二君，不知以为如何？

    蒋 或谓以燕京作首都，殆已近千年，故王气自然已尽，此自是无稽之谈。只是以地理形势论，水陆均有所不便。北海重镇，必在旅顺（此处相当于东方之彼得堡，昔俄皇彼得建新都于彼得堡，尝谓有如开一窗而得以望四海；而得旅顺者，则有如开一窗而得以望东海矣）。天津有冻河期，水道有所不便。至于陆路，则蒙古口外之来货及山西之矿产，当直接将其重要者运往汉口，而津镇铁路，又是其陆路之分道。

    予 敝邦之山，多半林樾蓊郁，贵国京畿近旁之山，皆甚荒秃，地气殆尽，于此见其实状。其民徒知地力已尽，而不知如何蓄之养之，此即其深患之所在，非一时政变得失所可比拟者也。

    陈 敝国之朔方及西北，大地皆为沙碛，北风一起，沙石随之，是以天津亦有沙漠风沙之患。兼之冬季积雪泥土自也尽失胶力；而北方土松，雨时既不易蓄水，旱时则地质含贮水滴，而无从滋生草木，故所到之处，皆为此类光秃之山岭。贵国环水而居，得江山之助者颇多，此乃上天赋予，人力殊难有此大功也。然考之敝国，昔时之北方土地与今日之北方土地，其出产并无多少特别之差异，而兴衰竟至有此大不同者，盖因昔时游牧之徒，以牧马为生，宜于其漂荡于北方辽阔之原野并借以为力；今则不然，无从以此为力矣。

    贵国今日之在朝者，以保守党者居多，抑或以进步党居多？朝野合计起来，人数上占优的，究竟是何党何派？如今各大学堂中，校长与学生，多加入何种党派？

    予 敝邦现状，无有真正之保守党，敝邦人士长于进取，而拙于守成，此乃敝邦之深患也，犹如贵国之深患则在于保守者居多之一端。

    蒋 贵国之大隈党(2)得占几多比例？贵国又以何党为人数最多？

    予 进步、自由(3)二党，大致势均力敌。帝国党(4)以今年刚成立之故，人数自然犹寡。然而自由、帝国二党，现皆与山县侯之政府缔结同盟，故大隈党就其处境而言，可谓正值失意之时。

    蒋 贵国书籍译为中文，此大有裨益之事，既以开中国之文明，而贵国又得其实利。诸如近日之《万国史记》、《中国通史》，中国人索购此类书者甚众，只可惜此类书籍译出者甚少。故而弟甚愿贵国之士多多译著东文书籍，诸如贵国维新时期之历史及学堂之善本，尤为有益，不知以为然否？

    予 现设有善邻译书馆。吾妻某氏，及冈本监辅翁等，正从事翻译。听说贵国李星使(5)亦颇赞成此事。只是敝邦之人刻苦翻译之书，沪上书肆转眼之间即翻刻售出，如此，则邦人精力徒为射利之徒所攘夺，故需贵国官司所严加查处，贵国石印书籍，价极低廉，非敝邦出版物所能敌也。

    《万国史记》，即冈本翁所著。《中国通史》则系那珂世氏所著。二君我皆识之。冈本尝游历贵国，叩访过阙里先圣之址。那珂氏即为我之乡先辈。

    蒋 敝国印书，本无定规。如沪上广学会之书，即皆禁止翻印。不过，要求中国官方出一告示原无不可，以后若有翻印者，也易于查出，理当严办也。前时有翻印广学会书籍者，即曾被告发查办过一次。

    予 敝邦德川幕府之时，握实权者尽其旧臣，以为百世之计，然而，尊王论即出自其懿亲水户氏，幕府由此终告衰废。贵国满汉相持，盖亦英主一时以为得计者，而至今依然无从摆脱之深患也。虽有英主，一旦意欲措手解决，结果则有如去年之政变耳。革命只须实行，无须言谈。且如敝邦，因须顾及列国间之关系，故非至贵国革命之日，则敝邦人士断不能言之。愚见以为，敝邦人士所当讲究者，在于贵国维新之日，以何种政治方案与民更始。其维新之时机，须当由贵国人士先行起而作之。

    敝邦维新之前，杀身赴义者，不下数十上百之人。即便幕府最强盛之时，攘臂图之者也曾不乏其人。贵国人士若只是坐谈维新，欲以口舌成之，则误甚。

    近时政党兴盛，少年气锐之徒，亦往往为之而招致杀身。邦人锐气过盛，此虽是其短处，然而倘非如此，亦不足以应对近日之时势也。

    蒋 君言甚是。此等利弊，弟等平日亦时有谈及，但苦于无一措手处，故不得不稍待时机耳。君所言自当铭之于心。

    予 时势之变，一起一伏。愚意以为，贵国政府终有稍趋维新之日，然而，此也不足为恃。譬若曩日之开设特科，贵国人士往往视为与从前之科目并无不同，以此作为仕官捷径。此病不治，则国家不会兴盛。有一不愿做官之士，以“为百世开太平”为念者，则愈百名热衷科场之名士矣。（以下引福泽谕吉之事数十言，因嫌烦，今从略。）不知二君亦曾应试过科举否？

    蒋 陈君所见甚高，视此为小道，不曾作此恶剧。弟则未能免俗，尝应试为举人。

    予 未知二君有东游之意否？

    蒋 甚愿，只是苦于无此机会。若自备资斧，又将为清贫所苦。是以心之所愿迄今未之偿也。然东望蓬莱，时时心向往之。

    予 贵国之北人南人，愚意必非出于同一种族。南人骨相，颇近敝邦之人，瞻二君丰采，益信其然。北人多浑然质朴桀骜，只是少英气；南人多英锐敏慧，但其短处在于难以持久，尤与敝邦之人相类似。此恐非愚一家之私言也。

    蒋 中国种族，皆有一自北而南之过程，经东晋及宋之南渡两大变故，真正之中国人，皆已迁徙而充实至南方，至于北方，则因掺入蒙古人种，早已非纯粹之中国种族矣。

    陈 今晚得聆大教，实为平生之愿。然因有他故，未能罄怀，若后会有期，仍望再作谈聚。君明日起程赴沪否？弟恐贱冗相羁，不能趋前送行也。

    十月五日，天津出发。此次得以于塘沽车站附近直接登上玄海丸轮。火车上邂逅大阪商船会社石原、金岛二氏，叩问其对秦皇岛之意见等。船上遇见土佐之久保义道、大阪朝日麦酒会社之近藤胜太郎及神户运漕店之田中仪太郎三氏，遂有了一路结伴至上海之缘。玄海丸于该日下午驶入大沽湾，终夜装载货物。翌日，即六日晨张帆起航，深夜行至芝罘。听说接续船博爱丸翌日晨即开船，遂和衣而眠，稍稍打了个盹。七日清晨，因换乘，无暇再度上岸，先前之约定，遂皆无从谈起。

    所幸者，船于威海卫停泊三小时，因而得以观察此地之形胜概貌。船循西口而入，碇泊于刘公岛南面背阴处。据云，甲午战争时，清国水雷艇即由西口遁走。沉入海中之定远号，犹有数尺樯头露出水面。北洋水师之旧营务处，丁提督隐遁游息之亭榭等，借助双筒望远镜之力，皆历历可指。日岛炮台、百尺崖所及赵北嘴等旧址，一一尽收眼底。威海卫城墙，笼罩于烟霭间，环翠楼、翠微亭碑虽隐约可见，却已难仔细辨认。丁提督之英魂已召唤不回，我军攻占威海卫之冀图也已归于一时之梦境。如今，但见英国军舰森屈利昂、鲍克屈利亚等数艘，巍然镇守于湾头耳。低回于今昔之间，时当日暮，令人不禁有临风啸歌之慨。

    驶离威海卫。天气甚清丽，航路极平稳。八日一整天即在海上度过。九日清晨，日头从波涛间升起时，船已在长江口。此后一段路，船行甚缓，至午后始抵申江埠头，求宿于东和洋行。

    长江之大，令人惊骇。自江口上溯数十哩，犹未察觉其已进入长江。浊流滔滔，弥漫至云天间，非天津之白河等所可比拟。白河之水，致使海水为之变色者，不过十数哩，至于长江，早在距离江口约二十小时航程之北方，即已见海水变为黄浊，由此可知，江口左右二百余哩海水之混浊，皆系江流所为。

    上海东文学社藤田剑峰、田冈岭云二氏是我旧友，《时事新报》通讯员佐原笃介也提供种种方便。往来结交者，尚有东亚同文会诸氏，及《亚东时报》山根立轩氏。此地会晤之中国人士，则有前翰林院侍读学士、英迈闻名之文芸阁廷式，前山东道御史、去年政变遭黜之宋伯鲁，主持南洋公学翻译之张菊生元济，及速成学堂之叶翰诸氏。与文氏之首次交谈记述如下：

    予 久闻大名，今日突然枉过，喜出望外。我此次游踪，先经京津，在津之时，已见过严、王二君，得闻沪上济济多士，皆精通洋务，若得先生引介，一一历访，则幸甚。

    文 伯乐过所，冀北群空，君之心意，我恐不足以承当。

    予 先生莫非以我所言为桓温问豪杰于王景略，当面错过耶？

    文 君未败于枋头，我非恋栈东晋，何得以此相戏乎？特君至此既已十日，焉得无一二值得交谈之士，奉渎高听？

    予 昨日有邦人某，自武昌返回沪上，谈及谒见张香涛(6)制军之情状，礼数繁重，颇违所闻。敝邦近日，此事简疏，达官贵族之间，但通名刺即可相见，邦人大抵不谙此类繁重礼仪，故彼深以为苦。以此琐事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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