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编目之管测

;   编目以何为规则呢

    编制目录，因为想得一个统一的程式，免得出现许多的淆乱，所以要制定一个编目的规则。不论规则怎样的繁碎，怎样的精细，或所定的程式，层见叠出，但总是想编目人，就极多的规则，编成一部简明适用的目录，使阅者容易检查。若是编目的人，对于规则中，无论哪一条，不论有无裨益，而且容易发生混乱，这样规则，应当注销；更有不适用的目录，虽合规则，这样目录，终必归于须淘汰。要晓得编制目录，非是理论的。所以克特说：“不是科学乃是艺术。”还要晓得，编制目录的规则，多由经验得来。所以克特又说：“没有规则能代替经验。”总之，富于经验的人，能够利用规则，表示他的经验。既然有了经验，又遵守规则，恒久不变，所编的目录，自然能统一，能有秩序，能够合用。

    照这样说法，编目的人应遵守一定的规则，是无疑义的了。但是规则，有由自己制定的，也有采用别人的。编目的人既然确定一种规则为适用的，那么非至万不得已时，不得稍有变更。一切编目的程式，始终划一，不得稍有参差。不是这样，编的目录，必至杂乱无章，不适于用。现在把编目应守规则的理由，分别写在下面：

    一著者目录　泰西人名，常有几种写法：有名字全写的；有名字一写出，一不写出的；有名字全部写出，只用字母代名字头一字的。中国人名，常有一人数名，如张之洞、张南皮、张香涛之类，编目的人若不认定一名为准，势必把一人所著几种书，分列多处，其结果必至紊乱。若阅者只知著者名，不知其他，就不能供他的需要。

    那就失了著者目录的功用。所以编目的人，必先决定用一正名，始终不易。别的变名，也恐怕阅者询问，可用“参见”法，以备考。况且著者有同一姓名的（唐有傅良弼，清有傅良弼），更要设法分别，或把朝代来分，或把职业来分，使阅者知二人的异点。西人同名的，比中国人更多。编西人目录，尤要留心区别。中国人大抵姓先名后，西人则名先姓后，编目时应把西人的姓移前，以归一律。至于著者名，有用爵位的，英人最多；中国古书，有用谥号的，应把爵名同谥号，存记在正名以后。其他著者的学位，可以删除。这就是编著者目录应有的规则。

    一书名目录　图书命名，多有不同，有一书数名的，如“石头记”“金玉缘”“红楼梦”之类。有同一书名，有加批、详注、增像及钦定、御纂之别。据普通理论，编目无增减书名的必要，但是为编目求其明确，亦不得不酌量增减。即如英文本《国史》，系何国史呢？应加国名。《东华录》系何朝录呢？应加朝代。《马可波罗游记》（前二百年出版今复印行）系何时游记呢？应加时代。这是书名应当增的。其他如加批增广、绘图等字，无关重要，又应删去。书的版本，有殿版、宋版、原版、初版、再版的分别，科学的书，再版比初版为精详。本版书，古本比今本为贵重。是版本的种类，应当详明记载。出版地方、出版书局、出版年代以及书本的册数页数，与书的价值，很有关系。编目者欲供阅者增长鉴别图书的识力，也不得不为之详注。印有某书属某丛书内的一种，某丛书何名？亦应注明，告知阅者。这是编书名目录应有的规则。

    一件名目录　件名繁多，不易选择，有名不同而义同的，如名学论理逻辑之类。究竟应该取哪个作件名？也很有研究的价值。大概公共图书馆，选择件名，以普通常用，不属于专门的为适当。美国国会图书馆，同图书馆协会，都著有选择件名的专书，供编目人应用。这书搜罗各项件名，汇集一册，用英文字母，排列次序，以备采取。所印英文的字，分作浓淡二色，浓的，表示这件名是编目人所应采取的；淡的，表示这件名虽不是编目人所应采取的，但可用作“参见”法的。（如哲学参见形而上学及一元论再见哲学）“参见”法的用意，因为阅者只看这一本书，不能满意。有“参见”法，指导他们，使他们多看同类书籍，以满足欲望，“参见”法就是阅者的指南针了。我们用这本书来选择件名，有应当注意的几点：（1）馆中有这类的书，就选用这件名，若是无这类的书，徒选录这件名，反引阅者入于迷途，贻误不浅；（2）书中件名，曾经选用一次的，就加记符号，表示这件名，已经选用；（3）近代出版书籍，在这书上，无此件名，编目的人以定一新件名，补录在空白上。这样看来，选择件名，最为繁难，编目的人，非有这常识及判断力，不易得圆满结果。所以编目的，对于选择件名，是应有一定规则的。

    按美国国会图书馆所编选择件名的专书，比图书馆协会所编的更为完善。因为搜罗新名词很多，所采用的件名，尤其合理。所以大学图书馆，多用这书作根据。图书馆协会所编的，有人说他所选件名，未能尽善尽美，且这书出版在十五年前，近日发现的新件名，未曾补录在内，觉得有点遗恨。殊不知这书所定件名的程式，颇含归纳演绎的作用。例如“普通字典”条下，凡关于各科各种的件名，均罗列其下。（普通字典见反义字典各类字典，再见每科字典，再见每科件名之下。）用再见法指示阅者，“举一反三”，免却繁难（他件同名）。这书积许多年的经验，费许多人的心力，通力合作，编定成书，实是一种有系统的著作。所以出版以后，全国公共图书馆，皆当作编目的准绳。如同杜威的十进法行于当时，传于后世，他的价值，可想而知。我国此时提倡图书馆，最缺乏编目专书，以致编目的人多感困难，甚望海内同志，对于这类著作，多为编辑，供后来编目的人，有个准则，这是我很盼望的。

    （见1927年《图书馆学季刊》第二卷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