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关于《碧岩录》

    《碧岩录》，全称《佛果圆悟禅师碧岩录》，亦称《碧岩集》，宋禅师圆悟克勤编，共十卷。宋禅僧雪窦重显曾从禅宗语录中选出百条公案（称《颂古百则》），作颂以教示学禅者。宋徽宗政和（公元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年）初，克勤应张商英居士之请，于澧州（今湖南澧县东）夹山灵泉院宣讲，唱说此《颂古百则》，门人记之，以灵泉院方丈室匾额之“碧岩”二字为书名，故称《碧岩录》。

    “《碧岩集》行于世者数版，卷套多多。”[1]克勤禅师在世时，《碧岩录》即已问世。宋代禅僧关友无党在《碧岩录·后序》曾有言：“雪窦《颂古百则》，丛林学道诠要也。其间取譬经论或儒家文史，以发明此事，非具眼宗匠时为后学击扬剖析，则无以知之。圆悟老师在成都时，予与诸人请益其说。师后住夹山道林，复为学徒扣之，凡三提宗纲。语虽不同，其旨一也。门人掇而录之，既二十年矣，师未尝过而问焉。流传四方，或致踳驳，诸方且因其言以其道不能寻绎之，而妄有改作，则此书遂废矣。”由此可见，《碧岩录》问世后，逐渐已有不同的版本刊出。其后，深得克勤印可的宗杲虽“惧学人泥于言句，辜负从上诸祖”，将《碧岩录》十卷“并付烈焰”，但《碧岩录》并未从此绝迹。元代延祐年间，“嵎中张明远偶获写本后册，又得雪堂刊本及蜀本，校订讹舛，刊成此书，流通万古”[2]。

    本书所选原文，依据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大正原版大藏经》。《大正藏》所录《碧岩录》以延宝五年刊大谷大学藏本为底本，同时参考了覆元版宫内省图书寮藏本、瑞龙寺版宫内省图书寮藏本、安政六年刊大谷大学藏本。各版本间出入较小，只在个别字词上用法不同，基本上不影响全书的思想内容和体例结构。

    《碧岩录》是一部注释性的禅宗著作。在禅宗发展史上，它标志着一个新的阶段，即由讲“公案”、逗“机锋”的灯录、语录阶段，发展到“注释”公案、机锋的阶段。《碧岩录》在录出每一则公案之前，先加垂示，即纲要提示。列出“本则”后，加以“下语”，即着语评论，介绍公案提出者的略历，并对其中的警言、警句、真意加以“评唱”，进行整体地解说、鉴赏、提示，这样反复地着注、评唱，公案的性质、要义就十分明了，加之克勤的“评唱”文字较好，《碧岩录》刊出后，便深受禅僧和士大夫们的喜爱，对禅宗影响很大。自宋代以来，就有人把此书列为“禅门第一书”，极力推崇，认为这本评唱集“剖决玄微，抉剔幽邃，显列祖之机用，开后学之心源”[3]，是禅僧参禅悟道的必读之书。

    《碧岩录》的学术价值除自身的思想内容外，更重要的是它代表着宋代禅宗发展的一个方向，即由初期禅宗不立文字式的参悟，逐渐向大立文字的文字禅演变。六祖初建南禅宗顿教的风规时，打破了“循文解义，释字疏经”的传统方式，只以平常语句、直截了当的提示方法引导僧徒。无论问对说法，常常引用俗语村言，妙语如珠，不可把捉，使庄严肃穆、神圣不可侵犯的佛经奥义，变为轻松诙谐、随缘显露的教授法。经盛唐到五代之间，五家南禅兴盛以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原始方法，变为应机施教，在目前平实的一机一境上指物传心的教授法。禅师们的机锋、转语不是早已宿构在胸，而是临机对答，话头从天真中流出。

    但到了宋代，“参公案”“参话头”渐成一代风尚，把古人悟道的史迹、师徒们参学的问答作为参禅的借镜。由于一般公案都比较简略，含义颇费揣摩，作为教学往往发生困难，所以后人便以“颂古”“评唱”的方式开方便法门，禅宗的注释之学也由此而起。《碧岩录》中，尽管克勤一再告诫后人要“参活句”，不要“参死句”，以免失却祖师真意，但“评唱”“击节”等文字形式的出现，确实也使活泼、自由的禅逐渐固定化，变得生硬、僵化。某些禅僧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对于“评唱”这类著作深表不满。克勤的《碧岩录》一经问世，就遭到了他的大弟子宗杲的坚决反对。宗杲“因……虑其后不明根本，专尚语言以图口捷，由是火之，以救斯弊也”[4]。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碧岩录》在宗杲焚烧之后又重新刊出，与诸灯录、语录一起流行于世，且诸方作家著文，为克勤的“评唱”作辩。元代三教老人在《碧岩录序》中言：

    “或问：《碧岩集》之成毁孰是乎？曰：皆是也。齴龋来东，单传心印，不立文字固也。而血脉归空诸论，果谁为之哉？古谓不在文字、不离文字者，真知言。已使人人于卷帘闻板、竖指触脚之际了却大事，文字何有哉？拈花微笑以来，门竿倒却之后，才涉言句，非文字无以传，是又不可废者也。尝谓祖教之书谓之公案者，倡于唐而盛于宋，其来尚矣。二字乃世间法中吏牍语，其用有三：面壁功成，行脚事了，定盘之星难明，野狐之趣易堕，具眼为之勘辨，一呵一喝要见实诣，如老吏据狱谳罪，底里悉见，情款不遗，一也；其次则岭南初来，西江未吸，亡羊之岐易泣，指海之针必南，悲心为之接引。一棒一痕要令证悟，如廷尉执法平反，出入于死，二也；又其次则犯稼忧深，系驴事重，学奕之志须专，染丝之色易悲。大善知识为之付嘱，俾之心死蒲团，一动一参，如官府颁示条令，令人读律知法，恶念才生，旋即寝灭，三也。具方册，作案底，陈机境，为格令，与世间所谓金科玉条，清明对越诸书，初何以异？祖师所以立为公案留示丛林者，意或取此。奈何末法以来，求妙心于疮纸，付正法于口谈，点尽鬼神，犹不离簿，傍人门户，任唤作郎。剑去矣而舟犹刻，兔逸矣而株不移，满肚葛藤，能问千转，其于生死大事初无干涉。钟鸣漏尽，将焉用之？……知此则二老之心皆是矣。圆悟顾子念孙之心多，故重拈雪窦颂；大慧救焚拯溺之心多，故立毁《碧岩集》。释氏说一大藏经，末后乃谓不曾说一字，岂欺我哉？圆悟之心，释氏说经之心也；大慧之心，释氏讳说之心也。”[5]

    三教老人对克勤、宗杲师徒二人成毁《碧岩录》这段讼案的评价可以说是比较中肯的。其实，禅宗早期思想本身即隐含着日后的矛盾。“不立文字”的门风固然是禅宗区别于其他宗派的一大特色，但离开文字，禅宗作为一个宗教派别又难以发展、传播下去，保持其思想体系的一致性。反过来说，文字禅的泛滥，又从根本上有违于禅宗“教外别传”的宗旨，这就形成了宋代禅宗发展中的一个弊病。故三教老人又言：“然是书之行，所关甚重，若见水即海，认指作月，不特大慧忧之，而圆悟又将为之去粘解缚矣。”[6]

    三教老人的担忧，也许正是圆悟“评唱”着语时的担忧，但无论如何，《碧岩录》开启的“绕路说禅”的风气，标志着入宋以后的禅，对此初期禅宗确实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碧岩录》作为宋代文字禅的典型著作，对后世禅宗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了能从整体上再现《碧岩录》的思想面貌，现举一例，以资参考：

    第十五则倒一说

    垂示云：杀人刀活人剑，乃上古之风规，是今时之枢要。且道：如今哪个是杀人刀活人剑？试举看。

    举僧问云门：“不是目前机，亦非目前事时，如何？”跳作什么？倒退三千里。门云：“倒一说！”平出。款出囚人口，也不得放过，荒草里横身。

    既不是眼下就有机用，也并非马上就要处理的事，这种时候应该干什么？如果对象、对方在眼前，你可以见机行事。现在对方已不见，这时该如何应对呢？云门的回答是：修炼自己，做好准备，自己对自己说法，这就是“倒一说”。克勤对此则公案评唱道：

    “这僧不妨是个作家，解恁么问，头边谓之请益，此是呈解问，亦谓之藏锋问。若不是云门，也不奈他何。云门有这般手脚，他既将问来，不得已而应之，何故？作家宗师如明镜临台，胡来胡现，汉来汉现。……这僧问得好，不是目前机，亦非目前事时如何？云门何不答他别语言，却只向他道‘倒一说’？云门一时打破他底，到这里道‘倒一说’，也是好肉上剜疮，何故？言迹之兴，白云万里，异途之所由生也。”

    克勤对原公案评唱之后，紧接便是雪窦的颂。颂云：“倒一说，放不下，七花八裂，须弥南畔，卷尽五千四十八。分一节，在尔边，在我边。半河南，半河北，把手共行。同死同生为君诀。泥里洗土块，着甚来由，放尔不得。八万四千非凤毛，羽毛相似，太杀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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