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書所選韓愈作品篇數約爲其現存總數的七分之一。選注者希望這本書能有助於讀者對這位中國文化偉人和文壇宗匠取得較全面、準確的瞭解。下面就集中幾個問題，對韓愈簡略地加以介紹。

    歷史轉折期中的文化偉人

    韓愈（唐代宗大曆三年，七六八——————唐穆宗長慶四年，八二四），字退之，河陽（今河南孟州市西）人；郡望昌黎，稱“韓昌黎”；曾任吏部侍郎，稱“韓吏部”；又諡曰“文”，稱“韓文公”。存《昌黎先生集》通行本四十卷，《外集》十卷，遺文一卷[1]

    從整個中國歷史發展看，唐代是經濟、政治、文化等層面發生重大轉折時期。在這三百年間，封建專制國家按等級名份分配土地的屯田、占田、均田制度被地主階級自由兼併、占有土地的制度所取代；漢代以來豪强、門閥、氏族的大地主貴族專政則被代之以地主階級各階層更廣泛的品級聯合統治。正是在實現這種變革的劇烈社會動蕩中，一批没有門第背景、依靠文才政能進身的文人進入統治階層，並形成爲整個社會政治、思想、文化諸領域的極其活躍的重要力量。韓愈所生活的中唐時期，朝廷頒行“兩税法”，以法律形式確立了“户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舊唐書》卷四八《食貨志上》）的“賦於人”的制度，正標誌着中國古代土地制度改變的一個轉折點[2]。唐代“安史之亂”後動亂頻仍，社會矛盾叢生，統治階級内部連續不斷的藩鎮割據、朝官黨争、宦官專政等長期、劇烈的鬬争，實際上是地主階級各階層權利再分配、關係再調整的過程。韓愈就是作爲起身於地主官僚較低階層的文人的代表，被推到歷史矛盾的漩渦中來的。

    韓愈出生在“安史之亂”平定（唐代宗廣德元年，七六三）後五年。頒行“兩税法”的建中元年他十三歲；次年即爆發了歷時四年的“建中之亂”。他出仕於德宗末年，這正是以二王（叔文、伾）、劉（禹錫）、柳（宗元）爲代表的部份朝官爲推行後來失敗了的革新而與保守勢力激烈鬬争的時期。接着他又經歷了憲宗一朝十餘年間割據與削藩的反覆較量，並親身參與了平定淮西之役。到他逝世前，暫時的安定局面又被新的戰亂所破壞，各種社會矛盾進一步把唐王朝拖向衰敗與崩潰。這樣，他所涉身的德、順、憲、穆四朝，以所謂“元和中興”爲中心，是已在走下坡路的唐王朝由振作走向衰敗的大轉變關頭。反映着社會一些階層對自身利益的維護或一些階層改造現實的理想，這也是唐代社會又一個思想、政治鬬争十分複雜、激烈的階段。韓愈一生基本上没有處在政治權力之争的關鍵位置上，但當時的社會動蕩和政治局勢却直接影響並決定着他的命運，他本人也以高度自覺和極大的熱忱參與了時代的鬬争。個人一身與現實重大矛盾緊密相聯繫，本是常常自負“以天下爲己任”的古代士大夫的性格特色，而這一點在韓愈身上表現得更十分鮮明與突出。

    韓愈三歲而孤，就養於長兄韓會和嫂夫人鄭氏。韓會能清言，善文章，有名聲；在朝依附權臣元載。大曆十二年（七七七），元載在朝廷政争中敗滅，韓會受累由起居舍人貶官嶺南，韓愈隨從南行。韓會不久染病殁於貶所，韓愈隨鄭氏夫人扶柩北歸河陽故里。十歲的韓愈首次體驗了流貶生活，這段艱辛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建中二年（七八一），韓愈十四歲，河北成德鎮李寶臣死，其子李惟岳求繼襲，聯合魏博鎮田悦、淄青鎮李納等起兵反唐，大規模的割據戰争又起。戰亂繼續擴大，以至“五盜（除上述三人之外，另有成德鎮王武俊、淮西鎮李希烈）僭擬於天王，二朱（朱滔、朱泚）憑陵於宗社”（《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朝廷被迫逃亡至奉天（今陝西乾縣）、梁州（今陝西南鄭縣）。韓愈一家也爲避亂南下宣城（今安徽宣城市）。這又使他親歷戰亂逃亡之苦。時代使藩鎮動亂與他的一生結下了不解之緣。貞元十二年（七九六），他仕途不利，應董晉之辟到汴州（今河南開封市）任宣武軍觀察推官；十五年初董晉薨，愈護喪西歸，行四日汴軍即亂，家屬陷於汴州。他迎家屬暫居符離（今安徽宿縣），又應張建封之邀至徐州（今江蘇徐州市）任武寧軍節度推官。次年張建封死，徐州軍又亂。汴、徐二府處中原心腹之地，但已臲卼不安，變亂迭起。韓愈在短短的兩年中兩次險及於難，使他對割據之患與悍將驕兵的危害有了進一步的瞭解。元和九年（八一三）淮西（淮西節度使，治蔡州。今河南汝南縣）吴少誠反，在朝廷主戰與姑息兩派意見的争執中，他堅決站在主戰的裴度等人一邊；十二年，並以行軍司馬身份參與裴度幕府平定淮西。到他晚年的長慶二年（八二二），鎮州（今河北正定縣）兵亂，他受朝命親赴宣慰，順利復命。他在實際活動中一貫堅持維護統一、反對割據分裂的立場，同樣鮮明地表現在詩文之中。

    韓愈七歲讀書，十三而能文，大約在貞元二年（七八六）十九歲時，自宣州赴長安求貢舉。他的祖上本是北朝門閥：七世祖耆，爲後魏常山太守，諡武安成侯；六世祖茂，爲尚書令、征南大將軍，贈安定桓王。但在隋、唐時期階級關係變動中，這個家族的地位已大大下降。韓愈的祖父叡素，官至桂州都督府長史；父仲卿，任武昌、鄱陽令，秘書郎。到了韓愈，只能靠政能文才“求舉覓官”，尋找進身之路。他在長安生活相當困頓，“窮不能存”（《殿中少監馬君墓誌》[3]），不得不寄居在先世故交、中唐名將馬燧府上；仕進也不順利，經四次進士試，至貞元八年（七九二）才在陸贄門下及第，參加吏部科目試三次（貞元九、十、十一）均落榜，這即是所謂“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上宰相書》）。因而才不得不應方鎮徵辟去做幕僚。

    韓愈求舉以及後來仕途坎坷的原因很多。朝中没有有力的黨援是個直接原因：在吏部調選中有一次已上名中書省，却被黜落。他個性的狂傲不合流俗當然也是一個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還在於當時統治集團腐敗，内部鬬争加劇，有理想、有抱負的新進之士已難於容身。德宗經過“建中之亂”，懼於强藩威勢，對外惟務因循，對内則心懷忌刻，“躬親庶政”（《舊唐書》卷一三五《韋渠牟傳》）。貞元後期行政所任用者，不是盧杞、竇參、裴延齡等奸佞貪暴之徒，就是盧邁、賈耽、趙憬等謹廉畏慎之輩。德宗更親小勞，侵衆官，貞元後期多年不任宰相，“仕進道塞，奏請難行”（錢易《南部新書》壬卷）。一些革新派朝官曾力圖扭轉頽勢，改革弊政，並在順宗朝短期掌權；但尋被貶斥，造成所謂“八司馬事件”。“八司馬”中如劉禹錫、柳宗元都是韓愈好友。憲宗朝號稱“中興”，一時頗有振作氣象，並任用了裴垍、李絳、裴度等能臣，但朝中保守腐敗勢力仍然很大，朝官朋黨相争也日趨嚴重。韓愈在政壇上長期屈沉，旋進旋黜，主要是這種政治局勢造成的。

    貞元十七年（八〇一），韓愈三十四歲，始選授國子監四門博士。直到元和八年（八一三）四十六歲授尚書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在這十二年間，除貞元十九年短期任監察御史尋貶陽山（今廣東陽山縣）令，元和四年至七年任都官員外郎分司東都、河南令、尚書職方員外郎，基本上任學官。學官本是“冷曹”，其時又值政治衰敗，“太學荒墜日久，生徒不振”（《唐會要》卷六六《東都國子監》）。韓愈抱負不得施展，以至落入“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進學解》）的極困頓的境地。

    元和九年，韓愈四十七歲，轉考功郎中、知制誥，始參與朝廷機要。在他生命的最後十年間，得機會積極參與朝政，但也一再經歷波折。元和十一年遷中書舍人，以贊成淮、蔡用兵，爲執政者所不喜，尋降爲太子右庶子；十二年，隨裴度平淮西，以贊助謀畫功，遷刑部侍郎；十三年，轉兵部侍郎；十四年初，以諫迎佛骨，觸怒憲宗，險及死，貶潮州刺史（今廣東潮州市），這已是他第三次到嶺南；年末，轉袁州（今江西宜春市）；十五年，被召回朝，拜國子祭酒；長慶元年（八二一），再爲兵侍；二年，宣慰鎮州（今河北正定縣，成德軍節度使駐節地）亂軍，回朝報命，轉吏部侍郎；三年，爲京兆尹、御史大夫，再爲吏侍；四年，卒。終年五十七歲。

    總觀韓愈曲折的、坎的生涯就會發現，他在政治上十分積極，富進取精神，但實際功業却十分有限。他從没能在一個職務上安定過一兩年的時間，貶降黜辱總伴隨着他，流放嶺南的長途他就走了三個來回。而正是這充滿動蕩與不幸的人生，鍛鍊了他的思想與才華，造就出他思想上、文學上的業蹟，使他成爲歷史轉折期中的文化偉人。

    一身二任——————儒與官

    韓愈又是歷史上評價多有分歧的人物。對於他的儒學，有人稱頌他是張揚道統功過孟子的“賢人之卓”（石介《尊韓》，《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七），但也有人説他“以爲文人則有餘，以爲知道則不足”（張耒《韓愈論》，《張右史文集》卷五六）；對於他的文章一般評價很高，但也多有批評，攻之者甚至説他“事理不辨，學理不精，發爲文章，已弗能達，况根柢淺薄，有文無質哉”（田北湖《與某生論韓文書》，《國粹學報》第一年第一期；轉引舒蕪等編《中國近代文論選》，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一，北京），斥爲“無稽”、“剿襲”、“諂佞”（陳登原《韓愈評》，《金陵學報》二卷二期）。近人反尊孔、反道統、反舊文化，往往集矢於韓愈，並有“韓鬼歐臺”之説。至於歷史上評價他的政治立場，特别集中到他與“永貞革新”的關係，更是聚訟紛紜。産生如此矛盾的現象，除了由於評論者本身各有不同的立場、觀點之外，更主要的是因爲韓愈性格中充滿了矛盾，表現在實踐活動中矛盾更爲突出。這其中決定他的人生與思想的一個重要矛盾就是：他是個堅信孔、孟“聖人之道”、努力以儒家大義律己行事的“儒”，又是熱衷利禄、積極進取、作爲統治集團一員的“官”。這本是古代士大夫身上普遍存在的矛盾，但在韓愈身上却表現得特别突出與尖鋭。

    韓愈一生追求仕進，走學優則仕的道路。早年求舉不利，致書友人表明心志説：

    方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尚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爲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閒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答崔立之書》）

    這裏反映韓愈思想上的一個特點：他不是如孟子所説達則兼濟、窮則獨善，而是一貫地積極用世，窮通之際只是所取方式不同而已。後人常常責難他熱衷於功名，如指出其《示兒》詩所言皆利禄事，這也確是事實。因爲仕宦對於古代士大夫是實現人生價值的唯一出路。這樣，韓愈在董晉幕府攀附宦官監軍俱文珍（《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在四門博士任上吹捧權臣京兆尹李實（《上李尚書書》），對貪濁的藩帥裴均、于頔、鄭權等也多有諛詞，貶潮州後又上表請封禪等等，就不奇怪了。這些多受人非議的行爲，顯示了韓愈作爲朝廷命官思想性格的庸俗方面。

    但他又絶不以一己的窮通作爲人生理想的全部。他還要做傳繼儒道的聖人之徒，也就是大儒。他自詡“平生企仁義，所學皆周、孔”（《赴江陵途中寄贈三學士》），“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答吕毉山人書》），聲稱要濟儒道於已壞之後，“使其道由愈而粗傳”（《與孟尚書書》）。他在《原道》中，虚構了一個傳道統緒：

    ……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説行；由周公之下，下而爲臣，故其説長。

    這樣，他顯然暗示自己上承孔、孟正統，爲當世聖人。

    人們常常批評韓愈這種抱負誇誕不實，以及虚擬“道統”的妄誕。但他信仰並努力實踐儒道，確乎是他人生的原則之一。這就使他超越了僅爲維護自身及本階級利益的狹隘境界，立身行事有了更爲正大、積極的依據。特别是儒家思想在長期發展中積累了許多具有進步價值的内容，韓愈努力汲取並發揮了儒家傳統的這一方面，使他的思想與行動更富於積極意義。特别應指出的是，韓愈宗奉孔、孟聖人之道又有其特點，一方面他往往是着眼於解決當世現實矛盾，表現出一定的批判精神；另一方面又並不拘守章句教條，並能吸取百家雜説以豐富、改造儒學傳統，如對於道、墨、法以至佛各家均有所取。他説孔子曾師老子（《師説》），孔、墨相爲用（《讀墨子》）；批評“羞言管、商”（《進士策問》）的偏頗；對於佛教禪宗的心性學説也有所借鑑，從而“卒開後來趙宋新儒學新古文之文化運動”，成了“唐代文化學術史上承前啓後轉舊爲新關捩點之人物”（陳寅恪《論韓愈》，《歷史研究》一九五四年第二期）。從一定意義上説，韓愈的儒學從總傾向看又是處在時代思潮發展的前列的。

    韓愈作爲庸俗官僚和積極的儒家思想家的兩重人格，表現在他一生活動的各方面，産生出積極的與消極的、進步的與保守的後果。

    首先看一看他在思想理論方面的成績。

    這方面他的主要貢獻是張揚儒道，批判佛、老。特别是他勇犯人主之怒，倡言闢佛，表現出無畏的膽識與勇氣，成爲中國文化史上興儒反佛的一面旗幟。但如具體分析其反佛内容，却集中在批評佛教所言業報無徵、蔑棄忠孝、不事生産、混淆華夷等等方面，這都是自南朝郭祖深、荀濟、唐初傅奕等人以來反佛的常言。實際他所側重的，是佛教危害社會的倫理政治方面。當他諫迎佛骨、觸怒憲宗時，裴度、崔羣等爲他緩頰説“非内懷至忠，安能及此”，憲宗也承認“愈前所論，是大愛朕”（《新唐書》卷一七六《韓愈傳》）。這表明他反佛是出於維護傳統社會秩序和統治階級利益的作爲“官”的立場的。

    但他主張的儒道又有着更爲廣泛深刻的内涵。他在《與孟尚書書》中引用孟子的話，説“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横，幾何其不爲禽獸也”；他更談到佛法傳入中國以後的情形：

    漢氏已來，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緜緜延延，寖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閒，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

    在《論佛骨表》裏，他又强調佞佛“傷風敗俗”，“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韓愈的這種觀點，顯然是把漢代以來的社會動亂歸因於儒學的衰敗了。他不是從現實基礎去探究思想意識變化的原因，而是從意識的變化追索社會變動的原因，這當然是一種因果倒置的看法。但在他的這種觀點中包含着對於悖理害道、多行不義的現實社會的批判，也是很顯然的。而從他的正面主張看，他所提倡的“先王之道”是“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虚位”，是以“仁義”爲核心的。他在闡述思想綱領的文章《原道》裏，具體發揮了儒家的“博愛”之道，指出這是士、農、工、賈四民的“相生養之道”，禮、樂、刑、政的作用在調節社會各階層的關係，保證人類的生存發展。韓愈用這樣的“先王之道”反佛，不只具有批判宗教唯心主義思想的意義，更具有政治上的批判現實黑暗的意義。

    正如人們經常指出的，韓愈的反佛在理論上有很大局限，以至有人指出他是“攻其皮，嗜其髓”（袁宏道《祇園寺碑文》，劉大杰編校《袁中郎全集·碑文》）。但其批判又自有其强有力的方面。即是説，雖然他的闢佛在理論上未達到一定深度，他所攻駁的重點主要在佛教迷信的表面，然而宗教首先是羣衆的實際活動，其危害最明顯地表現在實踐方面，因此其批判在一定意義上又是正中要害的，這正如紀昀所説：

    抑嘗聞五臺僧明玉之言曰：“闢佛之説，宋儒深而昌黎淺，宋儒精而昌黎粗。”然而披緇之徒畏昌黎不畏宋儒，銜昌黎不銜宋儒也。蓋昌黎所闢，檀施供養之佛也，爲愚夫婦言之也；宋儒所闢，明心見性之佛也，爲士大夫言之也。天下士大夫少而愚夫婦多，僧徒之所取給亦資於士大夫者少、資於愚夫愚婦者多。使昌黎之説勝，則香積無烟，祇園無地，雖有大善知識，能率恒河沙衆枵腹露宿而説法哉！（紀昀《閲微草堂筆記》卷一八《姑妄聽之》）

    這就辯證地指出了韓愈闢佛的現實作用。在反佛上理論批判比較軟弱的韓愈却得到後人的高度評價，不是没有道理的。

    其次，看看韓愈的政治活動。

    韓愈文章中經常表達這樣的意思：“布衣之士，身居窮約，不借勢於王公大人，則無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業顯著，不借譽於布衣之士，則無以廣其名”，主張二者“其事勢相須，其先後相資”（《與鳳翔邢尚書書》）。這就把“士”放到了“王公大人”的附庸的地位。他在《答劉秀才論史書》中表示不敢以史事爲褒貶，懼怕“不有人禍，則有天刑”，柳宗元批評他是“近密地，食奉養……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若是”（《與韓愈論史官書》，《柳河東集》卷三一）。在《潮州刺史謝上表》裏他勸唐憲宗封禪，表示要“鋪張對天之閎休，揚厲無前之偉蹟”，佞媚之態可拘。也正是由於韓愈身上有着對權勢利禄企羨屈從的一面，才有前面提到的那些結納宦官、諂媚權奸的行爲。

    他在政治上的局限更特别集中地反映在他對“永貞革新”的態度上。從出身背景、思想觀念等方面看，他與革新派代表人物如柳宗元、劉禹錫並没有什麽大的不同，他們之間私交也甚好。革新派實行的限制割據、打擊貪官、減免賦税等措施大體也符合韓愈的主張。革新派也是以儒家仁義之道爲推行改革的依據的。例如柳宗元主張的“以生人爲主”的“大中”之道（《唐故給事中皇太子侍讀陸文通先生墓表》，《柳河東集》卷九）就與韓愈的“相生養之道”在精神上大體一致。但由於人事的、性格的，更重要的是思想觀念上的原因，韓愈却站到了革新派的反面。按他的緩進的、比較保守的立場，革新派是“羣小用事”，竊奪國柄。他因此被革新派排斥並被流貶嶺南。在以後的詩文中他對改革派一再大張撻伐。這成了他一生活動中的消極方面。

    但韓愈又立志做“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答李翊書》）的“君子”。他的理想是“居官行道”。他早年寫《争臣論》，明確批判“禄仕”，主張堅持“官守”、“言責”：“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而他所堅持的又是“畏天命而閔人窮”（《争臣論》）的“仁義”之道。因此，他又常常對現實的腐敗黑暗取批判態度，十分關懷民生疾苦。他赴吏部調選不利，上宰相書，對科舉敗壞、人才被抑進行批評；在御史臺上疏諫天旱人飢，對統治者不恤民生也有所指斥；任都官員外郎時分判祠部，從中官功德使手中争回管理京城寺觀的權力，“禁譁衆以正浮屠”；任河南令，對魏、鄆、幽諸鎮在京留邸“貯潛卒以槖罪士”（皇甫湜《韓文公神道碑》，《皇甫持正文集》卷六），加以揭發查禁；任中書舍人，又以贊同平定淮西而被貶；以至後來從征淮西、諫迎佛骨、宣慰鎮州等，都是堅持大義的行動。這又都反映了他政治活動的積極、進步方面。

    韓愈政治態度與社會活動中的矛盾，往往使他在實際活動中左右支絀。他不爲革新派所容，又爲保守派所不喜，結果是“跋前躓後，動輒得咎”（《進學解》），一生充滿波折坎坷。這是他的特殊處境與思想決定的人生悲劇。

    再次，簡略地看看韓愈的文學活動。

    韓愈是依附於統治集團的文人，因此如前所述他公開承認對統治階級歌功頌德是自己的職責。他寫了不少隱惡揚善的虚假不實之詞，以至受到“諛墓”[4]的譏評。典型例子如洪邁所指出：

    唐穆宗時，以工部尚書鄭權爲嶺南節度使，卿大夫相率爲詩送之。韓文公作序，言權“功德可稱道”，“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爲仁者不富之效也”。《舊唐史·權傳》云：“權在京師，以家人數多，奉入不足，求爲鎮，有中人之助。南海多珍貨，權頗積聚以遺之，大爲朝士所嗤。”又《薛廷老傳》云：“鄭權因鄭注得廣州節度。權至鎮，盡以公家珍寶赴京師，以酬恩地。廷老以右拾遺上疏，請按權罪，中人由是切齒。”然則其爲人乃貪邪之士爾，韓公以爲仁者，何邪？（洪邁《容齋續筆》卷四《鄭權》）

    這種批評確實也揭示了韓文的部分事實。

    但這又並不是韓文的全部。韓愈創作的主導思想是“文以明道”。這個提法最初出現於《争臣論》：

    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

    他又表示：

    愈之爲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題哀辭後》）

    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辭。（《答陳生書》）

    這樣，他把詩文寫作看作是發揚儒道的大事業的一部份。因此他又要求“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答李翊書》），自許要“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答崔立之書》）。也因此，他又能堅持儒家仁義道德的原則性，確立起對現實的批判態度，寫出許多具有深刻思想意義的作品。舉凡中唐時期的重大社會問題，諸如强藩跋扈、朝政腐敗、賦役繁重、佛道横流以至賢才被抑等等，在他的詩文中都有相當鮮明、深刻的表現。

    以上，從幾個側面簡單分析了韓愈在特定時代條件下一身而兼爲“官”與“儒”的矛盾，可以更清楚地看出他作爲一個出身統治階級的有理想、有抱負的知識分子堅持經世濟民的理想和操守所做出的艱苦卓絶的努力及其所取得的成就。

    裂文與道爲兩物

    在中國思想史上，韓愈是儒學由漢學向宋學轉變的重要人物，是一位卓有建樹的思想家；而同時他又是中國文學史上屈指可數的偉大的文學家之一，他作爲詩人與古文家的聲望往往蓋過了他儒學家的名聲。實際上他在文學上的成就，又成爲發揚他的儒學的最主要的手段。他以承繼儒道爲職志，而又能在文學上取得衆多創獲，與他對文、道關係的獨特的、較爲辯證的處理直接相關。

    主張文要以儒道爲内容，反對空洞浮靡的文風，不自韓愈始。這可以説是儒家文學觀念在邏輯上的應有之義。但韓愈倡導“文以明道”，却注意到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主張文要明道，因此就要反對形成爲“程式”的“繡繪雕琢”之文、“妖淫諛佞譸張之説”（《上宰相書》），韓愈把這些斥之爲“類於俳優者之辭”（《答崔立之書》）。另一方面則爲明道而重文，提出“辭不足不可以爲成文”（《答尉遲生書》）。這樣，他的觀點就不同歷史上各種“文以載道”、“道勝言文”，以至“因文害道”等片面强調儒道的主張，而强調文的獨立價值和它對於道的特殊意義。因此招致理學家的朱熹指責他“裂道與文以爲兩物”（朱熹《讀唐志》，《朱文公全集》卷七〇）。

    韓愈雖自負“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但在實際上他更熱心作個“文人”。王守仁説：“退之，文人之雄耳。”（《傳習録》上，《王文成公全書》卷一）韓愈自叙説：

    愈也，布衣之士也。生七歲而讀書，十三而能文，二十五而擢第於春官，以文名於四方。（《與鳳翔邢尚書書》）

    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雞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爲利……（《上宰相書》）

    這表明，社會地位決定了他作爲“文人”的生涯。他對文章又確有特嗜，他説：

    雖愚且賤，其從事於文，實專且久。（《上襄陽于相公書》）

    性本好文學，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説，沈潛乎義訓，反復乎句讀，礱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上兵部李侍郎書》）

    他的一些文章，如《答李翊書》、《進學解》等更詳細記述了自己長期刻苦研習文章的體會。後來許多人的批評也集矢於韓愈對文的畸重。程頤説他“倒學”，是“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二程語録》卷一一《遺書伊川先生語》）。楊時説：

    若唐之韓愈，蓋嘗謂“世無仲尼，不當在弟子之列”，則亦不可謂無其志也。及觀其所學，則不過欲乎雕章鏤句，取名譽而止耳。（《與陳傳道序》，《楊龜山集》卷四）

    朱熹指出：韓、柳用力處“只是要作好文章”，“用了許多歲月，費了許多精神，甚可惜也”。（朱熹《滄州精舍諭學者》、《朱文公文集》卷七四）。這些是道學家的批評。如從强調儒道的角度看，韓愈確實流於過度重文的偏頗。後來人也有類似看法，如程廷祚：

    退之以道自命，則當直接古聖賢之傳，三代可四、而六經可七矣。乃志在於沉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戛戛乎去陳言而造新語以自標置，其所操亦末矣。（《復家魚門論古文書》，《青溪集》卷十）

    陳衍：

    昌黎長處，在聚精會神，用功數十年，所讀古書，在在擷其菁華，在在效法，在在求脱化其面目。然天資不高，俗見頗重，自負見道，而於堯、舜、孔、孟之道，實模糊出入。故其自命因文見道之作，皆非其文之至者。（《石遺室論文》卷四）

    這類相當普遍的批評，確也反映了韓愈的實際。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韓愈對古代文章廣取博采的繼承中，他又特别注重文學傳統，而不是儒學傳統。北齊高湝致楊遵彦書中説：“經國大體，是賈生、晁錯之儔；雕蟲小技，殆相如、子雲之輩。”（《隋書》卷四二《李德林傳》）在唐人的觀念中，經學家、政治家、文學家的不同文章類型已區别得很清楚。但韓愈所重不在董仲舒和晁、賈的經術政論文章，而在兩司馬、揚雄等文人創作。他説：

    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爲之最。（《答劉正夫書》）

    在《送孟東野序》裏提到的歷代“善鳴”、“能鳴”者中，漢代人中提到的也是司馬遷、相如、揚雄；唐代則提出了陳子昂以下到張籍九位，都是文學家。他批評當世科舉之文：

    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於是選，必知其懷慙乃不自進而已耳。（《答崔立之書》）

    因此柳宗元也指出：“退之所敬者，司馬遷、揚雄。”（柳宗元《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柳河東集》卷三四）近人陳衍則説：“昌黎雖倡言復古，起八代駢儷之衰，然實不欲空疏固陋，文以艱深。注意於相如、子雲，是其本旨。”（《石遺室論文》卷四）而且，韓愈對儒經也多注意其文學價值，並把它們與司馬相如等人文章相並列，如《進學解》談到學文：

    沉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録，子雲、相如，同工異曲……（《進學解》）

    這顯然是從文學表現上表揚儒典的價值的。

    對於韓愈的這種傾向，後代人有各種評論。如王鏊説：

    嘗怪昌黎論文，於漢獨取司馬遷、相如、揚雄，而賈誼、仲舒、劉向不之及。蓋昌黎爲文主於奇，馬遷之變怪、相如之閎放、揚雄之刻深，皆善出奇；董、賈、向之平正，非其好也。（《震澤長語》卷下）

    這是從風格論着眼的。方東樹説：

    退之論文，屢稱揚子，而不及董子。蓋文以奇爲貴，而董子病於儒。余聞之劉先生（大櫆）説如此。然竊以爲退之所好揚子文，亦謂其賦及他雜文耳。若《法言》、《太玄》，理淺而詞艱，節短而氣促，非文之工者也。退之所好不在此。（《書〈法言〉後》，《儀衛軒文集》卷六）

    這是從文之工拙着眼的。方孝孺則批判説：

    漢儒之文有益於世、得聖人之意者，惟董仲舒、賈誼；攻浮靡綺麗之辭、不根據於道理者，莫陋於司馬相如。退之屢稱古之聖賢文章之盛，相如必在其中，而董、賈不一與焉。其去取之謬如此，而不識其何説也。（《答王秀才》，《遜志齋集》卷一一）

    這則是從更根本的儒學角度來批評韓愈重文的傾向的。

    這樣，韓愈在實踐中重視與發揚的主要不是古代著述的傳統，而是文學創作的傳統。他説：“凡自唐虞已來，編簡所存，大之爲河海，高之爲山嶽，明之爲日月，幽之爲鬼神，纖之爲珠璣華實，變之爲雷霆風雨，奇辭奥旨，靡不通達。”（《上兵部李侍郎書》）這表明他之所重在“奇辭奥旨”。他没有留下系統的創作理論，但詩文中的片言隻語却能反映他的文學創作觀念。例如他提倡文章“務出於奇，以不同俗爲主”（《國子助教河東薛君墓誌銘》）；要求“文麗而思深”（《與祠部陸給事書》），“海含地負，放恣横從”（《南陽樊紹述墓誌銘》）；主張“文章語言，與事相侔。憚赫若雷霆，浩瀚若河漢，正聲諧《韶》、《濩》，勁氣沮金石。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其事信，其理切。”（《上襄陽于相公書》）這些體會有得之言，涉及文章風格、語言、表現方法、聲韻等多方面，也透露出韓愈本人在創作藝術方面的努力。

    唐代當時人也特别肯定韓愈“文章”方面的成就。如李翺《行狀》説他“深於文章，每以爲自揚雄之後，作者不出。其所爲文，未嘗效前人之言，而固與之並”（《李文公集》卷一一）。李漢更稱贊他“先生於文，摧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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