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与中国神话

·屈贾传赞》云：“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王逸《章句》云：“《天问》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徬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旻昊，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古圣贤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渫愤懑，舒泻愁思。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论述，故其文义不次序云尔。”据此则《天问》乃屈原书壁杂句，而死后由哀惜屈原之楚人为裒集[1]成篇者。王船山谓“统一篇而系之以‘曰’，则原所自撰成章可知。”（《楚辞通释》）其实即非原所自撰“成章”，又何尝不可以统一篇而系之以“曰”？我们知道当神话尚在民众间流行之时，先王之庙，以及公卿祠堂的墙壁上，绘些神话与传说的故事画，原自平常之至；屈原对于神话和传说，本有甚丰富的知识，而平日对于神话传说中之荒诞不合理的部分，亦早怀疑，则当穷愁无聊之日，对景感怀，发了许多问题，亦自情理中事。故王说尚可信。唯谓原书于壁，而后人裒集，则近穿凿。因为屈原的时代，书写的工具尚未精良，“书壁”似乎是很费事的。至谓《天问》乃屈原有意创作，中含他的宇宙观与人生观，乃因愤懑之余，语无伦次，则未免太臆断了。我们可认《天问》是屈原所作（因为包含如此多的神话材料，似乎非他不办），但只是他在闲暇时所写的杂感————对于神话传说中不合理质素之感想，和他的身世穷愁无关。

    《九章》：王逸谓“《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于江南之野，思君念国，忧心罔极，故复作《九章》。”朱熹说“屈原既放，思君念国，随事感触，辄形于声；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必出于一时之言也。”朱说较王说为妥。《史记·屈贾传》中曾说“乃作《怀沙》之赋”，又《赞》中亦举《哀郢》；《怀沙》与《哀郢》乃《九章》中二篇，然太史公不言“九章”；又《汉书·扬雄传》云：“又旁《惜诵》以下至《怀沙》一卷，名曰畔牢愁。”亦不言“九章”。据此可知西汉末尚无《九章》之名，亦即可以反证“九章”一名乃后人所题。至《九章》各篇非一时之作，则从《九章》各篇的内容亦可考见。

    《远游》《卜居》《渔父》：这三篇恐怕都不是屈原作的。《远游》一篇，据王逸云是屈原之作；然篇中甚多已见于《离骚经》之句，又言及韩众，又多黄老之言，启人疑窦之处，不一而足。但是文章神韵极似屈原其他诸作，思想上亦差得不远，似又未可一笔抹煞。大概此篇即使是屈原之作，而已多后人妄增之文了。至于《卜居》《渔父》二篇，首句皆云“屈原既放”，明为他人之词，而风格又绝不类《离骚》《九章》，认为伪作，当无不洽。

    《招魂》《大招》：司马迁曾言及《招魂》，然王逸则谓“《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招者，召也；以手曰招，以言曰召。魂者，身之精也。宋玉怜哀屈原忠而斥弃，愁懑山泽，魂魄放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以讽谏怀王，冀其觉悟而还之也”。清林云铭以《招魂》为屈原自招，谓“古人以文滑稽，无所不可，且有生而自祭者，则原被放之后，愁苦无可宣泄，借题寄意，亦不慊其为自招也。……玩篇首自叙，篇末乱辞，皆不用‘君’字而用‘朕’字‘吾’字，断非出于他人口吻”。后蒋骥赞助林说，并举《招魂》乱辞中地名加以考据，与《哀郢》《怀沙》所叙经历之地参证；由是《招魂》乃屈原之作，更多一层保证。

    《大招》的作者，王逸既说是屈原，又说是景差；朱熹决为景差所作。林云铭断为屈原之作，谓“原自放逐以后，念念不忘怀王，冀其生还楚国，断无客死归葬，寂无一言之理。骨肉归于土，魂魄无不之；人臣以君为归，升屋履危，北面而号，自不能已。特谓之‘大’，所以别于自招，乃尊君之词也。”是林氏以为《大招》乃屈原所作，以招怀王之魂者。林说自嫌牵强，而属之景差，亦觉未安，故有西汉人伪作之说。按原始社会风俗，人死后以巫招魂，朱熹所谓“古者人死，则使人以其上服，升屋履危，北面而号，曰皋，某复，遂以其衣三招之，乃下以覆尸，此礼所谓复；……盖犹冀其复生也。如是而不生，则不生矣，于是乃行死事。”这就是原始社会招魂的遗制。原始社会里招魂的巫在行使职务时，大概有一套刻板的话语，照例诵读一遍；《大招》或者就是此等巫词的写定本。林云铭以“大”为尊君之词，实为错误。“大”即“广”，盖后人见屈原有《招魂》，而又得古巫词的写本，以为乃“广”《招魂》之意，因名曰“大招”。至于《招魂》一篇，或者竟是屈原所作，唯篇中自“乃下招曰……”起至“乱曰”止，恐即为当时流行之巫词，而屈原依成例取以成篇。《招魂》中所含神话材料甚多，足以窥见中国神话中的世界观及对于上天幽冥的观念。

    《九辩》:按《离骚经》云：“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又云“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乐。”《天问》云：“启棘宾商，《九辩》《九歌》。”似乎《九辩》《九歌》是二种古乐。王船山云：“辩，犹遍也，一阕谓之一遍。盖亦效夏启《九辩》之名，绍古体为新裁，可以被之管弦。其词激宕淋漓，异于《风》《雅》，盖楚声也。”据此，则宋玉依古体而制新词，以抒情叙怀，前人以为宋玉代屈原为辞，实有未妥。

    以上略述《楚辞》内容之最启纷争者。今再言《楚辞》对于后世文学的影响。

    《楚辞》是一种新形式，是中国最早的文人文学，而以美丽缠绵梦幻为特点；《楚辞》出世之时，正为中国文化发展得最快、最复杂的时代。因此，《楚辞》自然而然地要在中国文学史上划了一个新纪元。但除此而外，《楚辞》包含中国神话材料之多，也是使它对于后世发生重大影响之一原因。一民族的文学发展，大都经过两个阶段：最初是流传于口头的民间文学————神话传说以及中国的《诗经》，此时的作者都不是操觚[2]之士；其次乃为著于竹帛的文士文学，此时的作者大都为文人，《楚辞》即为中国最早的文人文学。可是初期的文士文学，亦必须以民间文学的神话与传说为源泉，然后这些文士文学有民众的基础，为民众所了解。《楚辞》恰亦适合这个条件。中国文人不但从《楚辞》知道了许多现已衰歇的神话传说，并且从《楚辞》学会了应用民间神话传说的方法，从《楚辞》间接得了许多题材，然后中国的文士文学乃得渐渐建设起来。所以《楚辞》对于后世文学的影响，不但是它的新形式曾引起许多的模仿者，并且供给了许多材料与方法。就此点而言，《楚辞》也可算是中国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了。

    （《文学周报》第六卷第八期，1928年3月18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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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 裒集：póují。裒，聚集，裒集指汇集而编辑；辑录。

    [2] 操觚：cāogū。觚，木简，操觚指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