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精神之表现（描述体）

心，而自欺自骗，自己造作理由，以为自己辩护。

    一群贪欲充盈的野心家，争名、争权、争财、互相斗争，而又以实现正义人道为名，乃可血染地球与太阳赛赤。

    人种之罪恶可以齐天，可用一切善为工具，以畅遂其恶，然而其产生之最原始之一点，只是一念之陷溺，由此陷溺而成无尽之贪欲。我们所需要的只是解释此一念之陷溺。

    为什么人类由一念之陷溺，便成无尽之贪欲?这非其他动物之所能。动物不能使其一念陷溺，以成人类之贪欲。因为动物的欲望，永远是有限的，他的饮食两性之欲，满足了便休息。贪欲————无尽的贪欲，是人类所独有的东西，这岂不证明人性之特恶？

    我们说，人之可以由一念陷溺而成无尽之贪欲，只因为人精神之本质，是要求无限。人精神所要求的无限，本是超越现实对象之无限，然而他一念陷溺于现实的对象，便好似为现实对象所拘絷，他便会去要求现实对象之无限，这是人类无尽贪欲的泉源。

    人所接触的现实对象，本是有限，只有精神之自觉才是无穷无际，人陷溺于现实的对象时，他失去了他自觉中的无穷无际之感，于是想在现实的对象中，获得此无穷无际之感，于是人才有了无尽之贪欲。

    我们真正地透视了人类贪欲的核心，我们便知人类贪欲之目的，其实正在要求其自身之毁灭。

    一切人类的贪欲，都必然会有一天发现使他自身毁灭的方法。因为一切贪欲，在现实的对象中，追求无限，而每一现实的对象，永远是有限，所以莫有任何现实对象，能满足人之贪欲，一切贪欲，必不免会厌倦于其身；而人类彼此之贪欲，在共同追求的对象前，必不免互相否定；贪欲与良心之矛盾，贪欲与人类共同之善之标准之矛盾，一直与贪欲相伴，直到贪欲厌倦了其自身，自感空虚，被否定，人自向外逐取的态度解放，而恢复原始的精神的无限为止。

    人类的贪欲，必不免感厌倦，因为一切贪欲之满足，原于自觉有所占获，有所增多。而此有所占获增多时之满足之感，只存在于他觉有所占获有所增多那一现在。当那一现在化为过去时，此满足之感，不特不能化身为以后或未来的满足之感，且成了他一种债务。因为当有所占获增多之感过去时，他便觉有所减少与负欠。所以在贪欲的进展中，要使下次所得的现实的对象，能与他上次的现实对象，给与他同样满足而同样感乐，必须下次的现实对象之刺激的能力，倍于上一次之现实对象，因此贪欲愈进展，必然愈难满足，而乐愈少。反之贪欲愈进展，其向对象逐取之势愈烈，如负重落坂，愈至后来，则过同一阻碍时，所引生之苦痛愈大。此中，人之苦乐，随贪欲进展，而反比例的增减。所以人必不免会在一次阻碍上，感到由贪欲以求乐之虚幻而厌倦，这可说是宇宙之一神圣律（Divine law）。

    人与人本是平等并立，互相感应的精神存在。每一人的动作，直接间接感应到他人，而一人的贪欲，必不免引起他人的贪欲，一人贪欲的增加，自不免引起他人贪欲的增加。所以人类的贪欲，必不免交会于共同的若干之有限的现实对象前，而在此共同的现实对象之争取上，互相否定。正义与爱，永远在上，照临着他们之互相否定，以实现其自身，这也可说是宇宙之一神圣律。

    人类有贪欲，然而人类永远知道贪欲是不好的。莫有人在平心静气时，不知贪欲是不好。莫有人不以善来欺骗自己，使能安心发展其贪欲。莫有人对他人之贪欲，有好的感情。人之贪欲可以利用善，这不足证明善之无力，而正可证明贪欲之赖善或善之力而存在。善之为善，永为人之良心之所知，自己之良心的判断与贪欲不能并存，他人之良心判断，与贪欲亦不能并存，贪欲只能在善之掩饰下的夹缝中存在，而贪欲终当为良心之光所照透。这也可说是宇宙之一神圣律。

    我们总容易看见恶之实在，这只因为我们对于恶，只看见它的中段，不能看见它之所自生与所自终。它之所自生之饮食、男女、求名、求权之欲不必是恶，它之所自终，正是它自身之否定。我们只是从它之中间一段看，才觉它之实在过于善之实在。（人之所以总自中段看恶之实在，此中有极深之理由，乃原于人必正视恶，乃能去恶，今不详论。）

    人在此会问：人的精神何以会一念陷溺，而沉堕于现实对象中?如果精神本质是上升的，便不应陷溺沉堕；如果可陷溺沉堕，便不能说精神本质是上升的，这真是一最困难的问题。

    然而这问题，有一最深远的答复。即人精神之沉堕，仍所以为其上升；人之犯罪，仍所以为其实践善。一切犯罪的人之犯罪，只是他最内在最潜深的自我要实践善，而又不知如何实践善者，不得不经过的过程。他们精神之下堕，就是因为他们要由下堕而上升。

    我们现在先问，什么人是最易犯罪，最易纵欲的?我们可看出，一切潜藏的精神力愈丰富的人，愈易纵欲而犯罪。我们可说，一切精神力丰富而寻不出正当的表现之路道的人，便必然会犯罪。精神力愈丰富的人，其最内在的自我，正是力求精神之上升的人，即最要求实现无限的精神实在于其人格的人。原来他最内在之自我，要求成为一无限的人格，而无一直的上升轨道，所以翻转而表现为无限的对现实对象之逐取。

    从这个例子，我们便了解人之纵欲，即是人精神表现之一种方式，由纵欲而犯罪，亦是人之精神表现之一种方式。

    纵欲与犯罪，并不妨碍“人精神之求上升与向善”的观念，因为我们已说过一切纵欲犯罪者，终必自感厌倦，并必被他人之贪欲，及他人与他自己之良心之裁判所否定的道理了。

    一切的罪恶，都要被否定，而每一罪恶之否定，则复实现一善，所以罪恶愈大，则实现之善愈大。

    人的精神之会陷溺沉堕于现实世界而犯罪，即是为的实现：改悔罪恶、否定罪恶之善。

    形上之精神实在之善，必须要求实现于现实世界。所以不能一直实现其善，它便化身为人之罪恶，绕弯子以间接实现其善，这是形上的精神实在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之最大的秘密。我们看历史上许多伟大人格，早年都曾纵欲犯罪，便知此中之消息。

    但是形上的精神实在，并不鼓励人纵欲犯罪，来间接实现善。因为凡是可以走间接的路，以实现的善，都可用一直求精神上升的办法去实现。凡走间接的路者，都是失去了正当的路。而一切纵欲犯罪者，走错了路，复要回到正路实现善者，必须感受大苦痛，而后能真回头。纵欲的人，在其纵欲的过程中，不断的感受乐，所以他要回头，必须将其所感受之乐，以增加一倍之苦痛偿还；因他须以同等之苦，收回他纵欲时精神外驰的倾向。所增一倍之苦，则是所以遏抑他再犯罪之可能者。这所增之一倍之苦痛，或由外境之刺激来，或由其良心之责罚，而自己去寻找来，或为纯粹之忏悔中夹带之苦。

    然而一切纵欲者，必须回头实现善，这本是宇宙之神圣的定律，所以一切纵欲者，必然将遇苦。不遇苦于生前，则遇苦于将死之际及死后。

    或问：如犯罪者必须付利息，以苦痛偿还其纵欲所得之乐，又岂非宇宙之不仁？

    则我们当知，真感着自己犯罪而求湔洗的人，他所对之苦痛，他将认为是他应受的惩罚。他复需要增加一倍苦痛的惩罚，来磨练他。这所增加之苦痛，乃他最内在最潜深的自我所自愿承担，故此时苦痛，便成为必须的精神粮食，苦痛同时为他内在之乐。所以宇宙永远是公平的。（关于上列数段许多问题，今皆不能细说，读者视之为一独断之论可也。）

    人问：如果罪恶最后总可销除，而并不真使我们以后受更多的苦痛，则我们何必一定为善，纵欲为恶，使精神向下，又何妨?

    我的答案是：如果你甘愿纵欲为恶，莫有人能阻止你。但是如果你真知道了，纵欲者终当被索还其由纵欲而生之乐，谁复还要自觉地去纵欲?如果为恶者，将来终当被良心逼迫而为善，谁复还自愿在现在为恶?纵使为恶，只能出于盲目的动机，而我们的话，只能从你最清明的自觉去了解。从你之此最清明的自觉出发，永不会引导你去纵欲为恶的。如果我们的话，真会有引导你纵欲为恶之效用，唯一的原因，只是你本有纵欲为恶之意，而利用我们的话，来抵消你为善之意。然而当你对我们的话，持利用的态度时，我们的话所启示于你的理境，已全离开你。如果你仍然记住它们，我相信它们必然将使你更努力的为善，而求你精神之上升。但这不是因为它们使你想着为恶将遇苦，而不敢为恶，而是因为你真了解它们时，你便更认识了形而上的精神实在之真实，而更愿意去实践它。

    （四）精神上升之道

    以上我们论人类一切活动，我们总是把更纯粹的精神活动放在后，我们之注重点，在认识人类精神活动之连系于形而上之精神实在。我们是要说明，人之精神根本是要求上升，以至他之犯罪，我们都说是出于精神上升之要求。这些话，也许会使人误会我之主张人之精神上升，以接触实现形而上之精神实在，乃是要人出世，而离开现实的物质身体之世界，但是我现在之意思决不如此。

    我现在的意思，决不即归到人应当离开现实的物质身体之世界。因我在篇之首已指出，从外看人是隶属于现实的物质身体之世界；从内看人则隶属于超越现实的纯精神界。而物质身体的世界之所以为物质身体的世界，即在能表现人之精神。所以人之精神，必须表现于物质身体之现实世界。精神实在所要求的，即是表现于现实世界，其能表现于现实世界，即所以成其为精神实在。精神实在之本身是无限，无限必须表现于有限。因为由有限之超越破除，而后才显出无限。关于这种道理，我在上二部中也屡说。所以超越的精神实在与现实世界，自始是相连。只是又不能由它们之相连，而说它们是一。它们是二，而后才有所谓连。它们之相连，又不是有连之的第三者，而是即在现实世界之向上超越的关键上，便连起来。但因它们相连，故就此连处说，又不能说它们是二，它们是不二，是二而不二。所以精神实在即现实世界之本体，现实世界即精神实在之表现或妙用。因此离开精神实在之表现，则无现实世界，离开现实世界，亦无精神实在。成则俱成，破则俱破，所以现实世界，是我们根本不能脱离的。

    我们不能脱离现实世界的物质，因我们都有感官的身体，随时都与所谓物质之指示者的形色相接，我们也并不须脱离我们之有感官的身体，或不看外面之形色。因为我们所需要的，只是要从所谓物质的形色中看出精神，把物质的形色视作精神实在的表现，把人与我的身体对外界事物之一切活动，都视作人与我精神活动的象征，把整个的物质界，视作人与我精神与精神互相交通的媒介。我们只要真常能如此看，则物质立地化为精神，一切形色的事物，及我们对一切形色之身体活动，都是实现精神的工具，此工具本身即为精神所渗透而成透明。于是即物而可不见物质之存在，即物质之实在而视之为精神之实在。所以我们亦不须脱离现实之物质，不须脱离现实世界。

    最后，我们既了解精神之必须表现于现实世界，我们要发展我们之精神，便当肯定此现实世界，而努力于其中表现我们之精神。我们对于现实世界，便不当生厌心。因为厌弃现实世界，即等于厌倦我们精神之表现的要求，即等于厌恨精神实在本身。我们不能由追求精神实在之动机，而厌弃现实世界，只能由追求精神实在之动机，而愈肯定现实世界。若果我们由追求精神实在，而厌弃现实世界，那是由于我们不了解精神实在与现实世界之关系，我们把精神实在与现实世界割断分离了，这种割断分离，是一种错误。所以我们不当求脱离现实世界。

    我们了解了我们不能、不须、复不当求脱离现实世界，我们便可不再视身体之物质及环境中之物质为卑下，不再视我们在现实中之一切活动为卑下，我们对于我们之最平凡的日常生活，便都可赋以神圣崇高之意义与价值了。

    我们了解了我们之精神，必表现于我们之身体之物质，于是我们了解了我们身体之动作、容貌、态度、气象，即是我们内在精神之镜子。我们知道内心之无不表现于外，于是我们知道诚之不可掩，作伪之不可能。我们知道我们精神之力量，无不可通过我们之身体之动作、容貌、态度、气象，以直接感人，而我们也知随处由他人之身体、容貌、态度、气象，以直接透视人之精神存在，我们对于精神之信念，更增加了。

    但是，我们真要肯定现实世界，及我们在现实世界中之一切活动，我们同时便要肯定我们随时犯罪之可能，及时时在犯罪之事实。我们不能希望我们于现实世界中，能立于无罪无过之地。

    我们说不能希望我们在现实世界中立于无罪无过之地，并不是因为我们在现实世界中，不能避免声色货利名位权势之诱惑，使我们放纵欲望而来。我们要知道，真正的罪恶之含义，并不限于通常所谓纵欲。关于这一点，我们上文尚未讲。在上文，我们只提到我们纵欲之罪恶，由于我们一念之陷溺于饮食、男女、求名、求权之欲。但我们又说此诸欲之原始，并不含罪恶，所以，其罪恶唯由一念之陷溺而来。由此我们可以再进一层说：我们并不必陷溺于声色货利贪名贪权之欲时，才是罪恶，我们陷溺于我们之任何活动，均是罪恶，而我们之任何活动，我们都可陷溺于其中。此乃因我们之任何活动，我们都可对之加以反省。而任何活动，当我对之加以反省时，都可把它固定化、符号化，成一现实的对象；而我们将它固定化、符号化，成一现实的对象以后，我们又可对它再加以把握，使隶属之于我，执著之为我所有而生一种有所占获的意思。而当我们把一对象隶属之于我，生一种占获的意思时，同时我即隶属于对象，为对象所占获，而我之精神即为对象所限制、所拘絷而陷溺其中。我们当知，我们存在于现实世界中，即不能无身体。我之身体之活动表现我之精神于外，而此表现为一限制的表现。此一限制性，再投映于我们之精神，而有与他人他物相分别的“我”之观念。只就此我之观念而言，本不必使我们生陷溺之念。但有我之观念后，即可对于现实之对象，加以把握，而求隶属于我。而我们之任何活动，我们都可加以反观，而使之固定化、符号化，成现实之对象。这由反观，而使一活动固定化符号化本身，本来亦并不必即生陷溺之念，然而我们此对象既成后，再加上把握之而隶属之于我之活动，成隶属对象于我之感，则成陷溺之念。但是隶属对象于我之感，只是一感。这感只是感时存在，我们并不能真正把它加以分析来看。因为我们一分析之，则我与对象析开，而此感不可见。所以此处必须体会，方能了解。

    我们了解了，只要对我们之任何活动，加以反观，化为现实对象后，便都可隶属之于我，我们便知：一切活动，我们都可对之陷溺，即是说，我们对于一切活动，都可执著他是我的，我所有的，而生一种有所占获的意思。

    这一种对我之活动，生一种有所占获的意思，与我们的反观，常常在一起。我们常不自觉我们先有反观之存在。因为我们常是才反观之，即隶属之于我，成有所占获的意思。这种反观，常可谓紧接于“去隶属对象于我之活动”的，而当隶属对象于我之感已成时，此反观便不复存在。所以我们有陷溺之念时，我们常不先自觉有反观。而在我们通常能自觉有反观时，却是已渐离开陷溺之念时。因我们自觉有反观，则反观表露为一独立之活动，而反观之活动，则根本上原于精神之求上升、求超越；唯精神求上升求超越，而后能离开自己来反观自己。（原来反观之本质，即是自觉作用，因此处所重在所觉对象一面，故名反观，乃所以别于对反观之自觉一名。）所以当此反观真为我们所自觉时，则此反观，常正是表现为反乎我们之陷溺之念之另一种活动。（亦即此反观为一独立之自觉作用，故我们能自觉此自觉作用。）唯在刚反观一对象，而反观即被“隶属对象于我之活动”所拖下淹没，乃马上成为陷溺之念。所以通常我们不自觉我们于此中先有反观之存在。但是我们也有于此中自觉有反观时。此则由于反观对象之活动，虽已表露为一独立之活动，然不能持久，所以终于被“去隶属对象于我之活动”所拖下；于是此时我们既自觉曾有反观对象之活动，亦觉有“去隶属对象于我”之活动。然而无论我们自觉之与否，必先有此反观。因为若无此反观，则我们之活动不会为我自己所执著之对象，而视之为我所有的。只是陷溺之念之所以为陷溺之念，则只能归因于隶属对象于我之活动本身，这又是我们不可不重加注意的。

    关于我们所说我们于自己之任何活动，我们都可由反观而化之为对象，并对之生陷溺之念而隶属之于我，并生一占获的意思。以下可以举两个例子：譬如我们最高之活动为纯粹的爱，然而我们表现此种爱后，而想着我表现了如此之爱于宇宙间，此为我对宇宙之一功德，我之人格更增加一内容而比他人为伟大。这一种我对我自己之矜许，便原自我之将此爱之活动加以反观，以之隶属于我而生占获擭的意思。又如我们对于过去已犯之罪恶过度的悔恨，此时我们亦常是想占获一绝对无恶之心境，所以有过度之悔恨不已。此外我们对自己之求真求美之活动，都可常有占获的意思，这都是陷溺之念。

    我们是否对我们活动生陷溺之念，有时很难自觉。因陷溺之念，本身只是一感，这感在几微时，简直不为我们所觉。等到相续极久，至正式发生行为时，我们始自省而觉之。然而我们之常有陷溺之念，却可自我们之常不免黏滞见之。一切黏滞即陷溺。而一切游思杂念，我们明知其不必发生，而竟不免于发生，皆由我们之黏滞于我们昔之所习。一切匆遽、浮动、迫不及待，皆由于我们黏滞于未来之所求。一切疏忽、蔽塞、痴迷，皆由我们黏滞于现在之所务。我们不能物来顺应，意念纯一，都由于我们有所黏滞。我们不能做事秩然有序，不免颠倒混乱，都由于有所黏滞。凡我们明知不当如此，而竟又不能免于如此者，均由于有所黏滞。黏滞即是心为物役，即是陷溺。然而我们明知不当如此而竟不能免于如此者，是何等的多。

    我们知道陷溺之念即是罪恶，便知我们不必以贪声色货利贪名权，才是罪恶。我们随时都可对我们之活动发生陷溺之念，则我们随时都有犯罪之可能。因黏滞即陷溺，我们时时发现我们不免于有所陷溺，便知我们随时在罪恶之中————而一切贪声色货利贪名贪权之欲，其原始一点，都不外乎一念之陷溺。所以我们任何一念之陷溺，便可通于我们所公认之一切大罪。因一切大罪，不过由贪声色货利名权而来，而贪声色货利名权，则由一念之陷溺来。所陷溺者不同，而其为陷溺，可以互相引生则同。所以一念自矜其道德之人格或学术艺术之天才者，可以转而好名好权，作意外之人间罪恶————因此我们肯定我们之现实世界，便同时须肯定我们随时犯罪之可能，以至犯大罪之可能————及时时在犯罪之事实。我们说对一切活动之黏滞陷溺，都是罪恶。一般人所谓罪恶，在通常只认为过，但是过与罪恶实同源，过即是罪。我们用此分量较重的名词，是要人重视他自己的过。由人之重视其过而视之为罪，一方面便不致以为自己道德上无缺憾，或自以为道德较所谓犯罪者为高，生自矜许之意，而勉于谦抑；另一方则是要人有承担现实世界中罪恶之勇气。

    但是我们不当只肯定我们有随时犯罪之可能，及时时犯罪之事实；而且当相信当下一念，即可转移我们之一切罪恶。因为我们说一念陷溺，即通于一切罪恶；反面即是说，只要我们一念不陷溺，即通于一切之善。

    我们一念之陷溺，由于我们对于现实之对象，生隶属于我之感，对于我们之活动加以反观，而生占获之意思；故我们只要对于现实之对象，不生隶属之于我之念，对于我们之活动虽反观而不生占获之意思，则无所谓陷溺。我们只要不陷溺于我们之活动，则我们之一切活动，便都是形而上的精神实在之表现，便都是上升于形而上的精神实在之活动，而超越现实世界之活动。

    怎样才不生陷溺之念?不生占获的意思，不将现实的对象隶属之于我；心常清明的涵盖于身体与物之上，即不生陷溺之念。于发生任何活动时，但觉此活动通过我心而发出表现，但反观此活动之表现发出，而不加任何把握的意思，即是不陷溺之念。忘物我之对峙，而只顺乎理以活动，即不生陷溺之念。不陷溺，即忘物我之对峙；忘物我之对峙，则我之活动均依理而行，故又名之曰天理流行，依乎天机而动。

    不陷溺之念即是天理流行，依乎天机而动。中国从前人说天理流行、依乎天机而动，常被人视为高不可攀，似乎不陷溺之心境，是极难达到的。诚然，我们要常常自觉有不陷溺之心境，非最高的人格不能。但是当下的不陷溺的心境，则是一念自反，即能具备的。因为我们才觉有陷溺，知病便是药，我们的心便已不陷溺。我们觉有陷溺而拔出，即不陷溺。这是我们当下可以求得的。我们亦可说，我们之不陷溺的心，原即我们之从事一切现实活动的心之“本体”。我们只怕不自反；才自反，它便在。而一念之超拔，即通于一切的善，所以我们虽随时有犯罪之可能，有犯罪之事实，而去罪之可能，亦永远在眼前，湔洗一切罪之力量，亦永远在眼前。当我们了解此二层意思时，我们便一方不致自以为人格无缺憾而自矜许，一方亦不致生任何自暴自弃之心理，同时也不致对于他人之人格生羨慕之心，或欲速助长之心，因为那便是想把捉道德上之自然进步，想有所占获。同时由我们随时都有罪可犯，有通一切善之路可走，于是我们可真了解道德生活是莫有放假一语，而知在当下之视听言动，饮食起居上随处用功，使不生陷溺之念。于由我们自己之常犯罪，亦常能湔洗罪，便对他人之罪能原谅————以大罪与小罪同源，故能谅他人之弥天大罪，且相信他人之罪，亦无不可湔洗。然后我们对于人类之道德进步，才有信心，而人与人间之相互的与人为善取人为善，才真正可能。

    我们了解了，我们之精神表现于现实世界，我之精神与我之身体物质不相离，及我之身体有其特殊之构造及特殊之环境。我们亦可了解，我们每一人皆有特殊的通到精神实在之路。我们的人格，即赖于循我们特殊的通到精神实在之路，而发生之各种行为活动之互相贯通统一，以建设起来。我们于是了解我们要修养人格，不能专模仿他人，一方须顾到自己之性格，一方须顾到自己的环境；而尽我们之道德责任，则要从我现在周围的人开始。人修养其人格，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真实的求精神之上升。因为人性根本善，一切恶之为恶，都由于陷溺。只要真实求上升，则恶去而善显。人只要真实求上升，便自有其本性所指示之上升之路。人的内心都有精神实在所启示他的善之理想之存在，这任何人只要反省便可知者。人只要求真实的上升，必然要求祛除其理想的自己与现实的自己之矛盾。人之过恶，都原于有所陷溺。人在不同的时候，发现他有不同的陷溺，而有不同之善之理想，而有不同的内心之矛盾，而有不同的划除矛盾，以表现形而上的精神实在之统一性的努力，而有不同的精神上升之阶段。然而他只要真实的求上升，他所走的阶段，是不会错的。如果错了，他自己也能纠正。所以把道德的品目罗列出来，要人或自己机械的遵行，是不必要，而且是根本罗列不尽的。因为人的心理行为方式是无穷的，各人便永远各有其精神上升的路，此路之万殊，严格说来，与人之身体结构气质及环境之万殊，全然相应，所以人才有不同形态的人格。

    不过各种人人格之不同，只由其精神上升之路之不同，其最后目标，则同在表现统一之形而上的精神实在于其人格。所以一切人的人格之一切内心矛盾祛除净尽，而成绝对和谐贯通的人格以后，一切人之人格，在本质上便趋于同一，所以人类有其共同之最高理想之人格。此即名为圣。

    因人类有共同的最高理想之人格，于是各种不同的人格之所以不同，便可说是因为各种人格尚未达最高阶段之故。而在未达最高阶段时，各种不同的人格之所以不同，只系于其上升之路之不同，所以一切人格之不同，只是形而上的精神实在表现方式之不同。形上的精神实在其自身本来是统一的，而其分别表现之方式，亦因而是可相贯通涵摄的，所以各种人格虽不同，各有其特殊性，然而可以互相了解。而在达到较高阶段的人格，反能了解更多与他不同的人格，因为他上升愈高，愈接近统一之精神实在，而其贯通涵摄之心量亦即愈大。

    因为不同的人格，能互相了解，所以不同的人间，可彼此的互相欣赏其人格，以便取他人人格之长，以补己之短，由此而有最高的与人为善，取人为善。了解者互识人格之真，欣赏者互识人格之美，而欣赏则含了解，了解必归于欣赏，此为真美之交彻。故此最高之与人为善，取人为善中，有最高之真美之价值之实现。

    各人努力求其人格之上升至真实的态度，与不同人格间互相欣赏之审美态度，合以助各人之实现至善，使各种人的人格以其心量互相贯通涵摄，以化社会为真美善的社会，是即为统一的精神实在之至真至美至善之实现的路道。如此，自精神实在本身而言，是谓至真之实现；自其表现于现实世界而反照于其自己而言，是谓至美之实现；自其相续不断之表现于此真美之交彻之途中而言，是谓至善之实现。

    我们了解了现实世界中人与我之罪恶之存在，而我们的努力则是要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以去除人之罪恶，而完成我人之人格。由我们之相信人性善，及罪恶之终必归于自己否定，即可进而相信我们之努力必可达到其每一度之努力所悬之目的。由我们之努力时，有非去恶不可之感，又反证罪恶都居于一被否定的势子之下，我们由此将更相信罪恶之必归于自己否定。然而我们却并不会因为罪恶在究极的意义必自否定，而任它自己否定。因为所谓罪恶之自己否定，即是由感罪恶存在而不安的人心去否定它。如果没有对之不安之心去否定它，亦无所谓罪恶之自己否定。所以我们对于所见之罪恶之存在，感到不安，否定它之责任，便呈现于我之前。如果我不否定它，则我姑息罪恶，而自己犯罪恶。我们自己是决不愿犯罪恶，我们只要自己反省，便可知道。所以当我见罪恶时，必然感不安，而必求其安，我们必感我们该去否定罪恶。唯一我们不求否定罪恶时，只是我们不见罪恶时。然我们只要张目一看，现实世界中人与我之各种行为，便见各种罪恶之存在。所似我们最后的结论，便是努力去否定现实人类世界所见之一切罪恶，而实现我们理想之人类社会，使一切人都能真实的努力完成其人格，使人类社会，成为一切人格能互相了解欣赏而表现真美善之人格世界。

    但是我们知道，一切理想不是一朝可以达到，一切人都走上自觉的求完成人格之路，也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也不能因见社会离我们理想太远，而空着急。空着急，即是想忽然获得我们之目的物，这即是罪恶。因无法获得而失望苦痛，即此罪恶应受之惩罚。我们当求一如何达到理想的世界之方法，这就是我们当从事的各种应有的文化政教活动。因为一切应有的文化政教之活动，都是提高人的精神，而使人充实其人格内容，同时亦帮助其完成人格者。所以我们最后归到应有的文化政教之促进之工作。而我们之努力于应有的文化政教促进之工作，则必须修养我们之人格，而努力于此工作之一念之本身，亦所以提高我之精神，而完成我之人格。

    故我们最后便归到作一切完成他人人格之事，即所以完成我之人格；而从完成我之人格之念出发，即必要求完成他人之人格，从事应有的文化政教之活动，以帮助人完成其人格，以实现理想之人格世界。

    我之当下发心要如此做，在我当下所发之一念之所涵盖之下，便似乎人们都已开始走上自觉的求完成人格之路，理想的人格世界已开始降临，此之谓“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如此我们焉能不信人类之前途是光明的？焉能不对人类前途之光明，抱无尽之信心?

    二十九年五月十一————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