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

要表现在谈话中。

    奥加辽夫与我四年未见，但在思想上我们仍是一致的。我们从不同的道路，经历了同样的阶段，最后又来到了一起。纳塔利娅也站在我们一边。我们那些严肃的、初看有些可怕的结论，并未使她胆怯，她赋予了它们一种特殊的诗的色彩。

    争论越来越多，通过千百种方式反复出现。一天，我们在花园中用膳。格拉诺夫斯基读了《祖国纪事》上我论研究自然的一封信（记得是谈百科全书派的），感到非常满意。

    “你赞许它的什么呢？”我问他。“除非是它的辞藻吧？它的内在意义你是不可能赞同的。”

    “在思维科学上，”格拉诺夫斯基回答，“你的意见正如百科全书派的著作一样，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我喜欢你的文章，正因为我喜欢伏尔泰或狄德罗的作品；它们生动而尖锐地提出了问题，唤醒人们，推动他们前进。至于你观点中的一切片面性，我未敢苟同。难道现在还有人大谈伏尔泰的理论吗？”

    “然而真理就没有一个标准吗？我们唤醒人们只是为了对他们说些无关紧要的话吗？”

    我们的谈话继续了好久。最后我指出，科学的发展，它当前的状况，使我们不能不接受某些真理，不论我们愿意或不愿意；我们一旦认识了它们，它们就不再是历史的谜，而是不容置辩的确知的事实了，如欧几里得的原理，开普勒的定律，以及原因和作用、精神和物质的不可分割等等。

    “这一切远不是必然的，”格拉诺夫斯基反对道，“所以，我永远不会接受你们那种枯燥冷漠的思想，把肉体和精神看作统一体，从而使灵魂不灭观念化为乌有。也许，你们不需要它，但是放弃这个信仰，对我来说牺牲太大了。我不能没有个体不灭的观念。”

    “如果我们要什么马上就有什么，”我说，“像童话中间一样，可以使无变成有，那么实在太幸福了。”

    “你想，格拉诺夫斯基，”奥加辽夫接口道，“这实际上是不敢面对灾难呢。”

    “你们听我说，”格拉诺夫斯基回答道，脸色苍白，但仍装出无动于衷的样子，“我求求你们，别再跟我谈这些事情吧，有意思的话题多得很，何不谈谈它们，那有益得多，也有趣得多。”

    “好吧，一切听便！”我说，感到脸色是冷淡的。奥加辽夫没有作声。我们大家彼此望了望，这目光已足够了；我们太亲密了，只要看到一点脸色，就足以充分了解对方的心思。沉默降临了，争论不再继续。纳塔利娅竭力掩饰，想挽回僵局。我们帮助了她。这种场合，孩子总是最好的救星，他们成了话题，大家在和睦的气氛中吃完了饭，如果这时有一个第三者走来，他什么也不会发觉……

    饭后，奥加辽夫骑上了自己的“短剑”，我也跳上了老得跑不动的驽马“宪兵”。我们到了田野上，心情这么沉闷，仿佛有个亲人死了。这以前，奥加辽夫和我总以为我们还可调和，我们的友谊会把分歧像灰尘似的掸掉；但是最后那些话的声调和意义让我们看到了我们不愿看到的东西，那存在于我们之间的距离。这就是界线，就是极限，也就是书报审查制度所允许的范围！一路上，奥加辽夫和我都没有讲话。回到家中，我们伤心地摇摇头，异口同声地说：“看来我们又只剩下两人了！”

    奥加辽夫坐上马车回莫斯科了。在路上，他写了一首小诗，我曾用它的句子作过题词。11

    ……忧伤和寂寞不能使我沮丧，

    世上本无不散的筵席；

    我把严峻的真理在友人间宣讲，

    友人们却带着孩子似的惊慌走了。

    那位被我当作骨肉同胞的人，

    我所挚爱的人，他也离我而去！

    ……………………………………

    ……………………………………

    我们仍将踏上孤独而忧伤的征途，

    不倦地呼号真理，

    哪怕希望扬长而去，人们毫不眷顾！

    第二天我与格拉诺夫斯基见了面，对昨天的事大家只字不提，这又是不祥之兆。痛苦尚未消失，却避而不谈；无声的痛苦无处宣泄，会像深夜的耗子把纽带一丝一丝咬断……

    过了两天，我到了莫斯科。我和奥加辽夫一起去探望叶·科尔什。他对我们特别殷勤，亲切中带一点忧虑，仿佛有些可怜我们似的。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我们犯了什么过错？我直截了当问叶·科尔什，他听到我们的争吵没有？他听到了，说我们为一些抽象事物争得面红耳赤，大可不必；劝我们不要自寻烦恼，人的观点完全相同只是一种理想，根本不可能，人们的同情像化学亲和性，有一定的饱和点，超过这点必然遇到一些东西，使人们重又分开。他取笑我们活了三十多岁仍那么天真；他这么讲是出于友谊和好意————似乎他也在为这事苦恼。

    我们和睦地分手了。我想到我的“天真”不免脸红；后来，当我独自躺在床上的时候，我觉得仿佛我的心给人撕走了一块————在不知不觉中给人撕走了！

    以后没再发生什么……只是一切蒙上了一层黑影，变得暗淡了；朋友间无拘无束、开诚布公的气氛消失了。大家变得拘谨，回避某些问题，也即从“化学亲和性的边缘”实行退却————正因为我们彼此真诚地、热烈地爱过，这一切带来的悲伤和痛苦也更多。

    也许我太急躁，辩论时盛气凌人，回答时尖酸刻薄……这可能……但实质上我至今仍坚信，在真正亲密的关系中，信仰的一致，主要理论观点上的一致是必要的。当然，对于朋友间的亲密关系，单单理论上的一致是不够的；例如，我与伊·瓦·基列耶夫斯基的感情便比与我们中的许多人好。另外，在某一问题上一致的人，可以成为忠实可靠的同盟者，但不必有相同的理论观点；例如，我与马志尼和沃尔采尔12的关系就是这样，这些人是我无限敬重的，但他们与我有很大的分歧。我不想说服他们，他们也不想说服我；我们的共同点已足够使我们走同一条道路，不致发生争执。但是在我们一家人中间，在共同生活的骨肉兄弟之间，却不允许出现深刻的分歧。

    何况我们不可避免地要把整个身心投入某种事业，在这事业中，我们的全部活动只是在思想领域内，在宣传我们的信念方面……那么怎能在这方面让步呢？……

    我们友好的大厦的一堵墙上出现了裂缝，而裂缝总是要扩大的，一点细小的事故，一点误会，在应该沉默的时候不必要的坦率，在必须讲话的时候不合时宜的沉默，都会导致裂缝的扩大；而且这些事仅由心理状态决定，并无规律可以寻找。

    不久，裂痕也在夫人们中间出现了。13

    这时一切已无可挽回。

    走吧————走得远远的，愈久愈好，非走不可！但是，走也不是容易的。警察的监视仍像无形的锁链缚在我的脚上，没有尼古拉的批准，我不可能领到出国护照。

    1 原文是德文。这是歌德的小说《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中迷娘唱的歌“你可知道那柠檬树开花的地方？”中的话。迷娘是意大利小姑娘，这是她在怀念意大利（“柠檬树开花的地方”）。在这里，这句话是指到国外去。

    2 这是赫尔岑1844年日记中的一段话。德穆兰是右翼雅各宾党人，属于丹东一派，1794年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由罗伯斯庇尔批准，而罗伯斯庇尔和德穆兰是同窗好友。赫尔岑在这里赞扬罗伯斯庇尔，实际上也是赞扬别林斯基。

    3 传说古希腊有七位哲人，他们的言论构成了生活中的各种格言。

    4 布尔梅斯特（1709——1785）和沃尔弗（1679——1754）都是德国哲学家，他们的著作曾被用作俄国的教科书。

    5 尼古拉一世于1844年把皇村学校从沙皇村迁到了彼得堡。

    6 皇村学校一个学生怎样进入莫斯科大学的故事，充满了尼古拉时代的独特风味，我不能不在这里把它叙述一下。皇村学校每年都要庆祝它的校庆，这件事已因普希金的几首诗而闻名天下。这一天由于同学的分离，毕业生的返校，通常是允许青年人饮酒作乐的。一次校庆时，一个还没毕业的学生闹着玩，把一个酒瓶扔到墙上，不幸正好扔在一块大理石板上，那上面刻着金光闪闪的几个大字：“皇帝陛下于某年临幸巡视……”大理石打碎了一角。训育员跑来，把学生大骂一顿，要赶走他。青年人当着同学的面，下不了台，又喝了酒，一时性起，把训育员的手杖夺过来，抽了他一下。训育员马上向学校报告，学生被逮捕，关进了禁闭室。他的罪名是可怕的，不仅是殴打训育员，而且是亵渎和污辱了刻有圣上名字的石板。他极可能被送进兵营当兵，但一件不幸的事挽救了他。正在这时他的哥哥死了。母亲悲痛万分，写信给他，说他现在是她唯一的依靠和希望，要他快些读完书，回到她的身边。皇村学校校长那时大概是布罗涅夫斯基，他看了这信很感动，决定搭救这个学生，不把这事报告尼古拉。他找米哈伊尔·帕夫洛维奇大公商量，大公命他把学生暗中开除，了结这事。青年人离校时拿到的证件规定他今后不得再进任何学校，这就是说，他的一切前途都给堵塞了，因为他不是很有钱的，而这一切只是因为损坏了一块刻有皇帝名字的石板！何况这还是多亏上帝的特殊照顾，让他的哥哥及时死了，才靠闻所未闻的将军的慈悲胸怀，靠大公空前绝后的善良心肠办到的！这位具有杰出才能的学生过了好久，才费尽周折争取到了进莫斯科大学听课的权利。————作者注布罗涅夫斯基（1797——1867），原为将军，1840至1853年任皇村学校校长。

    7 “浪漫主义”在这里指唯心主义。赫尔岑一般用现实主义指唯物主义，用浪漫主义指唯心主义。

    8 即米·谢·谢普金。

    9 拿破仑于1816至1821年间流放在圣赫勒拿岛时，常戴着阔边帽、穿着衬衣在朗伍德海岬一带徘徊。

    10 指《圣经》中的使徒约翰。

    11 指第二十九章《在友人墓前》的题词。下面的诗句也引自《致伊斯坎德尔》（《我行走在空旷的平原上》）。

    12 马志尼（1805——1872），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家，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中民主共和派的领袖。沃尔采尔（1799——1857），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

    13 指赫尔岑夫人与格拉诺夫斯基等的夫人之间发生的不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