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宋元明三代之民间手工业

    一、唐代以来的丝绢纺织业

    人生最重要者为食与衣。关于穿衣，古时即有蚕桑，便牵涉到丝织品。古代的蚕桑事业首先发展于北方，而非如今日之在南方之太湖流域等地。

    中国之丝在汉代已自地中海传到罗马，成为世界商品。中国有织官，即国营的织造工场，当时山东仍有汉时所设之织官，即有三个国立的织造工场。

    唐代时机织业已与农业脱离而分立了，此工作有了商业意义，可见经济已进步了。自晚唐到五代，有一批人专门成了织户，已与农业的耕户分开了。例如欧阳修有《送祝熙载之东阳主簿》诗云：“孤城秋枕水，千室夜鸣机。”袁甫《蒙斋集》中有其做徽州知县时所作《奏便民五事状》云：“自来揽户之弊，其授于税户也，则昆其价，其贯诸机户也，则损其值。”从上文可看出当时之情形。

    南宋陆游（放翁）《老学庵笔记》（“老学”者，老而犹学也）中云：“靖康初，京师（即汴京开封）织帛及妇人首饰衣服，皆备四时，如节物则春幡、灯毬、竞渡、艾虎、云月之类，花则桃、杏、荷花、梅花，皆并为一景，谓之一年景。”此文说明了北宋末年织帛业之盛，说明此时期生活之奢侈，织物已变成商品，并非男耕女织之时期了。

    唐代时之租税有租（田租）、庸（力役）、调（指土产，普通是指绢，且绢在当时可作货币代替品）。宋时租税与唐代相似，一面有田租，一面要纳丝织品。唐自实行两税制后，不必纳绢，可以用钱交纳。于是农民须先卖绢，再得钱，而卖出时价低，要买时则价高，于是有陆贽作文指出有此弊端。

    唐代是门第社会，大家庭中养有各种工人，不必向外买。宋代则成了小家庭，故机户分立成为工商业者了。

    我们中国今日吃亏的是织布业之衰落，完全要靠外国，此乃造成中国贫穷之原因。今天的社会变了样，女人整日打麻将，因无工可作。这是不得已，与道德教育问题无关。

    二、元明时期的棉织业

    中国古代有丝、麻而无棉。棉在古代叫“吉贝”，《尚书》中已可见“吉贝”二字，但直到元代、明代才有棉织业。

    由于气候的关系，我国北方不适宜种棉。有小说说，中国要到松江黄婆时才开始有棉织业，依照一般情形，长江流域才有棉织业。

    清褚华撰《艺海珠尘》中《木棉谱》一书记载，上海有贩棉花之户。明末褚氏之六世祖能经商，当时山西、陕西人所穿布衣均是来沪买，银货两交，于是一家人成了大富。到了清代，别人也懂了，山西人来沪不必向住家去买，他可直接向商店去买，故沪人只需旅馆商就够了。于是有人自己集资购备织物，直上山西等地去卖，谓之“水客”。当时有闽、粤人来沪，携了糖来，卖了糖而买花衣（即原料），回家乡后自己纺织。当时上海有船数千，可见当时的上海已是大商埠。

    有了纺织，便有染布业，称为染工业。中国要到宋代，织、染才成为二大手工业。

    三、宋明的陶瓷业

    当时欧洲人要买中国的瓷器，花了很多钱。自唐至清，瓷器仍可代表中国的艺术，中国的英文“China”便是从瓷器而来。

    瓷器始自唐代，至于成为大手工业则要到宋代。宋代有所谓“五大名窑”，即哥、官、汝、均、定五窑。其中哥窑在越（浙江），官窑在汴州，汝窑在河南汝州，均窑在河南禹州，定窑在河北定县。五大名窑只有一个在江南，其余均在北方。自唐代起，哥窑最为出名，因为浙江出产青瓷。浙江哥窑所出青瓷名叫“千峰翠色”，极为名贵。五代时的柴窑（在北方）相传在柴世宗时亦做出青瓷，叫做“雨过天青”，此色泽亦极名贵。

    宋后则瓷器大盛，俗语云：“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滋润，细媚，有纽纹。”凡切合上述标准之瓷器，可称为极精品。后来在瓷器上可画花了，堪称工艺美术。

    日本人曾研究宋代瓷业，对瓷业发源做了小考证，计有26处。计为河北二，山西一，河南六，山东一，陕西一，共11处；安徽三，浙江七，江西三，闽二，共15处，合共26处。

    由上述可见瓷业到宋代已甚发达了。但五座名窑中有四座在北方，即陶瓷业自宋代开始已在南方发展了，但产精品的则多数仍在北方。

    陶瓷业到了明代，可查考者已有40多处，较宋代尤多矣。但到了明代，最大的瓷器工场却集中在一处，即为江西景德镇。

    《江西通志》云：“景德一镇，僻处浮梁邑境，周袤十余里，山环水绕，中央一洲。缘瓷产其地，商贩毕集，民窑二三百区，终岁烟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万，靡不借瓷资生。”又云“一器之成，经八十人手”，可见造瓷业分工之精细，甚至当地所产之区，分成数区，各称某某户，分别担任不同工作，可称为美艺工业。

    18世纪时，我国大批艺术品如丝、陶瓷等运去欧法等国。现在关于陶瓷之书，中国竟无，却要到日本才有，因此西洋要向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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