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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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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两汉以来，谓中书为政本，盖中书省出令，而门下省覆之。王命之重，莫大于此，故唐以后，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者，此也。尚书省但受成事而行之耳。奉朝沿习唐制，官制行始用《六典》，别尚书、门下、中书为三省，各以其省长官为宰相，则侍中、中书、尚书令是也。既又以秩高不除，故以尚书令之贰左右仆射为宰相；而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以行侍中之职，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以行中书令之职，而别置侍郎以佐之，则三省互相兼矣。然左右仆射既为宰相，则凡命令进拟，未有不由之出者，而左仆射又为之长，则出命令之职，自己身行，尚何省而覆之乎？方其进对，执政无不同，则所谓门下侍郎者，亦预闻之矣。故批旨皆曰：“三省同奉圣旨。”既已奉之，而又审之，亦无是理。门下省事惟给事中对驳而已，未有左仆射与门下侍郎自驳已奉之命者，则侍中、侍郎所谓省审者，殆成虚文也。元间，议者以诏令稽留，吏员冗多，徒为重复，因有并废门下省之意。后虽不行，然事有当奏禀，左相必批送中书，左相将上而右相有不同，往往或持之不上，或退送不受，左相无如之何。侍郎无所用力，事权多在中书。自中书侍郎迁门下侍郎，虽名进，其实皆未必乐也。
《考异》：此云唐以后，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后又云唐参知乃宰相，而平章乃参佐之名。秦、汉至唐有官名虽相沿，而实不同者。尚书，秦官；汉武帝使宦者典事尚书，谓之“中书”。故萧望之谓“中书，政本”；又云“尚书，百官之本，宜罢”。中书，宦官也。至成帝乃罢中书宦者，置尚书。魏武帝为魏王，置秘书令，典尚书奏事，文帝改为中书令。此云“自两汉以来，谓中书为政本，中书省出令而门下省覆之”；又云“尚书省但受成事行之”。盖汉、魏所谓尚书、中书者，本出于一，且初未有门下省，今乃以历代官名职制混而言之，非也。
故事：职事官以告老得谢，受命即行；不入谢辞，为其致为臣而去也。神宗初，李少保东之自侍读致仕，上特召对延和殿，命坐赐茶，退偕讲读官燕饯于资善堂。后数日，李侍郎受继去，亦用东之故事，召对赐燕。二人皆英宗经筵旧臣，故礼之特厚，非常例也。当时谓之二李。东之，文定公子，素忠谨，乐易。受亦谨慎长者云。
景中，宋莒公为知制诰，仁宗眷之厚，即除同知枢密院事。时王沂公为相，以故事未有自知制诰除二府者，乃改翰林学士。明年遂除参知政事。
唐参议朝政、参议政事、参知机务。参知政事，皆宰相之任也。参知政事，盖刘洎为相时名。唐初，宰相未有定名，因人而命，皆出于临时。其后高宗欲用郭待举为参知政事，以其资浅，故命于中书门下同受进止平章事。参知，非参佐也。盖宰相非一人，犹言共知尔，而平章乃参佐之名。本朝太祖始以赵中令独相，久欲拜薛文惠公等为之副而难其名，召学士陶问：“下丞相一等有何官？”以“唐有参知政事”对，遂以命之。不知此名本自高于平章事，轻重失伦，后遂沿习莫能改云。
本朝以科举取士，得人为最盛。宰相同在第一甲者，王文正榜，王文忠；宋莒公榜，曾鲁公；王伯庸榜，韩魏公、文潞公；刘辉榜，刘莘老、章子厚；叶祖洽榜，蔡鲁公、赵正夫；惟杨榜，王禹玉、韩子华、王荆公三人，皆又连名，前世未有也。自熙宁三年，余中榜至今，惟焦蹈榜，徐择之一人而已，他榜亦未有登执政者。
元丰末，文潞公致仕归洛，入对时，年几八十矣。神宗见其康强，问其“摄生亦有道乎”？潞公对“无他，臣但能任意自适，不以外物伤和气，不敢做过当事，酌中恰好即止。”上以为名言。
馆职初除，故事，皆行启遍谢内外从官以上。从官以中书舍人初除，亦行启遍谢内外。盖惟此两职，试而后除，与直拜命者异，故其礼亦殊。近年，中书舍人行启，但及见任执政而不及外，馆职虽在内，从官亦有不及者矣。
三衙内中见宰执，皆横杖子，文德殿后主廊阶下唱喏。宰执出笏，阶上揖之。外遇从官于通衢，皆敛马避。敛马之制久废，前辈记之矣。惟内中横杖子之礼，迄今不敢废也。
旧制，袱头巾皆折而敛前。神宗尝谓近臣，此制有承上之意。绍圣后，始有改而偃后者，一时宗之，谓前为敛巾，遂不复用。此虽非古服，随时之好，然古者为冕，皆前俯而后仰，敛巾尚有遗意也。
元丰既新官制，四十年间，职事官未有不经除者。惟御史大夫、左右散骑常侍，至今未尝除人。盖两官为台谏之长，非宰执所利，故无有启之者。或云：元丰末，黄安中为中丞久次，神宗欲擢为常侍，会寝疾不果。崇宁中，朱圣予为中丞，尝请除二官，竟不行。
唐制，降敕有所更改，以纸贴之，谓之“贴黄”。盖敕书用黄纸，则贴者亦黄纸也。今奏状札子皆白纸，有意所未尽，揭其要处，以黄纸别书于后，乃谓之“贴黄”，盖失之矣。其表章略举事目与日月道里，见于前及封皮者，又谓之“引黄”。
旧大朝会等庆贺，及春秋谢赐衣，请上听政之类，宰相率百官奉表，皆礼部郎官之职，唐人谓之“南宫舍人”。元丰官制行，谓之“知名表郎官”。礼部别有印曰“知名表印”，以其从上官一人掌之。大观后，朝廷庆贺事多非常例，郎官不能得其意，蔡鲁公乃命中书舍人杂为之。既又不欲有所去取，于是参取首尾，或摘其一两联次比成之，故辞多不伦，当时谓之集句表。礼部所撰，惟春秋两谢赐衣表而已。
后唐明宗尝入仓观受纳，主吏惧责其多取，乃故为轻量。明宗曰：“仓廪宿藏，动经数岁，若取之如此，后岂免销折乎？”吏因诉曰：“自来主藏者，所以至破家竭产以偿欠，正为是。”明宗恻然，乃诏“自今石取二升为雀鼠耗”，至今行之，所谓“加耗者”是也。明宗知恤吏矣，不知反堕其计中，遂为民害。近世立“盘量出剩法”，本防吏奸，而州县贪暴者因以敛民，至于倍蓰。以其正数上供及应监司之求，而留出剩以自给，监司知之亦不问，“加耗”又不足言也。
唐至五代，国初，京师皆不禁打伞。五代始命御史服裁帽。本朝淳化初，又命公卿皆服之。既有伞，又服帽，故谓之“重戴”。自祥符后始禁，惟亲王、宗室得打伞。其后通及宰相、枢密、参政，则重戴之名有别矣。今席帽、裁帽分为两等，中丞至御史，与六曹郎中，则于席帽前加全幅皂纱，仅围其半为裁帽；非台官及自郎中而上，与员外而下，则无有为席帽，不知何义，而“裁”与“席”之名，亦不可晓。
宋次道记，金带曾经赐者皆许系，宰相罢免，虽散官，并依旧服笏带。因宣献公为学士，以玉清、昭应宫灾，落职为中书舍人，仍系遇仙花带。李文定天圣中，自秘书监来朝，除刑部侍郎，仍系笏头带，以为经赐许服。景中著于诏令。近岁，前执政官到阙，止系遇仙花带。从官非见带学士，亦不敢系。待制自如本品，无职则随本官，在庶官班中皆系皂带，盖阁门之制，不知冲改始何时。余建炎中召至扬州行在，以杭州变罢职，官朝请大夫，亲如上制。
元丰以后，待高丽之礼特厚，所过州皆旋为筑馆，别为库，以储供帐什物。始至，太守皆郊迓，其饯亦如之。张安道知南京，独曰：“吾尝班二府，不可为陪臣屈。”乃使通判代将迎，已受谒而后报，时以为得体。大观中，蔡元度知镇江，高丽来朝，遂亦用安道例。
契丹历法与本朝素差一日。熙宁中，苏子容奉使贺生辰，适遇冬至，本朝先契丹一日。使副欲为庆，而契丹馆伴官不受。子容徐曰：“历家迟速不同，不能无小异；既不能一，各以其日为节，致庆可也。”契丹不能夺，遂从之。归奏，神宗喜曰：“此事难处，无逾于此。”其后奉使者或不知此，遇朔日有不同，至更相推谒而不受，非国礼也。
《考异》：此为熙宁中，第九卷云元丰中；此云冬至，本朝先契丹一日，第九卷云契丹历先一日；此云使副欲为庆，契丹馆伴官不受，第九卷云契丹趣使者入贺。皆前后牾。按《苏墓志》云：熙宁十年冬至，本朝历先契丹一日，敌疑彼此致庆，当孰从，公言各从本朝历可也。
给事中、中书舍人虽皆四品，给事中自服绯，除受告日，便自易服，盖品应得也。惟中书舍人必俟后殿正谢面赐，乃易服。后殿不常坐，或待数日，则或绯或绿，犹仍其旧服。祖宗时，知制诰皆然，而亦有不赐者。李宪成公谘自知制诰出守荆南尚服绯，以学士召还并赐紫，而后服金带是也。
国朝选人寄禄官，凡四等七资。留守节察判官、掌书记支使防团判官，留守节察推官、军事判官，为两使职官；防团军事推官、军监判官，为初等职官；司录、县令、知县为令录；军巡判官、司理、司户、司法、簿尉，为判司簿尉。其升迁之序，则自判司簿尉举令录迁令录；举职官，迁初等职官。自职令荐书及格，皆改京官，不及格而有二荐书，则迁两使职官，谓之“短般”；以劳叙赏，谓之“循资”。崇宁中，邓枢密洵武建言，以为名实混淆不正，乃改今七等名。
自两汉以来，谓中书为政本，盖中书省出令，而门下省覆之。王命之重，莫大于此，故唐以后，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者，此也。尚书省但受成事而行之耳。奉朝沿习唐制，官制行始用《六典》，别尚书、门下、中书为三省，各以其省长官为宰相，则侍中、中书、尚书令是也。既又以秩高不除，故以尚书令之贰左右仆射为宰相；而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以行侍中之职，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以行中书令之职，而别置侍郎以佐之，则三省互相兼矣。然左右仆射既为宰相，则凡命令进拟，未有不由之出者，而左仆射又为之长，则出命令之职，自己身行，尚何省而覆之乎？方其进对，执政无不同，则所谓门下侍郎者，亦预闻之矣。故批旨皆曰：“三省同奉圣旨。”既已奉之，而又审之，亦无是理。门下省事惟给事中对驳而已，未有左仆射与门下侍郎自驳已奉之命者，则侍中、侍郎所谓省审者，殆成虚文也。元间，议者以诏令稽留，吏员冗多，徒为重复，因有并废门下省之意。后虽不行，然事有当奏禀，左相必批送中书，左相将上而右相有不同，往往或持之不上，或退送不受，左相无如之何。侍郎无所用力，事权多在中书。自中书侍郎迁门下侍郎，虽名进，其实皆未必乐也。
《考异》：此云唐以后，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后又云唐参知乃宰相，而平章乃参佐之名。秦、汉至唐有官名虽相沿，而实不同者。尚书，秦官；汉武帝使宦者典事尚书，谓之“中书”。故萧望之谓“中书，政本”；又云“尚书，百官之本，宜罢”。中书，宦官也。至成帝乃罢中书宦者，置尚书。魏武帝为魏王，置秘书令，典尚书奏事，文帝改为中书令。此云“自两汉以来，谓中书为政本，中书省出令而门下省覆之”；又云“尚书省但受成事行之”。盖汉、魏所谓尚书、中书者，本出于一，且初未有门下省，今乃以历代官名职制混而言之，非也。
故事：职事官以告老得谢，受命即行；不入谢辞，为其致为臣而去也。神宗初，李少保东之自侍读致仕，上特召对延和殿，命坐赐茶，退偕讲读官燕饯于资善堂。后数日，李侍郎受继去，亦用东之故事，召对赐燕。二人皆英宗经筵旧臣，故礼之特厚，非常例也。当时谓之二李。东之，文定公子，素忠谨，乐易。受亦谨慎长者云。
景中，宋莒公为知制诰，仁宗眷之厚，即除同知枢密院事。时王沂公为相，以故事未有自知制诰除二府者，乃改翰林学士。明年遂除参知政事。
唐参议朝政、参议政事、参知机务。参知政事，皆宰相之任也。参知政事，盖刘洎为相时名。唐初，宰相未有定名，因人而命，皆出于临时。其后高宗欲用郭待举为参知政事，以其资浅，故命于中书门下同受进止平章事。参知，非参佐也。盖宰相非一人，犹言共知尔，而平章乃参佐之名。本朝太祖始以赵中令独相，久欲拜薛文惠公等为之副而难其名，召学士陶问：“下丞相一等有何官？”以“唐有参知政事”对，遂以命之。不知此名本自高于平章事，轻重失伦，后遂沿习莫能改云。
本朝以科举取士，得人为最盛。宰相同在第一甲者，王文正榜，王文忠；宋莒公榜，曾鲁公；王伯庸榜，韩魏公、文潞公；刘辉榜，刘莘老、章子厚；叶祖洽榜，蔡鲁公、赵正夫；惟杨榜，王禹玉、韩子华、王荆公三人，皆又连名，前世未有也。自熙宁三年，余中榜至今，惟焦蹈榜，徐择之一人而已，他榜亦未有登执政者。
元丰末，文潞公致仕归洛，入对时，年几八十矣。神宗见其康强，问其“摄生亦有道乎”？潞公对“无他，臣但能任意自适，不以外物伤和气，不敢做过当事，酌中恰好即止。”上以为名言。
馆职初除，故事，皆行启遍谢内外从官以上。从官以中书舍人初除，亦行启遍谢内外。盖惟此两职，试而后除，与直拜命者异，故其礼亦殊。近年，中书舍人行启，但及见任执政而不及外，馆职虽在内，从官亦有不及者矣。
三衙内中见宰执，皆横杖子，文德殿后主廊阶下唱喏。宰执出笏，阶上揖之。外遇从官于通衢，皆敛马避。敛马之制久废，前辈记之矣。惟内中横杖子之礼，迄今不敢废也。
旧制，袱头巾皆折而敛前。神宗尝谓近臣，此制有承上之意。绍圣后，始有改而偃后者，一时宗之，谓前为敛巾，遂不复用。此虽非古服，随时之好，然古者为冕，皆前俯而后仰，敛巾尚有遗意也。
元丰既新官制，四十年间，职事官未有不经除者。惟御史大夫、左右散骑常侍，至今未尝除人。盖两官为台谏之长，非宰执所利，故无有启之者。或云：元丰末，黄安中为中丞久次，神宗欲擢为常侍，会寝疾不果。崇宁中，朱圣予为中丞，尝请除二官，竟不行。
唐制，降敕有所更改，以纸贴之，谓之“贴黄”。盖敕书用黄纸，则贴者亦黄纸也。今奏状札子皆白纸，有意所未尽，揭其要处，以黄纸别书于后，乃谓之“贴黄”，盖失之矣。其表章略举事目与日月道里，见于前及封皮者，又谓之“引黄”。
旧大朝会等庆贺，及春秋谢赐衣，请上听政之类，宰相率百官奉表，皆礼部郎官之职，唐人谓之“南宫舍人”。元丰官制行，谓之“知名表郎官”。礼部别有印曰“知名表印”，以其从上官一人掌之。大观后，朝廷庆贺事多非常例，郎官不能得其意，蔡鲁公乃命中书舍人杂为之。既又不欲有所去取，于是参取首尾，或摘其一两联次比成之，故辞多不伦，当时谓之集句表。礼部所撰，惟春秋两谢赐衣表而已。
后唐明宗尝入仓观受纳，主吏惧责其多取，乃故为轻量。明宗曰：“仓廪宿藏，动经数岁，若取之如此，后岂免销折乎？”吏因诉曰：“自来主藏者，所以至破家竭产以偿欠，正为是。”明宗恻然，乃诏“自今石取二升为雀鼠耗”，至今行之，所谓“加耗者”是也。明宗知恤吏矣，不知反堕其计中，遂为民害。近世立“盘量出剩法”，本防吏奸，而州县贪暴者因以敛民，至于倍蓰。以其正数上供及应监司之求，而留出剩以自给，监司知之亦不问，“加耗”又不足言也。
唐至五代，国初，京师皆不禁打伞。五代始命御史服裁帽。本朝淳化初，又命公卿皆服之。既有伞，又服帽，故谓之“重戴”。自祥符后始禁，惟亲王、宗室得打伞。其后通及宰相、枢密、参政，则重戴之名有别矣。今席帽、裁帽分为两等，中丞至御史，与六曹郎中，则于席帽前加全幅皂纱，仅围其半为裁帽；非台官及自郎中而上，与员外而下，则无有为席帽，不知何义，而“裁”与“席”之名，亦不可晓。
宋次道记，金带曾经赐者皆许系，宰相罢免，虽散官，并依旧服笏带。因宣献公为学士，以玉清、昭应宫灾，落职为中书舍人，仍系遇仙花带。李文定天圣中，自秘书监来朝，除刑部侍郎，仍系笏头带，以为经赐许服。景中著于诏令。近岁，前执政官到阙，止系遇仙花带。从官非见带学士，亦不敢系。待制自如本品，无职则随本官，在庶官班中皆系皂带，盖阁门之制，不知冲改始何时。余建炎中召至扬州行在，以杭州变罢职，官朝请大夫，亲如上制。
元丰以后，待高丽之礼特厚，所过州皆旋为筑馆，别为库，以储供帐什物。始至，太守皆郊迓，其饯亦如之。张安道知南京，独曰：“吾尝班二府，不可为陪臣屈。”乃使通判代将迎，已受谒而后报，时以为得体。大观中，蔡元度知镇江，高丽来朝，遂亦用安道例。
契丹历法与本朝素差一日。熙宁中，苏子容奉使贺生辰，适遇冬至，本朝先契丹一日。使副欲为庆，而契丹馆伴官不受。子容徐曰：“历家迟速不同，不能无小异；既不能一，各以其日为节，致庆可也。”契丹不能夺，遂从之。归奏，神宗喜曰：“此事难处，无逾于此。”其后奉使者或不知此，遇朔日有不同，至更相推谒而不受，非国礼也。
《考异》：此为熙宁中，第九卷云元丰中；此云冬至，本朝先契丹一日，第九卷云契丹历先一日；此云使副欲为庆，契丹馆伴官不受，第九卷云契丹趣使者入贺。皆前后牾。按《苏墓志》云：熙宁十年冬至，本朝历先契丹一日，敌疑彼此致庆，当孰从，公言各从本朝历可也。
给事中、中书舍人虽皆四品，给事中自服绯，除受告日，便自易服，盖品应得也。惟中书舍人必俟后殿正谢面赐，乃易服。后殿不常坐，或待数日，则或绯或绿，犹仍其旧服。祖宗时，知制诰皆然，而亦有不赐者。李宪成公谘自知制诰出守荆南尚服绯，以学士召还并赐紫，而后服金带是也。
国朝选人寄禄官，凡四等七资。留守节察判官、掌书记支使防团判官，留守节察推官、军事判官，为两使职官；防团军事推官、军监判官，为初等职官；司录、县令、知县为令录；军巡判官、司理、司户、司法、簿尉，为判司簿尉。其升迁之序，则自判司簿尉举令录迁令录；举职官，迁初等职官。自职令荐书及格，皆改京官，不及格而有二荐书，则迁两使职官，谓之“短般”；以劳叙赏，谓之“循资”。崇宁中，邓枢密洵武建言，以为名实混淆不正，乃改今七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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