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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 《考异》：英宗当作仁宗。
大辽国信书式，前称月日，大宋皇帝谨致书于大辽国徽号皇帝阙下，入辞，次具使副全衔，称今差某官充某事国信使副，有少礼物，具诸别幅，奉书陈贺不宣，谨白，其辞率不过八句。回书其前式同，后具所来使衔，称今某官等回，专奉书陈谢不宜，谨白，不具副使衔，辞亦不过八句。元间，宣仁太后临朝，别遣太后使副以皇帝书达意，式皆如前，但云：今差某官充太皇太后某使尔。贺书亦如之。
元垂帘，吕司空晦叔当国。元日，欲率群臣以天圣故事，请太后同御殿，行庆会称贺之礼。宣仁谦避不从，止令候皇帝御殿礼毕，百官内东门拜表而已。苏子容当制，作手诏云：”顾惟菲凉，岂敢比隆于先后？其在典法，亦当几合于前规。”是岁，进《春帖子》，其一篇云：“上寿春朝近外廷，诏恩不许会公卿。即时二吏书谦德，只使群官进姓名。”
国朝典礼，初循用唐《开元礼》，旧书一百五十卷。太祖开宝中，始命刘温叟、卢多逊、扈蒙三人，补缉遗逸，通以今事，为《开宝通礼》二百卷，又《义纂》一百卷，以发明其旨，且依《开元礼》，设科取士。嘉初，欧阳文忠公知太常礼院，复请续编，以姚辟、苏洵掌其事，为《太常因革礼》一百卷，议者病其太简。元丰中，苏子容复议，以《开宝通礼》及近岁详定礼文，分有司、仪注、沿革为三门，为《元丰新礼》，不及行。至大观中始修之，郑达夫主其事。然时无知礼旧人，书成颇多抵牾，后亦废。
士大夫家庙，至唐以来不复讲。庆历元年郊祀赦，听文武官皆立庙，然朝廷未尝讨论立为制度，无所遵守，故久之不克行。皇二年，初祀明堂，宋莒公为相，乃始请下礼官定议，于是请平章事以上立四庙，东宫少保以上立三庙，而其详皆不尽见。文潞公为平章事，首请立庙于洛，终无所考据，不敢轻作。至和初知长安，因得唐杜佑旧庙于曲江，犹是当时旧制，一堂四室，旁为两翼。嘉初，遂仿为之。两庑之前，又加以门，以其东庑藏祭器，西庑藏家牒。礻方在中门之右，省牲展馔涤濯等在中门之左。别为外门，置庖厨于中门外之东南。堂中分四室，用晋苟安昌公故事，作神板而不为主。唐周元阳《祀录》以元日、寒食、秋分、冬夏至，为四时祭之节。前祭皆一日致斋，在洛则以是祭，或在他处则奉神板自随，仿古诸侯载迁主之义。公元丰间始致仕归洛，前此在洛无几，则庙不免犹虚设，乃知古今异制，终不可尽行也。
父没称皇考，于《礼》本无见。《王制》言：天子五庙，曰：考庙，王考庙，皇考庙，显考庙，祖考庙。则皇考者，曾祖之称也。自屈原《离骚》称“朕皇考曰伯庸”，则以皇考为父。故晋司马机为《燕王告庙文》，称“敢昭告于皇考清惠亭侯”，后世遂因不改。汉议宣帝父称，蔡义初请谥为悼，曰悼太子；魏相以为宜称尊号曰皇考。则皇考乃尊号之称，非后世所得通用。然沿习已久，虽儒者亦不能自异也。
《考异》：《曲礼》祭父曰皇考，此云父没称皇考，于《礼》本无见，非也。
治平中，议濮安懿王称号，学士卫禹玉、中丞吕献可、谏官范景仁、司马君实等，皆谓宜称皇伯，此固显然不可。欧阳永叔为参政，尤诋之。五代史书追尊皇伯宗儒为宋州刺史，所以深著其说。然遂欲称考，则不免有两统贰父之嫌，故议者纷然久不决。慈圣光献太后内出手诏，令称“亲”。当时言官亦力争而止，以诸侯入继，古未有也。自汉宣帝以来始见之。魏相以为宜称皇考，此固亡乎《礼》之礼，而哀帝称定陶乏为恭皇，安帝称清河王为孝德皇，则甚矣。礼以王以皇以显冠考，犹是尊称，若举谥而加皇，乃帝号，既不足辨父子，子而爵父，此正礼之所禁也。曾子固尝著议，以为父没之通称，施于为人后之义为无赚，此盖附永叔之意。当时群议既不决，故仍旧，但称濮安懿王，盖难之也。
《考异》：时吕献可为御史知杂，范景仁为翰林学士，此云吕中丞、范谏官，非也。曾子固谓皇考一名，而为说有三：如礼之皇考则曾祖也；汉宣帝父称尊号曰皇考，则加考以皇号也；屈原称皇考曰伯庸之类，则父没之通称也。且言有可有不可者，其剖析甚详，而以悼园称皇立庙为非。今二说中，专举其父没之通称一句，以为附永叔之意，亦未尽也。若谓皇乃帝号，则或曰皇考，或举谥而加皇，苟以为不可，则一也，岂得执一以为亡礼乎？既以濮议称皇伯为显然不可，又以称考为有两统贰父之嫌，然则当何称乎？欧阳公尝辩二父则有之，而非两统也。然则两统或可以言嫌，而贰父亦谓之嫌，非也。
皇、治平，天下财赋岁入皆一亿万以上，岁费亦一亿万以上，出入略相当。景德官一万余员，皇、治平加二万余员，景德郊费六百万，皇、治平加一千万以上，二者皆倍于景德。元丰中，曾子固尝请欲推考所从来，悉为裁损，使岁入如皇、治平，而禄吏奉郊之费同景德，止二者所省已半。以类推之，岁入以亿万为率，岁但省三之一，则三十年当有九亿万，遂可以为十五年之蓄。议格不行。此虽论其大约，未必尽然，要之言节用，似当略仿此，可以得实效，愈于毛举目前琐碎，徒为裁减之名，而讫不能行也。
仁宗庆历初，尝诏儒臣检讨唐故事，日进五条，数谕近臣，以为有补，其后久废。元间，苏子容为承旨，在经筵复请如故事。史官学士采新旧《唐书》诸帝所行，及群臣献纳，日进数事，因诏讲读。官遇不讲日，各进汉、唐故实二事，子容仍于逐事后略论得失大旨，当时遂以为例。
濮议，廷臣既皆欲止称皇伯，欧阳文忠力诋以为不然，因引《仪礼》及《五服敕》云“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服”。则是虽出继，而其本生犹称父母也，是以汉宣帝、光武皆尊其父称皇考。时未有难之者。惟司马君实在谏院独疏之，云：“为人后而言父母，此因服立文；舍父母则无以为称，非谓其得称父母也。此殆政府欲欺罔天下之人，以为皆不识文理。若宣帝承昭帝之后，以孙继祖则无嫌，故可尊其父为皇考，而不敢尊其祖为皇祖。光武起布衣，虽名中兴，与创业同，使自立七庙犹不为过，况但止称皇考。今上为仁宗子，而称濮王为皇考，则置仁宗何地乎？”文忠得此，亦无以夺之。谓称皇伯不然，君实虽辩之力，然无据依，亦终不能夺文忠也。
《考异》：按两制等议，谓礼律为父母报云者，势当然不可，云为叔伯报也。赵大观又引“去妇出母”为证，则当时论难非独温公，而此云未有能难之者，惟司马君实云云，非也。既云文忠得此，亦无以夺之，又云君实终不能夺文忠也，则二者孰是？况二公各持其论，终未尝少屈乎！
故事，宰相食邑满万户，始开国。贾文元罢相，知北京，未满万户，以出师佐平贝州功，特封安国公，其后以武胜军节度使入为祥源观使，留京师，请还节。仁宗特置观文殿大学士宠之。观文有大学士，自文元始。苏子容挽辞所谓“大邦开国赏元勋，秘殿升班宠旧臣”是也。
故事，台官皆御史中丞知杂与翰林学士互举，其资任须中行员外郎以下，太常博士以上，曾任通判。人未历通判，非特旨不荐，仍为里行，此唐马周故事也。议者颇病太拘，难于应格。熙宁初，司马君实为中司，已请稍变旧制；及吕晦叔继为中司，遂荐张戬、王子韶，二人皆京官也。既而王荆公骤用李资深，以秀州军事判官特除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命下，宋次道当制，封还词头；已而次命李才元、苏子容，皆不奉诏，盖谓旋除中允而命，犹自选人而除也。三人皆谪，卒用资深。近岁有差遣，合用京官，特改官而除者，自资深始也。
国朝经筵讲读官旧皆坐，乾兴后始立。盖仁宗时年尚幼，坐读不相闻，故起立欲其近尔，后遂为故事。熙宁初，吕申公、王荆公为翰林学士，吴冲卿知谏院，皆兼侍讲，始建议：以为《六经》言先王之道，讲者当赐坐，因请复行故事。下太常礼院详定。当时韩持国、刁景纯、胡宇夫为判院，是申公等言。苏子容、龚鼎臣、周孟阳，及礼官王汾、刘伊、韩忠彦，以为讲读官曰“侍”，盖侍天子，非师道也。且讲读官一等，侍读仍班侍讲上，今侍讲坐而侍读立，不应为二，申公等议遂格。今讲读官初入，皆坐赐茶，唯当讲，官起就案立，讲毕复就坐，赐汤而退。侍读亦如之，盖乾兴之制也。
邢自翰林侍讲学士以工部尚书知曹州，仍旧职。翰林侍讲学士外除，自始。张文节公知白求罢参知政事，以刑部侍郎充翰林侍读学士，知天雄军。翰林侍读学士外除，自知白始。班翰林学士上，从其官也。
大辽国信书式，前称月日，大宋皇帝谨致书于大辽国徽号皇帝阙下，入辞，次具使副全衔，称今差某官充某事国信使副，有少礼物，具诸别幅，奉书陈贺不宣，谨白，其辞率不过八句。回书其前式同，后具所来使衔，称今某官等回，专奉书陈谢不宜，谨白，不具副使衔，辞亦不过八句。元间，宣仁太后临朝，别遣太后使副以皇帝书达意，式皆如前，但云：今差某官充太皇太后某使尔。贺书亦如之。
元垂帘，吕司空晦叔当国。元日，欲率群臣以天圣故事，请太后同御殿，行庆会称贺之礼。宣仁谦避不从，止令候皇帝御殿礼毕，百官内东门拜表而已。苏子容当制，作手诏云：”顾惟菲凉，岂敢比隆于先后？其在典法，亦当几合于前规。”是岁，进《春帖子》，其一篇云：“上寿春朝近外廷，诏恩不许会公卿。即时二吏书谦德，只使群官进姓名。”
国朝典礼，初循用唐《开元礼》，旧书一百五十卷。太祖开宝中，始命刘温叟、卢多逊、扈蒙三人，补缉遗逸，通以今事，为《开宝通礼》二百卷，又《义纂》一百卷，以发明其旨，且依《开元礼》，设科取士。嘉初，欧阳文忠公知太常礼院，复请续编，以姚辟、苏洵掌其事，为《太常因革礼》一百卷，议者病其太简。元丰中，苏子容复议，以《开宝通礼》及近岁详定礼文，分有司、仪注、沿革为三门，为《元丰新礼》，不及行。至大观中始修之，郑达夫主其事。然时无知礼旧人，书成颇多抵牾，后亦废。
士大夫家庙，至唐以来不复讲。庆历元年郊祀赦，听文武官皆立庙，然朝廷未尝讨论立为制度，无所遵守，故久之不克行。皇二年，初祀明堂，宋莒公为相，乃始请下礼官定议，于是请平章事以上立四庙，东宫少保以上立三庙，而其详皆不尽见。文潞公为平章事，首请立庙于洛，终无所考据，不敢轻作。至和初知长安，因得唐杜佑旧庙于曲江，犹是当时旧制，一堂四室，旁为两翼。嘉初，遂仿为之。两庑之前，又加以门，以其东庑藏祭器，西庑藏家牒。礻方在中门之右，省牲展馔涤濯等在中门之左。别为外门，置庖厨于中门外之东南。堂中分四室，用晋苟安昌公故事，作神板而不为主。唐周元阳《祀录》以元日、寒食、秋分、冬夏至，为四时祭之节。前祭皆一日致斋，在洛则以是祭，或在他处则奉神板自随，仿古诸侯载迁主之义。公元丰间始致仕归洛，前此在洛无几，则庙不免犹虚设，乃知古今异制，终不可尽行也。
父没称皇考，于《礼》本无见。《王制》言：天子五庙，曰：考庙，王考庙，皇考庙，显考庙，祖考庙。则皇考者，曾祖之称也。自屈原《离骚》称“朕皇考曰伯庸”，则以皇考为父。故晋司马机为《燕王告庙文》，称“敢昭告于皇考清惠亭侯”，后世遂因不改。汉议宣帝父称，蔡义初请谥为悼，曰悼太子；魏相以为宜称尊号曰皇考。则皇考乃尊号之称，非后世所得通用。然沿习已久，虽儒者亦不能自异也。
《考异》：《曲礼》祭父曰皇考，此云父没称皇考，于《礼》本无见，非也。
治平中，议濮安懿王称号，学士卫禹玉、中丞吕献可、谏官范景仁、司马君实等，皆谓宜称皇伯，此固显然不可。欧阳永叔为参政，尤诋之。五代史书追尊皇伯宗儒为宋州刺史，所以深著其说。然遂欲称考，则不免有两统贰父之嫌，故议者纷然久不决。慈圣光献太后内出手诏，令称“亲”。当时言官亦力争而止，以诸侯入继，古未有也。自汉宣帝以来始见之。魏相以为宜称皇考，此固亡乎《礼》之礼，而哀帝称定陶乏为恭皇，安帝称清河王为孝德皇，则甚矣。礼以王以皇以显冠考，犹是尊称，若举谥而加皇，乃帝号，既不足辨父子，子而爵父，此正礼之所禁也。曾子固尝著议，以为父没之通称，施于为人后之义为无赚，此盖附永叔之意。当时群议既不决，故仍旧，但称濮安懿王，盖难之也。
《考异》：时吕献可为御史知杂，范景仁为翰林学士，此云吕中丞、范谏官，非也。曾子固谓皇考一名，而为说有三：如礼之皇考则曾祖也；汉宣帝父称尊号曰皇考，则加考以皇号也；屈原称皇考曰伯庸之类，则父没之通称也。且言有可有不可者，其剖析甚详，而以悼园称皇立庙为非。今二说中，专举其父没之通称一句，以为附永叔之意，亦未尽也。若谓皇乃帝号，则或曰皇考，或举谥而加皇，苟以为不可，则一也，岂得执一以为亡礼乎？既以濮议称皇伯为显然不可，又以称考为有两统贰父之嫌，然则当何称乎？欧阳公尝辩二父则有之，而非两统也。然则两统或可以言嫌，而贰父亦谓之嫌，非也。
皇、治平，天下财赋岁入皆一亿万以上，岁费亦一亿万以上，出入略相当。景德官一万余员，皇、治平加二万余员，景德郊费六百万，皇、治平加一千万以上，二者皆倍于景德。元丰中，曾子固尝请欲推考所从来，悉为裁损，使岁入如皇、治平，而禄吏奉郊之费同景德，止二者所省已半。以类推之，岁入以亿万为率，岁但省三之一，则三十年当有九亿万，遂可以为十五年之蓄。议格不行。此虽论其大约，未必尽然，要之言节用，似当略仿此，可以得实效，愈于毛举目前琐碎，徒为裁减之名，而讫不能行也。
仁宗庆历初，尝诏儒臣检讨唐故事，日进五条，数谕近臣，以为有补，其后久废。元间，苏子容为承旨，在经筵复请如故事。史官学士采新旧《唐书》诸帝所行，及群臣献纳，日进数事，因诏讲读。官遇不讲日，各进汉、唐故实二事，子容仍于逐事后略论得失大旨，当时遂以为例。
濮议，廷臣既皆欲止称皇伯，欧阳文忠力诋以为不然，因引《仪礼》及《五服敕》云“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服”。则是虽出继，而其本生犹称父母也，是以汉宣帝、光武皆尊其父称皇考。时未有难之者。惟司马君实在谏院独疏之，云：“为人后而言父母，此因服立文；舍父母则无以为称，非谓其得称父母也。此殆政府欲欺罔天下之人，以为皆不识文理。若宣帝承昭帝之后，以孙继祖则无嫌，故可尊其父为皇考，而不敢尊其祖为皇祖。光武起布衣，虽名中兴，与创业同，使自立七庙犹不为过，况但止称皇考。今上为仁宗子，而称濮王为皇考，则置仁宗何地乎？”文忠得此，亦无以夺之。谓称皇伯不然，君实虽辩之力，然无据依，亦终不能夺文忠也。
《考异》：按两制等议，谓礼律为父母报云者，势当然不可，云为叔伯报也。赵大观又引“去妇出母”为证，则当时论难非独温公，而此云未有能难之者，惟司马君实云云，非也。既云文忠得此，亦无以夺之，又云君实终不能夺文忠也，则二者孰是？况二公各持其论，终未尝少屈乎！
故事，宰相食邑满万户，始开国。贾文元罢相，知北京，未满万户，以出师佐平贝州功，特封安国公，其后以武胜军节度使入为祥源观使，留京师，请还节。仁宗特置观文殿大学士宠之。观文有大学士，自文元始。苏子容挽辞所谓“大邦开国赏元勋，秘殿升班宠旧臣”是也。
故事，台官皆御史中丞知杂与翰林学士互举，其资任须中行员外郎以下，太常博士以上，曾任通判。人未历通判，非特旨不荐，仍为里行，此唐马周故事也。议者颇病太拘，难于应格。熙宁初，司马君实为中司，已请稍变旧制；及吕晦叔继为中司，遂荐张戬、王子韶，二人皆京官也。既而王荆公骤用李资深，以秀州军事判官特除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命下，宋次道当制，封还词头；已而次命李才元、苏子容，皆不奉诏，盖谓旋除中允而命，犹自选人而除也。三人皆谪，卒用资深。近岁有差遣，合用京官，特改官而除者，自资深始也。
国朝经筵讲读官旧皆坐，乾兴后始立。盖仁宗时年尚幼，坐读不相闻，故起立欲其近尔，后遂为故事。熙宁初，吕申公、王荆公为翰林学士，吴冲卿知谏院，皆兼侍讲，始建议：以为《六经》言先王之道，讲者当赐坐，因请复行故事。下太常礼院详定。当时韩持国、刁景纯、胡宇夫为判院，是申公等言。苏子容、龚鼎臣、周孟阳，及礼官王汾、刘伊、韩忠彦，以为讲读官曰“侍”，盖侍天子，非师道也。且讲读官一等，侍读仍班侍讲上，今侍讲坐而侍读立，不应为二，申公等议遂格。今讲读官初入，皆坐赐茶，唯当讲，官起就案立，讲毕复就坐，赐汤而退。侍读亦如之，盖乾兴之制也。
邢自翰林侍讲学士以工部尚书知曹州，仍旧职。翰林侍讲学士外除，自始。张文节公知白求罢参知政事，以刑部侍郎充翰林侍读学士，知天雄军。翰林侍读学士外除，自知白始。班翰林学士上，从其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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