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

    求贤

    甲辰十二月丁巳，太祖谓廷臣曰：“元本胡人，起自沙漠，一旦据有中国，混一海内。建国之初，辅弼之臣率皆贤达，所进用者又皆君子，是以政治翕然可观。及其后也，小人擅权，奸邪竟进，举用亲旧，结为朋党，中外百司，贪婪无耻。由是法度日弛，纪纲不振。至于土崩瓦解，卒不可救。今创业之初，若不严立法度以革奸弊，将恐百司因循故习，不能振举。故必选用贤能，以隆治化。尔等有所荐引，当慎所择。”

    吴元年十一月戊戌，太祖谓侍臣曰：“吾昨观舆地图，所得州县，天下三分，已有其二。若得材识贤俊之士布列中外，佐吾致治，吾以一心统其纪纲，群臣以众为赞襄庶政，使弊革法彰，民安物阜，混一之业，可以坐致。古语云：国无仁贤则国空虚。尔等其各举贤才，以资任用。”

    洪武元年十一月己亥，遣文原吉、詹同、魏观、吴辅、赵寿等分行天下，访求贤才。太祖谕之曰：“天生人材，必为世用。然人之材器有不同：明锐者质或剽轻，敦厚者性或迂缓，辨给者行或不逮，沉默者德或有余。卿等宜加精鉴。”同对曰：“陛下昭德四海，正贤俊丕应之日，臣等敢不尽心。”太祖曰：“人材不绝于世。朕非患天下无贤，患知人之难耳。苟所举非所用，为害甚大。卿等慎之！”于是各赐白金遣行。

    洪武二年九月壬辰，太祖谓廷臣曰：“知人固难。今朕屡敕百司访求贤才，然至者往往名实不副，岂非举者之滥乎？”廷臣对曰：“请自今百司荐举，必具其人已行之善，庶无冒滥之失。”太祖曰：“观人之法，即其小可以知其大，察其微可以见其著，视其所不为，可以知其所为。但严举措之法，则冒滥自革矣。”

    洪武六年四月辛丑，命吏部访求贤才于天下。太祖曰：“世有贤才，国之宝也。古之圣王恒汲汲于求贤，若高宗之于傅说，文王之于吕尚，二君者，岂其智之不足也，而遑遑于版筑鼓刀之徒。盖贤才不备，不足以为治。鸿鹄之能远举者，为其有羽翼也；蛟龙之能腾跃者，为其有鳞鬣也；人君之能致治者，为其有贤人而为之辅也。今山林之士，岂无德行文艺之有称者？宜令有司采举，备礼遣送至京，朕将任用之，以图至治。”

    洪武八年七月庚申，太祖御右顺门，谓侍臣曰：“举大器者不可以独运，居大业者不能以独成。是故择贤任能，列布庶位，安危协心，盛衰同德。昔殷周之兴也，用伊尹、周公诸贤，故卜世永久，历祚灵长。秦、隋之季，弃群策于汉高，委英雄于唐主，独任其智，未几而亡。盖根疏者易拔，源浅者易涸。人君欲弘其德，惟当广览兼听，博达群情，则治益盛隆，道益光大矣。”

    二月丙辰，太祖御奉天门，与侍臣语及用人之道。太祖曰：“金石之有声，击之而后鸣；舟航之能运，操之而后动；贤者之有才，用之而后见。然人之才智，或有长于彼而短于此者，若因其短而并弃其长，则天下之才难矣。今令天下求才，其长于一艺者皆在选列，俟至而观之。其廉让也，可以知其仁；其善谋也，可以知其智；其果断也，可以知其勇。左右唯见其人之小节，未睹其大端，而辄置之，乃有天下无贤之叹。虽有稷契之才，亦难见矣。”

    洪武十二年十二月，是月，征天下博学老成之士，皆应诏至京师。先是，太祖谓礼部臣曰：“为天下者譬如作大厦，非一木所成，必聚材而后成。天下非一人独理，必选贤而后治。故为国得宝，不如荐贤。朕自临御以来，十有二年，思得贤士以熙庶绩。然山林幽远，博学老成之士匿德藏光，甘于穷处，非招徕之，不肯轻出。宜下有司悉心推访，礼送于朝，朕将显用之。”

    洪武十三年四月己丑，命群臣各举所知。太祖谕之曰：“天下贤才，未尝乏也。谓皋、夔、稷、契不复生，方叔、召虎不再出，是薄天下之士也。但世有升降，故才有等差。为人上者能量才授职，则无施不可。盖士之进退系乎国之治否。吾以一人之智，岂足以尽理天下？必赖天下之贤，然后足以有为。尔等宜体此意，各举所知以闻。”

    十月戊辰，太祖谕吏部臣曰：“天下之务，非贤不治；求贤之道，非礼不行。故汤致伊尹，由于三聘；汉征申公，安车束帛。近朝臣为朕举贤，朕皆征用之。所举者多名实不称，徒应故事而已。夫披沙将以求金，掘井在于获泉，荐士期于得贤。今所举皆非，岂昧于识人耶？抑贤才之果难得也？尔吏部其以朕意再谕天下有司尽心询访，必求真材，以礼敦遣。”

    洪武十五年正月庚戌，命天下朝觐官各举所知一人，太祖谕之曰：“古之荐举者以实不以名，后世荐举者徇名而遗实，故往往治不如古。朕效仿古制，举用贤才，各因其器能而任使之，庶几求其实效。今尔等来朝，其各举所知。凡有一善可称、一才可录者，皆具实以闻，朕将随其才以擢用之，无有所隐。”

    八月己卯，有广东儒士上治平策者，太祖览之，顾谓侍臣曰：“此人不识道理，岂有涉数千年论治平而不及用贤？天下之大，欲朕一人自理之乎？虽有至圣之君，犹以用人为重，曷尝谓人无足用也！盖独智自用，所见者狭；资贤而任，则所及者广。”学士宋讷对曰：“诚如圣谕。但贤才之在天下，在上岂能周知？必赖群臣荐举。然得贤与否，系乎举之者何如耳。”太祖曰：“小人所举，未必为君子，君子所举，未必为小人。故观其举者，即可知其人之贤否矣。”

    九月戊申，吏部以征至天下儒士，选其经明行修者，列其等第上闻。太祖曰：“贤才固不乏也。今贤人君子出为时用，大小器使当随其能，毋使有其才而不尽用也。”

    洪武十七年十二月己亥，太祖谕侍臣曰：“孔子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朕屡敕有司荐举贤才，而所荐者多非其人，岂山林岩穴真无贤者乎？特在位者弗体朕意，滥举以塞责耳。昔常何荐马周，唐太宗喜其有知人之明。今荐举者若能致一马周，朕岂爱爵赏？惜无以副朕望者。是以延伫之心，朝夕不忘。”

    洪武十九年七月癸未，诏经明行修练达时务之士年七十以下者，郡县礼送京师。太祖谕礼部郎中郑居贞曰：“古之老者虽不任以政，至于咨询谋谟，则老者阅历多而见闻广，达于人情，周于物理，有可资者。”居贞对曰：“人至六十，精力衰耗，则不能胜事。请六十以上者不遣。”太祖曰；“政为比来有司不体朕意，士有耆年，便置不问。岂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吕尚而兴，穆公不听蹇叔而败，伏生虽老，犹足传经，岂可概以耄而弃之也！若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当置翰林，以备顾问；四十以上、六十以下者，则于六部及布政司、按察司用之。”

    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丙辰，安庆府知事周昌言：臣见士人或因小过罢斥，然其才有堪用，而于例不得举。宜垂宽宥，令有司得荐起之。”吏部奏言：“有罪复用，无以示惩。昌言不可听。”太祖曰：“良工琢玉，不弃小玼。朝廷用人，必赦小过。故改过迁善，圣人与之，录长弃短，人君务焉。苟因一事之失而弃一人，则天下无全人矣。昌之言诚是。其令有司凡士人因小过罢黜及迁谪远方者，知其才德果优，并听举用。”

    恤刑

    戊戌三月己酉，命提刑按察司佥事分巡郡县录囚。凡笞罪者释之，杖者减半，重囚杖七十，其有赃者免征。有司有所稽迟，重者从轻典，轻者原之。武将征讨有过者皆宥之。左右或言去年释罪囚，今年又从末减，用法太宽，则人不惧法，法纵弛无以为治。太祖曰：“用法如用药，药本以济人，不以弊人。服之或误，必致戕生。法本以卫人，不以杀人。用之太过，则必致伤物。百姓自兵乱以来初离创残，今归于我，正当抚绥之。况其间有一时误犯者，宁可尽法乎！大抵治狱以宽厚为本，少失宽厚，则流入苛刻矣。所谓治新国用轻典，刑得其当，则民无冤抑。若执而不通，非合时宜也。”

    吴元年六月甲戌，太祖谓宪臣曰：“任官不当，则庶事不理；用刑不当，则无辜受害。譬之薅草莱者，施鎛不谨，必伤良苗；绳奸慝者，论法不当，必伤善类。故刑不可不慎也。夫置人于箠楚之下，屈抑顿挫，何事不伏？何求不得？古人用刑，盖不得已。悬法象魏，使人知而不敢犯。夫水火能焚溺人，狎之则必伤，远之则无害。水火能生人，亦能毙人。刑本以生人，非求杀人也。苟不求其情而轻用之，受枉者多矣。故钦恤二字，用刑之本也。”

    九月戊寅，太祖谓中书省臣李善长、傅瓛、杨宪等曰：“法有连坐之条，谓侵损伤人者。吾以为鞫狱当平恕，非大逆不道，则罪止及其身。先王之政，罪不及孥，罚弗及嗣，忠厚之至也。自今民有犯法者，毋连坐．”参政杨宪对曰：“先王用刑，世轻世重。自元政姑息，民轻犯法，非重治之，则犯者益众。”太祖曰：“民之为恶，譬犹衣之积垢，加以瀚濯，则可以复洁。污染之民，以善导之，则可以复新。夫威以刑戮而使民不敢犯，其为术也浅矣。且求生于重典，是犹索鱼于釜，欲其得活，难矣。”

    十月甲寅，命中书省定律令。初，太祖以唐、宋皆有成律断狱，惟元不仿古制，取一时所行之事为条格，胥吏易为奸弊。自平武昌以来，即议定律。至是，台谏已立，各道按察司将巡历郡县，欲颁成法，俾内外遵守。乃命丞相李善长等详定，谕之曰：“立法贵在简当，使言直理明，人人易晓。若条绪繁多，或一事而两端，可轻可重，使奸贪之吏得以夤缘为奸，则所以禁残暴者反以贼良善，非良法也。务去适中，以去烦弊。夫纲密则水无大鱼，法密则国无全民。卿等宜尽心参究，凡刑名条目逐日来上，吾与卿等面议斟酌之，庶可以为久远之法。”

    十月乙卯，太祖谓台宪官刘基、章溢、周祯等曰：“纪纲法度，为治之本。所以振纪纲、明法度者，则在台完。凡揭纪纲法度以示百司，犹射者之有正鹄也；百司庶职，操弓矢以学射者，以台宪乎取法。故审己不可以不慎。苟不知其本，察于小物而昧于大体，终非至正之道。尔等执法，上应天象，少有偏曲，则纪纲法度废坏，而民不得其安。况或深文以为能，苛察以为智，若宁成、郅都、周兴、来俊臣之徒，巧诋深文，恣为酷虐，终亦不免。若于公阴德子孙，乃致贵显，天道昭然，深可畏也。”

    十一月己亥，中书参政傅瓛言，应天府有滞狱当断决者。太祖曰：“淹滞几时矣？”曰。“逾半岁。”太祖惕然曰：“京师而有滞狱，郡县受枉者多矣。有司得人，以时决遣，安得有此！”瓛顿首曰：“臣等不能统率庶寮，是臣罪也。”太祖曰：“吾非不爱其民，而民尚尔幽抑。近且如此，远者何由能知？自今狱囚审鞫明白，须依时决遣，毋使淹滞。”

    洪武元年正月辛丑，太祖谓宰臣曰：“朕每燕居，思天下之事，未尝一日自安。盖治天下犹治丝，一丝不理，则众绪纷乱。故凡遇事，必精思而后行，惟恐不当，致生奸弊，以殃吾民，以此不敢顷刻安逸。至于刑法，尤所关心。然此非一人所能独理，卿等皆须究心，庶几民无冤抑，刑狱清省。汉宣帝言：狱者，所以禁暴、止奸、养育群生。甚得用法之意。卿等宜体之无忽也。”

    洪武二年八月戊子，监察御史睢稼言：“《周官》有悬法象魏之文，《礼经》载乡饮读法之说，皆导民知礼法而远刑辟也。今新律颁布天下，乡井细民犹有不通其说者，宜仿古人月吉读法之典，命府州县长吏，凡遇月朔，会乡之老少，令儒生读律，解析其义，使之通晓，则人皆知畏法而犯者寡矣。”太祖曰：“威人以法者，不若感人以心，敦信义而励廉耻，此化民之本也。故羞恶之心生，则非僻之私格，外防之法密，则苟免之行兴。卿言读律，固可禁民为非，若谓欲使民无犯，要当深求其本也。”

    十二月己酉，复以广东行省参政周祯为刑部尚书。太祖谕之曰：“刑以辅治，唐虞所不免。观舜命皋陶之辞，始虽曰明刑，终期于无刑。皋陶告舜，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当时君臣莫不以恤刑为重，而民亦自不犯，所以能致雍熙之治。朕尝观此，深有所契，而其体之。”

    洪武四年二月戊午，以刑部郎中刘惟谦为尚书。太祖谕之曰：“膏粱所以充饥，药石所以疗病，使无病之人舍膏粱而饵药石，适足以害身。仁义者，养民之膏粱也；刑罚者，惩恶之药石也。故为政者若舍仁义而专务刑罚，是以药石毒民，非善治之道也。今擢尔为刑官之长，尔于用法之际，常体古人钦恤之意，则张释之、于定国皆可为矣。尔其勉之。”

    洪武六年正月辛酉，江西行省商民坐沮坏盐法，刑官拟以乱法，罪当死。太祖曰：“愚民无知而犯法，犹赤子无知而入井，见者莫不怵惕，岂宜遽以死罪论之。”法司执奏不已，太祖曰：“有罪而杀，国之常典。然有可以杀，可以无杀。彼愚民沮坏盐法，原其情，不过为贪利耳，初无他心。”乃悉免死，输作临壕。

    洪武八年二月甲午，敕刑官：“自今凡杂犯死罪者，免死，输作终身；徒流罪，限年输作；官吏受赃及杂犯私罪，当罢职役者，谪凤阳屯种；民犯流罪者，凤阳输作一年，然后屯粮。”太祖复谕刑官曰：“天道好生，人情恶死。朕御天下，夙夜靡宁，常惧刑罚失中，以乖天道。所以特降宽宥之典。凡杂犯死罪，皆令输作屯种，以全其生，且冀其悔罪改过，复为善人。尔等宜体朕此意，务求公平，使刑罚得中，下无冤抑，则不负朕委任矣。”

    洪武九年十月辛酉，太祖览《大明律》，谓中书左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汪广洋等曰：“古者风俗厚而禁纲疏，后世人心漓而刑法密。是以圣王贵宽而不贵急，务简而不务烦。国家立法，贵得中道，然后可以服人心而传后世。昔萧何作《汉律》九章，甚为简便，后张汤犹得以私意乱之。况未尽善，其能久无弊乎？今观律条，犹有议拟未当者，卿等可详议更定，务合中正。仍具存革者以闻。”于是惟庸、广洋等复详加考订厘正者凡十有三条。

    洪武十四年五月丙申，刑部奏决重刑。太祖谕之曰：“朕尝命汝等，凡有重狱，必三覆奏。以人命至重，恐不得其情，则刑罚滥及，而死者不可复生也，故必欲详审。今汝等概以重刑来奏，其间固有渎伦乱法、罪不可原者，亦有一时过误、情有可矜者，必当分别。若一概言之，则轻重不分矣。自今凡十恶非常赦所原者则云重刑，其余杂犯死罪许听收赎者，毋概言也。”

    九月辛丑，敕刑部尚书胡祯等曰：“帝王抚临百姓，皆欲其从化，至于刑罚，不得已而用之。故唐虞之法，罪疑惟轻，四凶之罪，止于流窜。今天下已安，法令已定，有司既不能宣明教化，使民无犯，及有小过，或加以苛刻，朕甚悯焉。夫上有好生之德，则下有为善之心。改过者多，则轻生者少。自今惟十恶真犯者决之如律，其余杂犯死罪，皆减死论。”

    洪武十五年五月乙卯，御史雷励坐失入人徒罪，太祖责之曰：“朝廷所以使顽恶慑伏、良善得所者，在法耳。少有偏重，民无所守。尔为御史，而执法不平，何以激浊扬清、伸理冤枉？且徒罪尚可改正，若死罪论决，可以再生乎？”命法司励罪以戒深刻者。

    十月丙申，命刑部、都察院断事等官审录囚徒。太祖曰：“录囚务在情得其真，刑当其罪。大抵人之隐曲难明，狱之疑似难辨，故往往有经审录，寻复反异，盖由审刑者之失，以至此耳。故善理狱者，在推至公之心，扩至明之见，则巧伪无所隐，疑似无所惑，自然讼平理直，枉者得伸，系者得释。苟存心不公，听断不明，是犹舍衡以求平，揜鉴以索照，狱何由得理？事何由能直？今命尔等审录囚徒，务以公破私，明辨惑，毋使巧伪繁滋而疑谳不决。生者拘幽于囹圄，死者受冤于地下非惟负朕慎刑之心，实违上天好生之意。凡录囚之际，必预先稽阅前牍，详审再三，其有所诉，即与辨理，具实以闻。”

    洪武十六年正月庚戌，民有子犯法当死，其父以财求免。事觉，监察御史奏欲并置于法。太祖曰：“生死，人之大故；父子，人之至亲。彼爱根于心，但知求其子之生，不顾理之所不可。尔论法欲并罪其父，然于情可恕，其赦之。”

    正月壬子，太祖谕刑部尚书开济、都御史詹徽等曰：“凡论囚，须原其情，不可深致人罪。盖人命至重，常存平恕之心，犹恐失之，况深文乎！昨民有子犯法当死者，其父行贿求免，御史执之，并欲论罪。朕以父子至亲，其死而救，人之情也。故但论其子而赦其父。自今凡有论决，必再三详谳覆奏而行，毋重伤人命。”

    四月庚寅，刑部尚书开济议法巧密，太祖览而恶之曰：“刑罚之设，本以禁民为非，使之远罪耳，非以陷民也。汝张此密法，以罔加无知之民，无乃用心太刻。夫竭泽而鱼，害及鲲鲕；焚林而田，祸及麛鷇。巧密之法，百姓其能免乎？此非朕所以望于汝也。”济大惭。

    六月甲戌，刑部尚书开济等官议定五六日旬时三审五覆之法。太祖曰：“天下之事，不可徇名而失实，当因名而责实。近闻审覆之法，但应旬时之名，无曰今是昨者，其父行贿求免，御史执之，并欲论罪。朕以父子至亲，其死而救，人之情也。故但论其子而赦其父。自今凡有论决，必再三详谳覆奏而行，毋重伤人命。”

    四月庚寅，刑部尚书开济议法巧密，太祖览而恶之曰：“刑罚之设，本以禁民为非，使之远罪耳，非以陷民也。汝张此密法，以罔加无知之民，无乃用心太刻。夫竭泽而鱼，害及鲲鲕；焚林而田，祸及麛鷇。巧密之法，百姓其能免乎？此非朕所以望于汝也。”济大惭。

    六月甲戌，刑部尚书开济等官议定五六日旬时三审五覆之法。太祖曰：“天下之事，不可徇名而失实，当因名而责实。近闻审覆之法，但应旬时之名，无曰今是昨非；但谓大同小异，审覆者未必尽其心，告诉者未必尽其情。朕深知其弊。尔宜戒之”

    七月辛亥，遣监察御史往浙江等处录囚，陛辞，太祖谕之曰：“古人有言，议狱缓刑。又曰：无敢折狱。人命至重，必在详审，不敢轻也。夫刑当其罪，犹在可务矜。若滥及非辜，岂可复侮？草木微物，有仁心者方长不折，况于人，而可忽乎！尔往慎之。”

    洪武十七年闰十月癸丑，命天下诸司刑狱皆用刑部、都察院详议平允，又送大理审覆，然后决之。其直隶诸府州刑狱，自今亦准此令，庶几民无冤抑。因谓刑官曰：“刑者，人君用之以防民。君之于民，如天之于物，天之道春生秋敛，而论天之德，则曰生。君之道仁育义制，论君之德，则曰仁。夫王良善御，岂在于策？周公善治，岂在于刑？所谓刑者，辅治之具，是以用之不可不详。故每令三审五覆，无非求其生而已。”

    洪武十九年十二月戊申，都察院左都御史詹徽上言：“陛下之于刑狱，每存钦恤之意，盖故期于无刑，而顽民狎玩，犯者不止。臣愚以为，莫若严刑以制之，使知所畏而重犯法。”太祖览之，曰：“刑不可使纵弛，亦不可使过严。纵弛则为恶者无所畏，过严则为善者或滥及。用刑之道，但贵得中，则刑清，失中则刑乱，刑乱而政衰矣。如尔所言，恐流于滥。其可哉！”

    洪武二十年四月己酉，都察院左都御史詹徽奏：“有军人犯罪当杖。其人尝两得罪，幸宥免矣。今复不悛，信非良善，宜并论前罪诛之，以惩余者。”太祖曰：“前罪既宥，今复论之，则不信矣。用刑而不信，使人何所措手足？且其罪至死而纵之，则为纵恶；不至死而诛之，则为滥刑。今罪未至于死而辄欲杀之，在尔有故入之罪，在朕无恤刑之仁，皆不可也。仍杖而遣之。”

    洪武二十三年十二月癸亥，太祖谕刑部尚书杨靖等曰：“自今惟犯十恶并杀人者论死，余死皆令输粟北边以自赎。力不给者，或二人，或三人，并力输运，仍令还家，备赀以行。”翰林学士刘三吾等曰：“圣心仁恕，垂念及此，罪人受更生之恩矣。”太祖曰：“愚民犯法，如啗饮食，嗜之而不知止。设法以防其犯，而犯者益多；推恕以行吾仁，而仁或可济。”三吾曰：“三代而上，刑罚常简，本仁恕也。三代而下，刑罚常滥，以严刻也。”太祖曰：“善为国者，惟以生道树德，不以刑杀立威。”

    洪武二十四年六月壬午，升大理寺丞周志清为卿。太祖谕之曰:

    “大理之职，即古之廷尉。历代任斯职者，独汉称张释之、于定国，唐称戴胄。盖有由其处心公正，议法平恕，狱以无冤，故流芳后世。今命尔为大理卿，当推情定法，毋为深文，务求明允，使刑必当罪。庶几可方古人，不负朕命也。”

    洪武二十六年十月乙亥，大理寺奏：四川民以输粮违期及移易者，坐法当诛。太祖曰：“四川水陆险峻，输輓良难，故有失期。彼移易者，或两取便利，求无逋欠可矣，岂得遽论以死？甚非爱民之心。其悉宥之，仍给道理费遣还。病不能至者，遣内官就道给赐。税粮未足者，令就本处输之。”

    赏罚

    甲辰三月辛未，太祖御西搂，有军士十余人自陈战功，以求升赏。太祖谕之曰：“尔从我有年，尔才为勇怯，我纵不知，将尔者必知之。尔有功，予岂遗尔？尔无功，岂可妄陈？有功不赏是谓吝，无功求赏是谓贪。吝则失众，贪则逾分。夫有超人之才能者，必有超人之爵赏。尔曹不见徐相国耶？今贵为元勋，其同时相从者犹在行伍，予亦岂忘之乎？以其才智止此，弗能过人故也。今尔曾自陈战功，以求升赏，国家名爵乌可幸得耶？尔曹苟能绳渑勉立功，异日爵赏我岂尔惜？但患不力耳！”于是皆惭服而退。自是无有复言者。

    乙巳三月辛巳，常遇春平赣州，军还，太祖御戟门颁赏，劳之曰：“将军勤劳于外，南平诸郡，兵不失律，民无所扰，自岭以南，望风降附。是能奉扬威武，克定邦家。报功之典，予奚敢后？今锡以布帛、文绮，用彰厥功，以答三军之用命。夫赏以酬功，爵以旌德。俟海宇宁谧，恩数有加。将军其奖率三军，更图后举，茂建伟烈，益著耿光，以副予所托。将军其勖之哉！”遇春曰：“臣奉主上成算，所至辄克，非臣所能。”太祖善其对。

    吴元年九月辛丑，平吴师还，论功行赏。太祖谕诸将曰：“自兵兴以来，天下豪杰纷起，予将兵渡江，赖上天之灵，将士之力，拓地开疆，削平敌国。如陈友谅兵众地大，已先摧灭，张士诚兵强积富，今亦就擒。非尔将士用命，何以致此？今论功行赏，以报劳勚。如王国宝等殁于王事而不得与，吾甚惜之。自古帝王多以征战而得天下，皆有名世之将以佐辅之。尔等今日之功，亦何忝于古之名将乎！但从军在外，与经营布置在内者任虽不同，其劳则一。冯宗异留守京城，军府之事，独任其劳，亦宜受赏。然江南既平，当北定中原，以一天下，毋狃于暂安而忘永逸，毋足于近功而昧远图。大业垂成，更须努力。”达等顿首曰：“臣等叨承主上成算，幸获成功，敢不益尽心力，以图尺寸。”明日，达等入谢。太祖语之曰：“公等还第置酒为乐否？”对曰：“荷主上恩德，皆置酒相庆。”太祖曰：“吾宁不欲置酒与诸将为一日之欢？但中原未平，非宴乐之时。公等不见张氏所为乎？终日相与酣歌逸乐，今竟何如？宜深戒之。”

    洪武二年七月癸丑，监察御史谢恕巡按松江，以欺隐官租逮系一百九十余人至京师，多有称冤者。治书侍御史文原吉等以其事闻。太祖命召数人亲问之，曰：“悉得其情。”乃责恕曰：“御史，耳目之官，当与民辨是非、明曲直，不使冤抑，方为称职。今尔为御史，不能为民伸冤理枉，反陷民于无辜，朝廷耳目将何赖耶？”于是尽释其人，以恕下交。原吉等能不敢蔽聪明，赏彩币有差。

    洪武五年正月乙丑，太祖召魏国公徐达、曹国公李文忠、宋国公冯胜，各赐交阯弓五十、彤弓百，因谓之曰：“古者诸侯有四夷之功，则归之弓矢，卿等宣力四方，克著勋劳，故有此赐。”达等谢曰：“臣等赖陛下威灵，获效微劳，岂足齿录。而宠恩屡降，何以当之？”太祖曰：“古人有言：善有章，虽贱，赏也；恶有衅，虽贵，罚也。况卿等开国之臣，其章大矣，故赐以此，不为过也。”

    洪武七年三月乙亥，兰州捌里麻民郭买的叛，诱番兵人寇，诏立赏格购捕之。兰州卫遣其兄着沙与其弟火石歹往招之，郭买的不从，着沙、火石歹夜斩其首以归，本卫以其事闻，请赏之。太祖曰：“买的罪固当死，然为兄弟者，告之不从，执之而已。手自刃之，有乖天伦，若赏之，非所以令天下也，但以其所获牛马给之耳。”

    洪武十年五月戊寅朔，太祖谓侍臣曰：“赏罚者，国之大权。人君操赏罚之权以御天下，一本于至公。故有功者，虽所憎，必赏；有罪者，虽所爱，必罚。赏以当功，上不为德；罚以当罪，下不敢怨。不以小嫌而妨大政，不以私意而害至公。庶有以服天下之心。”

    洪武十三年正月乙巳，太祖谓侍臣曰：“人言天子居至尊之位，操可致之权，赏罚予夺，得以自专。朕则不然。凡出一言、行一事，兢兢业业，惟恐上违天命，下拂人情。况赏罚予夺，国之大柄，一有爱憎忿戾于其间，则非大公至正之道。是以此心斯须不敢忽也。”侍臣对曰：“陛下持心若此，太平长久之道也。”

    洪武十四年正月丙申，太祖谕礼部臣曰：“人若操赏罚之柄以御天下，必在至公。无善而赏，是谓私爱；无过而罚，是用私罚恶。此不足以为劝惩。朕观汉高帝斩丁公、封雍齿，唐太宗黜权万纪、李仁发而赏魏征之直，皆至当可以服人，所谓赏一君子而人皆喜，罚一小人而人皆惧。朕于赏罚未尝敢轻，若一时处分或有未当，卿等宜明白执论，宁使赏厚于罚，但不可滥及，使小人侥幸耳。”

    洪武二十三年十一月己丑朔，人有上书言申明善恶以劝惩天下。太祖览之，以示廷臣曰：“好善恶恶，人之常情，彼上书者言此，亦知为政之道。夫旌善则善人劝，惩恶则恶人息。朕往令天下立申明旌善亭，正为此也。数年以来，有司奉行不谨，致令废弛，甚失劝惩之意。今言者深合朕心，宜再申明，使天下遵守。”

    宽赋

    吴元年正月戊戌，太祖谓中书省臣曰：“予尝亲历田野，见人民凋弊，土地荒芜，失业者多。盖因久困兵革，生息未遂。譬之触热者思得清凉，冒寒者思就温燠，为之上者固当念之。且如太平、应天、宣城诸郡，乃吾渡江开创之地，供亿先劳之民，其有租赋，宜与量免，少苏民力。”省臣傅瓛对曰：“恤民，王者善政。主上念之及此，真发政施仁之本也。民之受赐，如大旱之时霖雨，其喜当何如！”太祖因叹曰：“吾昔在军中，尝乏粮，空腹出战，归得一食，虽甚粗粝，食之甚甘。今尊居民上，饮食丰美，心未尝忘之。况吾民居于田野，所业有限，而又供需百出，岂不重困？”于是免太平府租赋二年，应天、宣城等处租赋一年。

    洪武元年正月甲申，诏遣周铸等一百六十四人往浙西核实田亩。谓中书省臣曰：“兵革之余，郡县版籍多亡，田赋之制不能无增损。征敛失中，则百姓咨怨。今欲经理，以清其源，无使过制，以病吾民。夫善政在于养民，养民在于宽赋。今遣周铸等往诸府县核实田亩，定其赋税。此外无令有所妄扰。”复谕铸等曰：“尔经理第以实闻，毋踵袭前弊，妄有增损，曲徇私情，以病吾民。否则国有常宪。”各赐衣帽与遣之。洪武十一年二月辛未，太祖谓中书省臣曰：“人君视天下犹一家。一家之内，一人不安，则事为之废。天下之广，尺土不宁，则君为之忧。近者雷州府海康、遂溪二县田地为潮水所渍，斥卤不收，租税从何而出？其令有司核实免之。”

    洪武十三年三月壬辰朔，命户部减苏、松、嘉、湖四府重租粮额。太祖谓之曰：“天地生物，所以养民，上之取民，不可尽其利也。夫民犹树也，树利土以生，民利食以养。养民而尽其利，犹种树而去其土也。比年苏、松各郡之民衣食不给，皆为重租所困。民困于重租，而官不知恤，是重赋而轻人，亦犹虞人反裘而负薪，徒惜其毛，不知皮尽而毛无所傅，岂所以养民哉！其赋之重者，宜悉减之。”

    六月戊寅，太祖谕户部臣曰：“曩者奸臣聚敛，深为民害，税及天下纤悉之物，朕甚耻焉。自今如军民嫁娶丧祭之物，舟车丝布之类，皆勿税。尔户部其榜示天下，使其周知。”

    恩泽

    己亥三月丁巳，方国珍遣郎中张本仁以温、台、庆元三郡来献，且以其子关为质。太祖曰：“古者虑人不从，则为盟誓。盟誓变而为交质子。此衰世之事，岂可蹈之！凡人之盟誓交质者，皆由未能相信故也。今既诚心来归，便当推诚相与，当如青天白日，何至怀疑而以质子为哉？”乃厚赐关而遣之。关后改名明完。

    丙午四月戊辰，太祖幸濠州，父老经济等来见，太祖与之宴，谓济等曰：“吾与诸父老不相见久矣。今还故乡，念父老乡人遭罹兵难以来，未遂生息，吾甚悯焉。”济等对曰：“久困兵争，莫获宁居。今赖主上威德，各得安息，劳主上忧念。”太祖曰：“濠，吾故乡，父母坟墓所在，岂得忘之。”诸父老宴饮极欢。太祖又谓之曰：“诸父老皆吾故人，岂不欲朝夕相见？然吾不得久留此。父老归，宜教导子弟为善，立身孝弟，勤俭养生。乡有善人，由家有贤父兄也。”济等顿首谢。太祖又曰：“乡人耕作交易，且令无远出，滨淮都诸郡尚有寇兵，恐为所抄掠。父老等亦宜厚自爱，以乐高年。”于是济等皆欢醉而去。

    洪武元年正月戊寅，方国珍至京师，太祖谕之曰：“汝献款已久，何为反侧，复劳征伐？”国珍顿首曰：“臣遭时多艰，逃死海上，终期归附圣明，以全首领。不意又劳王师，然此非出臣心，实为群小所误，是以至此。惟陛下哀其愚昧，赦其死罪。”太祖曰：“草昧之时，英雄角逐，人孰不欲有为？亦谁能识帝王之有真者！其为去就，不能无所龃龉。尔之所为，亦何足责！朕推赤心待人，汝其自安，勿用怀疑。”国珍顿首谢，进赐第居京师。

    十一月丙寅，太祖谓中书省臣曰：“吾念将士征战而死者，其父母妻子尤可念也。死者既不可见，所可见者，惟生存者耳。其即为优恤之。凡遇时节，预给薪米钱物，使其死者受祭，生者有养，则吾君臣于岁时宴乐，心亦少安。”省臣对曰：“陛下推广仁爱，遍及于下，而存殁咸蒙恩惠。”太祖曰：“始者将士皆从，皆望成功以取富贵。今天下已定，生者既膺爵赏，而死者不可复作，吾未尝忘之。故优恤其家，以见不忘同济艰难之意。”

    洪武四年正月癸卯，太祖谓中书省臣曰：“今日天来，有甚于冬。京师尚尔，况北边荒漠之地？冰厚雪深，吾守边将士甚艰苦。尔中书其以府库所储布帛，制绵袄，运赴蔚、朔、宁夏等处，以给将士。”省臣对曰：“守边将士衣袄，岁有常供，无庸再运。”太祖曰：“将士有常供，朕固知之，特以今天寒异于常时，故命加给耳。古人一夫不获，引咎在躬，况守边将士，尤朕所知深切者，其给之无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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