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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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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斛之法，方尺而圆其外，旁九厘五毫、其实十斗，积百六十二万分，二千龠之实也。不言深而言方者，无分寸之别也；圆其外者，亦相生之数也。其上为斛，其下为斗，左耳为升，右耳为合。云耳者，谓升合如耳形，附于斛之左右也。今胡瑗之升合皆方制之，而斛方一尺，深一尺六寸二分，是以方分置算而然也。龠其状似爵者，谓圆如爵也。今之龠方一寸，深八分一厘，亦以方分置算也。
上三下二者，谓斛在上并升合为三也，斗在下并龠为二也。圆而函方斛之形也，上下皆然也。今上以圆函方，下为方斗而已。左一右二者，升在上而左，合在上、
龠在下而俱右也。今合、龠俱在上而龠俯。自聂崇义失之于前，而胡瑗、阮逸踵之于后也。夫斛非是，而欲考正黄钟，安可得也！
燕龙图肃判太常寺，建言：今之乐太高。始下诏天下，求知音者。李照言乐比古高五律，而胡瑗、阮逸相继出矣。李照之乐，以纵黍累尺，黍细而尺长，律之容乃千七百三十黍。胡瑗以横黍累尺，黍大而尺短，律之容千二百黍，而空径乃三分四厘六毫。空径三分四厘六毫，与容千七百三十黍，皆失于以尺而生律也。
阮逸又欲以量而求音，皆非也。最后有成都房庶者，亦言今之乐高五律，盖用唐乐而知之。自收方响一、笛一，皆唐乐也。其法以律生尺，而黍用一稃二米。是时，无二米黍，据见黍为律。虽无千七百三十黍之谬，与三分四厘六毫之差，然其声才下三律，盖黍细尔，其法则是矣。王原叔洙、胡瑗大不喜其说。朝廷但授庶试秘书省校书郎，不究其说而止。庶，玄龄之后，其为人简脱，尝与乡荐，然好音，宋子京祁、田元均况皆荐而召之。是时，丁正臣亦收牙笛二，与庶笛同。予尝于雄州王临处得北界笛一，比太常乐下四律、教坊乐下二律，犹高于唐乐一律。又尝于才元处得并州铜尺一，比太府尺长三分，以之定律，与唐乐声同。太府尺定律与北界笛同，二者必有一得也。若得真黍，用房庶法为律以考之，其为至当不疑矣。真黍，一稃二米者。世尝言王朴为知乐，而不知乐之坏自朴始也。
初，太常钟磬皆无款志，朴用横黍尺制律，命其钟磬而志刻之。太祖患乐太高，和岘用影表尺八寸尺也，故乐比唐为高五律矣。今太常钟最大者，声中唐之黄钟，志刻乃云林钟，余钟率皆如此。李照则多凿旧钟以合其律，而钟磬又不如朴时，虽非本声，而其器尚完也。惜哉！司马君实内翰光于予莫逆之交也，惟议乐为不相合。君实以胡瑷一黍广为尺，而后制律；予用房庶一黍之起，积一千二百黍之广为律，而后生尺。律之法曰凡律围九分，以尺而生律者，律为十分三厘八毫矣。以其不合，又变而为方分，其差谬处不可一二数也。以律生尺，九十分黄钟之长，加十分以为尺。凡律皆径三分，围九分，长九十分，积实八百一十分。自九十分三分损益之，而十二律长短相形矣。自八百一十分三分损益之，而十二律积实相通矣。往在馆阁时，决于同舍，同舍莫能决，遂奕棋以决之，君实不胜，乃定。其后二十年，君实为西京留台，予往候之，不持他书，唯持所撰《乐语》八篇示之。争论者数夕，莫能决，又投壶以决之，予不胜。君实欢曰：“大乐还魂矣！”凡半月，卒不得要领而归。岂所见然耶，将戏谑邪，抑遂其所执不欲改之耶，俱不可得而知也。是必戏谑矣。（按：《宋史》称镇于乐尤注意，
独主房庶以律生尺之说，与司马光辨难，凡数万言。神宗时，尝诏镇与刘几定乐。
镇曰：“定乐必先正律。”帝虽然之，而刘几即用李照乐加四清声，而奏乐成，诏罢局，并赐镇。镇曰：“此刘几乐也，臣何与焉。”至哲宗朝，乃请太府铜尺为之，逾年成，比李照乐下一律有奇。帝及太后御延和殿，召执政同阅视，下之太常。乐奏三日而镇逝。）皇中，再定雅乐。胡瑗铸十二钟，大小轻重如一，其状类铎，为大环，铸盘龙、蹲熊、辟邪其上，谓之旋蠡，而平击之，故其声郁而不发。又陕西铸大钱，民以为患。是冬，日食心宿，刘羲叟谓予曰：“上将感心腹之疾，是与周景王同占也。”予初不信然之，寻使契丹，还至雄州闻上得心腹之疾矣。归问其故，羲叟曰：“景王铸大钱，又铸无射，而为大林，所谓‘害金再兴’者也。是时，日亦食于心，而景王得是疾，故曰与景王同占。”噫！羲叟而不言，则左丘明所载伶州鸠之语为诬矣。是羲叟不独为知术数，其发扬丘明功亦为不细。羲叟字仲更，泽州人，以修《唐书》授崇文院检讨，未及谢，疮发背而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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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三下二者，谓斛在上并升合为三也，斗在下并龠为二也。圆而函方斛之形也，上下皆然也。今上以圆函方，下为方斗而已。左一右二者，升在上而左，合在上、
龠在下而俱右也。今合、龠俱在上而龠俯。自聂崇义失之于前，而胡瑗、阮逸踵之于后也。夫斛非是，而欲考正黄钟，安可得也！
燕龙图肃判太常寺，建言：今之乐太高。始下诏天下，求知音者。李照言乐比古高五律，而胡瑗、阮逸相继出矣。李照之乐，以纵黍累尺，黍细而尺长，律之容乃千七百三十黍。胡瑗以横黍累尺，黍大而尺短，律之容千二百黍，而空径乃三分四厘六毫。空径三分四厘六毫，与容千七百三十黍，皆失于以尺而生律也。
阮逸又欲以量而求音，皆非也。最后有成都房庶者，亦言今之乐高五律，盖用唐乐而知之。自收方响一、笛一，皆唐乐也。其法以律生尺，而黍用一稃二米。是时，无二米黍，据见黍为律。虽无千七百三十黍之谬，与三分四厘六毫之差，然其声才下三律，盖黍细尔，其法则是矣。王原叔洙、胡瑗大不喜其说。朝廷但授庶试秘书省校书郎，不究其说而止。庶，玄龄之后，其为人简脱，尝与乡荐，然好音，宋子京祁、田元均况皆荐而召之。是时，丁正臣亦收牙笛二，与庶笛同。予尝于雄州王临处得北界笛一，比太常乐下四律、教坊乐下二律，犹高于唐乐一律。又尝于才元处得并州铜尺一，比太府尺长三分，以之定律，与唐乐声同。太府尺定律与北界笛同，二者必有一得也。若得真黍，用房庶法为律以考之，其为至当不疑矣。真黍，一稃二米者。世尝言王朴为知乐，而不知乐之坏自朴始也。
初，太常钟磬皆无款志，朴用横黍尺制律，命其钟磬而志刻之。太祖患乐太高，和岘用影表尺八寸尺也，故乐比唐为高五律矣。今太常钟最大者，声中唐之黄钟，志刻乃云林钟，余钟率皆如此。李照则多凿旧钟以合其律，而钟磬又不如朴时，虽非本声，而其器尚完也。惜哉！司马君实内翰光于予莫逆之交也，惟议乐为不相合。君实以胡瑷一黍广为尺，而后制律；予用房庶一黍之起，积一千二百黍之广为律，而后生尺。律之法曰凡律围九分，以尺而生律者，律为十分三厘八毫矣。以其不合，又变而为方分，其差谬处不可一二数也。以律生尺，九十分黄钟之长，加十分以为尺。凡律皆径三分，围九分，长九十分，积实八百一十分。自九十分三分损益之，而十二律长短相形矣。自八百一十分三分损益之，而十二律积实相通矣。往在馆阁时，决于同舍，同舍莫能决，遂奕棋以决之，君实不胜，乃定。其后二十年，君实为西京留台，予往候之，不持他书，唯持所撰《乐语》八篇示之。争论者数夕，莫能决，又投壶以决之，予不胜。君实欢曰：“大乐还魂矣！”凡半月，卒不得要领而归。岂所见然耶，将戏谑邪，抑遂其所执不欲改之耶，俱不可得而知也。是必戏谑矣。（按：《宋史》称镇于乐尤注意，
独主房庶以律生尺之说，与司马光辨难，凡数万言。神宗时，尝诏镇与刘几定乐。
镇曰：“定乐必先正律。”帝虽然之，而刘几即用李照乐加四清声，而奏乐成，诏罢局，并赐镇。镇曰：“此刘几乐也，臣何与焉。”至哲宗朝，乃请太府铜尺为之，逾年成，比李照乐下一律有奇。帝及太后御延和殿，召执政同阅视，下之太常。乐奏三日而镇逝。）皇中，再定雅乐。胡瑗铸十二钟，大小轻重如一，其状类铎，为大环，铸盘龙、蹲熊、辟邪其上，谓之旋蠡，而平击之，故其声郁而不发。又陕西铸大钱，民以为患。是冬，日食心宿，刘羲叟谓予曰：“上将感心腹之疾，是与周景王同占也。”予初不信然之，寻使契丹，还至雄州闻上得心腹之疾矣。归问其故，羲叟曰：“景王铸大钱，又铸无射，而为大林，所谓‘害金再兴’者也。是时，日亦食于心，而景王得是疾，故曰与景王同占。”噫！羲叟而不言，则左丘明所载伶州鸠之语为诬矣。是羲叟不独为知术数，其发扬丘明功亦为不细。羲叟字仲更，泽州人，以修《唐书》授崇文院检讨，未及谢，疮发背而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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