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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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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孔子受其币。夫陈恒弑君，孔子方请讨，岂有受币之理，而记载尚有如此者。《论语》“公山不扰”章毋亦类是？○羿、非夏时人“羿善射，荡舟。”解以有穷后羿及寒浞之子，其说始于孔安国，而朱注因之。盖据《左传》浞代夏政而恃其射，用寒浞为相，浞乃取其国众，杀羿而烹之，浞因羿室，生子浇及，使浇灭斟。后夏臣靡收二国之馀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少康遂灭浇与。是善射之羿不得其死，事迹显然，而浇与声相近，浇亦被杀于少康，遂并以浇释也。按古来名羿而善射者不一人，《吕览》：黄帝时大挠作甲子，胡曹作衣，夷羿作弓。是黄帝时有羿也。许慎《说文》云：羿，帝喾射官。贾逵亦云：帝喾赐羿弓矢，使司射。是帝喾时有羿也。《淮南子》：尧使羿诛凿齿，杀九婴，上射十日，下杀。其说虽荒幻，然必因尧时有善射名羿者而附会之，是尧时有羿也。而夏时亦有羿，则《左传》所云是也。《淮南子》又曰：古有善射者名羿，夷羿慕之，乃亦名曰羿。此或即夏之羿也，使以为一人，则自黄帝至夏后相之世，天下有如此久寿之人乎？且善射之羿之不得其死也亦不一。《左传》曰：杀羿而烹之。是一羿之死也。《孟子》曰：逢蒙杀羿。又一羿之死也。《淮南子》曰：羿死于桃。高诱注谓以桃作大杖击杀之，是又一羿之死也。使以为一人，岂有一人而数遭非命者乎？是可知善射不得其死之羿非一人。南宫适所云并未言篡夏之事，则未知其所引何代之羿也。至寒浞之子名浇，《左传》并不言，孔氏特以声相近，遂据以释。按浇或音骁，或音聊，或音交，《集韵》虽有之音，以为寒浞子。王逸注《楚词》，亦引《论语》“浇荡舟”，此皆因孔注而依附之，未可以为确也。而浇之荡舟，不见所出。《正义》云：孔注谓能陆地行舟者，以此文云“荡舟”，荡，推也，以此知其多力，能陆地推舟也。然则孔注以浇能荡舟，不过就《论语》本文，而别无所据依也。而陆德明《音义》于“丹朱傲”云：字又作，盖古字少，傲、通用。宋人吴斗南因悟即此荡舟之，与丹朱为两人也。盖禹之规戒若但作傲慢之傲，则既云“无若丹朱傲”矣，下文何必又曰“傲虐是作”乎？以此知丹朱与为两人也。曰：“罔水行舟”，正此陆地行舟之明证也。曰：“朋淫于家”，则丹朱与二人同淫乐也。吴氏之说，真可谓铁板注脚矣。傲之不得其死，虽无可考，然傲与之音相同，既不比浇与之但音相近。且罔水行舟之与荡舟尤为针孔相对，则南宫适所引“荡舟”，实指丹朱所与朋淫之人，而非寒浞之子，断可识也。则所云善射之羿，或亦指唐时之羿，未可知也。况引羿、但言恃力而不得其死，原不必指同时两人。则即以为夏时之羿，亦无不可也。而为罔水行舟之傲，则确不可移矣。
按《天问》“覆舟斟”句，王逸注：奄若覆舟取之易也。顾宁人则引《竹书纪年》：帝相二十七年，浇伐斟，大战于潍，覆其舟，灭之。谓《天问》所云“覆舟斟”者正指此。安国时竹书未出，故注为陆地行舟也，则浇之覆舟与之荡舟本不相涉。
○浴乎沂风乎舞雩《论衡》云：说者谓浴者，浴沂水也；风，干身也。然周之四月乃岁二月，尚寒，安得浴而风干身乎？盖浴乎沂，涉沂水也；风，歌也。咏而馈，馈祭也。乃是二月中龙见而雩祭，歌诗设乐也。冠者、童子，雩祭之乐人也。孔子与之善，其欲以雩祭调和阴阳也。按周之暮春，乃夏之正月，而有浴与风之事，本易启人疑。余另有说，在“周时列国用夏正”条内，若王充所云雩祭，则又失之远矣。果如其说，以雩祭调和阴阳，则亦为邦者之事也，又何必问求、赤非为邦欤？又周之暮春乃夏之正月，而充以为岁二月，此欲实其龙见而雩之说。龙见在三月，故牵强附合如此。惟沈约引蔡邕《月令章句》曰：《论语》莫春浴沂，古有斯礼，今三月上已祓于水滨，盖出此。又贾公彦疏《周礼》“岁时祓除”曰：见今三月三日水上戒浴是也。然则浴沂盖即三月祓除也。韩昌黎注《论语》改作“沿乎沂”，又是一解。阎百诗谓曲阜亦有温泉，但距沂尚七里。朱子初欲注浴为盥濯祓除，忽又接曰“有温泉焉”，乃仍以为浴云。王棠谓：浴于温泉，将青天白日之下赤身露而体浴于川乎？按此诸说，惟上已祓除最为近理。至王棠疑为白日中身而浴，则又不知凡温泉可浴之处皆有屋宇，如秦之骊山等处，何尝露浴也？○挚、干、缭、缺或以为殷人太师挚等适齐，适楚，适蔡，汉儒多有以挚等为殷末人者。班书《礼乐志》云：殷纣断弃先祖之乐，乃作淫声，用变乱正声，以悦妇人。乐官师瞽抱其器而奔散，或适诸侯，或入河海。颜师古即引师挚等以实之，且云齐、楚、蔡者，乃追记其地，非谓当时已有此国名也。《古今人表》列挚、干、缭等，师古亦以为纣时人。而董仲舒对策云：殷纣时贤者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师古又引方叔鼗鼓等注之，并云《汉书》所引经文与近代诸儒家往往乖别，则以挚、干、缭、缺等为殷末人，固非无稽矣。然《史记。礼书》言：仲尼没后，受业之徒沉湮而不举，或适齐、楚，或入河海，则又即指挚、干等。且孔子尝学琴于师襄，又云“师挚之始”，则八人中已有二人与孔子同时者，可知八人皆鲁乐官，而非殷人也。汉儒徒以《商本纪》有“纣时太师、少师抱乐器而奔”之语，遂以此八人为殷末，误矣。郑康成又以为周平王时人，更属无据。至其远适之由，注家皆以为周衰乐废，夫子正乐之后，诸伶人皆识乐之正，故散而他之。按《白虎通》云：王居中央，制御四方，旦食少阳之始也，昼食太阳之始也，哺食少阴之始也，暮食太阴之始也。诸侯三饭，卿大夫再饭，尊卑之差也。然则四饭乃天子之制。今鲁亦有四饭，则僭越已甚，诸人之去，其即以此，而不特以乐职之紊乱欤？
○其父攘羊《吕氏春秋。当务篇》：楚有直躬者，其父窃羊而告之上，上将执而诛之，直躬者请代父死。将诛矣，告吏曰：“父窃羊而告之，不亦信乎！父诛而代之，不亦孝乎！信而孝而诛之，不亦悖乎！”荆王闻乃赦之。孔子曰：“异哉，直躬之为信也！一父而再取名焉。”此即叶公所称攘羊之事也，而记载不同，亦可参观。《庄子。盗跖篇》亦云：直躬证父，尾生溺死，信之害也。《淮南子》亦云：直躬父攘羊而证之，尾生与妇人期而死之。
○“人莫知其子之恶”系鲁谚《吕氏春秋。去尤篇》：鲁有恶者（丑也），其父出见商咄，反而告其邻曰：“商咄不若吾子矣。”夫商至美也，至美而不如至恶，偏于爱也，故知美之恶，知恶之美，然后能知美恶矣。当时谚语，盖即此事也。《淮南子》云：鲁以偶人送葬而孔子叹。然则“始作俑”亦起于鲁俗。
○尊《孟子》《孟子》书，汉书来杂于诸子中，少有尊崇者。自唐杨绾始请以《论语》、《孝经》、《孟子》兼为一经，未行，韩昌黎又推崇之。其后皮日休请立《孟子》为学科，其表略云：“圣人之道，不过乎经；经之降，不过乎史；史之降，不过乎子。不异道者，《孟子》也；舍是而子者，皆圣人之贼也。请废庄、老之书，以《孟子》为主，有能通其义者，其科选同明经。”则宋人之尊《孟子》，其端发于杨绾、韩愈，其说畅于日休也。日休又尝请以韩文公配享太学，则尊昌黎亦自日休始。
○五亩之宅《孟子》“五亩之宅”，注家二亩半在田，二亩半在邑之说，起于赵岐。岐又本汉《食贷志》，谓公田内以二十亩为庐舍。而《食货志》盖又因《梁传》：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原缺“亩”字〕，公田居一，公田为庐，井灶葱韭皆在焉。遂意公田既授民为庐，则邑中不宜尚有五亩，当是田与邑各半，故谓公田二十亩，八家分之，得二亩半为庐舍，而城邑之居亦二亩半也。然《孟子》一则曰五亩之宅，再则曰五亩之宅，《周礼》“宅田”注亦曰五亩之宅，并未有言二亩半之宅者，明是五亩为一宅矣。若邑中之宅仅二亩半，何不直言二亩半之宅乎？田中不得有木，既以二亩半为庐舍，则树桑不过邑中之二亩半，又何以云：“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乎？然则五亩之宅俱在邑中，所谓庐舍者，盖不过苫茅于垄间为憩息地，而非于公田中占其二亩半也。在《梁传》之说亦未尝无本。盖据《信南山》诗“中田有庐”谓公田在井之正中，而有庐在其内，明是以公田为庐舍。不知中田犹云田中耳，古人原有此倒用文法，非必田之正中也。自田而言，田中则为田内，自邑而言，田中并不过如是田间云尔，非必在田之中也。其下即云“疆场有瓜”，见此庐之近于疆场也。曰庐，则非宅可知也。曰有瓜，则不树桑可知也。且《七月》之诗云：“饣盍彼南亩”，曰“彼南亩”者，从乎邑而言之也。若田中既有二亩半庐舍，井灶葱韭皆具，又何必从邑中而往饣盍乎？若谓自庐饣盍至田，同此一井，庐与田相去几何，而犹烦饣盍乎？且妇子皆处庐供饣盍，将邑中之宅竟无人居守乎？又《孟子》谓“商助、周彻，其实皆什一”，若公田中分去二十亩，更何以云什一乎？将注所谓又轻于什一者，可果信乎否乎？以此数者参证，益知五亩之宅之在邑，而庐舍无二亩半之说矣。汉《食货志》云：春令民毕出在野，冬则毕入于邑。春将出民，里胥平旦坐右塾，邻长坐左塾，毕出然后归；入亦如之。其说本《尚书大传》，所谓春作时，上老平明坐右塾，庶老坐左塾，余子毕出，然后归，夕亦如之也。或者据此以为农夫毕出于田野，则宜有在庐饣盍饷之事。然曰里胥平明待农夫毕出然后归，夕亦如之，则每日晓出晚归，不宿于庐舍可知也。且饣盍饷必系妇子，若自庐饣盍田，则妇子应俱在庐舍，而上老之出民，但云余子毕出，而不及妇子，则妇子之不在庐舍可知也。田中无二亩半之庐舍，益可知矣。
○负戴《孟子》“不负戴于道路”注：负，任在背；戴，任在首。余童时甚疑之，盖习见内地人以肩挑也。及至滇、黔，始知苗倮担物，皆用小架负于背，架有两皮革，而以两臂挽之，架上又有形如半枷者，附于颈，而以皮条从后缚于额，以固其所担物；能负重行远，使之肩挑，则一步不能行矣。乃知负戴之实有其事也。然此乃苗倮所为，孟子何以知之？意当时中国人担物亦如此耶？
○伊尹割烹要汤“割烹要汤”注，但引《史记》伊尹为有莘氏媵臣，负鼎俎以滋味说汤。按战国以后，为此说者甚多，不特《史记》也。《庄子》：汤以庖人笼伊尹。《楚词。涉江篇》：伊尹烹于庖厨。《韩诗外传》：伊尹，故有莘氏僮也，负鼎操俎，调五味而立为相。《淮南子》亦言伊尹之负鼎。其言之最详者，莫如《吕氏春秋》，《具备篇》云：伊尹尝居于庖厨；又《本味篇》云：有亻先氏女子采桑，得婴儿于空桑中，献之其君，即伊尹也。长而贤，汤使人请之有亻先氏。有亻先氏不肯，汤乃娶妇于有亻先氏。有亻先氏喜，遂以尹为媵。汤乃祓之于庙，爝以火，衅以牺犭，设朝而见之。尹说汤以至味曰：“君之国小，不足以具之，为天子乃可具。”因言肉之美者有猩猩之唇、獾獾之炙之类，鱼之美者有洞庭之专、东海之面之类，菜之美者有昆仑之苹、寿木之华之类，和之美者有招摇之桂、越骆之菌之类，饭之美者有元山之禾、不周之粟之类，水之美者有三危之露、昆仑之井之类，果之美者有沙棠之实、云梦之柚之类，而非先为天子不可得而具。此所谓说汤之辞也。然当时诸说亦有不同者。屈原《离骚》云：缘鹄饰玉，后帝是飨。王叔师注：后，殷汤也；伊尹始仕，因烹鹄鸟之羹，修饰玉鼎，以事汤也。《天问篇》云：成汤东巡，有莘爰极，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水滨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恶之媵，有莘之妇？王叔师注：小臣，谓尹也；汤东巡，从有莘乞得尹，因得吉善之妃也。其解“水滨之木”数句则云：小子，谓尹也；尹母娠身，梦神女告之，见灶生蛙则急去。已而灶果有蛙，母遂东走，回顾其邑，尽为大水，母因溺死，化为空桑之林。水干后，有小儿啼，人取养之。既长有才，有莘氏恶其从木中出，因以媵女嫁于汤也。由吕氏之说，则有莘不肯以尹与汤，汤结以姻好，始以尹为媵也。由王氏之说，则有莘以其非人所生，故恶之以为媵也，以“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句观之，则吕说为是；以‘夫何恶之媵，有莘之妇“句观之，则又王说为是。盖本无稽之事，言人人殊，固无从究其是非也。
○王良即伯乐王良以御赵简子得名，《孟子》所谓“简子使王良与嬖奚乘”是也。《左传》：赵简子纳蒯聩于卫，邮无恤御，既战，简子曰：“吾伏呕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邮良曰：“我两引将绝而能止之，我御之上也。”是邮良即邮无恤也。而杜注邮无恤云：王良也。则邮无恤即王良也。《国语》简子如晋阳，以尹铎不堕垒，将杀之。邮无正进谏，简子悟，乃以免难之赏赏铎。伯乐与铎素有怨，至是铎以其赏如伯乐氏，曰：“子免吾死，敢不归禄？”是伯乐即邮无正也。而韦昭注邮无正云：即邮良也；邮伯乐云：邮无正之字也。然则《孟子》之王良，即《左传》之邮良、邮无恤，《左传》之邮无恤，即《国语》之邮无正，本一人，而伯乐则其字也。《汉书。王褒传》“王良执靶”注内张晏曰：王良，邮无恤，字伯乐是也。乃颜师古既知邮无恤、邮无正、邮良、王良为一人，而又以伯乐另为一人，何哉？
○市井市井二字，习为常谈，莫知所出。《孟子》“在国曰市井之臣”，注疏亦未见分晰。《风俗通》曰：市亦谓之市井，言人至市有鬻卖者，必先于井上洗濯香洁，然后入市也。颜师古曰：市，交易之处；井，共汲之所，总言之也。按《后汉书。循吏传》“白首不入市井”注引《春秋井田记》云：因井为市，交易而退，故称市井。此说较为有据。
○七八月之间旱“七八月之间旱”，朱注谓：周七八月，夏五六月。盖以战国时犹用周正也，不知春秋时列国已不用周正，而晋之用夏正又在列国之先（说见“春秋列国用夏正”条内）。魏自晋分，习用夏正已久。杜预记《汲冢纪年》书系魏哀王时人所作，以夏正为首，可见魏之用夏正固非一日也。魏用夏正，则《孟子》在魏对襄王所谓七八月者，即魏所用夏正之七八月，而非周之七八月可知。或谓夏正五六月，正系望雨甚殷，至七八月则非所急。不知处暑以后，禾苗将秀，其待雨更切于五六月。是《孟子》所谓七八月，即夏正也，而必以夏五六月释之，则未知魏久不用周正也。
按《天问》“覆舟斟”句，王逸注：奄若覆舟取之易也。顾宁人则引《竹书纪年》：帝相二十七年，浇伐斟，大战于潍，覆其舟，灭之。谓《天问》所云“覆舟斟”者正指此。安国时竹书未出，故注为陆地行舟也，则浇之覆舟与之荡舟本不相涉。
○浴乎沂风乎舞雩《论衡》云：说者谓浴者，浴沂水也；风，干身也。然周之四月乃岁二月，尚寒，安得浴而风干身乎？盖浴乎沂，涉沂水也；风，歌也。咏而馈，馈祭也。乃是二月中龙见而雩祭，歌诗设乐也。冠者、童子，雩祭之乐人也。孔子与之善，其欲以雩祭调和阴阳也。按周之暮春，乃夏之正月，而有浴与风之事，本易启人疑。余另有说，在“周时列国用夏正”条内，若王充所云雩祭，则又失之远矣。果如其说，以雩祭调和阴阳，则亦为邦者之事也，又何必问求、赤非为邦欤？又周之暮春乃夏之正月，而充以为岁二月，此欲实其龙见而雩之说。龙见在三月，故牵强附合如此。惟沈约引蔡邕《月令章句》曰：《论语》莫春浴沂，古有斯礼，今三月上已祓于水滨，盖出此。又贾公彦疏《周礼》“岁时祓除”曰：见今三月三日水上戒浴是也。然则浴沂盖即三月祓除也。韩昌黎注《论语》改作“沿乎沂”，又是一解。阎百诗谓曲阜亦有温泉，但距沂尚七里。朱子初欲注浴为盥濯祓除，忽又接曰“有温泉焉”，乃仍以为浴云。王棠谓：浴于温泉，将青天白日之下赤身露而体浴于川乎？按此诸说，惟上已祓除最为近理。至王棠疑为白日中身而浴，则又不知凡温泉可浴之处皆有屋宇，如秦之骊山等处，何尝露浴也？○挚、干、缭、缺或以为殷人太师挚等适齐，适楚，适蔡，汉儒多有以挚等为殷末人者。班书《礼乐志》云：殷纣断弃先祖之乐，乃作淫声，用变乱正声，以悦妇人。乐官师瞽抱其器而奔散，或适诸侯，或入河海。颜师古即引师挚等以实之，且云齐、楚、蔡者，乃追记其地，非谓当时已有此国名也。《古今人表》列挚、干、缭等，师古亦以为纣时人。而董仲舒对策云：殷纣时贤者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师古又引方叔鼗鼓等注之，并云《汉书》所引经文与近代诸儒家往往乖别，则以挚、干、缭、缺等为殷末人，固非无稽矣。然《史记。礼书》言：仲尼没后，受业之徒沉湮而不举，或适齐、楚，或入河海，则又即指挚、干等。且孔子尝学琴于师襄，又云“师挚之始”，则八人中已有二人与孔子同时者，可知八人皆鲁乐官，而非殷人也。汉儒徒以《商本纪》有“纣时太师、少师抱乐器而奔”之语，遂以此八人为殷末，误矣。郑康成又以为周平王时人，更属无据。至其远适之由，注家皆以为周衰乐废，夫子正乐之后，诸伶人皆识乐之正，故散而他之。按《白虎通》云：王居中央，制御四方，旦食少阳之始也，昼食太阳之始也，哺食少阴之始也，暮食太阴之始也。诸侯三饭，卿大夫再饭，尊卑之差也。然则四饭乃天子之制。今鲁亦有四饭，则僭越已甚，诸人之去，其即以此，而不特以乐职之紊乱欤？
○其父攘羊《吕氏春秋。当务篇》：楚有直躬者，其父窃羊而告之上，上将执而诛之，直躬者请代父死。将诛矣，告吏曰：“父窃羊而告之，不亦信乎！父诛而代之，不亦孝乎！信而孝而诛之，不亦悖乎！”荆王闻乃赦之。孔子曰：“异哉，直躬之为信也！一父而再取名焉。”此即叶公所称攘羊之事也，而记载不同，亦可参观。《庄子。盗跖篇》亦云：直躬证父，尾生溺死，信之害也。《淮南子》亦云：直躬父攘羊而证之，尾生与妇人期而死之。
○“人莫知其子之恶”系鲁谚《吕氏春秋。去尤篇》：鲁有恶者（丑也），其父出见商咄，反而告其邻曰：“商咄不若吾子矣。”夫商至美也，至美而不如至恶，偏于爱也，故知美之恶，知恶之美，然后能知美恶矣。当时谚语，盖即此事也。《淮南子》云：鲁以偶人送葬而孔子叹。然则“始作俑”亦起于鲁俗。
○尊《孟子》《孟子》书，汉书来杂于诸子中，少有尊崇者。自唐杨绾始请以《论语》、《孝经》、《孟子》兼为一经，未行，韩昌黎又推崇之。其后皮日休请立《孟子》为学科，其表略云：“圣人之道，不过乎经；经之降，不过乎史；史之降，不过乎子。不异道者，《孟子》也；舍是而子者，皆圣人之贼也。请废庄、老之书，以《孟子》为主，有能通其义者，其科选同明经。”则宋人之尊《孟子》，其端发于杨绾、韩愈，其说畅于日休也。日休又尝请以韩文公配享太学，则尊昌黎亦自日休始。
○五亩之宅《孟子》“五亩之宅”，注家二亩半在田，二亩半在邑之说，起于赵岐。岐又本汉《食贷志》，谓公田内以二十亩为庐舍。而《食货志》盖又因《梁传》：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原缺“亩”字〕，公田居一，公田为庐，井灶葱韭皆在焉。遂意公田既授民为庐，则邑中不宜尚有五亩，当是田与邑各半，故谓公田二十亩，八家分之，得二亩半为庐舍，而城邑之居亦二亩半也。然《孟子》一则曰五亩之宅，再则曰五亩之宅，《周礼》“宅田”注亦曰五亩之宅，并未有言二亩半之宅者，明是五亩为一宅矣。若邑中之宅仅二亩半，何不直言二亩半之宅乎？田中不得有木，既以二亩半为庐舍，则树桑不过邑中之二亩半，又何以云：“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乎？然则五亩之宅俱在邑中，所谓庐舍者，盖不过苫茅于垄间为憩息地，而非于公田中占其二亩半也。在《梁传》之说亦未尝无本。盖据《信南山》诗“中田有庐”谓公田在井之正中，而有庐在其内，明是以公田为庐舍。不知中田犹云田中耳，古人原有此倒用文法，非必田之正中也。自田而言，田中则为田内，自邑而言，田中并不过如是田间云尔，非必在田之中也。其下即云“疆场有瓜”，见此庐之近于疆场也。曰庐，则非宅可知也。曰有瓜，则不树桑可知也。且《七月》之诗云：“饣盍彼南亩”，曰“彼南亩”者，从乎邑而言之也。若田中既有二亩半庐舍，井灶葱韭皆具，又何必从邑中而往饣盍乎？若谓自庐饣盍至田，同此一井，庐与田相去几何，而犹烦饣盍乎？且妇子皆处庐供饣盍，将邑中之宅竟无人居守乎？又《孟子》谓“商助、周彻，其实皆什一”，若公田中分去二十亩，更何以云什一乎？将注所谓又轻于什一者，可果信乎否乎？以此数者参证，益知五亩之宅之在邑，而庐舍无二亩半之说矣。汉《食货志》云：春令民毕出在野，冬则毕入于邑。春将出民，里胥平旦坐右塾，邻长坐左塾，毕出然后归；入亦如之。其说本《尚书大传》，所谓春作时，上老平明坐右塾，庶老坐左塾，余子毕出，然后归，夕亦如之也。或者据此以为农夫毕出于田野，则宜有在庐饣盍饷之事。然曰里胥平明待农夫毕出然后归，夕亦如之，则每日晓出晚归，不宿于庐舍可知也。且饣盍饷必系妇子，若自庐饣盍田，则妇子应俱在庐舍，而上老之出民，但云余子毕出，而不及妇子，则妇子之不在庐舍可知也。田中无二亩半之庐舍，益可知矣。
○负戴《孟子》“不负戴于道路”注：负，任在背；戴，任在首。余童时甚疑之，盖习见内地人以肩挑也。及至滇、黔，始知苗倮担物，皆用小架负于背，架有两皮革，而以两臂挽之，架上又有形如半枷者，附于颈，而以皮条从后缚于额，以固其所担物；能负重行远，使之肩挑，则一步不能行矣。乃知负戴之实有其事也。然此乃苗倮所为，孟子何以知之？意当时中国人担物亦如此耶？
○伊尹割烹要汤“割烹要汤”注，但引《史记》伊尹为有莘氏媵臣，负鼎俎以滋味说汤。按战国以后，为此说者甚多，不特《史记》也。《庄子》：汤以庖人笼伊尹。《楚词。涉江篇》：伊尹烹于庖厨。《韩诗外传》：伊尹，故有莘氏僮也，负鼎操俎，调五味而立为相。《淮南子》亦言伊尹之负鼎。其言之最详者，莫如《吕氏春秋》，《具备篇》云：伊尹尝居于庖厨；又《本味篇》云：有亻先氏女子采桑，得婴儿于空桑中，献之其君，即伊尹也。长而贤，汤使人请之有亻先氏。有亻先氏不肯，汤乃娶妇于有亻先氏。有亻先氏喜，遂以尹为媵。汤乃祓之于庙，爝以火，衅以牺犭，设朝而见之。尹说汤以至味曰：“君之国小，不足以具之，为天子乃可具。”因言肉之美者有猩猩之唇、獾獾之炙之类，鱼之美者有洞庭之专、东海之面之类，菜之美者有昆仑之苹、寿木之华之类，和之美者有招摇之桂、越骆之菌之类，饭之美者有元山之禾、不周之粟之类，水之美者有三危之露、昆仑之井之类，果之美者有沙棠之实、云梦之柚之类，而非先为天子不可得而具。此所谓说汤之辞也。然当时诸说亦有不同者。屈原《离骚》云：缘鹄饰玉，后帝是飨。王叔师注：后，殷汤也；伊尹始仕，因烹鹄鸟之羹，修饰玉鼎，以事汤也。《天问篇》云：成汤东巡，有莘爰极，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水滨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恶之媵，有莘之妇？王叔师注：小臣，谓尹也；汤东巡，从有莘乞得尹，因得吉善之妃也。其解“水滨之木”数句则云：小子，谓尹也；尹母娠身，梦神女告之，见灶生蛙则急去。已而灶果有蛙，母遂东走，回顾其邑，尽为大水，母因溺死，化为空桑之林。水干后，有小儿啼，人取养之。既长有才，有莘氏恶其从木中出，因以媵女嫁于汤也。由吕氏之说，则有莘不肯以尹与汤，汤结以姻好，始以尹为媵也。由王氏之说，则有莘以其非人所生，故恶之以为媵也，以“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句观之，则吕说为是；以‘夫何恶之媵，有莘之妇“句观之，则又王说为是。盖本无稽之事，言人人殊，固无从究其是非也。
○王良即伯乐王良以御赵简子得名，《孟子》所谓“简子使王良与嬖奚乘”是也。《左传》：赵简子纳蒯聩于卫，邮无恤御，既战，简子曰：“吾伏呕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邮良曰：“我两引将绝而能止之，我御之上也。”是邮良即邮无恤也。而杜注邮无恤云：王良也。则邮无恤即王良也。《国语》简子如晋阳，以尹铎不堕垒，将杀之。邮无正进谏，简子悟，乃以免难之赏赏铎。伯乐与铎素有怨，至是铎以其赏如伯乐氏，曰：“子免吾死，敢不归禄？”是伯乐即邮无正也。而韦昭注邮无正云：即邮良也；邮伯乐云：邮无正之字也。然则《孟子》之王良，即《左传》之邮良、邮无恤，《左传》之邮无恤，即《国语》之邮无正，本一人，而伯乐则其字也。《汉书。王褒传》“王良执靶”注内张晏曰：王良，邮无恤，字伯乐是也。乃颜师古既知邮无恤、邮无正、邮良、王良为一人，而又以伯乐另为一人，何哉？
○市井市井二字，习为常谈，莫知所出。《孟子》“在国曰市井之臣”，注疏亦未见分晰。《风俗通》曰：市亦谓之市井，言人至市有鬻卖者，必先于井上洗濯香洁，然后入市也。颜师古曰：市，交易之处；井，共汲之所，总言之也。按《后汉书。循吏传》“白首不入市井”注引《春秋井田记》云：因井为市，交易而退，故称市井。此说较为有据。
○七八月之间旱“七八月之间旱”，朱注谓：周七八月，夏五六月。盖以战国时犹用周正也，不知春秋时列国已不用周正，而晋之用夏正又在列国之先（说见“春秋列国用夏正”条内）。魏自晋分，习用夏正已久。杜预记《汲冢纪年》书系魏哀王时人所作，以夏正为首，可见魏之用夏正固非一日也。魏用夏正，则《孟子》在魏对襄王所谓七八月者，即魏所用夏正之七八月，而非周之七八月可知。或谓夏正五六月，正系望雨甚殷，至七八月则非所急。不知处暑以后，禾苗将秀，其待雨更切于五六月。是《孟子》所谓七八月，即夏正也，而必以夏五六月释之，则未知魏久不用周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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