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章第一

曰：‘量宽容众，志广安人；弃金玉如粪土，爱贤善如思亲；常行谦下恭敬之心，是义者人之所宜道理。有功好人重赏，多人见之，也学行好；有罪歹人刑罚惩治，多人看见，不敢为非，便可以成功立事。’

    释评：如果说‘仁’是指人与人的亲和关系，那么‘义’则是指人们的行为规范————行事适宜，符合标准，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万事要公正。只要衡量办事是否公正，社会的目光自然会不约而同地集中在当权者的身上，而有职有权的人公正与否，突出表现是否赏罚分明，是否使有功有过的各得其宜。只有赏罚得宜，才会发挥人民大众的聪明才智，使大家争相建功立业，使事业兴旺发达。

    理和义是统一的。只有按照真理去判断、处理事务，才会体现为仁义。赏善罚恶，是正义的基本原则；能否建功立业，则是检验正义是否得到落寔的标准。

    礼者，人之所履（履者，言人之举动不出乎规矩），夙兴夜寐，以成人伦之序。

    注曰︰【礼，履也。朝夕之所履践而不失其序者，皆礼也。

    言、动、视、听，造次必于是，放、僻、邪、侈，从何而生乎？】

    王氏曰：‘大抵事君、奉亲，必当进退；承应内外，尊卑须要谦让。恭敬侍奉之礼，昼夜勿怠，可成人伦之序。’

    释评：‘礼’是规范全社会的道德行为之规仪和准则，无论在家在国，我们每个人的一言一行都要涉及到它。大到国家、社团的集体活动，小到个人的饮食起居，都必须遵循一定的礼仪规范。这样，社会生活才能井然有序，人际关系才能和谐融洽，人民才能安居乐业。

    一个国家，如果朝野上下，从国家的领导人，到基层的人民群众，动静视听，进退休止，都能按照人伦道德规范去做，就可以从根本上杜绝产生放荡怪癖、邪恶腐败的不良现象。

    道、德、仁、义、礼，是构成我国古代社会全部上层建筑的五大要素。古代的所有思想家，当然不可能知道经济基础决定意识形态的原理，而一致认为伦理道德、礼仪法规是‘天道’的演化。古代思想家虽然有其不应苛求的认识局限性，但源远流长的人类要敬畏大自然（天道），保护大自然，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却包蕴著极其深邃伟大的智慧。

    夫欲为人之本，不可无一焉。

    注曰：【老子曰：“夫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失者，散也。道散而为德，德散而为仁；仁散而为义，义散而为礼。五者未尝不相为用，而要其不散者，道妙而已。

    老子言其体，故曰：“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黄石公言其用，故曰：“不可无一焉。”】

    王氏曰：‘道、德、仁、义、礼此五者是为人，合行好事；若要正心、修身、齐家、治国，不可无一焉。’

    释评：人人都知道孔子讲过‘三十而立’，但立什么？知道的人就寥寥无几了。所谓立，是指立身、立言、立德’。一个成人，首先要在社会上站稳脚跟，独立生活，这就是‘立身’。立身不可不修德，否则立身不稳；处事不可不讲权谋，否则难以成功。以道德为基石，以权谋为手段，人生在世，二者缺一不可。只讲权谋，不讲道德，终规要失败，终归要被人唾弃；只讲道德，不讲权谋，也会到处碰壁，寸步难行。

    老子所说的由于道、德、仁、义依次丧失，人们才不得不退而求其次，用等级、法规性的礼教来规范社会，其本意是指因时适势地运用道体的不同功用而已。老子强调的是天道的本体，黄石公强调的是天道的功用。实际上，‘体’‘用’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贤人君子，明于盛衰之道，通乎成败之数；审乎治乱之势，达乎去就之理。

    注曰：【盛衰有道，成败有数；治乱有势，去就有理。】

    王氏曰：‘君行仁道，信用忠良，其国昌盛，尽心而行；君若无道，不听良言，其国衰败，可以退隐闲居。若贪爱名禄，不知进退，必遭祸于身也。

    能审理、乱之势，行藏必以其道，若达去、就之理，进退必有其时。参详国家盛衰模样，君若圣明，肯听良言，虽无贤辅，其国可治；君不圣明，不纳良言，俦远贤能，其国难理。见可治，则就其国，竭立而行；若难理，则退其位，隐身闲居。有见识贤人，要省理、乱道理、去、就动静。’

    释评：大凡以高尚道德立身处世的伟大人物，在其走上社会，施展抱负之际，就已经对历史的发展规律了然于胸，既能预测未来的趋势，又能洞悉兴亡成败、治乱去留的玄机了。由于对主观和客观的规律，时事变幻的奥秘洞若观火，所以天下的兴亡仿佛就掌握在他的手中一样。

    故潜居抱道，以待其时。

    注曰：【道犹舟也，时犹水也；有舟楫之利而无江河以行之，亦莫见其利涉也。】

    王氏曰：‘君不圣明，不能进谏、直言，其国衰败。事不能行其政，隐身闲居，躲避衰乱之亡；抱养道德，以待兴盛之时。’

    若时至而行，则能极人臣之位（尚父阿衡帝师王佐）；得机而动，则能成绝代之功；如其不遇，没身而已。

    注曰：【养之有素，及时而动；机不容发，岂容拟议者哉？】

    王氏曰：‘君臣相遇，各有其时。若遇其时，言听事从；立功行正，必至人臣相位。如魏征初事李密之时，不遇明主，不遂其志，不能成名立事；遇唐太宗圣德之君，言听事从，身居相位，名香万古，此乃时至而成功。

    事理安危，明之得失；临时而动，遇机会而行。辅佐明君，必施恩布德；理治国事，当以恤军、爱民；其功足高，同于前代贤臣。

    不遇明君，隐迹埋名，守分闲居；若是强行谏诤，必伤其身。’

    释评：伟大人物的成功在于自身的才德皆备，但更重要的是懂得乘势而行，待时而动。龙无云则成虫，虎无风则类犬。历史上的成功者都不会违背时势、率意妄动。倘若时机不成熟，便甘于寂寞，静观其变，如姜太公钓闲于渭水，诸葛亮抱膝于隆中；一旦风云际会，时运骤至，就会奋然而起，当仁不让，改变历史，造福于民，如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时，先法制人，诛杀长兄建成；赵匡胤策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这就是儒家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可见机遇、局势对于有志者的重要性。孟子说：‘虽有智慧，不如乘势。’所以有大智者不与天争，不与势抗。因为他们明白，真理有如舟船，时运有如江河。没有可达彼岸的浩瀚之水，真理只不过是一个如如不动的客观规律。

    是以其道足高，而名重于后代。

    注曰：【道高则名垂于后而重矣。】

    王氏曰：‘识时务、晓进退，远保全身，好名传于后世。’

    释评：人生有限，时空无涯；势有不至，运有穷通。所以历史上不乏才德超群而终生怀才不遇的高士，如孔子厄于陈、蔡，发出‘吾道非耶？吾为何如此？’的浩叹；陈搏高卧华山，只赢得一个‘睡仙’的雅名。但其道愈高，其德愈远，其行愈清，其英名也愈为后世所重。所以，只要道德高尚，无论穷与通，都会千古流芳，彪柄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