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避讳学之利用

颜。为廪本字。

    《辽史道宗纪》：“寿隆元年。”竹汀先生谓：“洪遵《泉志》有寿昌元宝钱，引李季兴《东北诸蕃枢要》云：契丹主年号寿昌。又引《北辽通书》云：

    天祚即位，寿昌七年改为乾统。”【乃和案：钱说见《辽史考异》及《养新录》八。】今史作寿隆，不云寿昌，或疑《泉志》之误。然辽时石刻，称寿昌者多矣，无有云寿隆者。《东都事略》、《文献通考》，皆宋人书也，亦称寿昌。其以为寿

    隆者，《辽史》误也。辽人谨于避讳，光禄卿之改崇禄，避太宗讳也；改女真为女直，避兴宗讳也；追称重熙为重和，避天祚嫌名也。凡石刻遇光字皆缺画。道宗者，圣宗之孙，而以寿隆纪元，犯圣宗之讳，此理之必无者。黄本骥见慈悲庵幢作寿昌，乃谓：“年号不避祖讳，民间讳之，何耶！”此过信《辽史》之误也。

    《元史》五九《地理志》：“陕州，宋为保义军。”按义为宋太宗旧名。保义军节度，唐末置，治陕州。宋初避太宗名，改军名曰保平，陕州之名仍旧。今《元志》云“宋为保义军”，可以犯讳知其讹谬也。

    《元史》六三《地理志》：“郴阳县，倚郭，旧为敦化县，至元十三年改今名。”湖南旧为宋土，敦字犯宋讳，敦化之名，必非宋所立。《舆地纪胜》五七引《寰宇记》云：“晋天福初，避庙讳，改郴州为敦州，郴县为敦化。汉初，州县名悉复旧。”是敦化之名，乃石晋所改，未几即废。《元史》谓至元十三年改敦化为郴阳，谬也。

    凡此皆可因其犯讳而得之。

    第六十八因犯讳知有衍文脱文例

    《晋书后妃传》：“成恭杜皇后讳陵阳，改宜城陵阳县为广阳县。”若以宋武公名司空，改司空为司城之例例之，则阳字不生疑义。然晋时后讳甚严，陵阳既因讳而改，则是否改一字即为满足，须有待其他之证明。据《宋书》卅五《州郡志》：“广阳令，汉旧县曰陵阳，晋成帝杜皇后讳陵，咸康四年更名。”则后本讳陵，曰讳陵阳者，因涉所改县名，误衍一字，可因其犯讳而知也。

    《北齐书神武纪》，高欢考名树。《北史齐纪》及《魏书高湖传》，作名树生。二史不同，何所适从？据《北齐书杜弼传》：“相府法曹辛子炎咨事，云须取署，读署为树。高祖大怒，杖之。弼进曰：‘礼，二名不偏讳，孔子言徵不言在，言在不言徵。子炎之罪，理或可恕。’”若单名树，则弼言为无稽矣，唯名树生，故弼言此。此可因犯讳而知其有脱文也。

    第六十九因犯讳或避讳断为伪撰例

    《容斋随笔》十四曰：“李陵诗‘独有盈觞酒，与子结绸缪’，盈字正惠帝讳。汉法，触讳者有罪，不应陵敢用之。”《野客丛书》五曰：“仆观《古文苑》所载枚乘《柳赋》，曰‘盈玉缥之清酒’；《玉台新咏》载枚乘新诗，曰‘盈盈一水间’。梁普通间，《孙文韬所书茅君碑》谓：‘太元真君讳盈，汉景帝中元间人。’观此二事，知惠帝之讳，在当时盖有不讳者。然又怪之，当时文字间或用此字，出适然，犹为有说，至以庙讳为名，甚不可晓 ”云。

    《日知录》廿三以为：“李陵、枚乘二人，皆在武昭之世，而不避讳，可知其为后人拟作，而不出于西京。”然以汉碑临文不讳之例例之，不能遽断为伪撰。

    《避讳录》二采《日知录》说，而亦以茅君之以庙讳命名，为不可晓。不知道家最喜杜撰，《茅君碑》为梁普通三年道士张绎立，道士孙文韬书。其文云：“太元真人司命君，讳盈，字叔申，咸阳南关人。以汉景帝中元五年太岁丙申诞生，茅氏之胤。年十八，弃家学道入恒山。”【《茅山志》廿。】汉文帝讳恒，此曰恒山，犹可曰从梁时称也。茅君居近西京，非边鄙可比，果名盈，则必非景帝时人；果为景帝时人，则必不名盈。道士不学，任意杜撰，其伪显然，不得以临文不讳之例例之。

    隋末王通，谥文中子，著书名《元经》，名《中说》，自来考古书者皆以其书为伪。陈振孙《书录解题》四曰：“河汾王氏诸书，自《中说》之外，皆《唐艺文志》所无。其传出阮逸，或云皆逸伪作也。唐神尧讳渊，其祖景皇讳虎，故《晋书》戴渊、石虎，皆以字行。薛收唐人，于《传》称戴若思、石季龙，宜也。《元经》作于隋，而大兴四年，亦书曰若思，何哉！”今考《元经》，于隋讳坚广等字皆不避。而于唐讳渊虎等字，则大兴四年、永昌元年，均称戴渊为戴若思。太宁二年、咸和三年、八年、九年，均称石虎为石季龙。唯永兴元年、永嘉二年，刘渊不避，咸和九年十二月以后，石虎不避，则有后人回改，而又未尽者。为表如下：

    晋永兴元年乐广刘渊永嘉二年刘渊

    大兴四年戴若思永昌元年戴若思

    太宁二年石季龙咸和二年广陵

    咸和三年石季龙咸和八年石季龙

    咸和九年四月石季龙十二月石虎

    咸康元年赵虎咸康四年石虎

    咸康五年广州石虎建元二年虎

    永和五年石虎石虎升平元年苻坚

    咸安二年苻坚宁康三年神兽门

    太元九年苻坚太元十年苻坚

    周大定元年杨坚

    《四库提要》谓：“宁康三年书神虎门为神兽门，显袭《晋书》，无所置辨。且于周大定元年直书杨坚辅政，通生隋世，虽妄以圣人自居，亦何敢如是。”

    《元经》之伪，既以避讳与否断定，然《中说》之伪，则鲜有以避讳考之者。

    隋文帝父名忠，兼避中字嫌名。故《隋书》谓《忠义传》为诚节；周帝禅位诏，改允执厥中为厥和；凡官名地名有中字者，多改为内。今文中子乃谥文中，著书名《中说》。《中说》中隋讳如忠，如中，如勇，如广，屡见不一见。而温大雅独称大雅，不称彦弘，其出自中唐以后人伪作无疑。今试考温大雅名称之由来：

    温大雅本名彦弘。《容斋四笔》十一据大雅所撰《大唐创业起居注》，有云：

    “炀帝遣使夜至太原，温彦将宿于城西门楼上，首先见之，报兄彦弘，驰以启帝。帝执彦弘手而笑。”以为温兄弟名皆从彦，后避高宗太子追谥孝敬皇帝讳弘，始追称大雅。同时改弘农县为恒农，开元十六年复旧。彦弘固生在孝敬之前，文中子何由称彦弘为大雅耶！

    今《中说》二《天地篇》称诸弟子，有“徵也直而遂，大雅深而弘”语。徴，魏徴。诸弟子皆称名，何彦弘独称字？且既称字矣，缘避孝敬讳，何以“深而弘”又犯孝敬讳？一句之中，讳否不一，可见称大雅者，循当时习惯，忘其为避讳也。曰“深而弘”者，开元以后，唐人已不讳弘也。即此一名，已足证明《中说》伪撰之时代，实在中唐以后。今将《中说》中隋讳列表如下：

    《天地篇》徵也直而遂，大雅深而弘。问牛弘。

    《周公篇》或曰广，子曰：广而不滥。愿广者，狭之道也。子曰：我未见勇者。弼也戾，焉得勇。李密问勇。杨玄感问忠，子曰：孝立则忠遂矣。

    《问易篇》广仁益智。非明君孰能广问。人能弘道。未忘中国。以明中国之有代。

    《礼乐篇》温大雅能之。

    《述史篇》大哉中国。中国有一，中国有并。非中国不敢以训。

    主中国者，将非中国也。江东中国之旧也。有复中国之志。中国之礼乐安在。中国之遗人也。

    《魏相篇》抗帝而尊中国。不广求故得。

    《立命篇》人能弘道。大雅或几于道。

    《关朗篇》中国失道。斯中国失道也。尊中国而正皇始。广大悉备。

    其中勇字或可不避，而忠、中、广三字不应不避。弘为唐讳，欲解释“大雅深而弘”句，故并著之。

    《桯史》十三“冰清古琴”条云：“嘉定庚午，余在中都。有士人携一古琴

    至李氏鬻之，其名曰冰清。断纹鳞皴，制作奇崛，识与不识，皆谓数百年物。腹有铭，称‘大历三年三月三日，蜀郡雷氏斲，凤沼内书正元十一年七月八日再修’。元字上一字，在本朝为昭陵讳，沼中书正，从卜从贝，而贝字阙其旁点，盖今文书令也，唐何自知之？正元前天圣二百年，雷氏乃预知避讳，必无此理。是盖为赝者不知阙文之熟于用而忘益之。”《桯史》所谓正者，贞也，宋人避仁宗嫌名，改曰正。而此伪琴之贞，则避讳缺末点也。

    第七十据避讳推定而讹误例

    有据后人追避之讳字，而疑其书为伪作者。《容斋三笔》十五疑扬雄《方言》为伪书。其言曰：雄《答刘歆书》，称庄君平为严君平，汉讳庄，故改曰严。《法言》于庄字不讳，此何独讳。戴震《方言疏证》十三驳之曰：“洪迈不知本书不讳，而后人改之者多矣。此书下文蜀人有杨庄者，不改庄字，独习熟于严君平之称而妄改之。”此不得因有避讳字而速下断语者也。

    《四库全书汉隶字原》考证云：“武梁祠堂画像，《金石录》但称武氏，此题武梁，从《隶释》也。考武梁碑立于桓帝元嘉元年，在明帝后，而画像题鲁庄公，不避明帝之讳。又有李善像，以《后汉书独行传》考之，善为东汉初人。则此祠乃武梁先世，非武梁也。”夫东汉碑不避庄字者多矣。因碑有庄字，而疑为明帝以前所立，甚不稳也。

    《宋史》八九《地理志》：“达州本通州，乾德三年改。”《嘉泰会稽志》八云：“天圣初，以章献明肃太后家讳避通字改。仁宗亲政，皆复故，惟达州至今不复。”据此，则达州改名在天圣矣。然《续通鉴长编》六亦载此事于乾德三年。盖因淮南有通州，避重名而改，非至天圣初乃因避讳而改也。《会稽志》臆说不足据。

    元于钦《齐乘》三云：“金初，刘豫割章丘之标竿镇及临邑封圻之半，置济阳县。大定六年，避金主允济讳，改曰清阳。允济遇弑，复旧名。”《廿二史考异》八四云：“卫绍王事迹，史失其传。以济阳、永济之例推之，则济南府名亦当改易。”然《金史》廿五《地理志》，济阳注中无明文。若果因讳改，则下文济州，与曹州之济阴、清州之兴济、孟州之济源，亦应在改例，然皆无之。允济为世宗第七子，大定十一年始封薛王。则大定六年，允济是否已生，尚为疑问。因大定六年丙戌，去允济即位之年己巳，凡四十四年，岂有预为允济避讳改县名之理。惟允济于章宗时避显宗讳，改为永济，即位后有“自今于朕名不连续及昶咏等字不须别改”之诏。永济务、永济县，二字与御名全同，故改为丰闰，济阳不在此例。《金史详校》三谓：“《考异》引此，并疑及济南，未免过信《齐乘》臆说。”

    第七十一避讳存古谊古音例

    避讳有足存古谊古音者。《南史》好采稗官小说，《王彧传》：“长子绚，年五六岁，读《论语》至周监于二代，外祖何尚之戏之曰：‘可改耶耶乎文哉。’绚应声答曰：‘尊者之名安可戏！宁可道草翁之风必舅。”，六朝人呼父为耶，此以父名戏之也。《说文》：“，有文章也。”《论语》“郁郁乎文哉”，本当作，后人省去有旁，隶变为彧。荀彧字文若，王彧字景文，皆取斯义。读此传，知六朝时《论语》本为彧字，今以郁夷字代之，音同而义别矣。《论语》“草上之风必偃”，今曰“草翁之风必舅”，盖上尚嫌名，故改为翁。尚之子名偃，于绚为舅。《宋书》作偃，乃校书者妄改耳。

    《南史谢传》：“尝与刘悛饮，久之，悛曰：‘谢庄儿不可云不能饮。’

    曰：‘苟得其人，自可流湎千日。’”刘悛父名勔，流湎音与刘勔同，因悛斥其父名，故亦以是报之。读此传知《晋书张协传》：“倾罍一朝，可以流湎千日。”汲古本作沉湎，非也。

    《南史王亮传》：“亮迁晋陵太守，有晋陵令沈巑之，好犯亮讳。亮不堪，遂启代之。巑之乃造坐云：‘下官以犯讳被代，未知明府讳。若为攸字，当作无骹尊傍犬？为犬傍无骹尊？若是有心攸？无心攸？乞告示。’”竹汀先生曰：“无骹尊者，酋也。酋傍犬为猷，犬傍酋为猶。有心为悠，无心为攸。攸悠猷猶，四字同纽同音。亮父名攸，巑之佯为不知，问是何字，频触其讳，且以犬傍戏之也。世俗读攸悠二字如忧音，而史文遂难通矣。”【乃和案：钱说见《南史考异》二。】

    《旧唐书萧复传》：“以复为统军长史。复父名衡，特诏避之。”盖本为行军长史。由此可见当时衡行二字音同，而今音则不尽同也。

    《新唐书韦皋传》：“皋兄聿，迁秘书郎，以父嫌名，换太子司议郎。”据《唐文粹》六十权德舆《南康郡王家庙碑》，皋父名贲。可见当时贲秘二字音同，而今音不尽同也。